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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馮崇義、楊恒均

風風雨雨的九十年過去了，悲觀失望者仍然有理由悲觀，因為和九十年前相比，歷史在諸多方面驚人的相似，相似得甚至讓人懷疑：中國的歷史早在九十年前就已經終結了，不再前進也不再進步。九十年前，在眾多知識分子的千呼萬喚下，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科學理性）姍姍來遲；九十年后，兩位九十高齡的老先生仍然不得不猶抱琵琶半遮面，還動不動就被拿出來侮辱一番……

如果你想更直觀地了解九十年的不變，你可以到圖書館翻開塵封的《新青年》、《新潮》……，同時，請打開電腦，看看我輩在互聯網上搖旗吶喊呼吁民主自由和法治的美文麗句，對照一下，有哪一句和哪一個字不是九十年前的胡適、陳獨秀、傅斯年等前輩忘記寫過？ 不曾吶喊過的？——白紙黑字，讓人汗顏，所不同的只不過是豎版和橫版的區別而已，以及他們用半文言半白話的詞句表到了現代的思想，而我們使用的則是現代漢語加上互聯網上特有的“草泥馬”句型弄出的春秋筆法……

讓人灰心喪氣的“不變”多不勝數，然而，如果我們的眼睛只盯住那些不變，而忽視了諸多變化，那我們就永遠是悲觀者了。樂觀者不但看到不變，也看到變，看到希望。

這樣，才能做到“賢者無憂”。

第一，兩種不同的壓力，殊途同歸的救亡

九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被冠以“五四愛國運動”名副其實的。當時的有識之士充分認識到，閉關自守的中國是非常落后的，落后就要挨打。要想不挨打，必須向西方學習。

看到西方開著炮艦來了，我們急急忙忙搞了洋務運動，“器物”有了，卻仍然慘敗在日本手下……于是繼續反思，光靠槍炮和船艦顯然還不夠啊，還需要制度的變革……于是打仗了，起義了，辛亥革命了，共和了……

當我們回到百年前一個又一個激動人心的時刻，我們驚訝的發現，在西方本身經過三百年的啟蒙才剛剛實行全民投票選舉的時候，我們九十年前的前輩已經迫不及待地從善如流，幾乎在一夜之間敲定了“共和”。然而，走在時代和眾人前面的先驅們顯然沒有想到，用幾條新式步槍可以驅趕一個腐敗的清王朝，可用多少次戰爭也不一定能夠把幾千年的舊文化和舊思想從中國民眾大腦里驅趕走……

于是，新文化運動來了……以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為主旨的新文化運動就是要在國民大腦里建立起真正的“共和”——有了適應和支持真正共和的“新民”，任何軍閥都無法顛覆。這批知識分子中更不乏如梁啟超等人，早在五四之前就看出來了，他們要學習的那個制度，是當時歐美最先進的市場經濟和憲政民主制度，本質是“以人為本”，是對人的解放。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歷史給古老的中國開了一個玩笑。就在中國知識分子熱切地向西方理念和制度靠拢的時候，西方帝國主義給中國一個響亮的耳光。巴黎和會，我們中國人那么崇拜的西方老大哥們居然在中國戰勝了的情況下還要對中國進行瓜分和分贓（特別是將膠州灣轉交給日本而不歸還中國）。

目瞪口呆的知識分子無法在這判若天淵的內政和外交之間作出區分，更搞不明白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帝國主義的西方怎么會是同一個鳥東西，他們，迷茫了。（這種情況和幾十年后的今天類似，一些在西方留學的熱血青年，突然發現西方人根本不鳥他們，于是不高興了，激憤了，回來就左了，或者新左了，憋屈得不得了，甚至連西方人發明的電腦和汽車都想一古腦丟進太平洋——沒有丟掉的主要原因大概是還需要這臺電腦作為武器，同西方繼續戰斗……）

真是天有莫測風云，國有旦夕禍福，就在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回過神來的時候，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震驚了世界，也徹底震傻了中國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就發生在這樣一個非常不幸的時候。在五四之后中國知識分子暈頭轉向，客觀上是因為“亡國滅種”的危機和世界思潮的變動。當時中國知分子的救亡圖存的主要壓力來自外部而不是內部。

這是堪稱中國啟蒙運動的新文化運動和歐洲啟蒙運動最大的不同之一。當時歐洲的思想和人的解放運動完全是“內生”的，沒有受到任何外來的壓力，動力來自內部，是對自身（包括制度）的反思和改造。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則是在列強的隨時侵略并亡國的壓力下展開的。

在亡國壓力下的救亡很容易偏離對人的解放的正途，而把每一個人都依附于那個國家――即便那個國家已被劫持。五四運動的一個嚴重不足，恰恰是將人從家族制度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帶著高尚的情感使人更完全徹底地依附于國家。他們以為國家得救了，他們愛國了，卻忘記了救亡國家的最終目的應該是人，是對人的救亡。而犧牲人來挽救國家則是本末倒置的。于是我們看到在過去九十年里，不止一次，當竊國者宣布國家得救了的時候，在這個國家里生存的人，卻淪陷了。

時過境遷，今日的中國已經和九十年前大有不同。當今中國早就獨立，而且國力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列強們”雖然也比以前更加強大，但卻無力、也不會侵略中國了。和九十年前相比，我們面前沒有了亡國滅種的外部壓力。可是，我們很多知識分子卻感覺到“不變”――我們的心境卻沒有多少變化，我們認為中國處于轉折關頭，中國仍然需要“救亡”！因為我們都感受到了“壓力”――只是這個壓力不再來自列強的炮艦，而來自我們自己――我們內心那種希望國強民富的愿望。我們需要改變，我們需要五四愛國精神，我們需要走正確的路而不是邪路，我們需要崛起——國家的崛起，更是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崛起。把愛國解釋為愛民，把人的解放看成是國家真正的崛起。

這，就是今天的“救亡”。

第二，相同的知識分子，不同的民眾

當我們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學養的前輩知識分子說得淋漓盡致的時候，我們能不滿臉羞愧？所以，一位學富五斗的知識分子在北京說，你們寫那些東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說透了，你們只不過拾人牙慧啊！

也許正是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今大多中國知識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說悶聲發小財去了。可不管他們干什么，經過九十年的風風雨雨，知識分子們是被啟蒙了，是清醒了，他們只不過是難得糊涂而已。其實，為數不少的知識分子基本上能夠達到九十年前那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當時的思想境界。這也是一個最顯著的“不變”，一個讓人哭笑不得的“進步”。

問題在于，知識分子也許沒有變，但另外一個群體卻逐漸有了大“變”――來自民眾的變化。如果從思想認識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許還是那樣的一批，但民眾卻絕對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樣的一群。

在閱讀九十年前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的文獻時，我們感覺到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激情和思想，卻很少能夠窺探當時普通民眾的所思所為。他們在干什么？ 他們在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下，變成“新民”了嗎？

越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去查閱和閱讀文獻，越是感覺到材料有限，學生在上街，知識分子在忙著充當幕后黑手，那么，當時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們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們在冷眼旁觀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對他們啟蒙，可他們并沒有參入那樣一場旨在改變他們生活和命運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戰士們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當時中國廣大民眾的奴隸主義思想還相當嚴重。沒有受到啟蒙的“舊民”，有了“器物”（洋務運動），也是要吃敗仗的；沒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頭來也發現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知識分子們看到在現代化和制度突然引進的時候還需要覺悟的擁有現代思想的“新民”而發起的。但很顯然，知識分子們企盼的，新中國需要的“新民”并沒有出現。

可是，九十年后，情況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說有些知識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識分子靠拢，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進步和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中國的民間已經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個世紀那么遠。公民權利意識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在廣大民眾中的傳播范圍，與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別了。

這一點，我們還是可以從塵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獻和互聯網上新鮮出爐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識分子們以啟蒙先驅的態勢翹首高歌，期待一呼百應。無論在他們的學術著作還是時評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們侃侃而談、指點江山、引領民眾，但你卻很少能夠在他們的文章里看到被他們啟蒙和引領的民眾的身影。

然而，當你打開互聯網，你卻會從當今知識分子的理論和時評文章里發現，是民眾在引領知識分子――無論是維權、爭自由、擴大民主權利等等，全國各地的普通民眾顯然已經走到知識分子的前面。有時，你會從知識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們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離、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閃閃地品頭論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識分子相比，當今的知識分子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認識除了理論知識外，顯然還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和教訓，但他們如今卻因為種種原因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輩那樣論述德先生和賽先生。他們即便在評論老百姓的事件時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顯得閃爍其詞。如果說九十年前的啟蒙知識分子忙于指引民眾，那么當今的啟蒙知識分子則是手忙腳亂、窮于應付地解釋民眾一波又一波的行動。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們終于回歸到了胡適先生的“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可問題是，九十年前不針對問題的“主義”顯得蒼白無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積累的所有問題，如果真要得到徹底解決，又如何可以不談“主義”？

這，也是九十年來最重要的變化之一。

第三，九十年來，中國人與德先生、賽先生一起成長

有人担心，如果談主義而不談問題，會不會又像九十年前一樣，讓我們的民族和國家走上彎路甚至邪路？　

現在有很多人對九十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愛國運動心存疑慮，認為當時的思想解放讓我們國家走上了彎路，我們認為這不過是一些“文人”們的空論和虛熱。

這些年來知識界關于五四“全盤反傳統”而將中國引上歧途的論調甚囂塵上，實際上完全不得要領，是對歷史曲解和誤讀，而且還大面積地誤導民眾。五四根本就沒有“全盤反傳統”，即使“全盤反傳統”（徹底顛覆作為中國文化傳統的專制主義）也不會將中國引上歧途——因為中國已經在歧路上活蹦亂跳地折騰了幾百年。

從魏源、林則徐“開眼看世界”，到曾國藩、李鴻章發起“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和民間創辦工商企業建立現代市場經濟，到康有為、梁啟超領導“戊戌變法”倡導君主立憲，到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創造共和，到民國初年建立議會制度、進行政黨競爭輪替、自由結社、自由辦報、自由出版，到陳獨秀、蔡元培、胡適等在早期“新文化運動”中倡導以人權平等、獨立自主的新倫理取代等級專制、奴隸主義的舊倫理，我們國家民族一直在人類文明的主流正道上奮勇前進。

五四以后我們國家民族確實走上了岔路，但跟“反傳統”沒有任何關系，而是當時“覺醒”起來的部分有力人士引錯了路：從自由民主的正道引到以國家主義壓制個人自由的邪道，從學習英美的人類主流文明正道引向“以俄為師”的岔路。

但即便走了彎路和岔路，也不至于讓我們就此怨天尤人，悲觀失望甚至生出了絕望。中國在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后又折騰了這么多年仍然不得法，決不是那個短暫的啟蒙時期的新文化運動造成的，而是中國兩千年頑固勢力的緩沖所致。如果我們不只看到自己的苦難和不足，能夠真正實事求是的話，我們應該看到，過去的九十年，即便在歐美等西方國家，也有很多國家走上彎路和邪路，包括法西斯德國和意大利、亞洲的軍國主義日本等等。相比較這些集權給世界人民（包括中國人民）造成的災難，我們還會不會認為過去九十年里，只有我們的民族走上了萬劫不復的邪路？

更重要的是，當我們現在看到民主和自由法制逐漸深入人心的時候，卻不能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在九十年前，這些概念并沒有被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接受，那些觀念也還遠遠不能算是“普世價值”，五四過后的幾十年里，人類先是經歷了最殘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接著又熬過了最漫長的冷戰，很多國家都在邪路和岔路上走得很遠。正是接二連三的教訓才讓很多國家回頭是岸，紛紛回歸人間正道。

如果說五四后的中國走向了歷史的岔路和邪路，那么，當時和中國一起走上岔路的國家還有很多。無論是德先生，還是賽先生，突飛猛進的發展都是在上個世紀上半葉。如果考慮到中國幾千年專制制度的話，我們沒有在五四前后走向民主和自由的光明大道，恰恰表明歷史有其偶然性，更有必然性。歷史，是公正的。

然而，風雨倉皇九十年，這個世界已經完全變了。九十年前中國知識分子們倡導的德先生和賽先生已經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亞洲一些很小、很落后的國家所接受。

放眼世界，九十年后的今天，如果說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都或多或少地誤入過歧途，走過彎路，或者走過邪路，那么現在除了少數國家如北朝鮮外，地球上絕大多數國家都拋棄彎路和邪路，回歸到九十年前我們前輩知識分子們呼吁、也是人類迄今為止探索出來的最不壞的那條路……

收回我們的目光，審視我們自己，不難發現，我們一邊在小路上屁顛屁顛地踽踽獨行，一邊對九十年前的先人怨天尤人（啊，是他們把我們引向這條羊腸小道的啊），我們應該感到失望的是自己，而不是他們……

遙想九十年前的前輩，感受周圍風起云涌的“新民”，撫思我們內心沉睡了太久的激情，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充滿希望？

馮崇義、楊恒均　2009/5/4 五四

楊恒均 2015-08-23 08: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