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理群：做永遠的批判者

簡體傳統

　　　　貴州和北大是我的兩個精神基地，民間與學院，對我來說是一個互相補充，也有沖突矛盾，但這就是我的思想和學術特點。
　　
　　　　撰稿／錢亦蕉(記者)
　　
　　　　錢理群從上世紀60年代就開始研究魯迅，他說魯迅“是永遠不滿足現狀的，因而是‘永遠的批判者’”，而“這樣的體制外的，邊緣的批判者，是十分難得而重要的”。遵從魯迅的傳統，錢理群自己也愿意做一名思想界的戰士，一個永遠的批判者。
　　
　　　　到民間去
　　
　　　　帶著溫和的笑容，錢理群教授說起自己離開北京大學后，進行中學語文教育的探索，“現在更進一步到西部農村，到小學了……”，因為“我們的關注點往往集中在城市的中、小學，特別是重點中學、重點小學，廣大的最需要關注的農村教育反而在我們的視野之外”。他的話引起在座的學院里面的“后學們”極大的興趣，是什么讓一個退休的北大教授深入到農村中小學教育中去的呢？
　　
　　　　新民周刊：2002年，您從北大退休，在這之前，您給學生們開的最后一門課是“我的回顧與反思”，一般來說講課總以客體為對象，為什么您會選擇自己作為講述對象呢？
　　
　　　　錢理群：這是我在北大的最后一課，我想通過自我總結，來討論與專業有關的問題。把我自己作為個案研究，來講述中國思想史、學術史。我的興趣是在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特別是1980年代以后，但是這個問題比較復雜，所以我覺得還是談自己比較好，重心在反思上。通過反思，把我自己這一代人的經驗教訓告訴年輕人。
　　
　　　　新民周刊：離開大學講壇后，您關注中學語文教育，給中學生開過“魯迅作品選讀”的選修課，編了《新語文讀本》，現在更關心西部農村的中、小學教育，為什么？
　　
　　　　錢理群：退休后我自由了，不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專業的教授，不受專業限制，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人文學者關心中學語文教育，是“五四”新文化傳統。從胡適到朱自清、葉圣陶，都是這樣。我只是繼承這樣一種傳統。我覺得作為研究工作者，不僅要講述他們的傳統，而且應該接著往下做。他們那一代人做的，我們也可以做。而且，我認為大學與中學教育的斷裂，一直是個嚴重的問題。
　　
　　　　新民周刊：您自己深入到西部農村嗎？
　　
　　　　錢理群：我自己不可能去西部農村搞教育，而是采取間接的方式，我關心這個問題，參加了一些討論會，寫了一些文章。一些去西部第一線的老師，回來談了看法，我也在會上發了言。還有“西部陽光活動”的志愿者們，我也給他們做了一個講話(《我們需要農村，農村需要我們》)。
　　
　　　　新民周刊：在講話中您曾提到，“到民間去，到農村去”，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傳統。
　　
　　　　錢理群：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去，已經去了5代人，現在的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時候是第一代，李大釗當時寫過一篇《青年與農村》，和大批青年追隨者一起推行“新村運動”；到1930年代，毛澤東把農村作為革命根據地，晏陽初、梁漱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則推行“鄉村建設運動”，這是第二代；40年代，毛澤東進一步要求“知識分子工農化”，在根據地，知識分子“下鄉運動”可以看作是“到農村去”的第三代；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政府號召到基層去支援建設，這是第四代“到民間去，到農村去”的青年知識分子，我就是其中之一，去了貴州邊遠山區；第五代就是知識青年下鄉。這個傳統到***十年代中斷了，而本世紀初，又一批志愿者去了西部農村。我認為這與“五四”傳統息息相關，是從研究到實踐的過程。
　　
　　　　新民周刊：您關心農村教育，與晏陽初當時的實驗有精神上的聯系嗎？
　　
　　　　錢理群：這當然。陶行知、晏陽初等人的教育實驗，都是非常重要的傳統。晏陽初認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要從鄉村教育建設開始，而同時代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改造問題上，采取不同的路子——從土地改革入手。實際上有一點是一樣的，他們都認為中國的主要人口是農民，解決農民問題是中國的關鍵。只是后來，晏陽初等人的主張談得比較少。
　　
　　　　貴州印跡
　　
　　　　退休以后，錢理群教授除了“從更大范圍從事社會文化教育實踐活動”外，還出版了一個地方文化研究的文本，那就是《貴州讀本》。從21歲到39歲，錢理群把自己最寶貴的青春歲月獻給了貴州，貴州對他的人生歷程、思想精神留下什么樣的印跡呢？
　　
　　　　新民周刊：《貴州讀本》是不是您對自己青年時代貴州生活的紀念？
　　
　　　　錢理群：寫《貴州讀本》的目的是讓我們認識腳下的土地。在全球化的時代里，青年人有逃離土地的傾向，不僅其身體遠離本土，而且在精神上對腳下土地產生認知上的陌生，存在“失根”的危險。所以我要在青少年中提倡認識腳下的土地，《貴州讀本》就是對貴州地理文化、歷史文化的闡述。這與青年志愿者運動也有關系，其實這些志愿者對改變西部農村所起的作用不大，而更是一種自我教育，這個意義更大。青年志愿者運動，實質上也是一個“尋根運動”，農村是中國的根，到農村去，就是一個尋根的運動。
　　
　　　　新民周刊：您在貴州待了18年，貴州是不是您的根呢？
　　
　　　　錢理群：貴州是我的根。我一直說北大和貴州是我的兩個精神基地，貴州代表著底層，北大是最上層。貴州給了我四方面的影響，第一，真山真水養育我的赤子之心，貴州的山水沒有受到污染，給了我坦蕩的胸懷；第二，除了真山真水，貴州的真人氣息，對我氣質的形成也起了關鍵作用，我有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第三，我在貴州經歷了大饑荒年代和“文革”，形成了我的終極的民間關懷；第四，在貴州沉潛18年，讀了18年的書，并且考察社會，形成了我的學術根基。研究魯迅也是從這里開始的，這里有我的學術底氣。1978年我考取北京大學研究生離開貴州之后，還一直與貴州保持聯系。貴州和北大，民間與學院，對我來說是一個互相補充，也有沖突矛盾，但這就是我的思想和學術特點。
　　
　　　　新民周刊：在貴州您經歷了“文革”，《我的精神自傳》一書中您寫到您身陷其中，而且公開承認自己是“造反派” ，進行深刻反思。感覺像德國作家格拉斯在自傳《剝洋蔥》中承認參加過武裝黨衛軍一樣勇敢。有時候人們不愿直面自己的過去，歷史就會被遺忘。
　　
　　　　錢理群：這里面有個妖魔化的問題，我們后來對“造反派”的理解和判斷過于簡單化了，其實里面很復雜，所以我通過自我反省來揭示這個問題。“文革”非常復雜，我們往往對上層斗爭注意得比較多，而實際上“文革”是全民參與，像我們這樣一個貴州小縣城也被深深卷入其中，完全沒有參與的人是很少的。所以我覺得研究“文革”，也應該用個案來表現，“文革”不能用“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二元對立模式來解讀，應該用很多個案來解釋。大家都不愿談，是因為沒人愿意回憶痛苦。但是老百姓可以回避痛苦，知識分子卻應該正視歷史，犯了錯誤，自我解剖，這是“文革”研究的第一步。
　　
　　　　北大傳統
　　
　　　　1956年，17歲的錢理群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后并入人大新聞系)，這是青年錢理群與北大的初次結緣。1978年，錢理群重新回到學院，成為北大80年代學術界的領軍人物。從學生到教授，北大的20多年經驗對他來說彌足珍貴。作為除了貴州之外另一個精神基地的北大，又對錢理群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新民周刊：雖然已經離開，您對北大還是懷著深深的感情，您覺得北大最讓您推崇的是什么？
　　
　　　　錢理群：我所推崇的北大精神就是“獨立、自由、批判、創造”的思想傳統、學術傳統。還有就是我跟年輕人所說的，要“永遠向前看”。但是，現在的大學教育(包括北大在內)，學術腐敗嚴重，使我非常失望，這也是我離開大學的一個原因。
　　
　　　　新民周刊：您在北大的學術研究主要集中在魯迅、周作人、曹禺這幾個對象上，為什么選擇這三個人？
　　
　　　　錢理群：我的思想和生命，北大、貴州是兩個空間，另一面是和青年群體的聯系，而三者的連接點就是魯迅。我的民間立場，就來源于魯迅。我在大學時代就看過《魯迅全集》，但真正懂魯迅是在貴州工作以后，不是作為研究對象，而是精神資源，來尋求解答。我從60年代就開始研究魯迅，我的愿望是要形成自己的看法，到北大開始講魯迅，講“我之魯迅觀”，寫《心靈的探尋》。當時，為了擺脫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我想換個角度，就轉而研究周作人，也是為了更好地研究魯迅。因為周氏兄弟同為現代文學兩大陣營的代表，可以對照起來研究。而曹禺是我最喜歡的作家之一，而且我從小喜歡戲劇。我對知識分子精神史感興趣，曹禺正好是另一型的知識分子——我稱作“軟弱的天才”，其實現代知識分子當中，魯迅、周作人是少數，曹禺這樣的才是大多數。
　　
　　　　新民周刊：您提出研究知識分子精神史，目前的研究進程、狀況如何？
　　
　　　　錢理群：我當年和陳平原、黃子平一起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史”的概念，其實那時我感興趣的就是“精神史”。我的幾個研究，包括對魯迅、周作人、曹禺的研究，都是以傳記、生命史的形式完成。而我正式從事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著作是《1948：天地玄黃》，考察1948這個歷史轉折點的知識分子心路歷程，這是第一步。接著又寫了《豐富的痛苦— —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東移》，這是把中西方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質放在一起考察，發現其中的內在聯系。退休后我主要完成了兩本書，一本是寫1956- 1966年代的知識分子精神史，書名是《拒絕遺忘：1957年學研究筆記》，另一本就是收錄了“我的回顧與反思”這門課的《我的精神自傳》一書，這是主要寫1978年到現在的。下一本，可能會專門寫“文革 ”時期。這些都是從民間來考察，每一部都有延續性。
　　
　　　　拒絕遺忘
　　
　　　　“我父親為了救國，加入國民黨，我哥哥姐姐為了爭取民主自由加入共產黨”。1949年后，去了臺灣的父親和留在大陸的母親永遠天各一方，這是錢理群教授在《我的精神自傳》中的描寫。來自如此家庭的錢理群，曾在年輕時把父親的照片毀掉，而現在，這些成為他反思的基礎，他拒絕遺忘。
　　
　　　　新民周刊：您的家庭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命運的一個高度縮影？
　　
　　　　錢理群：我祖父那代是維新派，父親是胡適那一代人，是胡適在美國學農科時的同學，我的三哥是國民黨的外交官，另外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則加入了共產黨，是老黨員。我們就是這樣一個知識分子大家庭。1948年，父親把我們從南京帶到上海，準備去臺灣，可是母親不愿走了，因為她的兄弟姐妹都在上海，而且我外祖父的好朋友張元濟等人都勸她留下。于是母親讓父親先去臺灣看一看，沒想到這一看，就再也回不來了。我們家有兩次家庭分離，一次是抗戰，一次就是1949 年，這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家庭中很典型。我們全家沒有一張合影，我抗戰時期生于重慶，當時哥哥姐姐還在上海淪陷區；等我來到上海，我的另一個哥哥則還在大后方，我曾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們家的悲劇：生不團圓，死各一方。
　　
　　　　然而，一般寫歷史，不注意這些個體生命的影響，我們的歷史往往只有歷史事件而無個人，只有歷史偉人而無普通人。我的研究，背后的歷史觀，就是個人歷史。歷史不關心知識分子，我則以自己的感情和經歷來關照知識分子精神史。
　　
　　　　新民周刊：您是深深受到“五四”精神熏陶的一代，而現在一些青年則完全不同，您怎么看待他們對社會、人生的冷漠？
　　
　　　　錢理群：歷史不該被遺忘，而我們總是設置禁區，故意讓他們遺忘。為什么我在北大最后一課要講這些，就是專門講給年輕人聽，講自己，更有可感性。我說這是我給他們的“遺言”，年輕人需要知道、了解，在知道、了解以后如何選擇，則是另外一件事。《我的精神自傳》這本書除了寫給我自己一代人看，也是寫給青年人看的。人的生命有一個延續，我們困惑過、思考過的問題，并沒有過時，他們在當代也會遇到，我們的失誤、經驗教訓提供給他們共同面對，青年人只有了解了，才能做出自己的選擇。我不是真理的把握者、宣誓者，我是真理的探索者，所以書里沒有結論，只是把自己的矛盾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