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漁：抗戰勝利前后的國共政爭

簡體傳統

《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修訂版）　鄧野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1年11月第一版　519頁，58.00元

“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的對立固然有理念上的根本差異，但往往與口號之爭混在一起，真正的較量是在戰場上，以及配合戰場的談判桌上。
鄧野所著《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是一本讀起來令人興味盎然的書，本書給讀者提供了大量材料來理解一個神奇的事實：被蔣介石、國民黨追剿圍困的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居然能利用抗戰時機發展壯大，在抗戰勝利之后短短幾年就打敗強大的敵人，奪得全國政權。本書的副標題“1944~1946年間國共政爭”更能反映全書內容，因為“聯合政府”只是一方用來削弱另一方，爭取自己合法地位的綱領；而“一黨訓政”則是對方以“國父遺教”為理由強加給全國的“天條”，兩者的對立固然有理念上的根本差異，但往往與口號之爭混在一起，真正的較量是在戰場上，以及配合戰場的談判桌上。
作者在此書和其他著作中想闡明的是“民國政治的邏輯，此即政治與武力的高度統一”。作者引證毛澤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夕說過的一段話：“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也就是亡了軍隊。”其實，這就是我們從小就在課本上學到的格言：“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1944至1946年間（以及之前和之后），中國的歷史進程表現為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軍事和政治斗爭，作為這場斗爭背景的，以及使這場斗爭復雜、曲折的，考驗政治領袖智慧的，是中日之間的斗爭，以及中蘇、中美關系，而在與這三國的關系中，國共的利益、態度、政策往往是正相反的。《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以翔實的材料和平實的（往往只是點到為止的）分析評論，向讀者揭示了現代中國歷史中不易把握的具體性和復雜性。

國共關系和基本矛盾

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中國人民的八年浴血奮戰終于取得勝利。這當然是分水嶺和里程碑式的事件，由此歷史也被劃分為戰時和戰后兩個不同的階段，戰時的主題是中日民族問題，戰后的主題是國共政治問題。但毛澤東早在1937年就指出，要把中日民族問題和國共斗爭的社會革命問題貫通起來。作者根據那段時間發生的事件和兩大政黨的方針政策，認為抗戰勝利前后中國政治的真正主題并不是中日之間的民族問題，而是國共之間的政治問題。如果用這種新眼光來區分兩大主題的主次，那么作者就有理由把日本投降抗戰勝利看成是國共斗爭的一個重要背景和因素，而不是那段時間決定性的事件。
自從日本偷襲珍珠港和美國參戰，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領袖就明確看清了日本必敗的戰爭結局，“抗戰勝利后中國為誰家天下”就成為他們縈縈在懷的大問題。1944年夏季，歐洲開辟第二戰場，德國戰敗已成定局，不難看出，日本的失敗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隨著勝利的臨近，對于兩黨領袖而言，內部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愈益增大。在這方面，共產黨所處的地位和形勢比國民黨有利和主動，因為日寇在滅亡前狗急跳墻，發動大規模的戰略性進攻，矛頭所向是國民黨的軍隊及其據守的戰略要地、交通線、城市和廣大地區，壓力之大，幾乎使國民政府崩潰。
還在日本投降之前，毛澤東和周恩來就對各方面人士講，總的形勢并不僅僅是中日之間的對抗，而是國民黨、共產黨和日本三方面力量的分野和抗衡。他們強調和提醒說，共產黨的力量已經不再是抗戰前那么弱小，而是三分天下占其一：在中國的總人口中，國民黨政府控制地區為一億九千萬，日軍占領地區為一億六千萬，而共產黨占領地區為一億；軍事實力方面，中共擁有正規軍五十七萬，民兵兩百二十萬，幾乎達到國民黨現有部隊的相等數量；地盤方面，中共在敵后建立了五百九十一個縣級地方政權，占國民黨政府總共失去的七百二十一個縣的百分之八十二。
日本投降快得超乎國共兩黨預計，驚愕之后的第一反應是搶占中心城市。8月12日，中共任命安徽、江蘇、浙江省主席，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石家莊等市市長；并以解放區、淪陷區兩億六千萬人民和執行《波茨坦宣言》的名義，要求接受日軍投降。而國民黨方面也在8月13日任命廣東省主席，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市的市長。在受降權的爭奪中，國民黨在法理上占了上風，根據遠東盟軍總部的命令和《中蘇條約》，日軍只能向蔣委員長投降，而廣大日占區，尤其是中心城市，也將歸屬于蔣。當然，這種法理上的不利裁決并沒有束縛住中國共產黨，條約上得不到的東西可以靠戰場上的勝利來得到。

中日關系

國共兩黨的領袖對于形勢的發展都極其敏感和有預見性，當然，立場、利益不同，結論也不一樣。開羅會議規定日本必須無條件投降，德黑蘭會議決定對德國法西斯發動總攻。蔣介石據此判斷，由于德國戰敗已成定局，日本配合德軍進攻蘇聯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它很可能對中國發動總攻擊，所以蔣對于形勢的看法是充滿憂慮。而毛澤東基于同樣的可能性則非常樂觀，因為在這樣的形勢下，國民黨既不可能與日本妥協，也沒有力量來對付共產黨。與蔣介石的憂慮相反，毛認為時局“極為有利”，趁機布置恢復國共之間的談判。
從1944年4月中開始，日軍發動對華戰略性總攻，稱為一號作戰，首先進攻政府軍第一戰區所在的河南。在日軍得手，政府軍節節敗退的情況下，共方對于原先提出的談判條件大大提高了價碼。兩年前，林彪代表中共到重慶去談判，所提條件之一是擴充軍隊，把八路軍、新四軍編為四個軍十二個師，現在改為中共軍隊編為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為委曲求全，目前至少編為五個軍十六個師。毛澤東對于形勢的評估是，與日軍作戰，蔣介石的三大主力中湯恩伯已經垮掉，如果另一主力胡宗南的部隊再垮掉，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力量對比就會起變化，中國的政治局面也會起大的變化。
日軍的一號作戰以中方丟失洛陽為標志暫時告一段落，這時中共看到了自己奪取大城市的可能性，并將此提上議事日程。毛澤東說，下一步要看美軍、國軍和共軍誰先進城。劉少奇說，可以實行“先到為君，后到為臣”。
日軍的一號作戰首先是在河南、湖南取勝，然后向南進攻。與此相應，中共也派部隊向南挺進，以“收復”國軍丟掉的地盤。黨中央提出日軍攻到哪里我軍就跟到哪里的戰略決策，組織八路軍南下支隊，跟在南侵日軍后面，把國民黨軍隊失去的地盤搶在自己手中。這是一個極其高明的辦法，等于是日軍打前鋒。
隨著日軍在戰場上的進展，國共談判中共方的要求也相應提高，6月中，長沙陷落，8月上旬，衡陽陷落，毛澤東馬上對談判代表發出指示：“衡陽失守，敵后抗戰地位更形重要，我軍四十七師須要求政府全部承認，不要談五軍十六師了。”8月中旬，毛指示談判代表，把條件從參加政府提升到要求組織聯合政府，與國民黨平起平坐，要與中央政府實行權力的再分配。周恩來說，如果蔣介石在西南、西北抗擊日軍的戰斗中再失敗，中共在聯合政府中就占大股，是中心。

中蘇關系

早在1943年，蔣介石在考慮蘇聯出兵中國對日作戰的可能性時，就決定寧愿承担更大犧牲也不要蘇聯參戰，不然后患無窮，他想組成一個中美英作戰會議來包辦對日作戰。但是，美英蘇在雅爾塔會議上背著蔣介石決定了蘇聯出兵中國事宜，在事關中國的大事上，被排除在外的反而是中國。
中共則是歡迎并盼望蘇聯參戰，認為這樣可以“逼蔣讓步”，對自己在國共談判中有利。
但是，事態的發展表明，問題比這些預想更為復雜。
1945年7月和8月，中蘇兩國政府在莫斯科會談，簽署中蘇條約和有關文件。蔣介石政府對中蘇談判中有一定的積極性和主動性，這是因為，一、蘇聯出兵中國即將實行，中國不能不與蘇聯打交道；二、主動與蘇聯打交道可以隔斷中共與蘇聯的關系；三、國民黨人士研判，隨著二戰結束，美蘇會相互視為敵人，中國雖弱，但雙方都要爭取，因此分量不輕，所以需要主動與蘇聯談。與蘇聯談判面臨難題，因為美英蘇在雅爾塔會議上達成秘密協定，支持蘇聯策劃的外蒙古獨立，支持它繼承俄羅斯帝國在中國東北的不平等權益。蔣介石想到的一招是，在國家主權和利益方面對蘇聯做出適當讓步，換取蘇聯在中共問題上的配合。本書作者反復指出實質：這既是外交談判，也是政治談判。
當莫斯科談判處于僵持時，老練的斯大林假裝“順便談論”中國的內政問題，在國民黨代表詢問之下，表態說支持他們一個中央政府、一支統一軍隊的主張，而且不支持中共提出的聯合政府，這一下子搔到了國民黨代表的癢處。幾乎在與日本宣布投降的同時，中蘇條約的簽字手續得以完成，其中的關鍵，是國民黨政府以在外蒙古、長春鐵路和大連、旅順港的讓步，取得蘇聯在中共問題上的支持，這種支持表述為：蘇聯對中國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其他物質方面的支援，全部提供給中國中央政府。
日本投降后，中共把奪取東北、建立東北根據地作為戰略目標，這時，打敗關東軍，占領東北主要城市和戰略要點，準備撤離回國的蘇軍把所控制地方交給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就成了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國民黨自然要求蘇方履行中蘇條約，在蘇軍和國軍之間實行直接交接，但蘇方并沒有嚴格執行。貪得無厭的斯大林要求中方在東北與蘇聯搞“經濟合作”，這種所謂經濟合作，即是把東北的日資企業當成蘇軍的戰利品，然后以此為資產與中方建立經濟合作。對于這種明顯無理的要求，國民黨開始是拒絕，因為這損害國家主權，超出中蘇條約范圍，注定會引起中國人民的批評，后來，當國共在東北的爭奪日趨激烈，國民黨急于從蘇軍手中接收大城市時，提出先接收，后搞經濟合作。蘇聯拒絕了這種不爽快的提議，把大量的機器設備拆運回國。

中美關系

抗戰勝利前后的中美關系頗為復雜、曲折。長期以來，中國人從中學語文課本中的《別了，司徒雷登》中得到的概念是，“美國出錢出槍，蔣介石出人，替美國打仗殺中國人”，這就是美國的政策，實際情況呢？
對日作戰結束之前，美國從爭取戰爭勝利的全局出發，有意介入國共關系，因為只有各方面力量的團結與合作，才能保證戰事順利進行。中共希望將美國的干預引入國共關系，從而將中共問題國際化，這樣可以打破國民黨依仗執政地位一手遮天的局面；而國民黨則既歡迎，又顧慮：美國既是盟友，又可能被中共利用。
為了獲得美方的良好印象，中共贊揚美國的民主制度，贊揚羅斯福總統倡導的四大自由，宣稱“我們共產黨人現在所進行的工作乃是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等早已在美國進行過了的工作”，同時把國民黨的不民主作為對照，說國民黨的獨裁與美國的價值觀不相符合。
1944年8月，羅斯福指派赫爾利作為總統私人代表，到中國調停國共關系。赫爾利向國民黨表示，他打算親自到延安去和毛澤東談，對于國民黨不想談。他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今后美軍在中國海岸登陸，而迎接的是中共軍隊，美軍怎么辦？這反映了美國介入國共關系的真實意圖。國民黨只好同意談，赫爾利趁勢提出，既要談，就得承認中共作為合法政黨的地位，蔣介石對此無話可說。看來，美國甫一插手，中共就開始得分。
但美國人實在是不懂中國政治。赫爾利自己草擬了一個談判方案，準備帶到延安，經國民黨方面修訂后，他仍然作為自己的方案提交給毛澤東，毛當然不接受，并問是誰的方案，赫爾利居然說既是他自己的，也是與大家商量出來的，反正他覺得是公平的。他見自己帶來的方案不被接受，就請中共方面提出方案，更有意思的是，他參加討論中共的方案，而且加進自己的意見。他看不出國民黨提的“參加政府”和共產黨提的“聯合政府”有什么區別。這個方案拿回重慶，當然又被國民黨修改，至于其中條款的奧妙，赫爾利并不明白。
赫爾利調停失敗，辭職回國，杜魯門總統派馬歇爾作為特使赴華執行使命，由于馬歇爾的崇高地位，國共雙方都對他很客氣和尊敬。馬歇爾的最重要工作，就是主持國共的整軍方案，他希望中國的軍隊變成國家化的、民主的，不干預政治，不進行國內鎮壓，不為黨派爭奪權力服務的軍隊。國共兩黨都沒有公開反對他的方案，但在細節上爭執不休，使他的計劃不了了之。馬歇爾接著介入東北內戰的調停，結果仍未成功。馬歇爾是美國政府派到中國進行調停地位、威信最高，人格魅力得到各方尊重的人士，但和其他人一樣，他基于西方社會民主、法治的理念在中國逃不掉失敗的命運。來源: 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