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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許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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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復雜共同體》（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5月出版）是歷史學家許倬云先生近年來最重要的著作，撰寫期間備受中外學者期待。他持續思索中華民族的內涵和外延，在世界文明存在（Being）和變化（Becoming）之大潮中，分析中國應如何自處，也期盼中國能正確認識自己的特性，融入全球化之中。

許倬云先生說：“本書的起因，乃是有一位朋友提出一個問題：‘我’究竟是誰？這個問題不是一言兩語可以解決的。本書的陳述，從新石器文化開始，結束于帝制皇朝退出歷史。這漫長的時距，不下于一萬年，乃是概括我們這一個復雜文化共同體演變的過程……在這幾千年來，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審察自己的歸屬和認同，也審察族群歸屬和認同的原則，應是非常嚴肅的課題，庶幾我們不被狹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挾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

以下文字選自該書緒論：在全球化的時代審察自己。

自序中提出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什么人？”這個問題，確實有待思量。我們對于自己是誰，常常視為理所當然。用今天社會學、人類學的名詞來說，這是一個認同和歸屬的問題。歸屬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國界，因為國界經常會變動。也并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為族群本身畢竟是按照基因區分的，屬于生物學上的判斷，而且每一代都可能有外來的血統進入這一個群體，究竟我們是按照哪一種標準來傳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語言、文化學上的理念來區分？或者根據文化本身的定義，按照我們的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價值觀念等，作為定義的標尺？而上面這幾個參照標準，從語言到價值觀念各項，也經常在變動。人群與人群之間會互相學習，飲食習慣、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談的工具（語言、文字），兩代人之間都未必一樣，何況長期的演變更極有可能使得這些因素累積、轉變，最終發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體系。

由此可見，上述的大問題，并不是一言兩語可解決。這本書就是為了思考這個問題，描繪出一些關于“我們自己何所歸屬”這個問題的發展過程。從系統論的觀念來看，每一個復雜的系統，其內部各種變量之間不斷地互動，互動之后能夠得到一個總體相。然而，時間永遠在前進，沒有任何總體相可以長久不變。任何復雜系統，也都不斷地擴大或縮小其涵蓋的范圍—在某一個時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進入界內；同樣的，本來在界內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中國古代的名學，有“飛鳥無影”“輪不輾地”等觀念，意指飛鳥和車輪都是具象的觀念，然而，他們留下的痕跡卻是不可能被定格的。因此，在本書提出關于我們自己所屬的系統，我寧可從過程方面著眼，討論其變化，而不從“定格”著眼，咬定某一個時期的體相作為歸屬所在。

任何復雜的系統，無論是宇宙或者是花朵，是世界或者是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間又不斷因為各自力量強、弱而發生對抗、分合等“函數關系”。在一個大的人群體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權力、社會力量和經濟制度為研究視角，以這四個方面作為考察的基本變量。中國歷史觀念中的朝代，毋寧代表的是政治權威；可是，任何政治權威都無法獨立運作，政權必須倚仗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三個方向的維系，才能具體地將這一個政權所統治之下的人群結合為一個共同體。

共同體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須要有一個可以結合的核心，才能擴大成為一個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為雨滴。大而言之，我們所屬的太陽系，也必須有一個太陽作為核心，這一串行星才能構成一個星系。因此，在上述變動的過程之中，我們必須要從“成核”開始。

在本書中，我們從大概一萬年前開始討論。那時候，東亞地區進入新石器時代，人類群體有比較固定的居住點，這個共同體內，開始出現若干文化圈，我們可以將其視為形成中國復雜系統的“顆粒”或“粒子”。考古學上，結合各個新石器時代的地區文化，以及文獻傳留的傳說，二者互相印證以界定這些“粒子”，然后才討論到由此分合、演化，最后形成的一些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過程，在傳說部分，呈現為擬親屬的文化群傳承譜系。接下來我會再談到，為何在今天的黃河流域中游會出現一個核心，以及夏商周的連續融合如何將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納于內。接下去，春秋、戰國時期兩階段的演化，將這一核心推展到黃、淮、江、漢，形成中國文化共同體堅實的“核心”，堪稱為其本部。

秦漢時代，一個龐大的共同體網絡終于形成。這一“天下”格局，以其開放性不斷吸收與消化外來的影響。這一共同體，從此長期屹立于東亞。在共同體之內，文化、政治、社會與經濟四環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調節的功效。東漢以后，大批外族進入中國，同時中國的主流族群轉移于南方。這一調整過程經過上百年，吸收了南、北兩方面的新成分，開啟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時代。在這一時期，亞洲中部和西部出現強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蘭文化。位居東亞主流的中國復雜體系，面對西、北兩方壓力，收縮到這一共同體的本部。宋代中國雖然仍舊以“天下”自居，其實已經縮小為列國體制中的一個國家。

遼、金、元與最后的滿清，幾度出現的征服王朝，對中國人的心態產生嚴重影響。自從秦漢時代以來，中國基本上是編戶齊民的社會，沒有永久的階級。征服王朝的主奴區別，改變了統治權力的性質，集權專制的皇權抹殺了儒家人本思想對皇權的約束，也淡化了社會/文化精英的影響力。明代雖是漢人王朝，夾在蒙古和滿清之間，但其皇權的專制集權，卻與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權并無二致。因此，中國經歷了四五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相當程度地喪失了過去政治/社會/文化三環互相制衡的結構。以上各階段的變化，將在相關各章分別陳述；也將在后論，闡述共同體內各部分之間的分、合、消、長。

我不拿族群作為“唯一變數”來考量，因為族群本身是個人的綜合體。由于新陳代謝、個別成員的生死，群體內容不斷變化；個人是會移動的，個人成群移動，無論移出遷入，都不斷引發族群的內涵及主客間關系的變動。如果按照族群某一時空的情形界定該族群，這個復雜的族群系統將很難被觀察。因此，討論認同與歸屬，不能僅僅從族群下手。

遼、金、元與最后的滿清，幾度出現的征服王朝，對中國人的心態產生嚴重影響。自從秦漢時代以來，中國基本上 是編戶齊民的社會，沒有永久的階級。征服王朝的主奴區別，改變了統治權力的性質，集權專制的皇權抹殺了儒家人本思想對皇權的約束，也淡化了社會/文化精英的影響力。明代夾在蒙古和滿清之間，雖是漢人王朝，但其皇權的專制集權，卻與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權并無二致。因此，中國經歷了四五個世紀的集權統治，相當程度地喪失了過去政治/社會/文化三環互相制衡的結構。以上各階段的變化，將在相關各章分別陳述；也將在后論中，闡述共同體內各部分之間的分、合、 消、長。

我不拿族群作為“唯一變數”來考量，因為族群本身是個人的綜合體。由于新陳代謝、個別成員的生死，群體內容不斷變化；個人是會移動的，個人成群移動，無論移出遷人，都不斷引發族群的內涵及主客間關系的變動。如果按照族群某一時空的情形界定該族群，這個復雜的族群系統將很難被觀察。因此，討論認同與歸屬，不能僅僅從族群下手。

以目前在體質人類學上的認識，尤其在基因知識應用于人類學的分類后，我們比較清楚地認識到，所謂現代人類，其實是同一個祖先在非洲演化后分散到各處的變種。固然，這些現代人類的祖先，在舊大陸又會與各地本來的一些人類近親融合，成為各地的支屬，但現代人類終究還是同源。

近半世紀來，生物學上基因的研究，將生物的分類建立 在遺傳的基因上。于是，人類的群分族別也就跟著基因研究找出新的線索。目前最引人注意的發現，則是所謂非洲起源的現代人類論。根據這個說法，人類和其遠親在非洲逐漸演化，成為許多不同的靈長類。其中，人類這一支，經過了 “直立原人” (homo erectus)、“用手的人” (homo hablis),終于演化為“智人”或“用腦的人”（homo sapiens,李濟先生借用荀子語，稱之為“有辨的荷謨”）。這些從體質人類學發展而來的分類法，到今天還是大家最常使用的名詞。可是，新的發現愈來愈多，有很多新的人類種屬，實際上跨在演化線 的交界點，很難肯定是屬于哪一個階段。

“非洲起源論”根據基因的傳承，建立了一套年代學，指出大概從二十萬年前開始，在東非洲的原始人類分批離開非洲，分散各處，成為今天我們人類的共同祖先。有些基因學者，甚至找到了 “第一個亞當”“第一個夏娃”。他們進入亞洲的時間，大約在距今五六萬年前。這一個很有意思的理論，最近卻發現存在許多問題。例如，“現代人類”分散各處時, 他們如何取代了那些原來在各地的其他人類種屬？最初，有人針對這個問題提出：在歐洲的尼安德特人（Neandathals）已經相當進化，而且也有相當復雜的社會生活和文化，“現代人類”來到時，他們到何處去了？

過去的觀點認為，尼安德特人是被“現代人類”取代了； 現在才知道，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也一樣進入了現代歐洲人類的體內。假如這兩個族群是可以交媾而傳子孫，在生物學上, 這兩個種族應當是同樣的，也就是說，所謂“現代人類”與“非現代人類”之間的界線，其實并不存在。

這一類的證據愈來愈多。最近，在西班牙發現的一些古代的人類遺骸，其基因中包括了在歐亞交界處發現的丹尼索瓦（Denisovans）人類，另一種古代的人類種屬。這一批人類，其分布的地區，過去以為最可能擴展到亞洲大陸的東北邊； 現在從西班牙的遺骸中，卻也發現了他們的基因。那么，這 一種亞洲古人類可能分布的范圍，遠在亞洲以外。

在中國的云南蒙自馬鹿洞和廣西隆林的一個洞穴，分別找到了離現在一萬四千多年和一萬一千多年左右的古人類遺骸。他們既不是尼安德特人，也不是丹尼索瓦人；這兩群中國西南部的古人類，彼此之間又不相同。我們還應注意，在周口店上層的“上洞老人”，離現在也三萬多年——過去我們總以為，他們就是周口店直立原人的后代。現在我們無法肯定，他們之間究竟是什么樣的關系。至少有一些中國學者還是堅持，周口店直立原人身上的一些體質特征，在今天東亞人類身上還是存在，例如箕形臼齒。2012年，周口店“田園洞人”的基因研究顯示，這一群三萬余年前的人類，具有今日亞洲人類的特點，而與歐洲人類的基因有所分別。從這些信息來看，各處在“現代人類”到達前已經存在的人類并沒有完全消失；“現代人類”卻在各地演化的古人類身上吸收 了各地的基因。

目前，根據“現代人類非洲起源論”的假設，這些古代人類約二十萬年前在非洲出現，五六萬年前進人亞洲。他們進人的途徑，分別來自各方：有一批從南方經過印度洋，循南路進人太平洋的東亞海岸；一批穿過今日東南亞進人中國西南，然后又分別北上，再東向擴散；還有一批，則從經由中東，進人歐亞大陸——其中有一批西向擴散于歐洲本部，另一批則北上到達內亞地區，分別向東和西擴散于歐亞大陸的北方地帶。據最近的研究，歐洲人有少數尼安德特人的基因，亞洲人有少數丹尼索瓦人的基因——后者留在中國“漢人”血統的基因比例不到0.2%。以上論述，只是根據目前基因遺傳理論，認識古代人類擴散于中國地區的一種說法。凡此人類演化的討論，其實未必能幫助我們解釋后世中國地區人類的分類歸屬。

人類在各地的分散演化，不僅是在體質方面，更顯著的應當是在于他們為了適應各地的自然環境而發展出來的文化特色。這些特色，構成了另外一種認同和歸屬的條件。在古代，地廣人稀，一處人群與其四周鄰居距離遙遠；于是，每一個地區的古人類社群，不僅具有體質上的特色，而且在生活習慣上也自成格局，與鄰近的族群不一樣。族群與族群之間，逐漸因為人口的擴散或者天然條件改變所引發的遷移，終于發生接觸，從而在血統上形成多元性，在文化上也因交流而 構成更復雜、更豐富的內涵。

2009年12月，《美國人類遺傳學雜志》（The America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上發表了一篇新加坡學者關于漢人基因的研究論文。他們在八千多個來自中國十個省份的華人身上獲取基因，進行分析，發現這八千多人的基因成分有高度的共同性，有87%左右是一致的。這篇報告也指出，基因差異性的轉換，從北到南有一定的差序，從西到東并沒有特殊可見的差異。他們將華人的基因成分與日本人的基因成分對比，發現華人的一致性遠比日本人高。

這篇報告有其缺失：這十個省份，都是中國所謂內地的本土地區，南方省份只有廣東一處；尤其地處西南的云、貴、 廣西等處，他們都沒有采集樣本；地處西北的甘、新、青、藏各省區以及東北各處，也沒有被列人采樣范圍。從中國歷史上來看，人類的遷徙和融合在這些地方最為頻繁。這些地區的復雜性和多樣性，應當在基因之中有明白的顯示。也許正因為這篇報告是指明了 “漢人”的成分，研究者才特意地挑選內地省份？

不過，這篇報告的發現還是相當程度地符合中國歷史文獻所記載的人類遷徙和混合現象。例如，每次北方高原地區氣候變化，當地的牧民便大舉南下侵人中國，然后落地生根，他們的基因也就進人中國人的總基因庫內。相應地，猶如后浪推前浪，本來在中原一帶的居民，由于北方的戰亂，一批又一批地向南遷移，于是，南方各地的基因成分也被改變。中國的地形，在同維度天然條件下從西到東的差異，不如從北到南之間那樣顯著。北方牧民進人中國，又往往牽涉戰爭與征服——由于不同族群經過遷徙，基因不斷融合，形成新的基因庫，關于這些問題，我們將在本書后面各章陸續陳述。

在今天東亞的中國地區，長久以來并沒有形成西方“民族國家”的觀念。也就是說，政治共同體是一個天下性的大結構，在這個“天下”的下層，才有各種其他的區塊。這個區塊在沒有進入中華圈以前—甚至以后—可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作為歸屬。在中華大圈子之內，所謂“百姓”，這“姓”字其實就相當于英文中的 “nation”，而不是今天的 “surname”。這種基本觀念上的差異，使中國人在討論民族意識時常常有和西文用法不太一致的地方。這是我們這本小書討論中華民族問題時必須理解的一個大前提。

在下面各章，我們將從新石器時代各個地方文化之間的接觸、交流、沖突與融合，討論到文化的擴散和重組，間接也可以反映人類可能因應文化的開展而發生的各種遷徙與混合。然后，我們會在歷史時代找出幾個關鍵的時期，針對這些時期的戰爭與貿易及因此引發的人群遷移和融合，討論到各地族群之間的混合，以及一些孤立的“口袋地區”所呈現的地方特色。前面我們提到復雜體系的“成核”過程，也意指此處各種移動與混合。

整體言之，中國五六千年的內外變化，猶如各種不同的豆類被倒在一個鍋內，不斷地攪和成臘八粥；假如把它們磨成漿，則出現的將是混合的豆漿。這種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學者報告指陳的：現代中國人基因呈現的高度一致性。長期混合的結果，不同于選擇刻意保存某種基因的“純種”。我們必須理解：天下沒有真正的“純種”，跑馬場上的純種馬，都是特意保留的單純基因組合，有其一定的長處，但是也有更多遺傳的弱點。人類將來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斷地交流與融合之后，逐漸構成一個共同的人類種屬。其中，個別的人會呈現不同的外表，而他們的基因卻是上述“豆漿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謂“現代人類”。

本書的章節也會討論到“漢人”或是“漢族”這些字眼發生和演變的過程，以及后來例如“秦人”“唐人”“明人”等類似名稱，為何都不像“漢人”這個詞一樣，有如此長期的生命力。這一串名稱，如所眾知，乃是從皇朝的名稱延伸而來。這些名詞并不是根據血統或者基因的不同而產生的，而應當是與文化認同關系密切的社會結構及國家性質有關。在下面有關的各章，我們會談到，為什么“秦人”在西方文字里面會成為“China”，而在中國的歷史里面，“漢代”這一皇朝稱謂則存在得更持久，代替了“秦人”成為中國的另一名稱，甚至于后世的唐、明皇朝竟不能取代“漢人”。

最后，我們也必須要嚴肅地面對下述問題：為什么過去“中國”有如此強大的吸引力，能將許多外圍的文化吸入華夏圈內？從另外一方面看，華夏圈又如何保持足夠的彈性，吸納外圍的文化與族群？今日，我們要考察的課題正是，為什么到了近代，中國喪失了過去的彈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們不得不認真地審視本書的主題：中華、華夏和漢人？

世界在改變，中國也在改變。在這幾千年來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審察自己的歸屬和認同，也審察族群歸屬和認同的原則，應是非常嚴肅的課題。庶幾我們不被狹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挾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國人能如此自我審察，對世界是有益處的；鄰近的其他國家，在中國的自我審察過程中，不能責備中國，認為中國是以民族情緒威脅他們；中國也因為對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產生大國沙文主義，也會因此消減四周鄰居的敵意。

東方歷史評論 許倬云 2015-08-23 08:5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