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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劉亦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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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以“保守派”聞名于世的辜鴻銘生于南洋，學于西洋，娶于東洋，官于北洋，常被人戲稱“東西南北之人”。在博聞強記、嬉笑怒罵之外，他從1893年起就追隨張之洞輾轉廣州、武昌、南京，協辦邦交事務。每遇中外交訌之不平事，辜即捉刀著文，歷陳報端。

義和團運動前后，“黃禍”之論在西方世界甚囂塵上。辜鴻銘先后在《日本郵報》、《北華捷報》、《字林西報》等外文報紙發表文章，為中國名教據理力爭。下面的這份史料取自1901年刊行的《尊王篇》（原文為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即《寫自總督衙門的論文》）。辜鴻銘在這篇以拉丁文為標題的社論中旁征博引，通過西人觀念語匯印證中國現象與事件，充分展開了對慈禧與義和團事件的辯護，并表達了對康有為等“改革派”人物的批駁。

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們愿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關于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及其權威真實感情的聲明書

箴言

“請記住：一個不滿的民族意味著更多的軍隊。”

——戈登發自毛里求斯的信

中國的事態現已發展到這樣的地步，在某些人看來，似乎只有奉行“先強權后公理”的信條，非訴諸武力不可。然而，我卻毋寧傾向于贊同索爾茲伯里侯爵的意見：即他在克里丹危機之后所表達的、支持艦隊司令反對外交官們以應付那個困難時期的看法。同樣，在中國這兒，自這場危機爆發以來，列強們所采取的最為明智的措施，也是聯合艦隊司令所發布的那封重要的通知。正是這個適時而發的通知，使得中國南方各省的督撫們，能夠使轄內之民得以避免正在北方蔓延的那種恐怖。

然而此時此刻，所有有頭腦和責任心的人們要問的問題是：“公理還靠得住嗎？”對此，長江流域的總督們已經以實際行動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如果公理仍然可靠，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怎么辦？為了有助于回答這第二個問題，我通過公共報刊媒介提出下列建議：

首先，列強應盡快同意充分而清楚地說明此次聯軍進兵中國北方的目的，以及他們關于中國未來的打算；并應指派專人，授予其足夠的權力代表他們，去公開地、權威性地向中國人宣布這一消息。

其次，除非列強決定承担管轄和統治中國人民的責任，他們應首先立即公開地、嚴肅地保證在對待中國的皇太后陛下時，與對待皇帝陛下一樣，不侵犯其人身自由、權力、地位和名譽。

為此，我進一步作如下說明：

其一，總督、巡撫以及所有現在直接間接地對中國的良治和秩序負有責任的人，都絕對不同情上海的外國報刊所談到的所謂“改革黨”。

其二，所謂“改革黨”在國內散布的，上海外國報刊又加以附和的關于中國人民對皇太后陛下個人及其法定權威之感情的斷言，絕對虛妄，毫無事實根據。

其三，中國最根本的國法，基于孩子絕對服從于父母（以孝治天下）的原則。作為國母的皇太后陛下在中國治體中至高無上的權威，是得到絕對的認可而毫無疑義的。

其四，所謂“改革黨”在國內的黨徒和上海外國報刊所散布的種種謠言，連同那些被用來詆毀皇太后陛下的品德、動機和所謂反動政策的毫無根據的報道，以及其他一些莫須有的罪名，在很大程度上為導致目前的這場災難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因為這些謠言，助長了在外國使臣和皇太后陛下及其政府之間制造猜疑，破壞彼此之間良好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對于皇太后陛下以自由、自信和堅定沉著的態度，去處理帝國政府目前所面臨的許多新的困難和錯綜復雜的問題，是非常必要的。

以上，是我接受委托要加以聲明的內容。完成這一任務后，我想進一步對這些聲明所包括的一些觀點提供幾點意見，它將有助于人們對這些觀點形成更清晰的認識。

首先，我們來看看所謂的“改革黨”。外國人偏愛并支持該黨，因為這些“改革者”聲稱他們擁護進步以及西方文明的事業，是外國人的朋友。然而，用不著討論這些觀點拙劣和知識貧乏的年輕狂徒對“進步與文明”的滑稽模仿，只需好好問一問這些頭腦發熱的狂徒為什么要盼望中國進步和強大就足夠了。人們可以從康有為最近發表的一篇直抒胸臆的文字中，找到這一問題的答案。此文翻譯和發表在《字林西報》上。在這篇文章中，那些所謂的改革者不知不覺地暴露了他們的猙獰面目。

公正地說，人們對“改革”運動的支持被夸大其辭了。運動初起之時，它的確得到了好人和熱心公益的人們的支持，因為甲午中日戰爭之后，中國的知識階層感到了極大的恥辱。但是，同所有政治運動一樣，在這次改革運動中也存在著許多不同的政見，并引起了國民的不滿。所有這些政見持有者可以歸結為兩派：一派由熱心公益、富有經驗，有判斷力和辨別力的人組成，他們想要改革和進步，即凡是西方文明中同我國國情與“長治久安的良治事業”和諧一致的東西，他們都要盡可能加以采納。另一派可以稱之為“過激派”，它由那些聰明的、頭腦發熱的年輕人組成。這些人自稱是愛國主義者，其實浮躁、貪圖名利、野心勃勃，既沒有治事經驗，又缺乏判別能力。他們要求連根帶枝的改革和飛速的進步，毫不顧忌可能會遇到的困難，甚至于連毀滅帝國也在所不惜。其目的，只是為了滿足自身的虛榮和野心。他們愚蠢地想象，由此便可以輕而易舉地獲至西方民族那般的富強和繁榮。這就是康有為及其黨徒的那一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們居然能從外國人那兒得到如此多的同情和支持。這些人所以叫嚷“改革和進步”，因為他們盡管渴望和羨慕外國人的富強和繁榮，卻憎恨外國人，僅是這種羨慕和渴望本身，便能導致一種極度的憎恨。他們也恨皇太后陛下，因為他們認為皇太后太過于穩健了。

在我看來，外國報紙上關于皇太后陛下所謂的反動政策、及其對中國國計民生的惡劣影響的斷言，是愚蠢、放肆、魯莽和毫無道理的。要證明適時與此截然相反，是世上最容易的事情：皇太后陛下的政策不僅不反動，而且事實上中國能有今日，正應歸功于她的穩健和隨機應變的政策——這是一個久經磨練，有四十年統治經驗的國家元首深思熟慮的政策——此時此刻，皇太后陛下的存在及其影響，乃是中華帝國穩定與統一的唯一保證。

我恐怕很難使那些對中國過去四十年歷史不熟悉的外國人懂得，在那四十年災難頻仍、動蕩不寧的歲月里，像皇太后這樣的國家掌舵之人該需要怎樣的政治家風范、膽略、堅忍不拔和治國之才。茲舉以下一事，足可見到一斑。1861年，當皇太后陛下與已故的東宮太后陛下一道，輔佐已故的同治皇帝陛下，垂簾聽政的時候，帝國十八省之中，已有十三個省份慘遭叛軍蹂躪。但皇太后具備女性特有的同情心和洞察力，擁有完美的德行和智識，她知人善任，激發御下之臣的忠良之心，使其鞠躬盡瘁，任憑驅馳。同時還喚起了舉國鄉紳的勇武精神。為了她這個可憐無助的掩著幼主的寡婦，湖南和其他省份的紳士在曾國藩侯爵的率領下奮起翎戴，他們以其熾熱之心和抑悲之調哭喊著：“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們愿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最終，她得以消滅可怕的叛亂，使國家逐漸恢復到往日的太平狀態。

我已經談到過“改革運動”的興起。我曾說過，這一運動起于甲午中日戰爭之后士大夫和統治階層因憂心國是而產生的極度的恥辱感和絕望感。在運動剛剛興起和突然急劇泛濫的時候，正如我曾指出的，它包涵著許許多多的傾向和形形色色的觀點。在中國統治階層中，一度還存在過不同派系之間互相攻襲，幾乎導致政府崩潰、帝國瓦解的急迫危險。說也奇怪，正如在所有國家政治的危急關頭經常發生的那樣，在中國，以帝師翁同龢為代表的偏執頑固的極端保守派或稱法利賽派，出于徹底的絕望，加入到，或更確切地說，任用了肆無忌憚的過激派或稱無賴與收稅人派。后者把精密的國家機器和行政管理搞得混亂不堪。皇太后陛下聞知此事后，不得不放棄多年渴望且極其需要的休養退隱，出來幫助皇帝陛下掌管國政。現在人們都看到了她是如何應付時局的。她以其天生而老練的政治家的明細和敏銳的洞察力，一眼就發現，在所有的政治危機中，兩派對于國家最大的危險，在于那些極端的偏激狂。因此，她毫不猶豫地動手給兩種走極端的人——極端保守派和過激派的首領以迅速、嚴厲而果斷的打擊。她摘掉了帝師翁同龢的一切頭銜，不過對其所作的處置還算寬大。至于年輕的、肆無忌憚的過激派康有為及其門徒，一般輿論，甚至是士大夫階層，也沒有吁請給予寬恕。因此，她認為有必要將這些人中最劣跡昭彰者明正典刑，以儆效尤。因為他們在中日戰爭后，企圖利用國民的不滿，假借進步觀念施行詭計和欺騙，奪取國家政權。這樣，在非常短的時間里，她就控制了舉世，使國家渡過了危機。

她之所以成為帝國穩定的保證，不僅在于其自身的能力和政治家的才干，她的實際影響要遠為深刻。她統治中國四十年來，真是歷盡重壓，迭遭變故。盡管個人生活十分不幸，卻一直指導、關懷并分担了她苦難臣民的命運。她在中國具有如此強大的影響力，原因應在于此。在我看來，這也是康有為及其黨徒卑鄙無恥、喪盡天良的標志。

在此，我忍不住要指出，對于上海的外國報紙自以為是地、不正當地非難和不合宜地誹謗皇太后個人品格的運動，留待我這個中國人來首先提出抗議，這對于在華外國僑民來說，實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無論她會有什么缺點，至少她維持了中國的秩序，在這里，如此多背井離鄉的外國人得以安家落戶。且不提她高貴的身份和崇高的地位，作為帝國國母，外國人在她的國家里實際上過著客人的生活。單言她的性別，她的年紀和她那眾所周知的個人生活的不幸——年輕時希望的破滅，長期孤獨的寡居生活，為帝國操勞，替兒子担憂。她唯一的兒子（同治皇帝）突然死去，對她這個慈愛的母親是最殘酷的打擊，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個飽經憂患的皇太后和歷盡痛苦折磨的母親孤寂的心靈。——所有這些考慮，我想肯定可以使那些愚昧無知、肆無忌憚的報紙，特別是那些由文明的歐洲人所經營的報紙，免除對皇太后陛下個人生活不合宜的中傷。但愛德蒙柏克那句不朽的名言說得好：“在歐洲，騎士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下面，我來談談我要談的問題中最難的部分。它難，并不意味著我對所談問題的緣由在理解上有什么危險或偏見，而是因為激起目前事變（義和團運動）的那種強烈的情緒。

如同在改革運動中一樣，這里事實上也存在兩種不同的傾向，而對此，外國人沒能加以區別。一種可以被稱作為防御性運動，它是相當于古老的盎格魯薩克遜民兵或德國戰時后備軍這樣一種特殊的古代民兵制度的復興。這種旨在共同防御的村社之結盟風俗，在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完全合法的。每逢國內動亂，帝國當局就經常鼓勵這種結社。“義和團”是最初那些拳社的合法稱謂，它可以被譯成“善良和忠實可靠之人的友好社團”或“旨在共同防御的正直之人的社團”。為了貫徹結社的宗旨，即在他們的家鄉保衛人身和財產的安全，這些社團的成員必須習“拳”，和進行其他一些體育訓練。此后，這些社團所訓練和傳授的“高尚的自衛藝術”，還包括藝術和科學的其他內容。并非是社團本身稱之為“義和拳”。

運動的另一個傾向，或者毋寧說開展，其產生無疑應歸于特殊的地方舉世，它脫離了原有的運動軌道，變成了一種更富于攻擊性的、好戰且完全失去控制的狂熱，無論是對于朋友還是對于敵人，都構成一種災害。至于這種狂熱是如何在這場災變中達到頂峰的，我將留待以后再做公正評判。只有當這場事變的全部事實被調查清楚、真相大白之后，才有可能宣判它的發生究竟是由于皇太后陛下的邪惡、軟弱、判斷錯誤或誤信庸臣，還是由于外國使臣的干涉和壓力所強化了的“地方困難”，這種干預和施壓，妨礙了皇太后陛下始終如一、鎮定從容和堅定果斷地去應付困局。在“地方困難”中，我要特別提出“傳教方式”，和陌生的外國技師靡集中國內地兩點加以強調。這些來自希臘和意大利等歐洲國家的洋技師們，帶著那種現代歐洲文明“I’homme sensual moyen”（耽于肉欲的庸俗之輩）的行為舉止（即使不是品行問題），一下子出現在貧困、古樸、寧靜而孤弱的中國婦女和穿長袍的中國男人中間，導致了內地民情不安。

在此，我打算專門就指控皇太后一開始便拒絕剿殺義和團運動的觀點，提出辯駁。說皇太后一開始就絕對拒絕這么做，是不符合事實的。她所拒絕的，只是不加區別的一概剿殺。對于義和團運動中那富于攻擊性、好戰的真正騷亂分子，她命令官員加以剿滅；而對那些善良的成分，那防御性的而非攻擊性的運動，那她的人民為了自衛而做出的努力，她卻不同意加以剿殺。為什么要這樣？在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需要駁斥那種指控她陰謀利用拳民驅逐洋人的說法。這后一種指控，不用說，一看就荒謬可笑。中日戰爭之后，皇太后陛下準確無誤地發現，亂世就要降臨在她的臣民頭上。這不僅鑒于直接來自外國的侵略，也是因為國家的經濟狀況日益惡化，神州各地可能會產生一種無法無天的危機狀態。事實上，她預見到中國在不遠的將來，可能要經受一場大險的考驗，用卡萊爾的話來說，要陷入一種“混亂再減去一個警察”的可怕狀態。事實上，任何一個有心肝的、能理解中國文字之下那種情感力量的人，只要讀一讀她最近的許多諭旨，那些強調總督和巡撫們有必要做到準備、去保衛委托給他們每一個人的神圣領土的諭旨，以及她的人民有必要復興旨在共同防御的古代村社組織制度的諭旨，就會感到她的話中充滿了無限的憐憫之情和悲愴之感，仿佛是慈母對于愛子傷心的臨終告誡，沒完沒了地說個不停：“我的孩子，你們生不逢時，趕上多事之秋，我飽受痛苦和悲傷的折磨，已經照顧你們多年。現在我老了。不久以后我就要離你們而去。勇敢些，孩子們，你們每一個人都要做好準備，去保衛好自己的家園。那個時候一旦來臨，我將不能再與你們一道捍衛帝國并照顧你們了。”

在上述文字中，如果我多少還成功地表達了一點中國人民對于皇太后陛下個人的情感，那么外國人就應該理解，何以那些十三、四年的中國男孩，能夠“傻不愣登、昏頭昏腦、不顧一切”地向現代歐洲人的槍口沖鋒，無論歐洲現代崇尚科學的人們何時遇到他們不能解釋的人類靈魂的特別現象，他們都稱之為狂熱。但是，何為狂熱？所謂狂熱，就是能夠驅使人們去從事那些需要勇氣和英雄主義、能為之獻身的特殊行動的唯一沖動，它是被一種渴望，一種要保衛他們心中贊賞、熱愛和崇敬的事物和渴望所激發的沖動。當這種贊賞、熱愛和崇敬變得無限度和超常時，那種勇氣和英雄主義也隨之變得無限度和超常——這就是狂熱。

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現在熱愛和崇敬其國母皇太后陛下，以及按王朝命運為之系賴的皇太后意志制定的后嗣和繼承人皇帝陛下。該王朝的統治已經惠澤中國人民250多年了。中國人心中的這種感情有多深，義和團小伙子的狂熱已經充分的證明了——狂熱，正如我所說過的，是一種無限的和超常的勇氣沖動，它驅使人們去保衛他們心中無限和超常熱愛與崇敬的東西。現在，從迄今為止在總督衙門所接受的所有信息來看，對導致北京災變這場危機的驟然決裂一事還無法做出清楚解釋。不過，我最近剛剛得到一個非官方的可靠消息，可以馬上說明以前那個不太清楚的問題。據這一消息，那再也不能忍受的最后一擊，用一句熟悉的話說，是一個謠言。這個謠言正好趕在總理衙門召開的那場預定會議之前，它像電擊一樣傳遍京城。那就是外國使臣打算逼中國接受的四項條件之一，即，讓皇太后陛下歸政。正是這一謠言，一下子使得帝國軍隊和民眾“群”起加入義和團，從而導致了以大沽口不幸而可悲的陷落而頂點的那場危機。

因此，很清楚，真正的“Causa belli”（宣戰原因），促使中國人民無論南北都想與洋人開戰的實實在在的情緒性沖動，乃是他們確信列強要冒犯或打算冒犯皇太后陛下及其自由行動一事。可以說，它是一場人民的戰爭，而不是一場政府的戰爭，事實上，它毋寧說置政府于不顧。這就是在這場戰爭中，那些稱之為文明戰爭的嚴格規則沒有得到認真奉行的不幸原因。

現在，我不知道歐美那些或多或少民主化的人民，那些目前極為熱衷于“愛國主義”的人民，是否能夠或愿意記得，在他們過去的歷史中，有一個比現代愛國主義更為神圣的字眼，這個字眼的含義，我在本文開頭已經借用一個拉丁詞努力加以揭示了，它就是“Loyalty”（忠）：仆人對于主人之忠，孩子獻給父母之忠，妻子對于丈夫之忠，總括言之，人民對于君王之忠！如果歐美人民還記得這個字眼的含義，他們就會懂得何以中國人民——而不是政府——現在處于戰爭狀態，無可奈何地與全世界抗爭。在中國，從南到被，自東向西，一個聲音高喊著：“Moriamur Pro Rege, Regina!”（我們愿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

（上述史料摘自《辜鴻銘文集》，黃興濤等譯，海南出版社1996年8月版）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5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