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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郁

一個人到了晚年，倘還寫作，大概會有很真實的東西在，所謂老之將至，其言也善吧。近讀陳獨秀晚年致臺靜農數十封信札，感慨萬千。

這些遺稿大多藏于臺氏后人手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的《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十三卷第一期刊出了其中的文字，讀來如見陳氏的容貌，形象可感的東西頗多。

研究現代史，這些信札是不可不讀的。可惜內地讀者暫時還讀不到它們，陳氏晚年的情形，并不被世人明了。

（注：晚年陳獨秀）

自從離開政壇之后，陳氏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兩方面，一是繼續從事政治文化研究，力主托洛茨基的某些觀點。二是潛心于學問，回到史學與文字學中。

他和臺靜農的交往中，述學的時候頗多，也偶爾言及人事，性情依舊，只是學問的討論興趣更濃，儼然是一個學究了。

那時他潛心于文字學研究，討論的是《說文》、《廣韻》、《集韻》、《爾雅》里的問題，我們這些外行，是看不太懂的。但透過其中的語態，倒可看到他的精神本色。第一，不依附于權貴，還如過去那么恪守操節。第二呢，以憂患之心窮極歷史。第三是又回到“五四”前后的狀態，以文化梳理為本，建立新型的學術理念。因為那時他的身心疲憊，病魔纏身，許多工作不能如愿去做，便希望自己的友人能動手做未竟的事情。

總的感受是，陳氏在晚年，又回到學者的狀態，立足于學術，去實現在塵世中無法完成的事業，也可說是一種歸宿吧。1940年3月9日，致臺靜農的信說：

靜農兄左右：兄與老舍來此小聚即別，未能久談為悵！聞兄返白沙時頗涉風濤之險，甚矣，蜀道難也。魏建功同學倘已到白沙，請代向其乞贈《天壤閣甲骨文存》一冊寄下。甲骨文以最初王、劉所及最近研究院所獲者為最可靠也。

聞蔡先生故耗，心頗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學有舉動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幾人，能會合而公祭之否？

（注：臺靜農先生）

此信寫得頗為凄涼孤寂，但又含有學人的風骨，全不像在黨內時的躁氣。隱退江湖，對一位曾叱咤風云的人物而言，心緒是復雜的。老舍與臺靜農的光顧，確給他帶來一絲絲快慰。在他眼里可信任者不多，惟有那些像臺靜農一樣的書生，倒讓他感到了溫情。

此時“五四”的舊友多已逝去，蔡元培、魯迅、錢玄同的病故使其哀涼不已，身邊可談心者，惟舊京的幾位故友。臺靜農外，沈尹默、魏建功和他均好，學界還有一片凈土，有真人聚集于此，那是不勝高興的。

在四川江津這樣一個偏僻之地，陳氏也常受到謠言的攻擊，比如有人誣其從國民黨那里每月得300元現金，他只好請臺靜農這樣的友人出面辟謠。對外交往的時候，也苦于人心之險惡，像王云五這樣的出版家，對陳氏的書稿壓了許久不得出版，在他看來，落難之時，只是“認得勢力，不認交情”，殊可嘆也。

看陳氏晚年的信札，覺得是大徹大悟，已把紅塵讀透有哲人之思。其狀與魯迅是有幾分相似之處的。

（注：中年陳獨秀）

坦率地說，陳獨秀在學問上，是獨步學林的。他曾擬作《宋末亡國史》、《明末亡國史》二種，惜未著手。而完成的《小學識字教本》卻讓人驚異，有智者的光芒。他讀書很多很雜又能看出破綻，在不疑之中生疑，是很有銳氣的。

如1940年7月10日致臺靜農說：

靜農兄如握：一日函及前一函均收到，編譯館書向歸商務出版；其預算中想無印刷費，特意籌款刻弟書，恐怕是一句搪塞的話，倘陳館長真擬刻弟書而又籌款不得，不妨將續寄之稿費五千元全部分或一部分收回應用，最近寄來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據，收回手續尤為簡單也，可否以此意告之陳館長，請兄酌之。

弟日來頭痛大致已好，惟耳轟頭昏重仍如舊。陽、入應統于陰平，自顧炎武至黃季剛古韻分部，陰、陽、入分列，均根本錯誤，惟戴東原合陰、陽、入為九類方法極好，而分合亦未盡當，例如不知歌、寒、曷等為一類，友、清、錫等為一類，摸、唐、鐸等為一類也，如此之類，不克悉舉。

建功兄《古音學》一書，弟未讀過，不知其意見與鄙見出入如何也？兄手邊倘有此書，能寄借一讀否？

政治舞臺上是個斗士，治學之中也火眼金睛，人生與學問，確不能明顯分開的。以他那樣廣闊的文化視野，晚年何以對小學發生興趣，且研讀很深，對后人而言，也許是一個謎。

語言與音韻，離他的文化信仰似乎有著遙遠的距離。有時仿佛又互不相關。但細細一想，語言文字學，乃文化研究的起點，也可說基礎的勞作。思想與思維有關，思維又是語言的思維，探討文化，如不落實到語言問題，有些事情便不好講透。

如此說來，他做的是基礎的基礎工作，又是很苦很深的探討。陳獨秀回歸到這個世界，心靈是充實而欣慰的吧。

（注：陳獨秀與胡適）

觀察中國 孫郁 2015-08-23 08:5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