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充和：一曲微茫，古色今香附書畫作品

簡體傳統

天涯晚笛

張充和口述

1.
“那天夜里，我怎么都睡不著了，滿腦子都是跟沈先生（沈從文）有關的事情。睡到半夜，干脆爬起來，研墨，寫字，順手就寫下了這四句話。” 張先生把紙張遞給我，點著上面的文字，解釋道，“不折不從，說的是沈先生的堅守。他一生經歷過各種坎坷，在‘文革’中也受過各種苦，可是他總是能堅守住自己的一點東西……”

2.
“我學字多年，早就仰慕沈先生（沈尹默）的書風和大名，可是到了重慶，也不敢貿然造訪求教。那是一九四一年吧，我在重慶國泰戲院演昆曲《游園驚夢》，演出很轟動。章士釗作了詩，很多詩人唱和，沈先生也和了兩首，就抄錄在紙上托人轉給我，這樣我們就認識了，以后就常常向他求教。那時候到沈先生家，一進去先報上名字。他聽說我來了總是很高興，我就站在那里看他寫字，一站就站個半天。”

3.
“沈先生（沈尹默）性格樂觀，一點兒也沒架子，寫字就用一張小桌子，站著寫，我就站在一邊為他拉紙。看他寫字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但他不要我學他的字，也不要任何人學他的字。他說，要學，就學他娘家的字——他說的‘娘家’，是他學書法追隨的各流各派的老祖宗。這個‘娘家’，可大得不得了啊！”

4.
“要唱戲，首先得找人配戲，就是要找跑龍套的。在重慶，那一年演《刺虎》，我是屬于教育部的，要唱戲，龍套就得從自己所在的部門里找。開會商量，那四個龍套就在酒席上定了，就找王泊生——他原是山東省立劇院院長，當時在教育部任職；還有陳禮江，社會教育司司長；鄭穎孫，音樂教育委員會主任；還有盧冀野，就是盧前，他既會寫詩寫曲，又會彈古琴。這些人都算教育部里的官員，人面都很熟的。那天是勞軍演出，要大家捐款，各部會的長官都要來看。開場鑼鼓音樂一響，他們四個龍套一出來，大家全都認得，全場就拼命鼓掌。龍套一出場就拍手掌，這唱昆曲的可從來沒見過；這四個人又當慣了官，像在臺上演講，別人一鼓掌他們就點頭鞠躬，越點頭掌聲就越響，結果他們點頭鞠躬個沒完，場上場下的笑成一堆，幸虧不是在我上場前，不然這戲，可真就唱不下去啦……”

5.
“胡適很喜歡寫字的，也喜歡到我這里來寫，我這里的筆墨紙張都全哪！他的字學的鄭孝胥，喜歡把撇捺拖得長長的。我問他，果然不假，他直笑：‘我的根底都被你看出來啦！’鄭孝胥的字在他們那個年代很風行，很多人學的。”

6.
趙榮琛（京劇四大名旦程硯秋的入室弟子，題簽上寫著：“充和表妹以為紀念”）——“他是我祖母的姨侄。他們家是太湖的趙氏家族，家里有個‘四代翰林’的大匾抗戰時被日本人弄走了。狀元人家自然是看不起唱戲的，他叔叔唱戲的時候，就被家族除了名，趕出祠堂；可他還唱……”）

7.
“（曲社唱過的戲）就那么幾出，《刺虎》、《游園驚夢》、《斷橋》、《思凡》、《鬧學》什么的。當時勞軍，各部會聯歡，唱的都是老戲，沒有新編的戲。現在的小孩子，拉拉幾天琴就要作曲了，就要編新戲了——弄音樂，哪有這么簡單！”

8.
“重慶也有個曲社，就叫重慶曲社。一般總是由一兩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挑頭，組織曲社的活動。我記得抗戰年間重慶的曲社是由項馨吾挑的頭，他是當時中央信托局的經理，老曲家。他年紀最大，與俞振飛同輩。我當時在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做事，也時常參加曲社的活動，大家一塊兒度曲、唱戲、排練、演出什么的。上面若有勞軍任務，或者要接待外國人，就去找重慶曲社。當時重慶政界、文化界好多人都是社員，其中還有兩位曲壇川字輩的新人，我在重慶師范還教了一批學生，應該說是人才濟濟的。我們每兩個禮拜聚一次，大家湊在一起唱戲。”

9.
“我在師范教戲，歸在音樂系。執掌音樂系、同時在曲社里兼做文武場的，都是楊蔭瀏。他會彈琵琶，還會吹笛子。他把我唱的戲，都從工尺譜翻譯成五線譜。先讓一個姓葉的學生來翻，楊蔭瀏自己再做校對；然后讓音樂系的學生去唱，讓我再走一遍。他做得很認真，足足翻譯了十個旦角戲，印出來給音樂學院做教材用，我這里還有當時的稿本。他用中國樂器來配，翻得很準確，注上各種符號，還寫明‘張充和的唱法’，聽說后來還印成了書。”

10.
“楊蔭瀏人也很好玩，典型的一個absent-minded（跑神，不專注），我們在昆明的時候就住得近，也在一起做事。記得那時候，他一天到晚在打算盤，我覺得奇怪，問他，他告訴我，他在計算音樂里的節奏。呵呵，他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原來是在給音樂算節奏！”

11.
“那晚我演《刺虎》，正在后臺化妝，梁實秋和老舍在邊上練相聲，一邊練一邊大笑，我就要他們先講給我聽聽。老舍寫相聲很在行的，又是老北京，所以他是主角——逗哏的，梁實秋是捧哏的。排練時，有一個老舍舉著扇子要打的動作，梁實秋說：‘你到時別真打，比比樣子就好。’結果到了臺上表演，說到興頭上，老舍的扇子一揮，真的就打過來了，梁實秋沒有防備，這一打就把他眼鏡打飛了！梁實秋手疾眼快，一手就把眼鏡接住了。下面掌聲大作，以為是他們倆故意設計好的，就大叫：‘安可！’‘安可！’（再來一次）他們倆相對哈哈大笑，相聲講不下去啦……”

12.
“我從教育部所在的青木關搬到北碚，就是從原來教育部屬下的音樂教育委員會，調到了新成立的禮樂館。禮樂館的成立也有一段來由：重慶在孫中山先生的忌日紀念活動中奏哀樂。蔣委員長說不對，人死超過三年，就不該奏哀樂了。一個國家，禮樂都不通，該要制禮作樂了！教育部于是下了命令，要遵辦此事。后來就成立了禮樂館。連鄉下人結婚的婚禮，也要制訂證婚的禮樂儀式。鄉下人禮拜天可以到禮樂館來，按新式禮儀結婚，由公證人公證，楊蔭瀏還給彈個鋼琴伴奏什么的，儀式很簡單，但隆重。”

13.
“搬到北碚以后，日軍轟炸反而不多了。我們禮樂館的防空洞又是最好的，離辦公室很近，底下很深。我那段時間寫了最多的小楷，一般都利用第一次防空警報拉響，而第二次警報還沒響起來之間的時間。那段時間不算太短，正事反正是做不了了，寫小楷不費墨，拿起筆來就可以寫，直寫到第二次警報響起才擱筆，幾步就可以跑到防空洞去。待第三次警報響起來，日軍的空襲才真正到了。”

14.
“我那時候二十多歲，每個月領五十多塊錢的薪水，還能資助我在昆明聯大讀書的五弟的生活費。那段時間我也交了最多的朋友。禮樂館在嘉陵江邊，江那邊是復旦（大學）。我們要過江去，水很淺，可以走在石子上過江，不用小船。復旦我的朋友很多，年輕年老的都有：章靳以、洪深、方令孺——大家叫她方九姑，他們常常過江來找我玩，唱曲、寫字、吟詩作畫的，很熱鬧。”

15.
“我祖母是我學詩的第一個啟蒙人。祖母會做詩，能背很多詩。我五歲開始就跟著祖母背詩，讀詩，每次還要把我讀過、背過的詩似懂非懂地講給祖母聽。我出生八個月就離開了媽，跟祖母長大。祖母其實是我的叔祖母，她是李鴻章的侄女。她的父親李蘊章，是李鴻章的四弟。”

16.
“我們和張愛玲不是一族的親戚。他們是來自皖南的張家，我們算是合肥的張家。《清史稿》上記的我曾祖父張樹聲的傳記，好像提到過曾祖與她祖父張佩綸有過什么關系。我沒見過張愛玲，日常生活里也和他們的張家沒發生過關系。李鴻章是安徽合肥人。合肥的李家和張家，是兩個大姓人家。不過我們家，民國年后就搬到了上海，后來又搬到了蘇州。”

17.
“我祖母讓我讀的是家教私學，給我請過好多位老師。教我時間最長、對我影響最大的是一位考古學家，叫朱謨欽，他算是考古界后來很有名的夏鼐、唐蘭他們的長輩。他的國學底子好，一開始就教我給古書點句，讀史書、讀古文，就從斷句開始。一上來就要我點《項羽本紀》。他先點幾天，然后叫我自己點，點的是一種大版本的線裝書。他要我博覽群書，把文筆弄通，教我做詩、對對子，并不是死摳四書五經，教學風格沒有一點兒科舉味。”

18.
“我寫字也是跟朱先生（朱謨欽）學的，他真草篆隸都會，也是用朱筆給我批改。我臨的《顏勤禮碑》，當時剛出土，是朱先生把新拓的拓片一條條剪出來，為我做成字帖，按原樣臨寫的。我看過后來出版的許多《顏勤禮碑》字帖，字體顯得很肥大，完全走樣了。那是因為拓片一經裱過，筆畫就被撐開了。”

19.
“開學那天，當時胡適是國文系的系主任，在系里的Party（派對，聚會）上，他點著我的名說：‘張旋！你的算學不太好（其實是大不好），你要好好補一補呀！’我嚇壞了，跑到教務處去說：‘要怎么補呀？我怕補也補不成了，我加減乘除都不懂，我寧可不上了！’教務處的人一聽就樂了，笑著說：‘取了就取了，還補什么補，胡適是給你打官腔呢！’”

20.
“寫詩么，我是‘隨地吐痰，不自收拾’……隨地吐痰，吐容易吐呀，收拾起來就不容易。我寫的那些詩，寫過了就算了，就不管了，都是別人幫我打掃、收拾起來的。所以《桃花魚》一印出來，我先就送給我弟弟定和一本。因為我里面的那些詩，好些都是他給我留心搜集、保存下來的。”

21.
“那一年在南京——是七七事變之前的那一年，我給《中央日報》編過一年多的副刊，那副刊叫‘貢獻’，原來的主編儲安平到英國留學去了，是他們的社長程滄波找到我，說是胡適的推薦，讓我臨時頂代的。那時為了填‘報屁股’，我用假名寫過很多文章，寫過就丟了。有人（是卞之琳）后來留心剪留、抄存給我，也讓我丟了。”

22.
“我不知道這算不算一見鐘情，至少是有點一廂情愿吧。那時候，在沈從文家進出的有很多朋友，章靳以和巴金那時正在編《文學季刊》，我們一堆年輕人玩在一起。他（卞之琳）并不跟大家一起玩的，人很不開朗，甚至是很孤僻的。可是，就是拼命給我寫信，寫了很多信。”

23.
“他（卞之琳）后來出的書，《十年詩草》、《裝飾集》什么的，讓我給題寫書名，我是給他寫了；他自己的詩，讓我給他抄寫，我也寫了。可是我也給所有人寫呀！我和他之間，實在沒有過一點兒浪漫。他詩里面的那些浪漫愛情，完全是詩人自己的想象，所以我說，是無中生有的愛情。”

24.
“確實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過我，但都不如卞之琳這一段來得認真，持續的時間長。他的好意我是心領了，但這種事情不能勉強，我自始至終對他都沒有興趣，就看見他在那里埋頭做詩，你說我能怎么辦？”

25.
“他（傅漢思）到了北大，就跟季羨林成了好朋友——因為季羨林是留德的，他的德文很好呀。季羨林又把他介紹給了沈先生（沈從文）。可以說，就是在北大這一段，漢思才開始把他的興趣轉向中文，最后做上了中國古典的研究的。我們認識的時候，內戰已經開始了，我在北大開的昆曲書法課，還沒正式開始教，就打仗了。我和漢思是認識一年之后在北平結的婚，那時候，城外已經炮火連天了。”

26.
“他叫李新乾，是一家書店的年輕伙計。書店的名字，叫‘修綆堂’。他也是季羨林介紹給漢思認識的。你可別小看這樣的賣書工人，他懂書，文史哲、古今中外的都粗通一點，知道不同讀書人的不同需要。那時候，北平很多店家的伙計，都有這種能耐。”

“李新乾就是這樣又能干、又可靠的人。他跟北大校園里很多教授、老師都很熟。他當時比我們小，二十多出頭吧，我至少大他十歲，因為買書賣書，跟漢思成了好朋友。漢思沒結婚就認識他了，常常帶上他一起看電影，一起騎車子出去玩。他送書上門來給我們看，不是非得要我們買，留下來看過了喜歡才買，不喜歡的他再帶回去。他知道我們需要什么書，有時候我們也把想要的書單子寫給他，他就四處給我們找。漢思不會講價錢，他從來就給我們最好的價錢……當時沈從文就很奇怪，說：‘漢思，怎么你們買的書總比我買的便宜呀？還便宜好多！’——呵呵，因為我們認識李新乾呀！”

27.
“那時候，日常照顧我們的有一位女工人，就是我們的保姆，叫‘小挎奶奶’，因為她丈夫叫‘小挎子’，出身很苦，才二十幾歲就跟著我們，我們不能就這樣扔下她。所以我讓小挎奶奶跟著我們走。到了機場，逃難的人已經亂成一團了，那是軍用飛機，每個人隨身的東西要按分量來稱，就說小挎奶奶不能帶。我說：‘小挎奶奶不能帶，我就不走了！’他們一看我動了脾氣，就說：‘人帶走，東西都不能帶。’我帶到機場的那些最好的書籍、書畫，就這樣被留了下來，說我們先飛到青島，東西讓飛機回頭再帶。可是飛機到了青島，紅旗已經掛起來了，再也飛不回去了，多少好東西，就是這樣扔掉了的……”

28.
“喏，墻上的這兩張小畫，就是張大千畫的我——畫的是戲中的我。這張背面的仕女圖，記不得他畫的是我唱的《鬧學》還是《思凡》了；這張線勾的水仙，卻是他畫我的身段——他說我甩出水袖的身段線條，讓他產生了水仙的聯想。就這么一轉一甩……我問他是否畫的就是我這個身段，他笑嘻嘻地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