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時值26歲的何正璜過著“流亡”的生活。原是五代為官的書香之家，幼年習美術，后留學日本東京多摩川高等美術學校。1937年，日軍侵華，何正璜憤然辭學回國。此后，她成為了一名在江邊洗衣，兼懷天下的女子。彼時的社會現實，釀出了一批這樣的佳人，如趙蘿蕤，一邊燒飯，一邊腿上放著一本英文書。讀書、繪畫、譯詩，對她們來說，除了自我內心的需求之外，也是“貢獻給中國的禮物”。

我們從舊照中看到的何正璜，長相甜美，很難想象她回國后曾經參加過在武漢舉辦的中央軍事干部訓練團，準備投身抗日戰爭。后因武漢淪陷，才搬至恩施，接踵而來的是失業。

戰爭已持續數年。一日，何正璜在江邊浣衣，忽見水上漂來一張《大公報》。這是她素來喜讀的報紙。欣然撈起，上面登有一則教育部成立“西北藝術文物考察團”的招聘啟示。狂喜之余，借一件玫瑰色衣服，乘船去重慶應聘。

在報上登出廣告的是留法八年歸國不久的王子云。通過面試，何正璜成為這八人考察團中唯一的女性。她與王子云一見鐘情，三個月后訂婚，再十日后結婚。二人開始了歷時五年，遍及川、陜、豫、甘、青五省的萬里征程。期間，何正璜寫了大量日記，可惜大都在“文革”中被盜或遺失，僅此一本《西北考察日記》，得以保存。

二人偶于途中整理舊時剪報，看見那張《大公報》上的招聘啟示，不禁感慨：“得有今日，非緣而何！”或許不必說得這么神秘，只需再問一句，如果何正璜不愛看《大公報》呢？這背后的人力、因緣，是可以遐想的……

從這本日記中隱約可知，隨著考察的深入，何正璜的內心，發生著細微而蘊有深意的變化。

起初，考察團在成都游覽了三日，于武侯祠后殿中見到諸葛先生塑像，何正璜覺得“塑像技術尚稱佳好，唯以習俗關系，盡成為求簽之處，至俗不可堪”。這一類評論，在凡有些知識的人當中，并不罕見。然而越往后，何正璜似乎越加感受到民間的復雜性，日記中對風俗的記載，亦呈現出多樣化的視角，寫出了一種復雜的滋味。“不可堪”的事仍在發生，但“不可堪”的判斷，是越來越少了。

譬如元宵節時，她見街市人山人海，家家鑼鼓，人人新衣，火花滿天，“一派太平興隆景象，亦不減唐代長安之當年。若一外人來此，則當令其感覺不可思議。此乃全民族存亡關頭，血戰四年之后方？此乃晉豫鄂綏各已陷敵騎之鄰省？……此中國所以偉大之處耶！”這話聽來像是反諷，但作者實無此意。我想，這是她長期浸在“俗”中，感覺到其與切己生命的相連相通，從而發現了這個民族生命的韌性所在。這種看上去像是“麻木落后”的風俗，背后其實是有力量的，用民俗學者劉宗迪的話說，“因它首先是我們應該接受其引導的‘命運’”，故而，何正璜不再置身于“命運”之外，為之肅然。“肅然”，恰是何正璜日記中常常用到的詞。

我們談命運，并非是消極的，反而是積極的。比如，許多人以為文學是一種上升的藝術，然后把自己架空，但人是無法憑著架空的靈智境界而生長的。而命運，是遍在永在的，一個人逃脫命定擺布的前提，恰是先去面對和承受這份命運。

何正璜面對的命定的事情并不算少，比如戰爭、痼疾、“至俗”種種，也有一些憤慨和牢騷，但她始終抱著工作不放，因而做出重要的事來。團員中的其他人，并非都如此，為此，王子云也曾大發牢騷。何正璜提到“青年氣象”的問題，說“眾人縱若稍有青年氣象，當即能醒悟”。這里的氣象肯定與年齡無關。張新穎先生《沈從文的后半生》，開篇便是“恢復‘年青’，‘重新安排’”。實際上，讀何正璜的日記，能感到她與沈從文相通的地方。別的不說，單論建立國家博物館之雛形的想法，便可見一斑：

“中國以五千年之古國，歷來文明超于世界各國者極多，而竟無一具形之國家博物館……將來中國若能因此有一國家辦立之美術館或博物館等，則本團雖已不存，而在此開始無人注意及此之時，即已盡力奠其基礎。星星火粒燃起民族光榮巨焰，本團定亦在旁為之欣慰無已。”

他們是魯迅所言的“中國的脊梁”，縱使戳脊梁骨是常有的事。

《西北考察日記：1940-1941》，何正璜著，中華書局2015年2月，36.00元

原載《中華讀書報》（ 2015年0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