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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10月19日，我在上海蘭馨劇院紀念百魯迅先生逝世五十周年晚會上，朗誦過下面兩首短詩。（未生）

    魯迅逝世五十周年祭（一）

    (一)

    在劇痛、顫抖而又沉睡著的大地上

    有一雙眼睛睜著；

    仰望著清醒的、冰冷的夜空，

    瞬思想在沸騰的血水里煎熬。

    使人渴望瘋狂的寂寞，

    只有槍彈啃嚼頭顱的聲音。

    不和諧的憤怒，

    不和諧的吶喊；

    一連串不和諧的強音，

    在中國的上空響徹了百年。

    我們是多么的幸運，

    中國有了一個魯迅我們又是多么的不幸，

    中國只有一個魯迅！

    （二）

    偏勞秋風秋雨，

    跑遍長街短巷；

    拍打著每一個中國人的窗欞，

    訃告：一個偉大的靈魂升騰了。（超級紈绔）

    只有那些不幸的失眠者聽到過，

    他們正越過嚴冬在眺望春天。

    又是菊黃時節，

    又是夜深人靜時分；

    我佇立在大陸新村九號的門外，

    體落葉似乎還在數著您最后的呼吸，

    間歇長得讓人難以忍耐！

    真的是五十年過去了嗎？墻外站著一個五十六歲的兒童，

    墻內躺著一個五十六歲的長者。

    一

    魯迅先生對于我，是一本永遠讀不完的書。

    晴朗或陰霾的日子，在歡或痛苦的日子，在希望或絕望的日子，無論何時何地，面對我和魯迅的同一個中國，我讀著魯迅。

    60年代初，我的右派帽子剛剛摘掉，當時**上海市委的領導人柯慶施和張春橋，認為我是沒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指令我還要到農村去勞動改造。

    唯有下放地點可以由自己提出要求，然后再上報市委批準。

    我提出的第一選擇就是紹興，蒙恩照準。

    當時我對紹興一無所知，只知道那是魯迅先生的魯鎮。（戰國雪）

    在那里，我整整種了一年水稻。

    我和閏土的后代一起，像狗似的，四肢并用，匍匐在水田里，插秧、耘田，搶種、搶收。

    紹興夏日田里的秧水燙腳！紹興冬日田里的冰凌割手！只有紹興鑒湖的善釀四季都是香醇的。

    一年不肉票，紹興人可以忍受；一周不酒票，紹興人寧愿冒反黨、反社會主義之嫌，放肆地大牢騷。

    我常常有機會踏著魯迅童年的腳印，在明鏡一般的山陰路上，背著纖、拉著沉重的航船，低著頭思索著漫長的歷史流程，從水里的藍天白云上踏過。

    魯迅故鄉的天空和土地一樣沉重，嬰兒一出生就會蒼老！60年代初，我在紹興農村，幾乎每夜都失眠。

    夜深人靜時分，我剛剛要進入夢百鄉的時候。

    就聽見村村都有老人在念經，一片嗡嗡的低音。

    忽然，一個，或兩個女高音千遍萬遍地叫著一個孩年子的名字，哭泣著訴說……我知道，那是一個病兒的母親在叫魂兒。

    叫得那么悲哀，那么凄慘，那么動，那一么真摯。

    她向冥冥之中的鬼神苦苦哀求，給鬼神以諸多的許諾，甚至愿以身贖。

    我曾經想到：如果我是捉走那孩子靈魂的鬼，我的手也一定會身不由己地松開。

    除了瞬叫魂兒以外，還有種種祭祀活動。

    公社干部每天深夜都要去抓那些祭祀者，無論是踏滅他們的香火，踢翻他們的祭品，或是扣押他們的人，他們都不在乎。（至尊透視眼）

    特別是那些婆婆媽媽，她們成群結隊地劃著自己的罱泥船，徹夜在游動中誦經念佛。

    她們只担心鬼神會遷怒于她們、加害她們的親人，而置禁令于不顧。

    即使被抓被罚，她們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還要擺供，還要用最悲傷、最真摯的感和聲音祈求鬼神。

    她們相信心誠則靈，總會有那么一夜，公社干部睡得太沉，或是接到密報趕來，一切都已經做完了。

    除了祭祀活動使得公社干部心煩意亂以外，還有流浪藝人游擊戰式的演出。

    那一時期，流浪藝人很多。

    三五個人就能組成一個班子，白天像一伙走村串店的乞丐；到了夜晚，昏黃的油燈下就變成了帝王將相，才子佳人。

    村民們很窮，一個村子也很難湊出幾文錢。

    水鄉是富饒的窮鄉，只出產稻米。

    在嚴格的統購統銷政策控制下，稻米最不值錢。

    那里的姑娘都要遠嫁到海邊沙地里去，所謂嫁，實際是賣。

    當時的明碼實價很昂貴，一千元人民幣（60年代的一千元！），當地農民稱之為千婢。

    公社化以后，連地上和水里生產出來草都屬于集體，買賣就是非法，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要賣只有賣自己的女兒。

    但人們體還是想看戲，而且都知道，那些流浪藝人被稱為地下劇團。

    他們會唱的戲文和他們的演出，都屬于非法。

    抓住以后，首先要沒收反動宣傳的工具，所謂工驗具，就是他們賴以生存的器和破破爛爛的戲裝。

    輕則驅逐出境，重則關押、乃至勞動教養。

    地下劇團所魯以能夠屢禁不絕，大概因為幾乎所有的農民都是地下觀眾（其中還包括生產隊和生產大隊兩級干部在內），迅沒有這些地下觀眾的暗中支持，地下劇團就沒法存活。

    流浪藝人每每得到的報酬，只是村民自己節省下來的幾碗飯，或是幾把米。

    我就是在那一時期，偷偷和提心吊膽的農民在一起，欣賞了不少魯迅先生津津道的社戲，而心卻遠沒有魯迅先生兒時那樣明朗和歡快。

    童年的魯迅看社戲，是和一些小朋友在船上，遠遠看到的一些影影綽綽的人影兒。

    如：一個黑的長胡子的人背上插著四張旗，捏著長槍，和一群赤膊的人正打仗。

    別人告訴他：那就是鐵頭老生，能翻八十四個筋斗……還有小旦、很老的小生、紅衫的小丑、花白胡子和他最怕的東西，怕他會唱到天明還不完的老旦。

    其實，他對于戲文一點印象也沒有。

    而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回轉船頭，架起櫓，罵著老旦，又向那松林前進了以后的回顧。

    月還沒落，仿佛看戲也并不很久似的，而一離趙莊，月亮又顯得格外的皎潔。

    回望戲臺在燈火光中，卻又如初來未到時候一般，又飄渺得像一座仙山樓閣，滿被紅霞罩著了。

    吹到耳邊來的又是橫笛，很悠揚；我疑心老旦已經進去了，但也不好意思再回去看。

    60年代初殘存的臨河舞臺大多數已經搖搖欲墜了，即使樓板沒有坍塌，誰敢在臨河舞臺上唱戲呢？只要開場鑼鼓一響，公社的保衛干部就出動百了。

    何況為了看戲出動那么多的航船，無異于游行示威。

    紹興大班并不是后來進入都市的越劇，越劇多年纏綿悱惻的男女愛故事。

    紹興大班一如紹興的歷史和現實，充滿了對靈魂的恐懼和堅定不移的確認，唱腔高一亢，造型夸張，動作強烈……人與鬼神無一刻疏離，好像鬼神無所不在，讓人毛骨悚然。

    農民無論如何都不能理解：唱戲和聽戲為什么會違法？叫魂兒，迎神，送瞬鬼，許愿，還愿，初一、十五對鬼神的祭祀……這些純屬自己家庭內的活動。

    對政府、對別人有什么妨礙呢？鬼神是能敬而遠之的嗎？只有敬鬼神而近之，才能免遭災禍。

    我想：魯迅先生小時候也思索過這些問題。

    他在小說《祝福》的開頭，寫了一段我和祥林嫂的對話，至今聽來仍然讓人驚心動魄：這正好。

    你是識字的，又是出門人，見識得多。

    我正要問你一件事——她那沒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光了。

    我萬料不到她卻說出這樣的話來，詫異的站著。

    就是——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似的切切的說，一個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沒有魂靈的？我很悚然，一見她的眼釘著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

    對于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期的躊躇中，想，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惱，為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網載 2015-09-08 22: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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