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一央黨校教授解一密：毛一澤東與江一青真實關系（圖）

簡體傳統

毛澤東與江青在“文革”期間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討的問題。不要把這種關系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為了維護毛澤東，而把一切臟水都潑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應把江青干的一切壞事都算在毛澤東的賬上，甚至說成是“五人幫”。

毛澤東與江青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有一個避不開，又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就是毛澤東和江青的關系問題。

毛澤東是文化大革命的親自發動者和最高領導者;江青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國指揮機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負責人(名義上是副組長、代組長，實際上是當家人)。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終身最高領袖;江青是偉大領袖的妻子，新中國的首位第一夫人。江青在眾多場合高聲宣揚代表毛主席向大家問候，以標榜自己的特殊身份，這在當時被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無人提出過質疑。而毛澤東對此也長時間處于默認狀態，只有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才在1974年7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當眾說江青：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可是，連當場親耳聆聽此話的一位政治局委員也不能完全接受，認為總能代表一點吧。

毛澤東在世時，江青高升、顯赫，號稱文化革命的旗手，氣焰囂張不可一世;毛澤東逝世后僅27天，江青即被隔離審查逮捕下獄，成為世人皆曰可殺的反革命集團的頭子，被公開審判定罪，處以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如此大起大落世所罕見。這真是一種錯綜復雜而又難解難分的特殊關系。正是這種特殊關系，在文化大革命十年的中國政治生活中，發揮著巨大而神秘的作用，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個特殊標記和深刻烙印。

這種特殊關系不僅是中國人研究文革史的一個熱點和難點，也是國際上受到廣泛關注的一個熱點。鄧小平1980年8月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采訪時，這位女記者就尖銳地提出這個問題。她問：中國人在講起四人幫時，把很多錯誤都歸咎于四人幫，說的四人幫，但他們伸出的卻是五個手指。[1]是否毛主席對江青的錯誤視而不見?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樣的人?[2]等。而鄧小平則明確回答：毛主席的錯誤和林彪、四人幫的性質是不同的。[3]同時又指出：江青本人是打著毛主席的旗幟干壞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毛主席干預不力，這點，毛主席是有責任的。[4]鄧小平的回答，為澄清一些議論和猜測，提供了關鍵性的論點，起了一定的作用。但這樣的回答，并未能徹底解開人們心中關于毛江關系的種種問題和疑團。不過，鄧小平的回答也沒有關閉人們探討毛江關系的大門，而是留下了繼續探討澄清歷史真相的很大余地。

一

人的情感是在時間和空間中發生、發展和變化的，特別是夫妻之間的情感更是如此。因此，要搞清楚毛澤東與江青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的關系，就必須對他們二人在此之前的情感生活的發生和延續作一簡要的回顧。

毛澤東認識江青是在1937年秋，抗日戰爭爆發江青奔赴延安之后[5]。毛澤東同江青兩個人是怎么認識的，流傳版本頗多，什么課堂表現說、登門請教說、康生介紹說等等。不過毛澤東和江青本人都沒有寫過回憶錄之類的文字，這種屬于二人感情世界的東西，已無從考查，而且對于我們研究的問題也并不是重要的。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毛澤東與江青的相識、相愛和結婚，并不是由黨組織安排和負責介紹的。而且可以說是違抗組織的意志，抗拒輿論的頗大壓力而進行的一種自由戀愛式的結合。

對于毛澤東與江青的這段姻緣，當時在延安就議論頗多，成為街談巷議的一個熱點。不僅江青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同學大多持不贊同的態度，女同學反應尤為強烈，認為江青不配成為黨的領袖的夫人，而且地方黨組織亦有專電中央表示不贊成的。

例如，當時的上海地下黨市委書記劉曉、劉長勝等，就曾向黨中央匯報江青在上海的種種不良表現。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饒漱石亦曾專電延安反映曾在當時上海做過地下工作的楊帆(當時名殷楊)對江青的看法。由于反映頗為強烈，以致當時的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洛甫)不得不出面找毛澤東談話，勸他慎重考慮，但遭到毛澤東的嚴詞拒絕。70多年后的今天還有革命前輩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談及此事。比如老紅軍曾志(陶鑄的夫人)在自己的回憶錄《百戰歸來認此身》中，就說：我當時就十分疑惑，像主席這樣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怎么會與上海灘這位聲名狼藉的明星結合呢?她與賀子珍是兩路人。[6]而且談到1939年初到陜北見到彭德懷時，還談到已在延安與毛主席結婚的藍蘋(江青)在上海文藝界的一些傳聞。

可是，也有不同的看法。曾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在2010年第6期的《同舟共進》雜志上發表一篇題為《江青的親情世界》的文章，頭一個小標題就是：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失敗的選擇嗎?他的回答是：2007年7月，我看到一篇文章，說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愛恨交加失敗選擇。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楊銀祿認為，江青能夠放棄在上海過明星的安逸生活到條件艱苦的延安，說明這一時期江青是一個愛國的、革命的、進步的青年。因此，毛澤東的選擇是正確的。

在這里楊銀祿似乎混淆了一個界限：奔赴延安是一回事，而同毛澤東結婚是另一回事，這是兩件性質不同的事。江青當時是革命的女青年，有條件被毛澤東選擇，但這并不等于毛澤東選擇她做終身伴侶是明智和適宜的。因為，即使是一般人的戀愛結婚，也要考慮對方除政治以外的其他條件。而對領袖的婚姻條件，明顯地應該高于一般干部和群眾。特別是對于女人，婦德是一個必需考慮的重要條件。

我并不贊成生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封建婦德標準。現代社會主張戀愛自由，女人的貞操已經不像過去那樣被認為是頭等大事;但在中國人的觀念中，貞操也絕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小事。江青當時雖然只有24歲，卻已結過兩次婚，又同別的男人同居過。而且由于同上海藝人丈夫唐納的婚姻糾紛，在小報上鬧得沸沸揚揚，緋聞纏身，名聲頗劣。加上又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過，還沒有審查清楚。在這一方面，江青同楊開慧、賀子珍是不能同日而語的。這樣一個女人，一般男人選為對象都要思之再三的，何況是要做黨的最高領袖的夫人。

況且，在當時的延安，毛澤東選夫人可以挑選的對象頗多，是有很大的選擇空間的。當然，毛澤東作為一個男人，有權利選擇自己心愛的女人。不過，情感有時是會蒙蔽理智的。毛澤東在同江青結合這個問題的處理上，較之他處理軍事、政治等國家大事要略遜一籌，并不能認為是很明智的。說是失敗的婚姻，可能有點過份，因為也曾經有過愛情和幸福。而且人是會變化的，感情也是會變化的。誰也難以預料幾十年后會發生什么事情。但如果從結果的角度來回顧，作反向的歷史考察，那么應該說，毛澤東選擇江青做終身伴侶并不是明智而慎思的選擇，并不是最佳選擇，結果也并不是美滿的。

二

從1937年秋毛澤東與江青相識，1938年11月兩人正式結婚，到1963年江青正式登上中國政治舞臺，這25年可以概括為兩人關系比較平靜和協調的時期。江青還做了些好事，沒有出大格，當然也會偶而露崢嶸。這25年可分為兩大段：

1937年秋，藍蘋到達延安并改名江青，一年后同毛澤東結婚，從此開始了她個人生活歷程中的與以前截然不同的階段。到延安后，江青先后在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和魯迅藝術學院學習。在抗戰八年中，除演戲外她幾乎很少出頭露面，主要是照顧毛澤東的生活并協助毛工作。在這八年中，二人的感情還是不錯的，1939年曾在毛主席家吃飯的曾志，回憶過這樣一件事：江青因懷孕反應，吃飯時嘔吐，主席趕快舉著燈去給她照明，又端水給她漱口，還輕輕地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7]當年在延安中央警衛團當連長的高富有也說：那時候，江青的表現很不錯，對毛主席的生活很關心，對主席的吃喝拉撒睡安排得很細致，很周到，真正盡到了一個做妻子的責任。[8]

1947年轉戰陜北時，江青任中央縱隊直屬隊的協理員。這段歷史是后來被江青本人屢屢提及的個人經歷中光輝的一頁。曾任江青秘書的楊銀祿說：江青在延安的十年，作風謙虛謹慎，生活艱苦樸素，表現也是好的。是一位賢惠的妻子，溫柔的母親。[9]是否真的這么好，我難以確定。但應該說，在這十年的時間里，江與毛的感情雖然也不時發生一些糾葛，就整體而言，還是比較協調的。

1949年進北京，是中共變成執政黨的歷史性大變化，當然也是江青生活經歷中的一個重大轉折點。毛澤東以黨的主席而又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江青成了名正言順的新中國第一夫人。隨著身分、地位和物質條件的巨大變化，江青官升脾氣長，性格中卑劣的方面越來越顯露而發展了。據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回憶，江青的脾氣越來越大，稍不如意便大發雷霆，很難侍候。

這個時期，毛澤東同江青的感情世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曾志在前引的回憶錄《百戰歸來認此身》中，曾談到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我去看望他，都六月份了，主席還穿條破舊的有幾個洞洞的毛褲。我問：這么熱還穿毛褲，是不是腿有毛病?腿沒毛病，只因塊頭大，買不到現成的線褲，那江青不會給你訂做嗎?我生活上的事她從不關心。后來是曾志在廣州幫毛主席訂制了兩套線衣線褲。不過，因為江青生病，還曾因患子宮原位癌，去蘇聯做過手術和放射性治療，毛澤東念她有病，處處照顧她讓著她。到廣州時，毛澤東把一號樓讓給江青住，自己住較差的三號樓。毛澤東還特別囑咐陶鑄要關心照料江青[10]。

從總體上說，1949年進城以后，毛澤東同江青之間的矛盾顯著增多。而毛澤東對江青也采取管半個的態度。所謂管半個，是毛澤東在上世紀50年代初，同自己的秘書高智在散步的時候說的。毛澤東說：江青我只能管半個。高智說：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毛回答：我管不了。我管半個，那半個隨她去。高智接著說：毛澤東講的是實話。江青個性強，脾氣不好，毛澤東對她是有看法而沒辦法，有時還斷不了吵一架。[11]

有一位毛主席衛士的話，把毛澤東同江青的關系說得很形象。他說：他們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工作不到一起，也娛樂不到一起。[12]毛澤東中共建國后直粗茶淡飯，不講究飲食和營養，而且吃飯不定時，工作忙起來常忘掉按時進餐;而江青進京后生活日益考究，講究營養和味道，按時進餐以保持健康，這樣兩人就很少能吃到一起了。毛澤東一直保持戰爭年代養成的夜間工作習慣，黑白顛倒;而江青因身體不好，早睡不熬夜，也就很難睡到一起了。不過一直到60年代初，還都是住在一套院子里。

毛澤東外出視察，都是去工廠、農村和重要部門，而這個時候江青則以治病療養為名，4次去蘇聯，有時一住幾個月，回國后又不斷巡回于幾個大城市如上海、杭州、廣州和著名風景療養區如北戴河等之間，因此，同行的機會也就不多了。

至于玩不到一起，按照江青的說法是毛澤東他這個人是很寡言的，話不多。有時談起來，多數都是談政治、經濟、文化、國際、國內，海闊天空。就是說，很少談私生活和感情問題。而毛澤東對衛士長說的話層次似乎更深一些。毛澤東認為：江青使我背了個政治包袱。江青這個人，誰跟她也搞不到一起。她一來了我什么事也搞不成。她這個人到哪兒哪兒掃興。當然這個話也可能是毛澤東不高興時說的，也有點極而言之的味道。

客觀地說，這四個合不來并不能完全怪江青。從江青的角度說，據衛士們觀察，她很注意關心毛澤東，揣摩毛澤東，迎合取悅于毛澤東，希望能討毛澤東的歡心，希望他能與她協調一致。她有時心里有想法，并不說，而是希望毛澤東能夠理解，能夠先說。如果經歷多次，毛澤東仍不有所表示，她才會按捺不住地爆發，甚至又哭又鬧。這些描述應該說是可信的。恐怕年齡的差異和生活經歷的不同，也是重要的因素。中共建國時，江青還是年方35歲的中年婦女，而毛澤東已56歲，開始向老年期過渡。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已是73歲的老人，而江青才52歲。21歲的過大年齡差異當然不是夫妻生活中絕對不能相容的，但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

這四個合不來并不能代表毛江二人關系的全部，而主要是生活中的表面現象。考驗夫妻關系的更重要的應是對重大事件的處理。而這方面恰好有一件很能說明問題的事情。1954年，江青到杭州探望當時住在那里研究起草新憲法的毛澤東。其間忽然收到一封匿名信，信的內容主要是警告江青，黨的七屆四中全會已開過，要開始審查干部了，江青你的歷史是墮落的，我已寫材料交中央組織部，你要好好交待等。江青把信交給毛澤東，稱這封信是反毛的。毛澤東當即找來公安部長羅瑞卿，指令設專案偵破。這說明毛是信任江青，而不允許別人說三道四的。這里附帶說一下，這個匿名信專案一直到1961年才破案。寫信者竟是曾任中央政府秘書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林伯渠的夫人朱明。專案組詢問朱明，她很痛快承認下來，很快服安眠藥自殺。[13]

還有一件很能說明那個時候毛澤東同江青關系的事。1960年代初，有一次江青為一件小事而責罵了杭州某賓館的服務員張素蘭。李敏把這件事報告給了毛澤東。毛知道后，帶著警衛員來到值班室，很親切、很和藹地對張素蘭說：小張啊，江青有病，脾氣不好，看在我的面上，不要跟她計較，我給你道歉。服務有直接的，有間接的;你們給她服務，就是為我服務啊。[14]毛澤東能為江青的事向一個服務員道歉，并說出：為她服務，就是為我服務這樣份量很重的話，說明同江青的關系是好的，是有感情的。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對江青的某些政治觀察和分析，還是欣賞的。對她反映的某些情況和問題，還是重視和贊同的。毛澤東有一次去廣州，就曾親口對省委負責人陶鑄說過：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來，但在政治上還是對我有幫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銳。[15]而這一點，也正是江青自己引以為榮的。按她自己的說法：多年來都是給主席作秘書，主要是研究一點國際問題。在文教方面我算一個流動的哨兵。[16]

大概也正是因為這種工作的性質吧，在50年代江青公開露面參加的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社會活動并不多。影響比較大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在毛澤東發動批判電影《武訓傳》時，她參加了為配合這場批判而進行的武訓歷史調查團。這個調查團由中央文化部、人民日報、中共中央山東分局、中共平原省委宣傳部、平原日報、中共聊城地委和武訓當時活動的幾個縣委的宣傳部等共13人組成。其中起核心領導作用的是化名李進的江青。他們在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作了二十多天的調查，訪問160多名各界人士后，由袁水拍、鐘惦棐、李進三人執筆寫成《武訓歷史調查記》。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后，發表于《人民日報》，后又印成小冊子，產生較大影響。這篇《調查記》給武訓戴上了嚇人的大帽子，說他是被當時反動政府賦予特權而為整個地主階級和反動政府服務的大流氓、大債主和大地主。這種脫離實際的主觀強加的罪名，已經顯示了江青善于用左的觀點強加人罪的特點。當然比起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的所作所為，這只是小巫見大巫了。

對于50年代的二人關系，江青曾與延安的老熟人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說過一段話，頗有一點自我總結的味道。江青說：想到目前、度日如年。我和毛主席生活不融洽，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原因，是無法在一起的。所以，我們之間，只是政治夫妻而已。[17]政治夫妻一詞不太好聽，但可能比較準確地反映了那個年代的毛澤東與江青關系的特點。而這個特點，到了文革時期，就發展擴大到了極端。

三

江青在中國政壇上日益活躍起來是60年代之初，打出的旗號是搞文藝革命。這是借助于毛澤東兩個文藝批示的東風。毛澤東晚年左的錯誤思想不斷發展，用他主觀認定的階級斗爭為綱去觀察和衡量一切，因而把文藝界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1963年12月12日，在中宣部文藝處編印的一份材料上毛澤東寫下《關于文學藝術的批示》。半年后的1964年6月27日，他在中宣部起草的《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上，又寫下一大段《關于文學藝術的批示》。他認為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已經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需要認真改造。正是在這樣的一種大氣候下，江青出場了。她先是準備抓京劇團，以北京為基點搞京劇革命，但沒有得到中共北京市委書記彭真等人的支持，于是轉而去上海。在那里，她得到了中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人柯慶施的支持。

關于江青是如何舉著文藝革命的旗號，搞所謂樣板戲，當時在文化部工作的一位老同志曾有一段親身經歷的生動描述。

1964年全國京劇會演時，山東京劇院帶來一個劇目《奇襲白虎團》。試演時，江青突然出現在劇場。沒過幾天，她突然召集中宣部和文化部的負責人周揚、林默涵、齊燕銘、周巍峙等到中南海開會。會上，江青趾高氣揚地說：抗美援朝的事，你們不知道，我可都知道。告訴你們那是毛主席親自指揮的，《奇襲白虎團》不過是其中小小一段插曲，你們告訴山東京劇團，很好，一定可以改好。啊，對了，那個帶隊的什么宣傳部長，不就是譚啟龍(當時山東省委書記)的老婆嗎?告訴她，我支持，但得按我的指示改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江青又說什么山東省不接受她的意見，妨礙她修改樣板戲，那個女宣傳部長也被打成反革命，《奇襲白虎團》就成了江青指導創作的樣板戲。[18]這位作者是江青在延安魯迅藝術學院的老同學，已經十多年沒有看見過江青，她的突出感覺是：江青變了。

如果說，江青搞文藝革命是借著毛澤東關于文藝工作的兩個批示的東風，那么，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以高壓強勢的姿態登場，則完全是毛澤東親自一手策劃導演的，而江青也比較圓滿地完成了毛澤東的戰略意圖。這集中體現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這份中共中央文件的炮制和出臺的過程中。

江青要作為文藝革命的旗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為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充當急先鋒，就需要有自己的所謂文藝理論，而且要有一種權威的形式出臺，造成一種令人懾服的聲勢。可是，江青在黨和政府中并沒有什么像樣的職務，資歷淺、地位低、名聲又不太好，不好出臺亮相。恰好此時，1966年2月初，北京由彭真出面召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組[19]擴大會，討論起草了《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簡稱二月提綱)。這份提綱中提出要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企圖把由批判京劇《海瑞罷官》而在全國引發的大批判狂潮限制在上層建筑領域和學術批判的范圍之內。這份文件在2月12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發到全國各地。批轉前，在京中央常委討論過，彭真等還專門到武漢請示過毛澤東。當時毛并未表示反對。彭真等以為毛澤東已經同意了，就把《二月提綱》發至全國。但是，很顯然，這是有悖于毛澤東在全國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戰略方向和意圖的。《二月提綱》的發出，為江青闡發左的文藝理論(當然不只限于文藝)提供了適宜的時機和對立面。于是，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江青去找林彪，以借人民解放軍的名義和聲威來產生一份表達自己觀點的文件。江青專門到蘇州同林彪作了長談，二人一拍即合。

江青到蘇州找林彪長談后，林彪馬上給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下達指示，對江青大加贊揚。這個指示不長，全文照錄如下：

江青同志昨天和我談了話。她對文藝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有很多寶貴的意見，你們要很好重視，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見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今后部隊關于文藝方面的文件，要送給她看，有什么消息，隨時可以同她聯系，使她了解部隊文藝工作情況，征求她的意見，使部隊文藝工作能夠有所改進。部隊文藝工作無論是在思想性和藝術性方面都不要滿足現狀，都要更加提高。

文字不長，但對江青評價非常之高，什么政治上很強，在藝術上也是內行;她的意見必須在思想上、組織上認真落實等等。實際上把江青擺在部隊文藝工作太上皇的地位。這不只是政治觀點的一致，更重要的是政治斗爭中互相勾結和支持的需要。

根據林彪的指示，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派出副主任劉志堅和宣傳部、文化部的負責人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他們與江青一起開了一次會。從2月2日到20日，18天中個別交談8次，集體座談4次，看電影13次(共2l部電影)，看戲3次。實際上主要是聽江青一個人講話，別人記錄而已。部隊同志整理的紀要，江青看了不滿意，又專門請了并無軍職的陳伯達和張春橋等人參加，反復修改。最后又請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對這個文件很重視，親自審閱修改三次，然后才送林彪，建議用中央軍委的名義報送中共中央審批。從現存的檔案材料看，文件的名稱中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幾個關鍵性文字，就是毛澤東親自加上去的。可見，從始至終，沒有毛澤東的支持和贊成，便沒有這份《紀要》。

《紀要》的核心和要點是提出一個十分錯誤的論斷，即：文藝界在中共建國以后，基本上沒有執行毛主席的文藝路線，被一條與毛主席思想相對立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專了我們的政，這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文藝的結合。因此，《紀要》號召：堅決進行一場文化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徹底搞掉這條黑線。搞掉這條黑線之后，還會有將來的黑線，還得再斗爭。所以，這是一場艱巨、復雜、長期的斗爭，要經過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這是關系到我國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關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這些論斷很明顯不符合當時中國的客觀實際，但卻是符合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觀點，是他的關于文藝的兩個錯誤批示的延伸。說明在這個問題上，江青是很好地貫徹了毛澤東的觀點和意圖的。

3月19日，江青給林彪寫了一封信，表示根據你的委托，舉行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的紀要，幾經修改已經完成。信中特別強調：主席很重視，對紀要親自作了修改。并傳達了毛澤東17日的批示：此件看了兩遍，覺得可以了。我又改了一點，請你們斟酌。此件建議用軍委名義，分送中央一些負責同志征求意見，請他們指出錯誤，以便修改。當然首先要征求軍委各同志的意見。這個批示反映毛澤東對這個紀要十分關心和重視，不但親自審閱修改，而且連如何發出的方法都考慮到了。

林彪接到江青信的第三天，就給軍委各常委寫了一封信，對這份《紀要》大加贊揚，給予極高的評價。信中說：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們反復修改，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文藝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文件本身是毛澤東親自審閱，而且修改三次才定稿的。林彪又作了這樣一番高度贊揚和肯定，還會有哪一位軍委常委能提出不同意見呢?自然是順利通過。在用中央軍委名義送中共中央之后，4月10日，這份《紀要》作為中共中央文件正式下發到全黨。從這個全過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場主演者是江青，后臺支持是林彪，而全場的總導演則是毛澤東。

四

江青為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從制造輿論到具體發動，煽風點火，運動群眾，制造天下大亂，是立下汗馬功勞的。而這些當然是遵照毛澤東直接授意和總體意圖來施行的。

毛澤東自認為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是由江青策劃組織寫出的大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揭開序幕的。關于這一點，無論是江青，還是毛澤東都是承認的。據江青說，批判吳晗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她先向毛澤東提出的。開始毛澤東并沒有明確支持，但允許她保留意見，她才敢于組織寫批判文章的。江青說：當時彭真拚命保護吳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說。因為主席允許我保留意見，我才敢于去組織這篇文章，對外保密，保密了七八個月，改了不知多少次。[20]又說：1961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長談話，他們都不聽。對于那個有鬼無害論[21]，真正解決戰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請柯慶施同志幫助組織的，他是支持我們的。當時在北京，可攻不開啊!批判《海瑞罷官》也是柯慶施同志支持的。[22]江青這段講話大體上是比較真實的，這可以從毛澤東1967年2月3日同來訪的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卡博、巴盧庫的談話中得到印證。毛澤東說：前年11月，對一個歷史學家吳晗發表了一篇批判文章。這篇文章在北京寫不行，不能組織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們搞一個班子，寫出這篇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文章寫好只交給我看。說這篇文章只給你一個人看，周恩來、康生這些人也不能看。因為要給他們看，就得給劉少奇、鄧小平、彭真、陸定一這些人看，而劉、鄧這些人是反對發表這篇文章的。[23]這就是說，這篇作為文化大革命導火線而在全國政治和思想戰線上引起巨大震動的大批判文章，是江青在毛澤東的默許下，打著毛的旗號先搞起來，然后再經過毛的審閱、修改、批準，再公開發表的。在這個問題上夫妻二人的配合是十分緊密而適當的。

毛澤東希望看到的那種億萬群眾奮起造反，風起云涌，意氣風發，各種群眾組織遍地開花，造成天下大亂的局面，正是由江青一手操縱的中央文革，千方百計，煽風點火，制造事端，運動群眾而出現在神州大地上的。

眾所周知，被毛澤東御封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北京大學聶元梓等7人大字報，并不是群眾自發的，而是由康生等人授意引發的。而這篇大字報在中央電臺的廣播和《人民日報》的發表，加上配發的《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對放開群眾手腳，踢開黨委鬧革命，打亂原有的組織機構和社會秩序，造成天下大亂之勢，產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毛澤東對這點是滿意的。他在之后不久說：時間很短，來勢很強，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24]

當時的各種各色群眾組織遍地開花，多如牛毛，名目繁多。例如北京的紅衛兵組織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等三個司令部，分為天派和地派兩大派。有聶元梓(北京大學新北大公社)、蒯大富(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韓愛晶(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斗隊)、譚厚蘭(北京師范大學井岡山公社)、王大賓(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等所謂五大領袖。上海的工人全市性組織就有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和工人赤衛隊兩大派。赤衛隊被打垮后，站在工總司一邊的還有幾十個組織。在著名的《緊急通告》(1967年1月8日)上簽名的群眾組織就有32個之多。武漢7·20事件時的兩大派，一派叫百萬雄師，一派叫三鋼、三新，其實大派下邊的群眾組織更是名目繁多，不計其數。有的組織可以多至成千上萬人，也有只一二個人的小戰斗隊，在那里傲霜雪、叢中笑。第七機械工業部的兩大派，一個叫九一五，一個叫九一六，在北京也很有名。中共中央黨校人數不算多，只有千余教職員工，也有四大群眾組織：紅旗戰斗隊、紅色聯絡站、紅色戰斗團和革命串連會，也有其他戰斗隊。而一些著名的群眾組織的頭子，都通過各種方式同江青主持的中央文革取得聯系，獲取支持，以所謂通天本事，作為造反的最大資本，爭當中央文革的鐵拳頭。

江青一伙正是利用了這一點，打著堅決支持革命的群眾運動的旗號，揮舞著林彪創造的群眾運動天然合理論的大棒，煽動利用群眾組織，上騙毛澤東，下謀個人私利，甚至假群眾之名以達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下邊我們就舉幾個文化大革命中的實例：

江青一伙為了在社會上制造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輿淪，由張春橋出面，1966年12月18日在中南海西門秘密接見清華井岡山兵團司令蒯大富。奉了這道密旨，蒯大富連夜八方聯絡，組織力量，在12月25日糾集了上萬人的隊伍，在首都舉行大游行，在長安街上刷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大字標語，一直貼到天安門城樓上。蒯大富還在廣播車上帶頭高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這是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喊出這樣的口號，迅速傳播四方，在全國引起了巨大震動。也就是在張春橋秘密約見蒯大富的這一天，12月18日，在江青、康生、謝富治的直接控制下，成立了名為審查王光美，實為迫害劉少奇的專案組。這是利用群眾名義為陰謀服務的一個突出的事例。

再如，江青一伙為了在上海奪權造聲勢，就利用新北大公社聶元梓，這位被毛澤東稱贊為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炮制者的名聲，派她去上海造反。上海本來是江青一伙的根據地，但自從柯慶施病死，換上陳丕顯任市委第一書記之后，就不那么聽江青指揮了。因此，他們處心積慮地要奪上海的權。1966年11月17日，江青接見聶元梓，對她說：上海的運動開展得不錯，但主要是工人，學生卻很落后。你去了要找學生組織多接觸。上海市委問題嚴重，問題沒揭透。張春橋在上海一直同他們斗爭，但是很孤立[25]等等。聶元梓奉命，帶領手下的干將孫蓬一等人立即趕赴上海。北京大學的造反派同上海市委有什么關系呢?總得找點理由。這個理由也不難找。因為上海市委常委、文教部部長常溪萍曾在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担任過工作隊的副隊長(隊長是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一位副部長)，于是很方便地被戴上北大社教運動的叛徒鎮壓北大社教運動的劊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幫等帽子。這樣，北大造反派到上海揪斗常溪萍也就名正言順了。于是，常溪萍也就逃脫不了被迫害致死的命運了。

當然，聶元梓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揪斗常溪萍。正如聶元梓同張春橋共同擬定的策略：以打倒常溪萍為突破口，進而打倒上海市委。于是，聶元梓同11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工總司頭頭王洪文等相聯合，召開了兩次大規模的批斗會。聶元梓在大會講話中，堅決要求罷免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市長曹荻秋的官，改組上海市委。聶元梓等人在上海大鬧大折騰一番，為江青等策劃的上海一月風暴制造了聲勢，作了貢獻。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倒的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是劉少奇。對于這個敵人的斗爭，是由毛澤東親自出面寫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而揭開帷幕的。但幫忙把劉少奇徹底打倒，以至從肉體上徹底消滅的是江青。

文化大革命中的頭號大冤案，當屬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劉少奇被打成全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并被戴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大帽子，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出黨，最后被迫害致死。劉少奇冤案，并不只是他一個人、一家人，而是作為一條路線、一個司令部的代表，牽涉和株連全國各地成千上萬的黨員和干部。在十年中，僅因受劉少奇案株連而被判刑的人，全國多達28，000人，受批斗和迫害的人多得難以計算。無論從地位之高，牽涉面之廣，株連人數之多等哪個方面看，這個大冤案都是史無前例的，在世界史上也是罕見的。

造成這場大冤案的責任，當然首先是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他負有難辭其咎的領導責任。但與林彪、四人幫的責任，性質上是有原則區別的。林彪與江青一伙是共謀犯，罪責難逃，但對造成冤案起了關鍵性作用的，卻是江青、康生和謝富治。他們利用黨和毛澤東的錯誤，利用掌握的專案組的權力，大搞陰謀詭計，肆無忌憚地踐踏法律，不擇手段地羅織罪名、制造偽證、移花接木、栽贓陷害、欺上瞞下、刑訊逼供，種種令人發指的罪行是大量的，世所罕見的。

關于這一冤案的詳情，曾參加兩案審判的前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圖們將軍曾寫了一本書，名為《共和國最大冤案》，近25萬字，翔實可靠。我這里就沒有必要多說了。

胡耀邦在1980年接見外賓的一次談話中曾專門談到這個問題。他說：這批人確實很壞，是一批騙子、惡棍、陰謀家。除林彪外，其他那些人在黨內從來沒有什么地位。他們搞陰謀詭計，手段倒是高明的，別的本事卻沒有。他們利用毛主席的威信，把一些人的狂熱情緒煽動起來，用最巧妙的方法把毛主席封鎖起來，欺騙毛主席。比如說，好多人寫材料證明劉少奇不是叛徒，他們卻有辦法使毛主席看不到這些材料。到1967年秋，毛主席還不相信劉少奇是叛徒。林彪、四人幫造了好多假材料往毛主席那里送。1966年8月5日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只提資產階級司令部，沒有把劉看作是叛徒。把劉少奇看作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代表，當然這是錯誤的，毛主席要負責任。但把劉少奇看作是叛徒，則是林彪、四人幫造的假材料騙了毛主席。類似這樣的冤假錯案都是林彪、四人幫制造出來的。[26]應該說，這個談話是客觀的準確的。

在陷害劉少奇這件事情上，林彪、四人幫的陰謀是得逞了的。無怪乎林彪知道毛澤東批準了專案組關于劉少奇的誣陷報告之后十分高興，特別批示：向出色地指導專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這當年留下的兩個陰謀集團狼狽為奸、互相吹捧之詞，今日卻成了江青指揮炮制共和國最大冤案的鐵證。

總結以上情況，在打倒劉少奇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同江青的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在對劉少奇問題的定性上、程度上，打倒的方法上，毛澤東同江青又是有差別的，不完全一致的。從結果上說，毛澤東不管是受騙也好，自愿或不完全自愿也好，最后是信任了江青，同意了江青一伙炮制的審查報告，最終鑄成了最大的冤案。

這里必須特別提到一點，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第一階段，江青對貫徹執行毛澤東的方針是忠實的，態度是非常積極的，熱情甚高，日夜操勞。據江青的秘書閻長貴說：中共建國后，江青除了四次出國去蘇聯治病和療養外，在國內也很少長住北京。江青每年都要在外地住上半年，甚至七八個月。一般是每年國慶節后就到廣州去了，住一段，再到杭州、上海，五六月才回北京;住不久，又去北戴河。反正她像候鳥一樣，幾乎年年如此。但唯獨1967年是例外，她一直待在北京，哪里也沒去[27]。江青為什么一改多年的生活習慣，一句話，就是為了貫徹毛澤東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和方針，表示她對毛澤東的尊崇和忠誠。

五

而在這一階段中，能突出表現毛澤東對江青的關系和態度的有兩件事：

一是親自提名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根據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議，撤銷了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于政治局常委之下。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下發了經過毛澤東審閱批準的《關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名單的通知》。內容如下：

組長：陳伯達

顧問：康生

副組長：江青、王任重、劉志堅、張春橋

組員：謝鏜忠、尹達、王力、關鋒、戚本禹、穆欣、姚文元

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四大區參加的成員(四人)確定后，另行通知。

這后確定的四大區參加成員是華北郭影秋、東北鄭季翹、西北楊植霖、西南劉文珍。這就是在1966年到1969年天下大亂年代里威名赫赫的中央文革。不過其成員變動很大。這17人(如果加上后來任命的顧問陶鑄，則是18人)中的大多數，很快就由于各種原因而被排擠出中央文革之外。到1969年召開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時候，中央文革成員已經只剩下組長陳伯達、顧問康生、副組長江青、張春橋和唯一的組員姚文元等5個人了。

這里不談中央文革的作用和變化，而只談能說明江青特殊地位的兩件事：

一件是姚文元進入中央文革。據曾是中央文革成員的王力、關鋒、穆欣等的回憶材料，開始的名單上并沒有姚文元，是江青提議把他加上。當時陳伯達曾提出異議，因為他知道姚文元父親姚蓬子的情況，怕叫叛徒的兒子參加中央文革會被別人抓辮子。江青這時就抬出了毛主席，說是要請示一下，請毛主席定。當然這是誰也不會反對的。第二天，江青宣布，她已經請示過毛主席，主席同意了。關鍵時抬出毛主席，這是江青的最大也是最厲害的王牌。

另一件是1966年8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一個通知：陳伯達同志因病經中央批準休息。在陳伯達同志病假期間或今后離京外出工作期間，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職務，由第一副組長江青同志代理。本來這個小組中就是由江青說了算的，她常常自恃特殊身分而任意行事，不把組長陳伯達放在眼里。有了這個文件之后，她有了第一副組長和代理組長的名義，更成了名正言順的中央文革當家人，成為指揮全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的前線總指揮。不過，這也從組織上保證了中央文革實際上只服從毛澤東一個人領導的現實。這件事從另一方面也證明了當時毛澤東對江青還是很信任的。

還有一件就是那封著名的1966年7月8日毛澤東致江青的信。這并非是夫妻之間的普通的私人信件，而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政治文件。毛澤東曾自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做的兩件大事之一。但對他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個什么性質的運動，其對象、方針、任務、目標等等問題，他本人從未曾向黨的組織、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和主要領導人作過系統而明確的說明。唯一可以較準確地體現他發動文化大革命意圖的就是這封親筆信。信中講到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的掃除，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講了他自己準備跌得粉碎也要搞文化大革命的決心，也談到他對林彪的一些看法。這些在當時都是屬于最高一級絕密的信息了。可是毛澤東的這些戰略意圖，只告訴了自己的妻子，一個在黨和國家最高機構中并沒有任何職務，連中共中央委員也不是的江青。可見毛澤東認為江青是可以信任的，可以說知心話的人。當然這封信給周恩來、王任重看過，并告訴了林彪。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反映出毛澤東認為領導核心中可信任的人已經不多了。

客觀地說，在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和第一階段，即從1965年到1969年黨的九大這4年多的時間里，也確實是毛澤東同江青關系比較親密、和諧，矛盾較少的時期。是在入城以后，毛澤東同江青關系最好的一段。

六

不是說，文化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同江青已經分居了嗎?怎么又能說是關系最好的一段呢?看似矛盾，但認真細致地分析一下，也是可以得到合理解釋的。

鄧小平所說的毛澤東同江青的分居，據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記述，是1966年9月毛澤東原住處豐澤園修理后兩人就分開居住，毛澤東遷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釣魚臺。[28]

分居，這對于以永結同好、白頭偕老的婚姻來說，當然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不過分居也有完全不同的原因和情況。概而言之，可分為三種：

一種是不可抗拒的外力使然。這在革命戰爭時期是一種常見的現象，包括一些高級的革命領導人也難免夫妻離多聚少，甚至孩子出生幾歲還沒有見到爸爸。而在和平時期，這種情況也依然存在。比如夫妻雙方不在一地一部門工作，不得不兩地分居。特別是像搞兩彈一星的，都曾夫妻分居多年。當然這種現象由于各方的努力，已在減少。

一種是由于身體狀況的變化和年齡的增長，性生活的減退，導致分床而居，分室而住。這在超過七十歲的老年人中是并不罕見的。這也算作一種分居現象吧。

還有一種就是由于情感的變化而導致的夫妻關系惡化，不僅不可能再同床共枕，而且連見面都感到嫌惡，但又由于種種原因一時不能公開離婚，只好分居。結果可能由于一段分離，促使雙方冷靜反思，重歸于好;但更多地則不過是走向關系最終破裂而離婚的一個過渡。

那么，毛澤東同江青的分居屬于那一種呢?我認為，1966年9月開始分居時，屬于第二種情況居多;而進入七十年代，則第三種情況逐漸成為主流。理由如下：

當年毛澤東已經73歲，又面臨天下大亂，事件繁多的局面，身邊又有眾多的人員服務，不太需要一位妻子的照顧，樂得身邊少一位愛挑剔的女人。江青雖然當年只有52歲，但由于出身和經歷使然，同毛澤東在生活上的差異已經越來越大，個人欲望迅速膨脹，毛澤東的那種樸質的農民式的種種生活和飲食習慣，使她越來越難以忍受。遇到原來住房要維護裝修而不得不搬出的機會，江青自然不愿去毛澤東選擇的比較簡樸住所中南海游泳池，而是選擇了住房和服務更好得多的當時全國一流水平的國賓館釣魚臺，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兩地相距不遠，乘汽車往返又很方便，可以常來常往。這恐怕就是1966年9月兩人開始分居時的情況。

不過，毛澤東同江青的關系并非始終如一，不僅是兩人間的情感因素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隨著文化大革命形勢和任務的變化而發生變化。這個發生變化的轉折點大體上是在九大以后，特別是9·13林彪事件之后。江青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而且進入政治局，達到在黨內位置的高點。但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央文革這個有權的實體機構卻被取消了。江青獲得了高位，但卻失掉了實權。她又沒有分管的方面和部門，按她自己的說法，成了一個閑人。一個曾經歷過了幾年眾星捧月，呼風喚雨，大權在握，氣焰蓋世的人，讓她再回到看幾本參考消息，研究點文化動態和國際形勢的坐冷板凳的秘書生活，那是很難忍受的。而這時，由于關心重點的轉移，她選送給毛澤東的一些文件和資料，也不再受到重視。江青明顯地感到她被毛澤東冷落了。因此找岔子發火也是自然的。

據江青的秘書楊銀祿說：在黨的九大以前，毛主席對江青送他的材料很重視，篇篇都看，篇篇都畫圈。不知為什么九大以后看得就少了，1969年七八月份之后，就基本上不畫圈了，有時甚至連信封都不拆，原封退回來了。江青自討沒趣，也就不再選送了。1969年10月，全國搞戰備疏散，江青搬到北京西山。一天下令把放到釣魚臺10號樓里給毛主席選送的參閱件，統統拿到西山來燒掉。江青說：這些東西說明我為主席和文化大革命所做的工作，主席對此不只一次肯定過。不知道為什么，今年下半年以來，主席不愿意看我送給他的材料了。[29]

不愿看江青送的材料只是開始，以后就更嚴重了，限制江青回家，面都不愿見了。大概是9·13事件以后，毛澤東就不愿意見江青了。中辦主任汪東興打電話，叫楊銀祿通知江青，說毛主席年紀大了，需要安靜，如果江青要來看望主席，必須經主席同意才能來，如未經同意，來了也不見。當江青聽到這個指示后，立即大發脾氣。江青說：我去看主席，我的丈夫，還受限制?我不相信主席會有這樣指示。于是，江青就沒有事先請示同意就去看望毛主席，結果吃了閉門羹。楊銀祿對此事有一段很生動的描述：

有一天，江青坐著大紅旗轎車，高高興興地進了中南海，準備去見毛主席警衛戰士非常果斷地伸手將紅旗車擋住江青氣呼呼地從車上走下來，質問警衛戰士：為什么擋我的車?我是江青，我要去看主席，躲開!這時一位干部立即從檢查站室內走出來，恭恭敬敬向江青行了軍禮，解釋道：報告江青同志，對不起，你現在不能到主席那里去。

江青又質問：為什么不讓我去見主席?這是誰的命令?誰敢擋我?

江青氣得兩手發抖，滿頭冒汗，霍地從地上撿起一根木棍，舉手就要打這位干部江青兩眼瞪圓，兩腮抖動，大聲說：我打了你又怎樣?你還敢還手?!

江青無奈，只好鉆進汽車往右拐到她自己住的地方去她還不服氣地打電話跟汪東興吵了一架。事后，汪東興把警衛戰士擋駕江青的事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那好哇，擋得好哇。以后沒有我的批準，還是不讓她來我這里，不然我就不得安寧了。[30]

一個女人如果要見結婚多年的丈夫，都要被擋駕，難以見到，有家難歸，這樣的夫妻關系真的可以說是名存實亡、十分可悲的了。這樣的分居也就離最后的絕裂不遠了。據說，毛澤東曾經考慮過同江青離婚，但這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國是很難實現的。據說毛澤東也有過分道揚鑣的批示，但由于種種原因沒有成為事實。

七

毛澤東同江青的關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日益惡化，原因相當復雜，既有一般夫妻之間的清官難斷的家務事，又有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特有的政治、經濟、外交等重大問題上的不同判斷和分歧。可以說是生活瑣事與黨國大事的交織。其中占主導方面的是政治，而非個人的感情，這大概正是所謂政治夫妻的一個顯著特點。

所謂生活瑣事的矛盾，例如，毛澤東吃飯不講究，愛吃紅燒肉，江青說毛是土包子，惹毛發脾氣說：今后她吃她的，我吃我的。[31]例如，江青同衛士們打撲克，只能她贏不能輸，輸了就同衛士吵架，鬧得要毛澤東出面調解。例如，參加舞會，江青又挑樂隊，又吵燈光，說三道四，鬧得大家很緊張，毛澤東也不愉快。如此等等。按照一位衛士的說法，那時的毛江關系叫有恩愛也有爭吵[32]。

在這個時間段中比較嚴重的一次，是因為1972年毛澤東的一場大病，引發江青的歇斯底里，竟指責醫生和護士是特務，要暗害毛主席，引發毛澤東的嚴厲指責。請看負責毛澤東工作和警衛的中辦副主任張耀祠的下述回憶：

1972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研討毛澤東的病情。江青在這個會上惡狠狠地說：醫生護士是特務、是反革命!主席身邊有一個集團，要拔釘子要立專案審查。汪東興把江青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如實向主席報告了。主席聽后，對江青憋了一肚子氣。

一天，周恩來、江青、汪東興來看主席。主席是了解身邊工作人員的，他當著周總理、汪東興的面，用他那碩大的手，指著江青說：你說這些人是特務，是反革命集團嗎?你知道這個集團的頭子是誰嗎?那就是我。他們跟了我這么多年，要害我早就可以害。我知道自己的病，我也知道他們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同志。一席話，說得江青垂下頭來[33]

自己的丈夫生大病，休克，甚至一度摸不著脈，這對任何一位妻子都是非常嚴重的大事。著急、上火、發脾氣，都是難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情總要有個合理的限度，隨意懷疑醫生、護士是特務、反革命，要設立專案，致人于死命，江青這樣的作為就是邪惡而不可理喻的了。何況江青身為偉大領袖的妻子，受人敬重的最高層領導人，如此作為，難怪毛澤東要生氣，甚至厭惡，而不愿見她了。

類似的事情當然會對毛澤東和江青的關系產生影響，但不應是關系惡化的根本原因。我認為二人關系惡化的核心原因還在政治上。如果說上一階段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完全一致，江青的很多活動和做法體現了毛澤東意圖的話，那么這時，二人的政治大方向已經不完全一致，出現了相當深的裂痕。當然，從對文化大革命的肯定和維護方面看，毛澤東和江青是一致的，在這點上可以說是十年一貫制。這也是毛澤東支持江青搞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根本原因。但在具體做法和要求獲得的成果方面看，毛澤東同江青又是不一致的。黨的九大以后，毛澤東認為文化大革命的目標已經基本達到了，可以從天下大亂向天下大治轉化了。可是江青并不愿意，還要不時地制造各種事端，讓中國再亂下去。毛澤東主張以安定團結為好，江青卻不認為好。特別是，江青認為自己幫助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制造天下大亂，打倒劉少奇，立下了汗馬功勞，理當得到毛澤東的論功行賞，享有應得的權力和地位。可是，她得到的僅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虛位，沒有分管的領域和部門，沒有得到實實在在的職權。她想讓王洪文當人大委員長，讓張春橋當國務院總理，自己控制黨中央的領導權，但都沒有做到。所以，她多次向毛澤東抱怨，自己在九大以后基本是閑人。在毛澤東逝世后召開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就由張春橋提出要安排江青的職務問題。

可見，這種掌握大權的強烈的主觀野心成為支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一切行動的主線。

正因為如此，江青對毛澤東的一些意圖和做法，就不再那么刻意領會和細心配合，甚至有時會公開站出來反對。在對待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上，就表現得特別尖銳。例如：

江青一伙阻撓鄧小平復出工作。

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親自參加了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的追悼會。在同陳毅夫人張茜的談話中，提到鄧小平與劉少奇的問題性質有區別，鄧小平是人民內部矛盾。周恩來得知后立即授意把毛澤東這個意思傳遞了出去。鄧小平在得知林彪事件和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后，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于林彪反黨集團的決議，并作了適當的自我批評。1972年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8月3日來信作了批示，明確表示：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34]

毛澤東的批示，話講得非常明確。而這個時候強調鄧小平的優點，為他評功擺好，絕不止是林彪事件后對老戰友們的懷念，而是一種富有深意的政治表態。周恩來立即抓緊時機，為鄧小平復出作多方努力，但受到江青一伙的反復阻撓。不過毛澤東已作了批示，江青一伙也難以長期阻撓。一直到毛澤東批示下達一年之后，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終于作出《關于恢復鄧小平同志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決定》。1973年4月12日，鄧小平出現在人民大會堂為招待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而舉行的宴會上，引起國內外的轟動。

江青一伙反對鄧小平率代表團去出席聯合國特別會議。

1974年，聯合國要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派誰當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團長呢?中央政治局為此曾專門開會研究。有人提議由鄧小平領隊，這從當時的工作安排情況看，也是適合的。因為按一般國際慣例，出席這種大會的代表團長應高于外交部長。但周恩來已患重病，不宜出國遠行。那么理所當然的應是負責外事工作的副總理。因此，毛澤東選定由鄧小平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可是，江青卻頑固地反對鄧小平率團出國。3月22日，外交部送呈《關于參加特別聯大的請示報告》，建議鄧小平任團長，喬冠華、黃華為副團長。24日毛澤東圈閱同意。當夜，江青就把王海容叫來，對外交部無端指責，強令收回報告，重新考慮人選。遭拒絕后，26日，江青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反對意見。中央政治局意見不一致，只好請毛澤東裁決。1974年3月27日，毛澤東親自寫信給江青，信中說：鄧小平同志去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35]這樣，江青才停止無理取鬧。

江青一伙制造風慶輪事件，在政治局內圍攻鄧小平。

風慶輪是一艘我國自己制造的萬噸級遠洋貨輪。三十多年前，中國的造船工業還不甚發達，因此，能制造出萬噸級的遠洋貨輪還是一件大事，也是可喜的成就。不過也還有些機件不能完全過關，特別是大馬力主機。因此，在出航的時間上曾有所推遲，引起了一些矛盾。為了保障海上航行的安全，交通部還特別選派了一位有20多年遠洋航行經驗的干部，名叫李國堂，到船上担任副政委。這本是一番好意，張春橋等人卻很惱火。風慶輪的第一次遠航是給羅馬尼亞運送去萬噸大米。1974年5月4日從上海起航，經西太平洋、印度洋，又繞行風大浪高的好望角，經地中海，航行兩個多月終于到達黑海的羅馬尼亞港口康斯坦丁。1974年9月30日，國慶前夕風慶輪返回上海，歷時150天，航行3.2萬海里。這在當時的中國遠洋航行史上也算是值得一書的成績。可是在報刊上大肆宣揚風慶輪揚眉吐氣的三萬二千海里的同時，四人幫下令扣押交通部派到船上的李國堂副政委進行批斗，同時指使爪牙寫了一份所謂航行中問題的內部《動態》上報中央。

在做了這些手腳之后，四人幫就傾巢出動大舉進攻了。10月14日，江青在這份內部《動態》上氣勢洶洶地作了批示：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一個部?國務院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機關，但交通部卻被少數崇洋媚外、買辦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專了我們的政李國堂是鉆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裝滿一腦子買辦資產階級思想，他怎么能做中華人民共和國風慶輪這艘萬噸英雄輪的副政委呢?政治局對這個問題應該有個態度。張春橋馬上響應并上綱到兩條路線的高度，張春橋批示說：造船工業上的兩條路線斗爭，已經進行多年了。發生在風慶輪上的事是這個斗爭的繼續。李國堂不是中國共產黨的代表，而是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善于打棍子的姚文元當然不甘落后，也緊跟著批判了一大段：基本問題是路線問題，李國堂代表了一條修正主義路線。他仇視社會主義的新生事物，對抗毛主席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反抗革命文藝、批林批孔和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其買辦資產階級的立場決定的。這些帽子不可謂不大，完全可以置人于死地。王洪文上綱上線不如張、姚，但整人的辦法卻很多，他下令：先將李國堂留在上海，發動風慶輪職工進行徹底揭發批判，然后再送回交通部進行揭發批判。

四個中央政治局委員，同一天，在同一個問題上作了如此嚴重而尖銳的批示，是很不尋常的。批示名義上是對著李國堂和他所在單位交通部，但李國堂不過是一個小人物，值得四位大人物如此重視嗎?很顯然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個謎底三天以后就見分曉了。

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會上，江青借機發難，拿出關于風慶輪問題的材料，當面質問鄧小平為什么不批示，不表態?鄧小平嚴正地回答：我已圈閱了。對這個材料我要調查，我要調查。江青進一步逼問鄧小平：你對批判洋奴哲學是什么態度?是贊成還是反對?鄧小平忍無可忍立即予以激烈反駁：每次政治局會上都是這個態度，你這樣搞，政治局還能合作嗎?強加于人，一定要寫出贊成你的意見嗎?在這樣氣氛下當然難以冷靜地研究任何問題，鄧小平起身離開了會場。張春橋馬上乘機挑唆：鄧小平又跳出來了!江青也大叫：這不是對我的態度問題，是一個大是大非問題。鄧小平復出后，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沖突，這是最嚴重的一次。

江青一伙謀告御狀，阻礙鄧小平組閣。

會后，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到她住的地方釣魚臺國賓館17號樓開會。一個政治局委員通知副主席和常委到自己家里開會，這本身就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不正常的。據王洪文和姚文元后來的交代材料，在這個小會上，江青說：鄧小平所以吵架，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有氣，反對文化大革命。張春橋說：鄧小平所以跳出來，可能與四屆人大總參謀長的提名有關，這是一次總爆發。鄧在風慶輪問題上跳出來，不是偶然的。他以前就主張，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17日晚的政治局會議，是二月逆流。王洪文說：這是對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有氣，不支持新生事物。姚文元則說：毛主席說過，路線對，好合作;路線不對，難合作。今天果然碰到合作問題。過去鄧小平很少講話，今天發這么大的脾氣，實在意外。經過整夜密謀后，他們決定派王洪文去長沙向毛主席報告。于是第二天，10月18日下午，王洪文就飛到長沙向毛主席告狀了。作為黨中央的副主席向主席報告工作是合法的，也是應該的。問題是這位副主席不是代表政治局，而是避開政治局的多數同志，避開其他副主席和常委，只代表四個人，就使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了損害。

這次告狀的情況，據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給特別法庭寫的證詞里面談到的是這樣：

王洪文開始時禮儀性地詢問了毛主席的健康情況之后便開始告狀。王洪文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這次來湖南沒有告訴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們四個人，春橋、江青、文元和我開了一夜會，商定讓我向主席匯報。主席同意后，我馬上就動身來了。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洪文向毛主席匯報了圍繞風慶輪問題發生爭吵的經過，說鄧小平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在匯報中，王洪文也沒有忘記給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分別作了一些吹捧。

毛澤東沒有聽信王洪文的匯報，反而告誡他說：我看不出什么大事。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總理、劍英同志談談，有意見當面談，這樣搞不好。使四人幫告狀的陰謀未能得逞。王洪文雖然當面承諾回京后一定要找總理談，按主席的指示辦，但回到北京還是先到釣魚臺找江青等人匯報并商討對策。10月20日，毛澤東在長沙接見外賓后，對陪同外賓的外交部干部王海容、唐聞生說：風慶輪的問題本來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登奎同志已在解決，但江青還在鬧。又給江青等借風慶輪事件掀起政治風波的陰謀，當頭潑了一盆冷水。11月12日，鄧小平陪外賓到長沙。在接見后，毛澤東同鄧小平談到10月17日政治局會議的事，兩人作了生動的對話：

毛：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

鄧：主席也知道了。

毛：好!

鄧：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

毛：我贊成你!

鄧：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

毛：強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

1974年12月23日，第一次見面，毛澤東就批評了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幫!團結起來!四個人搞在一起不好!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王洪文滿面羞紅地承諾：以后不搞了。王洪文還按毛澤東的要求，寫了書面檢查，但回到北京后一切照舊。

毛澤東肯定并贊揚了鄧小平，說：他政治思想強。指著王洪文說：鄧比他強，他(王洪文)沒有鄧小平強。又在紙上寫了人才難得。毛澤東建議由鄧小平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這實際上表明，毛澤東已經放棄了在黨的十大上選擇王洪文當接班人的決策，已經喪失了對王洪文的信任，而把黨、政府和解放軍領導工作的重担放在鄧小平的肩上。鄧小平曾當面向毛澤東表示過：最近關于我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么意見了，但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毛主席笑著說：沒有辦法呢。

毛澤東還當王洪文的面談了他對江青的看法。毛說：江青有野心。你們看有沒有?我看是有。我比你們了解她，幾十年。不過，毛澤東認為對江青當然要一分為二，她在批林問題上是對的，說總理的錯誤是第十一次路線錯誤，就不對了。批林批孔，批走后門，后面三個主題，就搞亂了。搞亂了，又不告訴我。說明他對江青是很不滿意的，但是，并沒有把江青看作是敵對的力量。

根據會議的決定，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1975年1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同時，任命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月8日至10日，在北京舉行黨的十屆二中全會。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批準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全會選舉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并選舉他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作了政府工作報告，重申本世紀內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大會通過了憲法、批準政府工作報告，并選舉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領導人員，任命周恩來繼續担任國務院總理，任命以鄧小平為首的12位副總理。江青提議的王洪文當人大第一副委員長、張春橋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的意見被否決了。說明，毛澤東雖然仍然信任江青，也沒有割斷夫妻之情，但在事關國家命運的重大人事安排上，還是原則第一的，是理智的。不會因親情而干擾破壞原則。

不過，即使是在鄧小平的問題上，江青也不是全部違背毛澤東的意志，對著干的。同毛澤東也有一致的地方。比如在鄧小平領導的整頓涉及否定文化大革命，而鄧小平不愿主持起草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的時候，江青就成為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積極煽風點火者，而大肆活動起來。這說明，江青把鄧小平視為奪權道路上的最大障礙。所以，對毛澤東支持重用鄧小平的決策就反對，不滿;而當毛對鄧失去信任再打倒時，江青同毛澤東又一致了。這也是毛江二人關系中復雜的一面。

八

總括上述各方面的史實資料，對毛澤東與江青文革時期的關系，可以得出三點認識：

(一)毛澤東與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政治關系是好的。從始至終政治大方向是一致的，共同堅持發動、堅持和維護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決策者，最高領導人;江青是忠實執行者，具體指揮者。

從具體執行的過程的結果的角度看，大體有三種情況：

一是，江青忠實而有創造性地完滿執行毛澤東的決策。例如：炮制揭開文革序幕的大批判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同林彪合伙炮制否定中共建國后十七年的文藝黑線專政的文件《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1966年2月2日2月20日)等。

二是，江青基本上執行毛澤東的決策，但在執行中又夾帶了個人私貨。例如，1968年10月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打倒劉少奇是毛澤東的決策，《報告》最后也由毛澤東審閱批準，但其中的不少偽證，卻是由江青指揮專案組用各種殘酷非法手段偽造的。再如，1973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批判周恩來在所謂對美外交中的錯誤。江青說，對周的批判是黨內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毛澤東既肯定這次會開得很好，又批評江青講十一次路線斗爭，不該那么講，實際上也不是。[36]又如，1974年搞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是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發動的。不過擅自增加了批走后門的內容，遭到毛澤東的批評。毛澤東說：當前批林批孔剛剛開展，又夾著走后門，有可能沖淡批林批孔[37]等。

三是，江青自作主張，違反了毛澤東的意志，但最終經毛出面批評后還是服從于毛。例如，1974年3月鄧小平率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特別代表大會問題，江青就激烈反對，甚至惱羞成怒，破口大罵外交部。一直到毛澤東親筆寫信警告，才被迫停止無理取鬧。又如，在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重組國務院的問題上，江青千方百計為爭取自己一伙組閣而大肆活動。毛澤東明確批示：不要由你組閣[38]，還不肯罷休，一直到獨自飛往長沙去見毛澤東，所提要求遭到拒絕，才不得不勉強接受四屆人大的組閣方案。

過去常說，江青背著毛主席干許多壞事。背著干的壞事當然也是有的，而且相當多。但比較而言，江青遵照毛澤東指示干的事，要比背著干的多。在文革前期，在涉及全局的政治問題上，江青都是遵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的。而在涉及自身命運的利害的問題上，特別是文革后期，江青對毛澤東的批示有所違抗，但絕不是反叛式的根本背離。此所謂二人之政治大方向始終一致，也是江青所謂政治夫妻之核心和基礎。至于毛澤東逝世后，四人幫篡黨奪權犯下大罪，那已不屬于本文論述的二人關系范圍之內了。

(二)毛澤東與江青在文革十年中的感情關系，是一個復雜而又不斷變化的關系，旁觀者只能推測，而難以斷定。

俗話說清官難斷家務事，何況這是長期處于高度保密狀態的偉大領袖的家務事，更是難予說個清楚明白。不過有一點似可肯定，就分居的起因觀察，并非感情惡化或破裂，而是始于住房修繕，江青不滿意毛澤東選擇的中南海游泳池，而選擇了條件更好的釣魚臺國賓館。分居之后，江青還是經常回中南海的家中，同毛澤東也經常見面。一直到1972年，毛澤東下了江青回家必須事先請示批準的命令，情況才有了本質性的變化。但此后也一直還有千絲萬縷的關連，還維持著夫妻關系的局面。重大場合二人共上主席臺，外人看不出什么破綻。對于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大多數中國人(包括我自己)，是一直到1980年8月鄧小平接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才第一次聽到毛澤東同江青分居這個大新聞。分居在夫妻生活中當然是一個嚴肅而重大的問題。但就已知的毛澤東同江青分居的具體情況看，似不足以成為解脫毛澤東與江青所干壞事關系的根本理由。

(三)毛澤東與江青之間還是有感情的，親情的紐帶始終沒有徹底切斷過。毛澤東一直到生命終結之前，始終還是掛念江青的。

1974年7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點名批評江青搞四人小宗派。但同時又說：對她也要一分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39]1975年1月，王海容、唐聞生向毛澤東轉述了江青對中央政治局成員的看法。毛澤東很担心地說：將來她會跟所有的人鬧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會鬧事。[40]關切之情溢于言表。

還有一件很能說明二人關系的事，就是1975年12月26日，毛澤東過最后一次生日的情況。據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澤東保健飲食生活》一書記載：臨近中午，與毛澤東分居已久的夫人江青也來了。這些年來，江青已很難見到毛澤東。特別是半年前，毛澤東還特意吩咐：沒有我的同意，不許打開鐵門!毛澤東所說的鐵門是指其住宅外面的最后一道大門，據說，毛澤東這一命令便是專門針對江青的。但今天毛澤東生日，江青還是進了鐵門。江青來時特意帶了兩道菜：胖頭魚湯、肉絲炒辣椒。這是毛澤東很愛吃的兩道菜，是江青在釣魚臺她的居所做好后帶來的。生日宴上，菜肴比往常豐盛。毛澤東喝了胖頭魚湯，高興地說：胖頭魚湯好香噢!并堅持自己用勺舀湯喝。這頓飯，毛澤東吃得比平常高興

而江青對毛澤東，也絕不是像有人在書中說的：毛澤東主席去世，江青毫無悲痛，竟末流一滴眼淚。[41]江青的秘書楊銀祿在《江青的親情世界》一文中，引述姚文元親見：她頭發散亂，神情慌張，進門便撲在主席遺體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其悲痛之狀，催人淚下。[42]這個情況應該是可信的。

總之，毛澤東與江青在文革期間的關系是一個復雜的，值得研究和深入探討的問題。不要把這種關系完全政治化，一方面，不能為了維護毛澤東，而把一切臟水都潑向江青;另一方面，更不應把江青干的一切壞事都算在毛澤東的賬上，甚至說成是五人幫。需要的是從真實的具體史料出發，多做科學分析，而不能簡單化、絕對化。也許這只是我寫這篇文章的主觀愿望。不妥之處，深望得到批評、指正。

作者簡介：

金春明，1932年生，1952年從東北局黨校高級部畢業后即從事中共黨史教研工作。1961年調中共中央黨校。在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中央黨校復校時，1977年秋，時任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指示黨史教研室組建一個小組專門研究文化大革命(當時的說法是研究文革中與劉少奇、林彪、四人幫的三次路線斗爭)，金春明受命担任組長，成為最早專門研究文化大革命的黨史學者。后為中共中央黨校學術委員會委員，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主要是文化大革命)導師。著有《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文化大革命論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文革時期怪事怪語》(與黃裕沖、常惠民合編，求實出版社，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香港開明書店，1992年)、《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文化大革命簡史》(與席宣合著，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金春明自選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四人幫沉浮錄》(九州出版社，2013年)，主編有《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等。另外還發表有《絕不可淡忘文革》《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現狀與問題》《兩個文革說與文革的定性研究》《周恩來與文化大革命》等專題論文。

本文寫作于2012年作者八十歲時。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頁。

[2]《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頁。

[3]《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4頁。

[4]《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2頁。

[5]江青是1937年8月同其他一些國統區的青年一道乘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的大卡車去的延安。見《紅巖春秋》1989年第2期54頁。

[6]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轉引自《北京青年報》2011年8月8日。

[7]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轉引自《北京青年報》2011年8月8日。

[8]轉引自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

[9]楊銀祿：《江青的親情世界》，《同舟共進》2010年第6期。

[10]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轉引自《北京青年報》2011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