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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孔子

   1.你提的，“一旦克已復禮，天下歸仁而不是歸周”，確實打中了孔子的要害。
孔子夢想的是西周秩序——“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
具體一點說，他夢想的是一個周天王在發號施令，這個周天王下面有等級森嚴的一
套貴族、諸侯、卿、大夫。從天王到大夫，尊貴的等級有差別，然而他們都不同于
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個貴族階級，他們的尊嚴都是不可侵犯的。維持這套秩序的
辦法是正名，是教化。從孝梯開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對貴族和貴族階級上下之間相
互之間都井然有序，貴賤有別，就像兒子對父親，幼弟對長兄一樣。問題在于，在
春秋的大亂之世，禮樂崩壞，兼并盛行，犯上作亂已經成了家常便飯的時候，怎么
辦？孔子在《春秋》中雖然“天王”長，“天王”短，晉文公召周王到河陽，他還
要寫成“天王狩于河陽”，但卻肚里有數，這個天王不行了，“我其為東周乎”，
要另起爐灶，弄出一個代替周天王的天王，或者像管仲那樣，興起一個把天王變成
至尊的偶像，旁邊有一個事實上至強的霸（主）。所以所謂東周，是把魯弄成霸主，
或者干脆魯稱天王來代替周王朝了。公山不狃和佛囗見召，他躍躍欲試，無非是想
以此為開端來建立這個霸業。當魯司寇后殺少正卯，囗三都，無非是想削平三桓
（魯的公族季孫、叔孫、孟孫三家），先尊公室，然后強魯稱霸。周游列國，到處
留心政治，無非是想看看有什么機會“出售”他的一套政治主張。
   在這里，他的政治主張，和他達到這種主張的手段是矛盾的。手段是仁、恕，
目的是霸業。你批評得很中肯，仁、恕一套誰也不會聽他的。不過他若真的當起權
來，他的做法其實和管仲、商鞅是一樣的。殺少正卯，囗三都，已見端倪。他自己
心里明白，仁、恕是講給別人聽的，是教化蕓蕓眾生的，至于當權的人要成霸業，
不心狠手辣、芟除異己是不行的。他對管仲的稱道，已經為我們當代人的“大節小
節論”做了榜樣了。
   孔子對秦政的稱道，和茍況的稱道是一模一樣的。雖然稱道的對象，在孔子是
大膽用了五羊大夫的纓公，在茍況是用了商鞅的孝公及其后請王。
   后代史家，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一直是內法（或茍）而外孔，以孔做羊肉，
掛招牌，以茍或法做實際。這一套其實開始于孔子本人。
   這是孔子本人的言論與行動的矛盾及其必然的結論。中國歷史正好符合于這個
邏輯。
   比較起來，孟軻比孔子要“一以貫之”得多。孟軻強調仁義，不惜得出“民為
貴，社稷次之，君又次之”，以及“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若寇仇”的結論。這
種結論，是孔子絕對不會達到的。這就是他的歸宿必然是法家的道理。孔子的嫡傳
是茍況，茍孟對立其實就是孔孟對立。
   2.但是，根據以上矛盾，說孔子就是一個假仁假義的人，那不免把他過分小丑
化了。在我看來，他對他自己的思想是忠實的，他棲棲逞逞過一生，悲嘆自己沒有
機會行道，并不是“僅僅為了面包”。為了證實這一點，不妨把他和蘇秦、張儀對
比一下。
   他有許多十分庸俗的話，“學而優則士”，“耕餒，學祿”之類都是。但是，
這是專制政體下官僚機構盛行的一般意識形態。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
士”教訓他的兒子，說的話，和孔子這些話，連措詞都差不多。再說，他帶那么一
大幫學生，事實上靠他們吃飯，他能不為這個子曰店做做廣告嗎？
   要不落到這個陳套中去，在古代條件下，唯有個人主義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現
在動動就說希臘。早期古希臘執政者是土地貴族，國家是蕞爾小邦的城邦，當官的
是榮譽職不支薪飽，要發財，你去航海，你去開辟新殖民地，你去做買賣，別在現
成的一鍋飯中去跟別人爭更大的份額。學問不是“貨予帝王家”換口飯吃的玩意，
而是一種個人的創造活動，這才能夠產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視自己內心世界的
思想家。專制政治不可能設想這種知識的出路，知識無非“求祿”，你能怪孔子嗎？
   你用《紅樓夢》中賈寶玉的用語“祿蠹”來批評孔子。賈寶玉不做祿蠹，只好
出家。我又要問，“娜拉走后怎樣”——出家以后怎樣？如果活下去，而且還要維
持一種清高的生活，怎么辦？
   要不做祿蠹，要有一種合適的社會條件。不同于古希臘的現代條件是，尊重每
個人的事業，每個人的創造性活動。居里夫人的科學業績，一個詩人的好詩，都受
人尊重，政治家的地位不比科學家高。當然，這又是精神貴族的語言，而且，說老
實話，我承認，清潔夫的工作，怎么樣也不會受人尊重得和教授一樣。我老實承認，
我的平等主義，對待清潔夫的是憐憫而不是尊重。不過，無論如何比一切人都俯伏
在天王或公室前面要好得多吧？
   3.關于“信”，你的評論也十分尖刻。但是，“民無信不立”之信，和“言必
信，行必果”之信恐怕意義并不一樣。一是政令之信，一是待人接物之信。政令之
信是商鞅植木懸賞之信；待人接物之信，其必須遵守的程度恐怕確實與此有差別。
當然，如果待人接物中提倡背信棄義，那是應該譴責的，但是把待人接物之信提高
到政令之信，或者把政令之信降低到待人接物之信也未必妥當。而且，政令之信的
重要性，我們不是親身體會過的嗎？
   4.還有一個小問題。四書朱注，是朱熹的著作而不是孔子的著作。凡朱注中如
“義理”、“夫理人欲”之類的東西，完全是另外一種哲學體系，以此解孔子是不
行的。
   5.我還發一個奇想。孔子求售的地方，魯、宋、衛、陳、蔡，都是周的中心地
區而不是僻地（到過齊，那是田氏代齊前夜，齊景公實在不像樣）。戰國的強國，
秦、晉——后來的趙、齊、楚，都是邊緣地區，中心故國，全被并吞。并吞了中心
地區的魏強盛過一時，到最后還有一個信陵君，那也是繼承了自稱為狄的晉的遺業
的。孔子不到邊邦去求售，他的“周”要是“東周”，最好是建立在殷的故地，周
公后裔的魯，也是目的與手段矛盾的一例。普魯士、奧地利都是日耳曼的邊邦，蘇
聯與美國，500年前在世界上不占地位，新的歷史往往是在新地方開頭的，滿腦子舊
秩序的孔子是不懂得這一點的。
   6.“父為子隱”一條，與“舉直錯諸枉”誠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則并不矛盾。歷來的評論家，都把孔老二的“愛有差等”、“能近取比”
列為他思想體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國家”是家庭的推廣，他當然要把家
庭中的“團結”列為一切“團結”的前提，所謂“以孝治天下”就是這個意思。這
樣，姑不說父親揭發兒于的隱私，兒子揭發父親的陰私起碼是大逆不道的。
   孔子的這個前提與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樣的。你那兒有亞里士多德的《政
治學》，亞里士多德認為人在城邦中的結合是達到至善的唯一途徑。其實，唯有從
這個前提出發，我們現在天天在嚷嚷的“集體主義”才算找到了根據。若以家庭為
出發，向外推，推到天下國家，一旦忠孝不能兩全，你取舍據何標準？而且，君臣
一倫不過是父子一倫的推廣。這還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不可推辭的義務，其間又
哪里能夠引申出什么集體主義來？歷來的思想家認為中國人的統治哲學是“父道主
義”，即撫百姓如撫赤子，中國人的義務觀念，脫不了對另一個人的忠孝。這是中
國人團結不起來，一盤散沙的根源。現在的人，談到個人責任的時候，總把“國家”
放在第一位，這是政治與倫理哲學的根本前提已經變了的證據。然而評孔的人，卻
很少評到這一條。也許因為要痛斥“忠君”，又有點投鼠忌器之故。
   7.你的兩篇東西并非思想批判，而是人物評傳的性質。孔子這個偶像應該打倒，
寫他的評傳，可以把他小丑化，你的評傳似乎也有點這種傾向。這兩份評傳，機智
雋永，比“時論”深刻多了。但是我不免有點因其過分“時論化”而略感遺憾。這
是難免的，因為你手頭的書大少，比如，《春秋》三傳，是理解孔子思想體系的歷
史背景的基礎，你手頭并無此書，關于孔的身世言行，大體只能根據《史記》的
《孔子世家》和《論語》之類的注解，所寫只能是隨筆。從隨筆開頭，當然會一步
一步深入下去。
   我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我總有拿西方為標準來評論中國的傾向，所
似老是說要讀點西方史。對此我也有我的辯解；若無歐風東漸，五四運動何能掀起，
孔子怎能打得倒？科學與民主我們還是太少。第三世界的興起，若靠傳統的老本錢，
我看還有問題。沙特阿拉伯的巴魯迪曾經慷慨陳詞，西方人打到東方去結果還是要
滾蛋，這誠然是歷史事實。但是，穆罕默德也曾帶領第三世界西面打到法國的西班
牙邊境，東面打到匈牙利的邊境，到底這個第三世界還是在發源于“航海、商業、
殖民”之上的“科學與民主”前面比下去了。可不能忘掉“內因論”啊！

                                       1974年4月14日16時
                                  原載《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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