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心理學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的思考--潘菽心理學思想研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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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心理學各流派在基本理論問題上的分歧,集中表現在本體論和方法論兩個方面。在本體論方面的分歧,主要是基于對心理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認識。即使是在心理學較為發達的今天,盡管大部分心理學理論都不會否認心理學的研究對象是心理現象,但是由于各種心理學理論的哲學指導思想不同,所以在對心理現象及其本質的理解和看法上也仍然各有不同。對心理學研究對象的不同認識或理解,又直接影響到不同的心理學流派在方法論上產生分歧,即在心理學研究上是采取機械的、分割的、唯心主義的方法論,還是堅持辯證的、整體的、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在本體論和方法論上的分歧致使近、現代心理學的研究向不同的方向發展。因此,能否正確認識心理學的研究對象、能否正確、全面地理解心理現象及其本質,直接關系到心理學研究的方向和心理學的發展前途。我國著名心理學家潘菽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對心理學的研究對象--人的心理現象及其本質--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深刻的分析和科學的闡釋,并對各種錯誤的心理學觀點和理論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從而為我們正確地研究心理學指明了道路,同時也為我們今天改革現有的心理學、建立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心理學體系提供了重要的指導。
  潘菽先生對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分析和闡釋,是通過對西方傳統心理學流派的觀點進行剖析和批判開始的。代表了他許多重要心理學思想的《心理學簡札》一書,開篇就指出:“傳統心理學號稱一門科學,但一直沒有能一貫地踏實地全部走上嚴正的科學軌道。傳統的心理學,從整體看并從基本上看,已被搞得不知適從,眾說紛紜,一片雜亂,迷失方向,出現‘危機’,有難于為繼之勢。所以落得這樣的情況的原因,主要在于心理學這門科學究竟研究什么這個問題始終還沒有得到恰當解決,有如盲人摸象,各執一偏”(上冊,第2頁)。這段話可以看作是對心理學100多年歷史最恰當的概括。事實上,心理學自在西方誕生以來,在研究對象上始終未能有明確和統一的認識,各家各派意見分歧,莫衷一是。在心理學的創始人、構造主義心理學的開山鼻祖馮特看來,心理學的對象不過是一種“直接經驗”,或者是相當于“直接經驗”的“片斷的意識”而已[①];而他的弟子鐵欽納則認為是一種“從屬的經驗”[②]。構造主義心理學的老對頭機能主義心理學則把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看作是一種“川流不息的意識狀態”(詹姆斯),或者是“有機體順應環境的一種生活過程的意識”(安吉爾)[③]。發端于美國,并曾在西方風靡了半個多世紀的行為主義心理學,則荒謬地僅僅把動物或人的“可以捉摸的和可以接近的行為”作為心理學的唯一研究對象[④]。以研究知覺著稱于世的格式塔心理學采取了較為折衷的態度,兼容并蓄了構造主義和行為主義心理學的觀點,認為心理學既研究直接經驗,也研究行為。至于自我標榜為“所有以人類文化之進化為中心的科學”的精神分析心理學更是神秘地宣稱心理學的研究對象僅限于“無意識的精神過程”[⑤],等等。
  為什么西方傳統心理學在對研究對象這一首要的基本理論問題的認識上如此混亂不堪呢?潘菽先生進一步作了分析:“心理學脫離了哲學而宣告為一門獨立的科學以后卻一直停留在一種不穩定和不成熟的狀態,連最基本的問題也還沒有得到定論。這是由于它雖然宣告脫離哲學而獨立了,但基本上仍受著它在剛獨立時所受到的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哲學的嚴重束縛而一直未能完全擺脫,因而使自己長期地立足于二元論的思想基礎上而不能真正地或全部地走向科學的軌道”[⑥],尤其是“從近代以來,一切著書立說或發表議論的西方心理學者幾乎沒有一個人不或明或暗、或多或少地信奉一種唯心論哲學,來作為他們的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基礎”,同時,這些心理學者也“或多或少、直接或間接、自覺或不自覺地通過心理學來繼續宣揚唯心論,護衛唯心論的陣地以適合資本主義社會的需要……”[⑦]。對于上述西方傳統心理學在研究對象上的各種錯誤認識,他在《心理學簡札》一書中分別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指出:構造主義心理學“把這樣地理解的經驗作為對象的心理學當然只能是完完全全的主觀唯心論心理學”(下冊,第29頁);機能主義心理學“把心理學錯誤地看作全部是一門生物學”,這其實“是一種還原論的表現”(下冊,第235頁),由于“所有的還原論都受縛于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觀點”(下冊,第234頁),所以“機能心理學比構造心理學……不過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差別”(下冊,第235頁);行為主義心理學雖然貌似唯物,但是“拋開‘心’或‘意識’而把和軀體過程或生理過程屬于同一性質的‘行為’作為心理學的唯一對象……也同樣是二元論”(上冊,第316頁),“是先天不足的近代心理學在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世界觀的支配下必然的一種發展結果”(上冊,第293頁);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觀點實質上仍是一種生物還原論,最終還是陷入唯心論的泥沼中,成為比行為主義心理學更糟糕的“最成問題的一個流派”(上冊,第35頁)。至于格式塔心理學的觀點。潘菽先生雖然沒有直接論及,但我們只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稍加分析,就不難發現,它雖貌似公允、兼容并蓄,但實質上乃是從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經驗批判主義、以及胡塞爾的現象學的觀點出發來提出其研究對象的,因而“就其理論基礎來說,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心理學派別”[⑧]。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西方傳統心理學迷失方向、出現危機、難以為繼,其主要原因在于對研究對象的錯誤或混亂的認識或理解,而之所以如此,歸根究底“一個根本毛病在于長期受著資產階級的偏見或唯心論和形而上學的束縛”[⑨]。因此,西方傳統心理學是難以正確解決心理學的研究對象這一最基本的理論問題的,從而也是難以使心理學走上嚴正的科學軌道的。
  正是基于上述認識,潘菽先生強調心理學必須以辯證唯物主義為其哲學基礎。早在1945年他“就試圖運用辯證唯物論這個武器來分析考察心理學的理論問題”[(10)]。堅持在辯證唯物主義的指導下研究和闡釋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問題。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思想是一種思想體系,是一種世界觀,是由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所組成的。要在我們的心理學研究工作中遵循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思想的指導,就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全面地深透地貫徹于我們的全部研究過程之中”,“換句話說,辯證唯物論的理論必須貫徹到全部心理學中去”,這樣才能使心理學“從長期的謬誤哲學的指引下解脫出來”[(11)]。對心理學的研究對象的問題,潘菽先生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實踐觀點作了較全面的、明確的、科學的闡述。他的觀點,較之西方傳統心理學,有著根本的區別,概括起來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他認為心理學首先并且主要研究的應該是人,而不是動物。“我們所講的作為心理學研究對象的心理,主要是指人類的心理。這一點是必須首先明確的”[(12)],這是因為人是“世界萬物之中……無比突出、無比活躍的一種,是“這個世界中個體事物發展的最高峰,是物質組織的演化達到目前最復雜最高度的產物”[(13)]。作為“萬物之靈”的人,與一般動物有著本質區別。人類通過社會生活實踐,其中尤其是勞動實踐,使自己的手和腦得到了高度的發展,從而也發展了高度發達的心理或意識,使自己超出自然界之上而自成一體。為此,潘菽先生在他晚年的研究中提出了人應該“在這個世界中自成一界”的“新三界說”,認為可以考慮把整個世界分為無生物界、生物界和人界(或者稱人類界或人類社會界)[(14)]。事實上也正是如此,人類已基本上成為整個地球的主人,并在這個世界上發揮著巨大的能動作用,“這個世界因為有了人而能認識到自己。這個世界中的種種事物也因為有了人而能發揮它們的作用或變成其它事物(‘物盡其用’)。這個世界的演化也因為有了人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15)]。因此,“人類自己也必須成為充分的科學理解的對象之一”,而“心理學就是人類為了改造客觀世界并改造自己而了解自己的一門必要的科學”[(16)]。但是恰恰相反,西方傳統心理學把人和動物等量齊觀、混為一談,“犯了把人和動物混同起來這個原則性錯誤”,這種人獸不分的“動物心理學”的研究結果“必然要損害到對于人的心理本質的理解,而且也損害到對于動物行為的科學研究”[(17)]。為此,潘菽先生認為,科學的心理學“必須采取‘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這樣高姿態的觀點”[(18)],并強調“心理學是研究這種最可貴的東西的人的所以成為人的本質特征及其活動所表現的規律的最主要的一門科學。心理學如果看不到人是世界萬物中最可貴的東西這一點,就會忽視了它自己的一項最重要的任務,即闡明人的最重要的本質特征和所發揮的重大作用”[(19)]。他極為稱贊我國古代的“人貴論”思想,稱它是“中國整個古代思想一個一直綿延不絕直到現在的優良傳統”[(20)],是“一個具有偉大含義的科學論斷”[(21)]。并認為它不僅是“中國古代心理學思想中最獨特的一項思想”,而且“對科學的心理學是一種最重要的根本思想”,我們“如不理解人在這個世界中的突出重要地位及其所能發揮的越來越大的作用,要建立起一種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心理學觀點,只能是很困難的,或者說是做不到的”[(22)]。當然,在心理學研究中把人放在主要地位,并不等于心理學就不需要研究一般動物,當我們在探索人類的思想意識的起源問題或心理的發生發展問題時,尤其是探索意識在動物中的最初狀態是怎樣的情況和怎樣發生的等一系列問題時,對動物的研究則變成必需的了。因此,“辯證唯物論的心理學也是要研究動物的”[(23)],只不過相對于人的研究來說,應把它放在次要的地位罷了。由此可見,潘菽先生把科學心理學與西方傳統心理學在對象問題上的認識從第一個層次或水平上作了最起碼的、也是最根本的區別。
  第二個方面,心理學研究的人應該是社會生活實踐中的具體的、現實的、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孤立的、抽象的、概念化的以至畸形化的人。潘菽先生指出,“人在一個開始成為人的時候,就已是社會的人。人的生活實踐也在他一開始成為人的時候就已是社會的生活實踐。人離開社會就不能生活,更談不上在心理方面的表現和發展”[(24)],所以“我們在人的概念中就同時有社會,在社會的概念中也同時就含有人”[(25)]。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就其本質來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26)],人和社會是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人也就不會有社會,沒有社會也就不可能有“自成一界”的人,而只可能有“狼孩”、“熊孩”之類的“人”。據此,潘菽先生反復強調指出,“心理學所要講的人也必須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強調指出的那種現實中的具體的人”[(27)],“心理學所研究的人應該是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人,應該是活生生的,構成社會的成員而處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和歷史關系中的人。這樣的強調是很對的。在心理學研究中強調指出這一點是很有必要的。”[(28)]可見,與西方傳統心理學相比較,潘菽先生所說的作為心理學研究對象的人,既不是構造主義心理學的在實驗室里脫離了人的機體的純理念的人,也不是機能主義心理學所描繪的側重于生物因素的偏常的人,更不是行為主義心理學的被裝入“斯金納箱”中的、與一只饑餓的白鼠相去無幾的人,或者精神分析心理學的被關進精神病院的殘缺不全的、變態的人[(29)],而是“活躍在社會現實中的人,是在各方面實踐著以改造世界、改造社會也改造著自己的人”[(30)]。馬克思指出:“工業的對象化的存在是人們的本質力量的一本打開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類心理學……。如果這本書,即歷史的恰好在感性上最顯著的、最容易接近的部分,對于心理學是緊閉著的,那么這種心理學就不可能成為真正有內容和實在的科學”[(31)]。這段話用來對照批判把人看作超社會、超實踐的西方傳統心理學是再恰當不過的了。潘菽先生在他的著作和文章中多次地引用了這段話,指出:“馬克思是從人類的觀點結合著現實社會中的具體的人來考察許多問題的,……是在辯證唯物論的廣闊思想背景之下來考察經濟學、哲學的問題,因而聯系到心理學問題的”,馬克思的這段話應作為“辯證唯物論心理學所應該認真思考的前提”[(32)]。由此,他進而指出,“人們的種種社會實踐活動也都是‘人們的本質力量的一本打開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類心理學……’,要為人民大眾服務而對他們(也應包括幼兒和在學校的學生)能有所幫助的心理學工作者就必須好好地讀一讀這本‘打開的書’,對它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切實的了解”[(33)]。由于可見,潘菽先生主張心理學應從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出發,對人的心理從個人實踐、現實社會和社會歷史發展三個方面來進行整體研究。這樣,心理學“研究的道路就變得很寬廣了,同時也很‘實在’了”[(34)]。在這里潘菽先生繼續把科學心理學與西方傳統心理學在研究對象上的認識從更高一個層次或水平上,即第二個層次或水平上作了本質的區別。
  第三個方面,心理學主要研究的應該是人在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所表現出的心理現象或心理活動,而不是別的東西。由于科學心理學對人的理解與西方傳統心理學的觀點有著實質性的不同,從而也決定了二者在對人的心理的理解上有著實質性的區別。潘菽先生認為,“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認識客觀世界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中的種種主觀活動……就叫做心理活動或心理”,“就嚴格的意義上說具有較充分意義的心理活動只有人才有”,因此“心理學是研究人,研究人類心理活動的科學”[(35)]。他強調“辯證唯物論的合乎科學原則的心理學要以人類的主觀活動,人類受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和社會實踐密切結合在一起并在社會實踐中起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的思想意識(一般意義的思想意識)為中心問題”[(36)]。很明顯,潘菽先生堅持科學心理學的對象應該是人們在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中產生的心理現象或心理活動,這些心理現象或活動也就是人對自己在實踐中所與之相互作用的客觀世界的一種主觀能動的反映。這充分體現了他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實踐心理學思想。西方傳統心理學卻相反地把人的心理看作一種孤立的、脫離人的實踐活動的東西,他們把人的心理或者看作和客觀物質一樣“由某些實在的第一性的心理元素依據‘獨立的心理因果律’所構成的”東西,如構造主義心理學;或者看作和動物一樣地被動適應環境的一種“生物遺傳的本能”,如機能主義心理學;或者看作是一種肌肉運動反應或腺體分泌反應,如行為主義心理學;或者看作是一種先天存在的“完形”,如格式塔心理學;或者看作一種存在于人體中的原始的無意識本能的活動,如精神分析心理學;等等[(37)]。這種對人的心理的錯誤認識,最終導致了西方傳統心理學走上“不科學的”或“反科學的”道路[(38)]。潘菽先生因此嚴厲地批判西方傳統心理學“把人們的心理和人們在社會中的具體實踐活動分離開來,孤立起來,從而無法了解人們的心理活動的實在本質,不是把這種活動看作獨立的,和物質世界絕對地對立存在的,就是看作可有可無的,甚至看作對了解人們的行動有妨礙的東西”;嚴厲地批判西方心理學者“由于唯心觀點的障礙,他們不知道也不會明白知道人們的心理活動的根源在于經由實踐而與之相互影響的外在客觀世界(包括社會并且主要部分是社會”[(39)]。這樣,潘菽先生從最高一個層次或水平上即第三個層次或水平上再次將科學心理學對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認識與西方傳統心理學作了本質的區分。 
  綜合上述三個方面或者說三個相互遞進的層次,潘菽先生所倡導的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的科學心理學對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認識或理解可以概括為:心理學主要研究生活在社會歷史發展和現實中的人在進行影響和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活動時的心理現象或心理活動。
  心理學的許多基本理論問題(包括研究對象問題),迄今為止在心理學界仍被公認為沒有解決,或者至少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今天的西方心理學盡管在應用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有的甚至是比較先進的有價值的成果,但是在基本理論方面的研究上仍難以有突破性的進展。尤其是在研究對象問題上,即使是被當今心理學界認為領風氣之先,并有著“人類了解自身過程中的又一塊里程碑”[(40)]之美譽的人本主義心理學的認識也僅僅停留在上述第一個層次或水平上。人本主義心理學的主要代表人物馬斯洛宣稱心理學主要研究自我實現的人,而“自我實現這一定義仍然比較模糊。馬斯洛大致把它描述成‘對天賦、能力、潛力等等的充分開拓和利用’。……自我實現的人是人類最好的范例,是馬斯洛后來稱為‘不斷發展的一小部分人’的代表”[(41)]。馬斯洛的觀點有兩方面的涵義,一是象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學研究的病態或變態人屬于社會中的少數人一樣,人本主義心理學研究的自我實現或優秀的人也屬于社會中的少數人,也就是說社會中的大部分人或一般的人不在研究范圍內;二是過分強調人的自然屬性的研究而對人的社會屬性有所忽視,正如有的論者所指出,“人本心理學的核心理論是從心理學的角度對人性自然因素的研究”,“人本心理學的這一理論傾向性,馬斯洛曾有過明確的表述:……我們必須盡力研究‘本能’論,或我寧愿采用的說法--‘基本需要’論。那就是說,要著重研究那些原初的、內在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遺傳決定的需要、沖動、愿望,還有我常說的--人類的價值”[(42)]。對照潘菽先生對心理學研究對象的上述三個層次或水平的理解,可以看出人本主義心理學的觀點在第二、第三個層次或水平上的認識是片面的、不完善的。由此可見,潘菽先生對心理學研究對象問題的科學而明確的闡述,給我國心理學基本理論問題的研究以重大的啟示,特別是為我們深入研究和認識處于世紀之交積極投身于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改革實踐中的人們的心理指明了途徑。同時,這也是他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應用于心理學理論研究的一次成功的典范。
  注釋:
  ①、⑦、(19)、(22)、(27)、(30)潘菽:《心理學簡札》(下冊),第79、82、374、374和375、108、1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②③④⑧楊清:《現代西方心理學主要派別》,第109、139和163、192、332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⑤ 陳慧:“重評弗洛伊德主義”,《河北師大學報(社科版)》,1985年第一期。
  ⑥ 潘菽:《心理學簡札》(下冊)第416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⑨、(13)、(16)、(17)、(18)、(21)、(23)、(24)、(32)、(33)、(34)、(36)、(38)、(39) 潘菽:《心理學簡札》(上冊),第9、1和3、1、94和92、4、3、97、55、59、39、33、98、88、115和195頁,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
  (10)、(11)、(12)、(14)、(15)、(20)、(25)、(28)、(35) 潘菽:《藩菽心理學文選》,第68、297和506、183、470、470、438、470、148、390頁,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6)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8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 參見許家成:“談潘菽教授關于人的心理學思想”,《重慶師院學報(哲社版)》,1986年第二期。
  (31) 馬克思:《經濟學--哲學手稿》,(轉引自潘菽《心理學簡札》(上冊)第32頁)。
  (37) 參見楊清:《現代西方心理學主要派別》,遼寧人民出版社,1980。
  (40)、(41) [美]弗蘭克·戈布爾著,呂明、陳紅雯譯《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第1、24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
  (42) 林方:《評西方人本主義心理學--兼論經濟改革中的某些心理學問題》,《中國社會科學》,1985年第二期,第72、77頁。
  
  
  
貴州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貴陽010-14,006B4心理學龍柏林19951995 作者:貴州教育學院學報:社科版貴陽010-14,006B4心理學龍柏林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1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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