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龍·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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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龍·論說

  圣哲彝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無爽,則圣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抑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群論立名,始于茲矣。自《論語》以前,經無“論”字。《六韜》二論,后人追題乎!

  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者,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是以莊周《齊物》,以論為名;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白虎通講,述圣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論。于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途矣。詳觀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伐》,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無》,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蓋論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同《論衡》而過之;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次及宋岱、郭象,銳思于幾神之區;夷甫、裴頠,交辨于有無之域;并獨步當時,流聲后代。然滯有者,全系于形用;貴無者,專守于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群談,惟玄是務;雖有日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頗似俳說;孔融《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如其已。

  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于有數,究于無形,鉆堅求通,鉤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斤利者,越理而橫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知妄。唯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

  若夫注釋為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堯典》,十馀萬字;朱文公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為式矣。

  說者,悅也;兌為口舌,故言資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釣興周,及燭武行而紓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

  暨戰國爭雄,辨士云涌;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于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于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于齊鑊,蒯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辨,樓護唇舌,頡頏萬乘之階,抵戲公卿之席,并順風以托勢,莫能逆波而溯洄矣。

  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雎之言疑事,李斯之止逐客,并順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于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

  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于成務,退無阻于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于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

  陰陽莫忒,鬼神靡遁。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文心雕龍論說譯文

  《論說》是《文心雕龍》的第十八篇。“論”與“說”在后代文體中總稱為“論說文”。本篇所講“論”與“說”也有其共同之處,都是闡明某種道理或主張,但卻是兩種有區別的文體:“論”是論理,重在用嚴密的理論來判辨是非,大多是論證抽象的道理;“說”是使人悅服,除了古代常用口頭上的陳說外,多是針對緊迫的現實問題,用具體的利害關系或生動形象的比喻來說服對方。后世的論說文,基本上是這兩種文體共同特點的發展。

  本篇分兩大部分:前兩段講“論”,后兩段講“說”。第一段說明“論”的概念、類別及其從先秦到魏晉時期的發展概況;第二段講“論”的基本要求,附論注釋文和“論體”的同異。把注釋一概歸入論體,是很勉強的,不過古代某些經傳既獨立成書,也表達了著者系統的學術見解,和一般學術論著有一定的共同之處;第三段講“說”的含義和發展概況;第四段講“說”的基本要求。

  劉勰對論、說文的論述,除以“述圣通經”為“論家之正體”,表現了他濃厚的尊儒思想外,在涉及魏晉期間“崇有”、“貴無”之爭時,還搬出了佛教的“般若之絕境”,這并非概念上的偶然借用,而是在“有”與“無”這場大論戰中,作為佛教徒的劉勰對這個重要問題的論斷。這對我們全面研究劉勰的文學思想是值得注意的。另一方面也應看到:劉勰“博通經論”(《梁書·劉勰傳》),對《文心雕龍》全書理論體系的建立是有關的,而對古代論說文的總結,也提出一些可取的意見。如認為議論文要“彌綸群言,而研精一理”;提倡能“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的論文;強調“辨正然否”,反對講歪道理而主張以理服人等。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悅”解“說”,要求“說”必須使人“悅懌”。這既抓住先秦辯論家善用寓言服人的特點,也是漢魏以后的雜說所繼承的精華。劉勰一再肯定“動言中務”、“喻巧而理至”的辯說,對總結和發揚古代“說”體的文學特點,是有一定意義的。

  (一)  圣賢闡明永恒道理的著作叫做“經”,解釋經典、說明道理的著作叫做“論”。“論”的意思就是道理;道理正確,就不會違背圣人的意思。從前孔子所講精微的話,他的弟子追記下來,因此謙遜地不稱為“經”,而叫做《論語》。以“論”為名的各種著作,就是從此開始的。在《論語》之前,還沒有以“論”為名的著作;《六韜》中的《霸典文論》和《文師武論》,這兩個篇名大概是后人加上的吧!仔細考察“論”這種文體,其支流是多種多樣的:陳述政事方面的,就和議論文、說理文相合;解釋經典方面的,就和傳文、注釋相近;辨論歷史方面的,就和贊辭、評語一致;評論作品方面的,就和序文、引言同類。所謂“議”,就是說得適宜的話;“說”,就是能動聽服人的話;“傳”,就是轉述老師的話;“注”,主要是進行解釋;“贊”,就是說明意義;“評”,就是提出公正的道理;“序”,就是交代所講事物的次第;“引”,就是對正文的補充說明。這八種名目雖然各不相同,總的來說都是論述道理。所謂“論”,是對各種說法加以綜合研究,從而深入地探討某一道理。所以,莊周的《齊物論》,是用“論”作為篇名;呂不韋的《呂氏春秋》中,很明顯地列有《開春論》、《慎行論》等六論。到了漢代,漢宣帝在石渠閣,漢章帝在白虎觀,前后兩次召集儒生討論五經的異同;根據圣人的意旨來貫通經書中的道理,這是論文作家應該采取的正當文體。至于班彪的《王命論》、嚴尤的《三將軍論》,能夠清楚地陳述感情,并善于借用史論的形式。曹魏掌權的初期,兼用名家和法家的學說,所以當時傅嘏和王粲的論文,能精練地考核名實,推論道理。到了正始初期,仍致力于繼承前代的論文;何晏等人,論述老莊玄學的風氣開始盛行起來。于是老莊思想充斥文壇,而和儒家爭奪思想陣地。細讀傅嘏的《才性論》、王粲的《去伐論》、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夏侯玄的《本無論》、王弼的《易略例》、何晏的《道德論》等,都是獨出心裁,論點銳利而精密,這些都是當時論文中比較精采的。此外,如李康的《運命論》,在論述命運方面雖然和王充的《論衡》相同,《運命論》的文采卻超過了《論衡》。陸機的《辨亡論》,有意摹仿賈誼的《過秦論》,卻遠遠比不上它;但《辨亡論》也是陸機的好作品了。再如宋岱、郭象等人的論文,能夠敏銳地思考到精微奧妙的深處;王衍、裴頠等人的論文,在“有”或“無”方面進行爭辨:他們都是在當時最突出,而又揚名后世的辯論家。但堅持“有”的人,完全拘泥于形體的作用;注重“無”的人,又死守著無聲無形的虛無之說。他們都是徒然在偏激的理解上鉆牛角尖,而不能求得正確的道理。探索到深奧之理的極點,就只有佛教思想所理解的那種有無不分、無思無欲的最高境界。到東晉時期,各家所談論的,就只有老莊玄學了。這時雖也談到一些新的東西,但大多數是前代話題的繼續。至于張衡的《譏世論》,調子好像開玩笑;孔融的《孝廉論》,只是作一番嘲戲;曹植的《辨道論》,就和抄書相同了。言論不保持正道,這樣的論著還不如不寫。

  (二)  考察“論”這種文體,主要是用以把是非辨別清楚。不僅對具體問題進行透徹地研討,并深入追究抽象的道理;要把論述的難點攻破鉆通,深入挖出理論的終極。論著是表達各種思考的工具,用以對萬事萬物進行衡量。所以,道理要講得全面而通達,避免寫得支離破碎;必須做到思想和道理統一,把論點組織嚴密,沒有漏洞;文辭和思想密切結合,使論敵無懈可擊:這就是寫論文的基本要點。因此,寫論文和劈木柴一樣,以正好破開木柴的紋理為貴。如果斧子太銳利,就會超出紋理把木柴砍斷;巧于文辭的人,違反正理而勉強把道理說通,文辭上看起來雖然巧妙,但檢查實際情形,就會發現是虛妄的。只有有才德的人,能用正當的道理來說服天下之人的心意,怎么可以講歪道理呢?至于注釋經典的文字,是把論述分散在注釋中,這種碎雜的注釋雖有別于論文,但會總起來就和論文相同了。不過像秦延君注《尚書·堯典》的“堯典”二字,就用了十多萬字;朱普注《尚書》,用了三十萬言;這就為通達的學者所厭煩,而恥于從事煩瑣的章句之學了。如毛亨的《毛詩詁訓傳》、孔安國的《尚書傳》、鄭玄的《三禮注》、王弼的《周易注》等,其傳注都簡要明暢,這些可算是注經的典范了。

  (三)  所謂“說”,就是喜悅;“說”字從“兌”,《周易》中的《兌卦》象征口舌,所以說話應該令人喜悅。但過分追求討人喜悅,就必然是虛假的;所以,虞舜曾驚震讒言太多。自來善說的人,如商代伊尹用烹調方法來說明如何把殷商治理強大,周初呂望用釣魚的道理來說明怎樣使周代興盛;以及春秋時期鄭國燭之武說服秦國退后,因而解救了鄭國的危亡;魯國的端木賜說服齊國轉攻吳國,因而保存了魯國等:這些都是說辭中較好的。到了戰國時期,七國爭雄,游說之士風起云涌;他們用合縱、連橫之說參與謀劃,用紛壇復雜的計策來爭奪權勢,用圓轉如彈丸的方法來施展其巧妙的辯辭,或用首先飛揚聲譽以引出對方的論點,然后加以鉗伏的妙術。戰國時毛遂一人的辯辭,比傳國之寶的鐘鼎還貴重,他的一張嘴唇,勝過百萬雄獅;蘇秦佩帶著六國的一大串相印,張儀被封贈五座富饒的城市。到漢代平定秦、楚之后,辯士們的活動逐漸停止。漢代的少數說客,如酈食其被齊王田廣所烹殺,蒯通也幾乎被投入劉邦的湯鍋。即使還有陸賈頗負盛譽,張釋之的附會時事,杜欽的文辭辨析,樓護以唇舌鋒利稱著,他們都活動于帝王的玉階之前,戲談于王公大人的坐席之間;但都不過看風駛舵,迎合趨勢,已沒有人能逆流而上以扭轉大局了。“說”貴在合于時機,或緩或急,靈活運用,不僅僅是婉言陳說,也要書寫成文。如戰國時范睢的《獻書昭王》,要求進言獻策;秦代李斯的《上秦始皇書》,諫阻驅逐客卿;都循著情理而深入機要,言辭動聽而切中要務;雖然觸及帝王的某些險要問題,卻能功業告成,計議符合,這就是向帝王上書方面善于陳說的了。此外,如西漢鄒陽上書吳王和梁王,比喻巧妙而道理恰當,所以,雖有危險卻無罪過。又如東漢馮衍進說于鮑永和鄧禹,所講之事既不緊迫而又文辭繁多,所以雖然多次陳政言事,卻很少有人重用他。

  (四)  說理文的關鍵,是必須使之有利于時政而又意義正當;既要有助于政務的完成,又要不妨害自己的榮顯。除了欺騙敵人,就應該講得忠誠可信。要把真心誠意的話獻給主上,用敏銳的文思來完成說辭,這就是“說”的基本特點。可是,陸機的《文賦》卻說:“說”的特點是表達明顯而進行欺騙。這是什么話呢?

  (五)  總之,道理通過語言來表達,把道理陳述出來就成為“論”。論說之詞可以深究天地間的至理,說服天下人的心意。即使抽象的陰陽變化之理,也要說得令人不疑;秘奧的鬼神之道,也同樣不能隱避。用“飛鉗”等精妙的方法來說服對方,能夠很快就發生阻止或勸進的實際效力。


2022-12-08 18:5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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