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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

當生活的復雜性增長，控制它的手段也增長了：“電腦”的一部分。

隨著時間的流逝，一個緩慢的過濾過程正在進行，它有幫助人們較輕松地完成選擇的任務。

一次位要的思想家在一個長時期內獲得他的著作所不配享有的那種聲譽，終究是少見的；

盡管另一種情形也發生了，即重要的人物被不公正地遺忘了。

19世紀晚期的標志，是一些曾影響我們這個時代知識界風氣的新發展。

首先是植根于前工業化時代的舊生活方式瓦解了，技術力量的蓬勃增長使生活一反常態而極度錯綜復雜起來。

那里，有一個時期單個人掌握幾門學科是可能的；而現在對于任何人來說，甚至要獲得對單一領域的透徹把握，也變得愈來愈困難了。

科學的生活方式連同其實驗室和實驗，似乎抑制了藝術家所需要的自由的和冒險的精神。

當代科學家在哲學中的漫游與唯心主義哲學家在相反方向的遠足，常常都是不愉快的。

像當代的其他許多事務一樣，戰爭現在已經變得大大地有效了。

迄今為止，試圖把世界從完全的毀滅中拯救出來，只有指望其統治者日復一日的無能。

但是，使公眾事務的領導權落入到某個當今的阿基米德手里，他的戰爭機器是原子的，

而不是槍炮，我們將很快發現，我們自己會成為碎片。

可是，19世紀后期還完全沒有預見到這些變化，相反，在那個時候占統治地位的是一種科學的樂觀主義。

它使人相信，天國行將在地球上出現。

科學和技術所取得的巨大進步，似乎使所有問題即將解決成為可能。

在藝術方面，浪漫主義生氣勃勃。

然而，這種科學的樂觀主義在某些方面在當代仍然存在。

的確，從科學和技術方面改變世界的范圍似乎是無止境的，同時，

甚至在專家們中間也有越來越多的懷疑，即一個勇敢的新世界也許不完全是那么純凈的上帝賜福，

如其過分熱切的鼓吹者想象的那樣。

歸根到底，這種情形或許會使我們不受烏托邦幻想設計者們不斷設計出來的那種目標的損害。

科學控制的巨大范圍提出了具有倫理特征的新社會問題。

科學家的發現和發明，就其本身而言，在倫理上是中性的。

正是它們賦予我們的那種力量，可能被善意地或惡意地加以利用。

作為一個問題，它確實并不是真正新的。使得科學的成果在今天變得更危險的，

是目前可利用的破壞工具的可怕功效。

另一個差異看來在于，權力和控制的現代科學的來源在用于破壞時不加區別的特征。

確實，我們距希臘人的時代已經很遠。

一個希臘人在戰爭時代可能犯下的最嚴重的罪惡之一，是砍倒橄欖樹。

但是，在傾聽了所有這些警告之后，或許我們應該記住，正確地觀察自己的時代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何況，在我們文明的整個歷史上，已經出現過這樣的情形，

即當所有的東西似乎都已喪失的時候，有眼光和事業心的人們，最終總會出來進行糾正。

此外，我們還可以說，我們正面對的處境完全不同于以往已發生過的任何事情。

最近一百年來，西方已經經歷了在歷史上無法預見的物質上的變遷。

理論科學的方程式，通常被解釋為操弄符號而已。

他寫下了大量論歷史和文學的著作。他的哲學探索的特點是注重美學，認為凝視一件藝術作品的時候，心靈沉浸于具體經驗。

錯誤和真理之間之所以會產生密切的聯系，因為一個單純的和徹頭徹尾的錯誤是無法想象的；

也因為它是不可想象的，它根本就不存在。

錯誤用兩個聲音說話：一個肯定虛假的東西，另一個則否認它；

這正是被稱作矛盾的是和非的沖突。

這兩種巨大的力量——一方面是生命力，另一方面是物質——關系到一個永恒的斗爭，

在這一斗爭中，生命的活躍的沖動力圖克服被惰性的物質設置在途中障礙。

在這一過程中，生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由物質條件構成的，在物質條件中，它運作著，

但無論如何仍然保留著行動自由這一基本特征。

柏格森假設的這種進化過程，直接取自藝術創造的類比。

正如藝術家受某種創造性沖動的驅使，在自然界運作的生命力也同樣如此。

進化的變易通過不斷的創造性沖動而發生，這種沖動的目標是某些迄今為止尚不存在的新特征。

對于人來說，進化的過程使我們成為這樣一種動物，其中除了本能之外，理智意外地發生了。

柏格森在某種程度上把人的這種進步視為不幸，正如盧梭在他之前曾經做過的那樣。

人的理智傾向于窒息自己的各種本能，因而剝奪了自己的自由，因為理智總是把自己的觀念的力量強加于世界，

因而給出了一個關于世界的扭曲了的圖像。

我們確實已取得不同于理性主義學說的很多進步，后者在理智中看到解放的力量。

本能的最高形式是直覺，它是某種直接與世界保持一致的精神活動，理智扭曲本能的地方，直覺則會按原樣把握經驗。

生命就其本質而言是連續的，所以理智無法理解它，看來我們必須依靠直覺。

對于柏格森來說，理智和直覺的區別關系到空間和時間的類似區別。

分解或分析這一世界的理智，以無時間的、夢幻般的方式進行。

如果運用我們先前的“理論的”和“實踐的”兩個詞在詞源上的對比，理智乃是一種理論的東西。

它以幾何學的方式看待世界，對于它來說，存在的是空間而不是時間；

但是，生命是實踐的事務，它是在時間中流動的，這正是直覺介入的地方。

當然，理智對空間的剖析的影響有某種意義，但它們又是準確理解生命的障礙。

物理理論上的時間并不是一種真正的時間，而是一種空間隱喻。

柏格森把真正直覺的時間叫做綿延。然而，這究竟是什么，并不容易說明。

柏格森似乎把這種時間看作是純粹的體驗，當我們忍住理性思維，而且只使自己隨時間的浪花漂流時，它就支配我們。

與此相反，他依靠某種富有詩意性質的語言進行論述。

這當然非常富有趣味，且令人愉悅，卻不一定使讀者信服。

的確，任何試圖貶抑理性作用的學說，都將遇到這一困難。

因為一談論接受的理由，就已經轉到理性的領域中了。

在心理學領域中，最偉大的新發展是精神分析理論。

但在開始對精神分析理論作簡要探討之前，我們必須提到在許多方面反對這種精神分析的心理學中的另一種傾向，

即通常稱作行為主義的研究傾向。

每個人都聽到過巴甫洛夫和他的那些過量分泌唾液的狗。

這些研究期望證明，具體的、可觀察的情境揭示某些聯系著的事件，在某種程度上能通過強加的習慣而改變的結合。

在這一點上，這種解釋以相當傳統的、人文的方式運用了聯想心理學。

但是，另外的含義似乎是，沒有必要設定諸如思想那樣的奧秘實有；可觀察的、有關聯的事件涵蓋所有能被說出來的東西。

從純粹生物學的觀點出發，弗洛伊德最終轉向利用隱蔽的無定量實有的心理學。

對于他的理論來說，最重要的是潛意識精神的觀念，就其本質而言，它不是直接可觀察的。

那些從實證主義出發不假思索否定它的人，無法理解假說在科學方法中的作用。

但是，回到弗洛伊德，潛意識精神的理論及各種操作方式，為心理學理論的若干重要發展提供了方法。

其中第一個是弗洛伊德關于夢的一般理論，1900年以《釋夢》為標題出版；

第二個是遺忘的理論，它的通俗性敘述呈現在1904年的《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一書中。

把做夢同覺醒和意識區別開來的是，前者允許某種自由與幻想，在我們清醒的生活中，

不會勇敢面對我們遭遇的鐵的事實。

但是夢者的這種自由畢竟是虛幻的，而不是真實的。

這肯定是任何一般夢的理論的結論。

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一般的假說是，在夢中我們達到希望和欲望的實現；

而在日常生活中，由于各種理論它們被壓抑。

我們在這里不可能討論壓抑的機制和個體的精神器官，只要指出下面這一點就足夠了，

即夢者具有一定的自由，把基于直接經驗的種種因素以及不僅白天的，甚至可追溯到幼年時期一些受壓抑的愿望，給予打亂和改建。

解釋的任務是揭示夢的真實的意義。這涉及認知某些符號，后者介入壓抑過程，以掩蔽一些令人不快的真相；

或在這種真相可能不受鼓勵時避免是啥說啥。

在解釋的過程中，弗洛伊德構想出一整套的符號，平心而論，比起他的追隨者，

弗洛伊德本人在使用這些符號時更為謹慎。

從治療學的方面來看，必須記住，弗洛伊德是一個醫生，人們普遍認為精神過程的揭露和精神分析，

對于調整由壓抑引起的精神病是必要的。

誠然，精神分析對于疾病的治愈來說是不夠的，但是沒有它，甚至連嘗試都不可能。

當然，這種知識治療的觀念并不是新的。正如我們已看到的，它早已被蘇格拉底所采用。

當代的語言分析學家對哲學的難題，也抱著同樣的見解，他們把這些難題比喻為語言的精神病，

需要通過分析加以治療。

至于遺忘，弗洛伊德也把它與類似的壓抑機制聯系起來。

我們之所以遺忘，是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害怕進行回憶。

為了治療我們的遺忘，我們必須開始了解那些使我們害怕回憶的東西。

當然，與它可能有的關注相比，精神分析引來的更大關注是，對性行為及其壓抑的坦率承認。

同時，這種境遇也使得它成了愚昧無知的辱罵的目標。

事實上，它來自柏格森的抱怨，即按照傳統邏輯的客觀觀點，

沒有任何真正的新東西會在世界中產生。

正是對新奇東西和社交擴展的需求，鼓舞了這種類型的理論化。

在這方面歸根到底有一種混淆，即人的活動的多樣性與在其中用語言和邏輯給它以表現的不變框架之間的混淆。

無法承認這些規范，易使人們逾越界限，忘記了他們的權力的限度。

相反，當工業社會開始克服其最初的難題時，社會的通常的生活方式漸漸地變得更舒適了。

最令人注目的例子，很可能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它甚至直至現在也成功地維護了進步是不可避免的信念。

盡管從那時起種種騷亂已經傾覆了這個世界，然而它仍然是維護了這一天真的信念的唯一政治理論。

從其靈活的教條和烏托邦的世界觀來看，馬克思主義是19世紀的遺跡。

在維多利亞時代，生活看來是殷實、老套和穩當的。

世界組織有序，而且是穩定的。

但是，一個人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而使自己變得更好的觀念，卻是最近出現的觀念。

在中世紀，人們公認，每個人都被上帝放置在一個確定的位置上，

改變這種通過神圣的方式確定的秩序是有罪的。

這些陳舊的觀念已被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質疑，19世紀則完全破除了這些觀念。

就單純的規模而言，古老的波斯帝國遠比希臘龐大，但最終它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

對生活在這個時期的、受到進步思想鼓舞的人來說，很自信地、超前地進行規劃似乎是可能的。

足夠穩固的條件，使得人們能合理地估量全部未來生涯。

同時，這些計劃也完全只是私人的事情。

正是通過一個人自己的持續努力，他獲得了地位和安全。

至于沒有權勢的貧困的人們，其態度是情操高尚、有責任心的公民的慈善救濟和自愿資助。

特別古怪的是，實施社會福利的第一個步驟正是俾斯麥采取的，

他為工人引入了一種健康保險，以先發制人的手段使其社會主義的對手處于劣勢。

在勒內 克萊爾的電影《幕間休息》（1924）中，送葬行列：舊價值觀受嘲受，穩定消失了。

國際聯盟的條款，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

在世界上爆發的這次大屠殺，是以前任何時代都沒有經歷過的，

與這一災難相伴隨的是進步的信念的隕落和懷疑氣氛的增長，世界從來沒有從這種氣氛中再恢復過來。

從純粹技術的方面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表明，武器的改進多大程度在速度上超出軍人的戰術觀念。

結果是可怕的、連續不斷的屠殺，極大地削弱了西歐。

在國際聯盟建立的20年內，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專政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從范圍和破壞程度上來看，它超過了歷史上先前的任何戰爭。

軍備更大的技術力量和更強的意識形態動機，在危急關頭把軍隊之間的戰爭事務轉變為總體戰，

它直接影響了市民和戰士。

原子戰爭在日本做了最初的驚人示范，這種破壞力量的最高成就，現在已把自我毀滅的可能性放在人力所及范圍內。

我們是否足以聰明地抵制這種誘惑，還留待以后觀察。

寄予希望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合國取代了老的聯盟，它將成功地遏制人們放棄生存而相互轟炸。

僅僅在大約80年前，一個人在80天內環繞地球一周還是幻想，現在用一樣多的小時就可以做到。

隨著航空聯系的增長，距離縮短了。

同時，國家的活動已嚴重地侵害了曾經屬于個體的行動自由。

首先，工業國家經濟生活日益增長的復雜性，使它們對各種干擾變得非常敏感。

其次，為了抵制確實出現的不可避免的波動，提供某種平衡支配力的問題也產生了。

第三，獨立獲得安全的喪失，在某種程度上由國家提供的服務補償。

在現代生活中，組織上使人受不了的力量，在哲學中引起非理性主義思想的新旋律。

在某種意義上，這些力量的爆發是對已鼓舞了當代專制統治的權力哲學的一種反動。

這也是一種造反，反對已意識到的、科學對人的自由的威脅。

迄今為止，使西方文明能統治世界的東西是其技術，連同產生它的科學和哲學傳統。

當在西方發展起來的工藝技術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時，我們的優勢就減少了。

生活的目的就是采取一種盡可能有趣的生活方式，今后的目的則是富有空想性的。

此外，在思考的存在主義模式的觀念中，存在著一個嚴重的弱點。

在薩特的學說中，人類自由的存在主義觀點被推至極限。

人持續不斷地選擇著自己的命運，這些選擇既不關系到傳統，也不關系到個體生活中以前發生的事件。

仿佛每一個新的決定都有賴于某種總體上的承諾。

這恰好是薩特的題為《存在與虛無》的著作的目的。

就詩意的朦朧和語言的夸張來說，它在德語的傳統中也是最好的著作。

紐拉特利用圖畫符號，以克服溝通難題的一個實例。

就時間中開始的每件事，我們可以問在它之前發生過什么。

它與正統的邏輯實證主義同樣信奉這一原則，即所有的哲學困惑都是濫用語言的結果。

它們通常認為，每一個以準確的方式提出的問題，都有一個清楚而精確的答案。

分析的任務正是證明“哲學的”問題源于語言的草率誤用。

一旦這種問題的歧義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證明該問題是無意義的，簡單地消失了。

當哲學被準確地加以運用的時候，它將被看作是某種語言療法。

在提出自己理由的過程，維特根斯坦引入了“語言游戲”的明喻。

按照這一看法，語言的某些部分的實際使用就像游戲，請允許我們說，就像下棋。

它有一些規則，那些玩游戲者必須遵守，對準許的棋的可走方法也有一些限制。

因此，通過學會玩幾種語言游戲，通過和借助它們的使用，我們獲得了詞的意義。

有時表達這種情況的另一種方式是我們學習詞的“文法”或“邏輯”，這是當今語言分析中流行的一種術語。

提出形而上學問題，因而是由于沒完全把握語詞的“語法”。

一種新的經院哲學已經產生，正如它的中世紀先行者，有點鉆進了牛角尖。

大部分語言分析潮流所共有的信念是，日常語言是充分的，問題是從哲學的語法錯誤中產生的。

這一見解忽視了這個事實，即日常語言充滿過去的哲學理論漸暗的色彩。

在清除許多謬誤和雜亂的形而上學蛛網時，這種分析確實是有用的武器。

這里不明言的假定是，日常使用的語言擁有某種超級的創造力和潛藏的智慧。

與此間接相連的進一步假設是，允許你可以忽視所有的非語言的知識，它的信徒慷慨賜予的特許。

閱讀一本書籍，無論它篇幅多大，也絕不能使讀者成為專家。

的確，即使再多的單純閱讀，也不自行改善你對任何事物的理解。

除了獲取信息，所需要的是對收集的若干問題作一定程度的認真反思。

對于外行甚至學者來說，有時坐在旁邊并作概觀，頗有意義。

為此，他需要一個概觀，既不龐大亦非詳細的，尤其是一個已通過專一腦袋的概觀。

我們的敘述不是文字意義上的百科全書，無論人物還是思想，必定有所選擇。

充其量你能希望提供一個總趨勢的輪廓。

同樣，歷史的背景材料也是相當綱要式的和濃縮的。

與此同時，本書突出從早期古希臘到我們時代的西方文化傳統的連續性。

也許有人會問，在西方哲學史里，為何我們不給通常稱為東方智慧的東西一席這地。

首先，東西方世界彼此孤立地發展，因之，西方思想獨立自足的敘述是可行的。

因為在某些至關重要的方面，西方的哲學傳統不同于東方心靈的沉思。

只有在希臘文明中，哲學運動與科學傳統攜手并進。

哲學家，當代人的眼光。

哲學所能提供的是檢查經驗研究成果的方式，可以說，哲學提供一種框架，以便把科學的發現納入某種秩序。

唯心主義的所作所為只要不逾越這個方式，就完全在它的適當限度之內。

作為研究對象的世界不是我們的創造物。

我們確實制造我們自己的錯誤和幻覺，并經常難以發覺我們處于錯誤之中。

但是，絕不是某一信念提供給我們的歡樂和舒適使其成為真。

一個人也許設想他具有無窮無盡的財源，因為這一看法給他帶來某些滿足。

確實有些人接受這一看法，但是銀行經理和法庭一般不會贊成他們的觀點。

自然本身不會犯錯誤，因為她不作陳述。

在柏拉圖那里，倫理與科學最終融合為一。善等同于知識。

若果真是這樣，那太令人欣慰了。

然而不幸的是，柏拉圖的觀點總的說來過于樂觀了。

那些最富有知識的人，有時也許將知識用于邪惡的利益。

不管怎樣，不論一個人所知多少，這本身不能解決將要做什么的問題。

人在機會、能力以及許多其他方面都千差萬別。

但就制定倫理判斷來說，不必使它們局限于某一群體。

比如，如果有人主張一個人應該行為誠實，那么就要求人們無論遇到什么人，

也無論其地位，那么就要求人們無論遇到什么人，也無論其地位、外形或膚色，都要以誠相待。

在這個意義上，倫理問題產生了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

大多數為文明生活制定的原則都具有這種倫理品性。

為什么說肆意殘暴地虐待同伴是惡的，無法給出科學的理由。

蘇格拉底非常坦率地承認，一個人的知識總量是微小的。

最終顯得更為重要的是，人應該追求知識。

不偏不倚的探究就是善。這是肇自畢達哥拉斯的倫理原則。

追求不賴于追求者公認的真理，從泰勒斯的時代開始，一直是科學運動背后的驅動力。

人必須行動，也必須思想。但有一件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那就是允許別人對某些他本人不愿意存疑的事情不下判斷的自由。

這同時顯示，從事不偏不倚的探究如何與自由相聯系，自由被認作另一個善。

寬忍是學術繁榮的社會的必備條件。

言論和思想自由是自由社會的強大推動力，在自由社會里有可能使探究者跟著真理前進。

到這一地步，每個人便能獻身于現在受到威脅的善。

這并不意味著對每一件事我們將擁有相同的見解，但這確保沒有一條道路被人為的限制阻塞。

對人類而言，未經審視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

在這里，羅素極盡提要鉤玄之能事，以大家之手筆，簡潔明快地勾勒出西方哲學史之流變。

而且，羅素始終將哲學史放在社會、政治的大背景下加以審視，故其敘述具有凝重的歷史感。

本書的初衷是提供哲學家們討論的一些主要問題的概觀。

2022-12-08 18:57: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