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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目的，是為了偉大的著述。從清康熙元年起，他的游蹤擴展到河南、山西、陜西各地。除了拜訪朋友，撰寫詩文雜苦外，幾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代表作《日知錄》的修改補充上了。他用友人所贈送的二馬二騾，裝馱著書卷，四處翻山越嶺，沐風櫛雨，進行了大量的、艱苦細致的實地考察。同時認真查閱文獻，以“采銅于山”的精神從代史書中輯錄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及地理沿革等材料，然后在旅行的間隙埋頭寫作。

康熙五年(1666)由汾州又一次來到太原，造訪傅山。這時候，著名學者朱彝尊、屈大均也正好來拜訪傅山，彼此便得以相識，進而成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這次相會，顧炎武與傅山之間有唱和詩三首。

傅山的《晤言寧人先生還村途中嘆息有作》詩寫道:

河山文物卷胡笳，落葉黃塵載五車。方外不嫻新世界，眼中偏識舊年家。乍驚白羽丹陽策，徐頷雕胡玉樹花。詩詠十朋江萬里，閣吾傖筆似枯槎。

他說，清軍進侵中原，凄涼的胡笳聲席卷中華山河、故國文化。幸而有顧炎武這樣學富五車的志士，不辭辛勞來到各地傳播民族氣節。我已是方外之人，無法適應這異族統治下的新世界，只能有緣認識你這樣的抗清志士。我驚嘆你有策劃江南抗清斗爭的無窮智慧，也吟讀了你充滿反清思想的詩文。你的詩所吟誦的，都是像南宋抗金志士王十麗、江萬里一類的斗爭事跡，我的詩情卻像是枯萎了。

顧炎武為傅山的這首詩感動萬分，立即步原韻和了兩首。其中一首這樣寫道:

愁聽關塞遍吹箱，不見中原有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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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獄后，他仍然潛心于著述，在完成了《音學五書》后，又撰寫成《郡縣論》《生員論》《錢論》等一系列具有歷史價值的文論雜著。當時，他精心撰寫的《日知錄》，也已引起許多學者的重視。

康熙十年(1671)學士舉參與編修《明史》的聘請后，第三次從北京來到太原，拜訪了傅山。這次，他們相聚的時間比較長。

盡管不為清廷做官，不修《明史》，但這些年來的經歷告訴顧炎武，與清廷的高官保持密切往來，并沒有什么壞處。自己的三個外甥是朝廷里舉足輕重的人物，哪怕不提起他們，那些原本想來找麻煩的人，也會知趣地避開了。顧炎武在山東被卷入“黃培詩案”，關押于獄中，如果不是外甥伸出援手，或許會是另一種結局。

傅山跟他有相同的體會。傅山與楊思圣、魏一鰲、孫茂蘭等山西高官過從甚密，竭盡全力為他們治病或饋贈書畫作品，這些人自然也給傅山很好的庇護。

正由于這樣，傅山與顧炎武在一起，躲開了政治風浪，生活在平穩安逸的環境里。有意思的是，除了憂時傷世、談政論文、詩歌唱和，他們還一起創辦了實業。

顧炎武是頗具商業頭腦和經營能力的。盡管歷代統治者多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士大夫們通常也對商人持極端鄙視的態度，顧炎武對商人卻很看重。他從年輕時開始就參加一些商業活動。當然，他經商僅僅是手段，賺錢的目的是為了研究學問。何況，如果不善于治財，他又怎么可能長期在北方游歷下去?

那么，他與傅山合作做什么呢?創辦了山西票號。

票號又稱匯兌莊或票莊，是從事匯兌和存、放款的私人金融機構，是中國近代銀行的前身。

李自成起兵陷京師，得到了勛戚和文武諸臣的巨金。吳三桂降清攻李，李自成奔還京師，將金子熔為金餅，每餅重一千兩，總共有數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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餅。清兵入關，李自成以騾馬裝載金餅，敗退山西。清軍追趕很了，"自成卻騾馬疲憊，實在跑不動，便將金餅沿途埋藏，至西安時只鵝下分之二三。后來，李自成沿途埋藏的金餅，大多被山西人掘得-

山西富人擁有較多的資財。

據傳山西人用這筆資金創立了票號，而票號的規章制度都由顧類與傅山共同制定，唯恐招禍敗事，所以一切方法都只憑口授，而不記能一字，控制得極為嚴密。后人遵循不變，因而能在商界稱雄二百余年山西票號執掌著清代的金融命脈，從這個意義上說，顧炎武堪稱中國近

代金融業的先驅者。

《清稗類鈔》有《山西票號》條:

票號，以匯款及放債為業者，其始多山西人為之，分號遍各省，當未設銀行時，全特此以為匯兌。人以其資本維厚，多以巨資存放號中，深信之。給息存簿，甚有無息者，故獲利頗豐，后乃改依銀行之例矣。相傳明季李自成擄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其號中規則極嚴密。為顧炎武所訂，遵行不廢，故稱雄于商界者二百余年。

梁啟超先生在《清代學術史》中也說:“山西票號相傳為傅青主顧亭林所創辦。”章太炎《顧亭林先生軼事》也記載:“近聞山西人言晉人得李自成金，由顧、傅設票號，立新規，天下俗從……有清一代票號制度皆顧、傅所創也。”

但是，多年來學術界也有不少人對此提出異議，覺得這不過出自野史，或者是跟顧炎武有關的一個民間傳說。顧炎武曾經在山西、陜西生活了很多年，留下大量的傳說，并不奇怪。

不管是真是假，顧炎武的經營才能已是毋庸置疑。

中國的票號于清代末年向世于古城平遙，作為晉商重要組成部分的平遇票號，話躍于大江南北一個多世紀，一度執全國金融之牛耳，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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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抉剔史傳，發揮經典”。但它對后來的考據學、金石學以及書法中的“碑學”所起的作用，卻是無法估量的。

相對來說，傅山不僅從一個學者的眼光出發，而且從藝術的眼光出發，來看待金石文字。他高超的藝術天才，是顧炎武所不具備的。傅山精通書法，擅長繪畫，尤其是他的書法承繼晚明以來連綿大草的書風，

很有獨特的個性。

康熙十年(1671)，歲的顧炎武第三次去松莊會見傅山時伸出腕臂，讓傅山給自己診脈。雖然年近花甲，顧炎武卻是“六十歲的人，三十歲的心臟”，身體依然很健康。

傅山一邊診脈，一邊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老弟，憑你的身體還可以生兒子呀。”

一句話，說到顧炎武的心里去了。顧炎武一生沒有子嗣，總是一個隱痛。聽到傅山的這句話，他不免瞪大了眼睛，心底里潛伏的某些欲望，頓時被觸發了。

“真的嗎?"

“不假。你不妨再娶一房小妾。”傅山點頭說，“你一個人過日子，也太冷清啦!”

顧炎武朝傅山看了一眼，覺得他鄭重其事，絲毫不像是隨意拿自己開心。是啊，別人像我這般年齡，早在含飴弄孫了，可是我連一個兒子都沒有。假如娶一房小妾，生一個兒子，陪伴左右，不知能增加多少樂趣，將來還可繼承自己未竟的事業……

傅山思付片刻，給他寫了一份醫囑。醫囑云:“君子甚至愛氣而謹于房。是故新壯者十日而游于房，中年者倍新壯，始衰者倍中年，大衰者以月當新壯之日，而上與天同節矣。”

顧炎武一邊收下醫囑，一邊道謝。

很快，顧炎武便納了一個小妾。小妾性格溫柔，侍奉也很細致小心，每天給他燒飯做菜，噓寒問暖。在他伏案著述時，要么磨墨添紙，要么端茶送水，從不打擾他的恩緒。生活悄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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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找回了年輕時的感覺。

然而，就這樣過了兩三年，他發覺自己的身體狀況竟變得愈來愈差，整天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來。坐在那兒編書、寫書，眼睛看出去昏蒙蒙的一片，耳朵也嗡嗡作響。最要命的是腦子變遲鈍了，不像從前那樣下筆千言。各種各樣的毛病似乎都在冒出來。

小妾的身體，卻沒有出現期待中的變化。也就是說，他一心想得到兒子，偏偏沒有得到。

顧炎武非常后悔，寫了一篇《規友人納妾書》，責罵傅山不該開這么大的玩笑，勸自己納妾:“怎么有勸六十歲老人娶妾，還可以稱為君

子的?”

顧炎武終于醒悟，自己這一輩子是不可能有兒子了。咳，快死了這條心吧!我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沒做，不該拿老命開玩笑，沉湎于溫香軟玉。于是他決定懸崖勒馬，立即把小妾嫁出去，同時給了她一筆錢，讓她去過自由自在的日子。

這時候他才想起，傅山是給自己一份醫囑的，自己卻沒有遵照醫囑去做。弄垮了身體，本不該責怪傅山。

這是一段學者私生活的小插曲。

顧炎武離開松莊，定居于陜西華陰。后來，他有機會去過幾次山西，但都沒有再拜見自己所敬慕的這位兄長和摯友，只是在信札與文章里，表達了彼此深厚的情誼。

四

請允許我在這里把時序回溯一下。

康熙三年(1664)七月，五十二歲的顧炎武來到北京昌平，第四次拜謁十三陵。然后，南游位于太行山東麓、冀中平原中部、南拒馬河下獨南岸的保定容城，拜訪了學者孫奇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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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早就聽說孫奇逢的名聲，也很崇拜他的學問。明清兩代，廷曾先后十一次征聘孫奇逢做官，他都拒招不仕。晚年，孫奇逢在就輝縣蘇門山夏峰村開堂講學，所以又有“夏峰先生”的稱號。他以七多歲的高齡，率領子弟，躬耕在景色秀美的夏峰，四面八方有很多人"名前來請益。孫奇逢不僅因材施教，還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以熟稱為生。一時間，夏峰成了一片氣象蓬勃的世外桃源。

清朝初年，孫奇逢成為與黃宗羲齊名并重的人物。當時有一些人認為，聚徒講學者，中國最著名的有三個人，在北方是孫奇逢，在東南是黃宗羲，在西北是李颙，稱之為“三大儒”。黃宗羲也很肯定孫奇逢在學術界的地位，評價說:“北方之學者，大概出于其門。”

顧炎武與孫奇逢相識，二人很快就產生了共同語言。顧炎武覺得孫奇逢是一位有肝膽、有骨氣、有才略的人，果真名不虛傳。晚年，積淀豐富的學養越發形成他的人格和尊嚴，愈加顯出長者風范。

世界上有各不相同的樹葉，也有各不相同的學者。北游后，拜訪學者，結交志士，幾乎成了顧炎武最重要的事，也是最愉快的事。不過坦率地說，所遇到的各色學者，也有不少讓他深感失望，不得不投去鄙夷的目光，也有些學者，則只可敬而遠之。

然而，對于孫奇逢，顧炎武不能不由衷地贊美:“名高懸白日”，“微言垂舊學”。

這當然不是隨意的奉承。這是兩顆互相吸引的心在碰撞、融合時發出的耀眼光芒。

孫奇逢少年時代就立下濟世之志，也曾經留意仕途，但是他最終選擇了學術。跟顧炎武一樣，不赴召，不出仕，乃至甘當隱士。他認為，退隱對于人的益處甚多，不只是為了避禍，而是“好將數斗清河水，洗胸中熱火燒”。然而，他并不排斥仕宦，清廷穩固政權以后，很多仕宦上門來，他同樣接納教導，悉心指點。豐富的學養，促使孫奇逢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眼光。作為一代儒宗，他將全部心愿和強烈的道德沖動。都化作內在的人格力量，毅然肩負起了繼絕學、承道統的歷史重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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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遭逢家國變遷，各種各樣的磨難和體驗都融入他的歷史意識之中，最終生發為學問。

孫奇逢確實是一個與眾不同的學者。明天啟年間，以東林黨為代表的士大夫革新派與以閹黨為代表的朝廷腐朽勢力的斗爭，達了到白熱化的程度。閹黨肆意大興冤獄，給楊漣等六君子、高攀龍等七君子強加上“結黨亂政”、接受“賄賂”的罪名，將他們逮捕入監。孫奇逢拍案而起，以眾鄉紳的名義，寫信給鎮守山海關的兵部尚書孫承宗，懇請他立即入朝，竭力阻止閹黨殺害諸君。信中情辭激烈，感人肺腑，讀來讓人不能不為之動容。

閹黨一意孤行，慘絕人寰，左光斗等人竟然被活活打死。在殘酷的事實面前，孫奇逢堅持正義，反對邪惡，表現出了無比堅強的氣節，受到人們的崇敬和愛戴。諸義士被害以后，他又不惜破掉家資，為之籌措后事，恤養義士遺屬。在這場斗爭中，孫奇逢實際上起到了北方士大夫清流領袖的作用。

明崇禎九年(1636 )，清軍入關，所過之處，燒殺搶掠，血流成河，不知有多少人遭災。孫奇逢集合鄉人，拿起武器奮力守住容城，清軍圍攻七天七夜，終于灰溜溜退走。

清廷控制政權以后，曾嚴禁野史傳播。孫奇逢因為著有《甲申大難錄》而被人訐告，他坦然回答道:“天下事只問有愧無愧，不問有禍無禍!”

獨立思考，按自己的良知辦事，不懼怕遭遇災禍，這才是一個學者應該矢志不渝地為之努力的啊。

顯然，由于孫奇逢對國家、對朋友、對弟子、對鄉親做了大量應該做的事，這才贏得了“夏峰先生”的美譽。很多有機會親炙夏峰之學的人，都對他產生難忘的印象。很多人聽聞孫奇逢的名聲，哪怕跨州隔省，也特意千里迢迢趕來見他，一旦與他接觸，無不感受到他的魅力，佩服他的學識。即使是顧炎武和傅山這樣的學者，也為之傾倒。

孫奇逢最值得一提的，畢竟還是他的學術思想。

來到了目的地，他又忙著走訪地方名士，尋找書刊資料，在了下朝闖讀。一年之中，他差不多有半年住在旅店里。有時顧不上吃飯，我用幾文線買幾塊燒餅充饑。有時沒有錢買馬雇仆人，就自己背著裝滿書

蔬的行黃，跋山涉水。

如今，依靠朋友們的幫助，各方面的條件都在改善，自己也逐斯適應了環境。幸喜的是在艱苦和清貧中，他的身體還算健康，更從未搖過自己的意志。總是這樣，吃吃孜孜地博采廣聞，探尋經世致用的學

問，也有所收獲。

他把自己做學問的方法比作“采銅于山”。

顧炎武說，做學問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種是“采銅于山”也就是博覽群書、實地調查、大量收集原始資料，然后去偽存真、去蕪存菁，用自己的目光加以認真選擇，以形成獨特的見解。另一種方法是“廢銅鑄錢”，也就是抄襲別人的材料，甚至剽竊前人的學術成果，據為己有。看起來，這樣做比較快，容易出效果，實際上卻是既鑄出了廢錢，又把古錢毀了。真正要做學問的人，怎么能鑄廢錢呢?

正是如此，他用朋友贈送的騾馬，馱著明代十三朝《實錄》和許多州郡志書，漫游各地，“采銅于山”。

每到一地，他不僅采集文獻資料，更注重實地調查訪問。往往是把調查訪問所得與文獻資料加以對比甄別后，再下結論。到了名山大鎮，他總要跨下馬背，四處研究一番。發現可讀的碑文，他仔細看過，認為確實有價值，便一字不漏地抄錄下來。如果這篇碑文是從未見過書刊的，他更是抑制不住內心的興奮，晚上甚至睡不著覺。游歷到某些關隘要沖，他為了弄清地理上的問題，便下馬向老兵退卒請教，直到弄明白為止。假如他們所講的與自己知道的有差別，就打開書本細細查對。

為著自己的政治理想，顧炎武在北方四處奔波，顛沛流離，成為一個馬背上的學者。

后世涌現的無數學者，為什么在他們的文章中很難見到顧炎武那種生氣淋漓的氣象?恐怕除了安于書齋，缺乏長期的田野考察、風餐露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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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個人卻講得娓娓動聽，順理成章。 薩住腳步，聽了片刻。《儀禮》很難懂，也很難講，這是大家就道的。

顧炎武不禁走了進去，站在一旁仔細聽起來

那人講得有聲有色，有條有理，滿場的聽客無不聽得津津有味顧炎武聽了一會兒，忍不住向身邊的聽客詢問:“這講演的人到很

是誰呀?”

“你不認識他?”聽客望望他，說“這是張爾歧呀，本地的句談先

生，名聲不小!"

顧炎武沒說什么，欽佩地點點頭。

第二天清早，顧炎武便專程前去拜訪。他按照古時的禮儀，走上前去，遞上自己的名片，說:“先生獨精三禮，卓然經師，今后還望多多

指教!”

張爾岐接過名片，見是大名鼎鼎的顧炎武，不由肅然起敬:“亭林先生，想不到是您來了!真是太好了，太好了!”連忙請他到房內坐定。

兩人一見如故，促膝長談，完全忘記了時間的流逝。此后，他們結成了相互信賴的好朋友。

張爾岐自幼聰穎好學，熟讀經史，兼及諸子百家。晚年精研“三禮”--《儀禮》《周禮》《禮記》，造詣特別深。《儀禮》，也就是禮經，是儒家的重要經典之一。前人為禮經所作的傳、注、疏很多，但是因為年涇代久，經文多有脫漏，傳與注也有許多混淆之處，使后人難以讀懂。張爾岐苦心研讀，除了將傳、注分清外，還刪削了疏中煩瑣附會的文字，重新進行斷句，編纂成了《儀禮鄭注句讀》。又為監本(官定本)《禮記》、石經(刻在石碑立于太學中)《禮記》勘正脫誤，多達三百多處。張爾岐曾有許多著作，學術價值最高的是《儀禮鄭注句讀》一書，他足足花了三十年的工夫，寫下了這部十七卷的著作。這一切，為張爾岐奠定了很高的學術地位。

顧炎武和張爾岐有共同的政治觀點，都不應科場考試，不仕清廷，

增下定決心，哪怕整夜不睡覺，也要解開這個疑團。四更時分，寒雙腳都凍得麻木了，他仍然獨自坐在房間里一邊讀書，一邊沉

人

絲毫也沒有睡意。

奇跡出現了。忽然間，他感到心靈開朗，仿佛門戶大開，午夜的四

星現一片光明。

從此以后，閻若璩變得異常穎悟，所讀的書，過目成誦。

這說來很玄乎，其實容易理解。閻若璩的聰慧穎悟，并非天賜，而是刺苦讀書、認真鉆研的結果。他立志博覽群書，曾經集了陶宏景、空甫酒的名言“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作為對聯愿寫在家里的庭柱上。意思是，即使一件事沒弄懂，也算自己的一大臥學;遇到學者必請教，因此很少有空閑的日子。

正是由于多年孜孜不倦的潛心研讀，閻若璩成為才富學贍的青年士子，為他日后成為明清之際著名的經學大師、考據宗師，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清康熙二年(1663)，閻若璩來到太原松莊，拜會了比自己年長三十歲、當時已經名播天下的傅山先生。傅山與他會晤時，一起切磋學問，結下了深厚的情誼。

康熙十一年(1672)，閻若璩又一次到太原拜會傅山，恰好顧炎武他在太原，于是他們相識了。隨即結伴一道考晉祠古跡，辨別晉水源流，探討太原的沿革、唐晉的分封等問題，彼此洽談甚歡。

當時，顧炎武未必能估計到閻若璩日后嘔心瀝血著《尚書古文疏證》八卷，被學術界稱為石破天驚之作，因而擁戴為清代漢學的開山之祖。盡管閻若璩的品節頗有些不足取，但他肯鉆研學問，也很尊敬顧炎武。對于這個比自己年輕二十三歲的學者，顧炎武也是出自真心地器重，特意拿出了自己寫成的《日知錄》，征詢閻若璩的意見。

閻若璩看過后，當即為他改定了其中數條。顧炎武很虛心地接受了他的意見。

這件事，被學術界傳為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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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風武來斯式原松注后，無形中把中國的學術重心從江南轉移到 Tds，我為一面清都，產生了很大的向心力。顧炎武對閻若事的雅還為一次讓間者硬兩名大振的機會，是他趕博學鴻詞科考試時，與

品，是然使之聲名大報。

當時的都默的修汪瑞相交，為汪琬所著的《五服考異》糾正了好幾處理

說，汪所竟連友最的活話都沒有

后來，徐老學季救幕修《大清一統志》，特意邀請當時已經五十四歲的間若破，擔任了《一統志》的分幕工作。閻若璩隨書局前往洞庭東山、嘉善、昆山等地考察，又用十多年時間，完成了這個艱巨任務。頓炎武對學術的尊重，體現在他即使是對自己的學生，也常常以一種平等相待的態度與他們相處，采用啟發式和討論式，對他們進行教育。在某種程度上，他把學生也當成了朋友。

當時，有朋友寫信給顧炎武，勸他招收門人，傳授學問。但顧炎武覺得，招收門人的做法不可取。“招門徒，立命譽，以光顯于世，則私心有所不愿也。”

那么，是什么原因讓他不愿意招收門人，給他們講學呢?

顧炎武解釋說，西漢時代的許多傳經講學者，并非為了學術，而是追求利祿。到了今天，那些追求利祿者，竟連經學都丟掉了!我可不愿意看到這一切。

事實上，他沒有一個子嗣，平生苦心經營所積累的學問，怎么可能不想傳給合適的人，讓他們去發揚光大呢?然而，那些合適的人，必須是既“博學于文”，又“行已有恥”，有很好的品行。顧炎武并非沒有門人，而是門人遍及南北各地，數量相當多。不過，他招收門人的目的是為了傳承薪火，絕對不是為了利祿。這跟他幾十年如一日，毫不倦怠地撰寫《日知錄》，是一致的。

他的門人中成就最大的，當數潘耒。

潘耒是江蘇吳江縣平望鎮人，從小就聰慧過人，但是家境多舛，他的哥哥潘檉章因為冤案而遭難，對潘耒打擊沉重，生活上也帶來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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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炎武一再勉勵他要奮然自立，并且為他寫下“門戶終還汝，男兒獨重身”的詩句，使潘來受到很大激勵。

潘耒曾多次要求拜顧炎武先生為師，但是被婉拒了。直到潘檉章由于莊廷錢明史案的牽累，慘遭殺害，顧炎武看到潘耒求學的愿望非常誠篤，終于被他的一片真心感動。

潘耒與顧炎武好友王略的女兒結了婚，但是不到兩年王略就逝世了。這時候，潘耒的妻子也不幸病故，他已無依無靠，假如不照顧他，顧炎武也于心不忍。

于是，潘耒離開家鄉，前往山東受學于顧炎武。

看見潘來，顧炎武便想起他的哥哥、已故好友潘檉章，心里總是交織著一種十分復雜的情感。《世說新語》中有一則故事說，王徽之(子道)和王獻之(子敬)都病得很重，不久，王獻之逝世了，王徽之趕快乘車前往奔喪。進屋后，他坐在靈床上，拿起王獻之的琴彈奏。誰知，許久沒彈的琴弦，根本無法調音。他含淚把琴摔在地上，感慨道:"子敬，子敬!人琴俱亡!……”

猶如子敬比子遒先死，潘檉章也比自己先走了一步!

對于潘檉章弟弟潘耒受業“從游”，顧炎武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應該培育他。但是他在高興之余，又有些不安，擔心不能如愿以償，于是決心為之花費更多的精力。

從康熙八年(1669)的冬天直到康熙十一年(1672)的冬天，潘耒與顧炎武朝夕相處整整三年。顧炎武告誡潘耒，求學的目的不是為了獵取名利，而在于明道救世，撥亂反正。年輕人必須多讀書，讀好書，讀通讀懂，融會貫通。讀書治學是一件十分嚴肅的事情，必須對歷史負責，對后代負責。著述是讀書的必然成果，但著述一定要下過細的功夫，如果急于成書，躁于功名，必然粗制濫造，貽誤子孫后代。

同時，顧炎武也很注意為人處世的教育。他一再向潘耒提出忠告，即使有了學間，也應有嚴格的操守，不能攀附權貴。哪怕對于徐彪學這解的人，也要敬而遠之，不可同流合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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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石，“花若解語多能可無，的人生哲理。可惜他總是四處漂泊，難以如恩。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詔舉“博學鴻詞科”，潘來去應試了，名列二等第二名，以布衣身份被授為翰林院檢討，參與《明史》的修案。主纂《食貨志》六卷。

一開始，顧炎武很強烈地反對潘耒這樣做，還拿他哥哥潘怪章的遭遇提醒潘來不要忘了深仇大恨。然而，潘耒權衡再三，最終還是去做了官。在這種狀況下，顧炎武也很快接受了事實，還給李因篤寫信，請他多多照應潘來。

潘來的命運，令顧炎武在感慨之余，頗有些無奈。他自我解嘲道:“潘來也是出生在本朝的人，做當朝的官還是可以的吧。

清廷曾兩次請顧炎武參與編撰《明史》，都被他拒絕了，但他實際上很關注這件事情。怎么辦呢?他采取了靈活折中的辦法，自己堅決不參與具體工作，但史館中的人如果來請教，尤其是潘耒等人來請教，他肯定會提出一些建議，談談自己的一些想法。

潘耒在京城當了五年的官。五年中，除了參修《明史》外，他還被康熙皇帝親自簡拔為日講起居注官，出任會試考官，分校禮闈。但由于他在官場不愿改變自己的性格，不愿俯首帖耳地遵從潛規則，而對于時政多有建言，說話又較有鋒芒，終于被妒忌者所中傷，以浮躁降職。后來又因母憂歸，不再復出。

康熙三十四年(1695)，潘耒在福建建陽將顧炎武《日知錄》三十二卷本刻板行世。這，當是他為中國文化史立下的最大功勞。在這之前，召集有關人士合議，將顧氏在吳江的族人衍生，立嗣給顧炎武先生，也是潘耒所起的作用。

在情感上，潘耒已經成為顧炎武的子侄了。而顧炎武也從潘耒身上覺察到，自己已經發生了太多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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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為主，當觀測結果和計算不一致時，必須尋找“致差之故”;相一致時，又必須考慮“恐有偶合之緣”，反復觀察和計算，以求精確。在對中西歷法的研究中，他注意吸收、借鑒西歷的先進之處，然而并不盲從，終

于成為首屈一指的大家。

明亡以后，包括顧炎武在內的許多明代遺民深感亡國之痛，拿出自我批評精神，試圖從政治、經濟等方面，尋找明朝覆亡的原因--其中當然也包括學術思想的原因。他們抨擊空談性理的陽明心學，不遺余力地主張經世致用。顧炎武不僅與薛鳳祚、王錫闡相友善，還鼓勵學生潘來以王錫闡為師，而且協助做學術研究，整理遺稿。這，很清楚地說明他接受了西學東漸。

顧炎武主張取“夷狄”之長以補“華夏”之短，但對外來宗教持排斥態度。他認為，明末利瑪竇之所以能夠讓天主教在中國傳播，主要是由于朝中缺乏有識之人。如果朝中多學識之人，譬如像唐朝那樣，天主教肯定不至于這么快地在中國傳播開來。

他對待佛教的態度，也跟對待天主教的態度差不多。他讀書破萬卷，但是“生平不讀佛書”。

盡管如此，用今天的話來說，顧炎武先生仍并不缺乏開放的眼光與胸襟。

2022-12-08 19: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