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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盧梭熱究因何在——啟蒙運動的教訓
盧梭的死后命運,如他的生前性格,很快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如前所述,這個自我神化的流浪教士,生不遂愿,死后卻在法國革命前的熱哄哄氣氛中羽化成仙,如愿以償。如果設問:
啟蒙學派經孟德斯鳩、伏爾泰,狄德羅三代人苦心經營,一度執法國思想界乃至歐洲思想界之牛耳,為何革命來臨,卻偏處一隅,影響低落?與此同時,盧梭哲學為何能突破啟蒙學派的壓制,大放異彩,突然走紅,掌握了千百萬人的革命實踐?我在本書開篇說明中已述,一定有著眾多的、非個人的、而且是決定性的社會經濟原因在思想舞臺背景深處活動,牽引著那個年那代些熱狂者的身影。挖掘并且描述這些決定性的社會經濟,將是另一類專著中最為引人入勝的精彩章節。限于題材局限,本書范圍內只能就思想史、政治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三點粗淺解釋:
第一,18世紀的法國,經過前一個世紀黎塞留、路易十四近百年的鼓勵提倡,已形成文學型、戲劇性而不是哲學型、邏輯型的精神氣候。文人地位與文人職業在社會上普遍看好。法學家盧瓦索在他寫作的《論社會等級與普通尊嚴》一書中,揭示出這一史實:當時占據第三等級首要地位的并不是產業經營者,而是舞文弄墨的文人:“整個17世紀資產階級的特點,是對文學、藝術和道德的重視。”X L 這種戲劇化、浪漫化的精神氛圍,到了18世紀有增無減。王后安東奈特曾強使博馬舍意諷刺貴族特權的戲劇《費加羅的婚禮》,在法蘭西大劇院上演,即是典型一例。法國精神氛圍的特性,相比周圍國家顯得十分火爆,令人不安。奧地利皇太后給女兒安東奈特訓戒信中即指出了這一點:“在你們這樣一個動輒群情激昂的國家……”。X M
這樣的氣候猶如法國所處的大陸型自然氣候一樣,暴冷暴熱,起落無常。啟蒙運動的主流作家,多是邏輯型、哲學型百科全書人物。伏爾泰創作過喜劇,悲劇,狄德羅有過小說、戲劇評論,這是證明他們具有生長于法國精神氣候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他們的精神軸心卻是圍繞著英國哲學、牛頓世界打轉,他們向法國輸入的哲學思想,多是恒溫型的工具理性、經驗哲學。這種英國型的哲學產品,是沉著事功、平庸緩進,而不是沖天而起充滿浪漫美感的價值理性、先驗哲學。因此,啟蒙運動的哲學內容多是舶來文化,與本土浪漫精神并不契合。哲學的面包不涂上文學的奶酪,法國人咽不下去。X N相反,啟蒙運動 的叛逆者來自日內瓦外邦,他的精神氣質卻與法蘭西精神氣 候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盧梭的文學型哲學活動,戲劇性個人 命運,正是法國文學氣候中最為需要的煽情燃料。因此,盧梭 生前的文學氣質、戲劇性格對他的理論創造,是一大損害,但 對他理論產品的身后普及,卻是最合式的推銷模式。盧梭生前 令人生厭的戲劇性格,盧梭身后令人瞠目的戲劇性變化,就他 人事件的邏輯而言,似乎不可理解。但是,置于法國當時那種 戲劇化的精神國度,這種變化卻是最合邏輯的變化。因為他不 合理性的邏輯,正合感性的邏輯、戲劇的邏輯。在這個意義上 說,與其說盧梭需要法國,勿寧說法國需要盧梭。 額 第二,從啟蒙運動本身的邏輯結構而言,它缺少這樣一個環節:回應與吸收整個底層民眾在社會轉型時期產生的不滿,承担社會轉型時期新興資產階級對底層社會價值取向的兼收并容義務。托克維爾曾批評啟蒙運動說:
這些哲學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類理性,而是崇拜他們自己的理性。從未有人像他們那樣對共同智慧缺乏信心。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人,他們幾乎像蔑視仁慈的上帝一樣蔑視民眾。他們對上帝表現出一種競爭對手的傲慢,對民眾則表現出一種暴發戶的驕傲。……這與英國人和美國人對其公民多數人的感情所表現出來的尊重相去萬里。在他們國家,理性對自身充滿自豪和信心,但從不蠻橫無理;因此理性導致了自由,而我們的理性,只不過發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Y E
如此“理性”,勢必在對立一極激起一個邏輯上的反跳或補正:底層社會把功利競爭時的失敗——即物質利益的受損,換算為道德失敗、道德抗議,于是搶占道德制高點,控訴資產階級世俗化歷史潮流。這種道德抗議與宗教饑渴匯合,形成一股強大的民粹主義潛勢,與世俗化歷史潮流暗中對抗,并且呼風喚雨,沒有奇理斯瑪,也會創造出一個奇理斯瑪。而在當時整個啟蒙運動中,盧梭是唯一有過底層社會流浪經歷的人,也是唯一不置金錢財富,不經營“人間俗務事務所”的人。他以自己的生活方式——穿亞美尼亞人粗衣、賣掉計時金表、抄樂譜為生,履踐了自己的民粹理論。如果說他是“教士”,那也只是一個“本堂神甫”,不會是一個“樞密主教”。他是18世紀啟蒙運動的逆子,是當時下層社會唯一無二的代言人——這一精神特征恰恰符合底層社會呼喚奇理斯瑪的需要。如此不期而遇,適逢其會,并且迅速哄抬為奇理斯瑪式的道德先知、道德英雄,恐怕盧梭自己在生前都不敢預料。然而歷史之詭變就在于此:盧梭見逐于啟蒙運動,從中心逐向邊緣,他在啟蒙運動中的邊緣化,反過來成為民眾抗議運動所居地位的中心化;與此同時,啟蒙運動在革命前法國精神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一經民眾抗議運動爆發,就迅速敗落,從中心走向了邊緣,成為一組留待雅各賓派專政鐵腕收拾的文化邊緣群落。以此觀之B 盧梭理論有他后來的悖論命運,啟蒙運動也有他們的悖論命運,就毫不奇怪了。盡管啟蒙運動也播撒過不滿現實的思想,但它本身的濕良性質本來是為一場有限度的上層改革鋪設前提,因為排斥底層社會,反過來迅速被底層社會所排斥。啟蒙思想之所以能見容于革命第一階段,不能持續于第二階段,到了第三階段,則被推上道德法庭成為群眾專政的對象;盧梭思想之所以能夠以前文所述的神化形式出現于第一階段,到了第二階段上升為革命年代政治話語的結構中心,到了第三階段則盛極一時,壓倒了啟蒙思想的后遺影響——兩者此消彼長的邏輯底蘊,可能就在這里。
第三,啟蒙運動不僅沒有回應現實環境里下一個階層的社會需要,在歷史遺產方面,也沒有回應上一個階段的觀念遺產——中世紀救贖遺產,構成第二大失誤。整個啟蒙運動有不可抹煞的歷史地位,但是在當時,這一地位盡管聲勢顯赫,卻出現了一種十分危險的懸空狀態:在時間、空間上都呈懸浮孤立狀態。就在這種懸浮物的下面,正在出現一場革命刺激起、喚醒起、發育起另一場革命的奇怪局面。啟蒙運動能夠排斥盧梭個人,但不能填補法國精神生活中的神意欠缺、價值饑渴。神正論救贖傳統千年一脈,維系著法國社會的道德資源。一旦潰決,不僅在底層社會引起震蕩,在中、上層社會也激起強烈不安。在啟蒙思想拒絕應對的地方,盧梭慨然出場。他掰開教會的死手,救活道德理想的精神激情,他的浪漫作品在后世看來,凌空蹈虛,漫漶散蕩,但在法國當時的社會,卻正好打中精神生活的道德真空:
羅伯特·丹通(RobertDarnton)在《法國文化史上的大屠殺及其他事件》中,分析統計盧梭和他的眾多讀者的精神感應說:“讓·雅克向那些能夠公正閱讀他著作的讀者暢開了他的心靈;那些讀者感到他們的心靈也隨之升華,超越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不完善性。”Y F
路易十六財政大臣內克的女兒斯塔爾夫人,在革命前夕,寫書盛贊盧梭說:“他是這樣一個僅有的天才,他知道如何形成道德激情。他奉獻于道德雄辯,他煽起了對罪惡的正義仇恨以及對美德的熱愛!”Y G
王公貴族、沙龍貴婦、乃至販夫走卒,所有的崇拜者從不同方向伸出的熱切手指,抓住的可能有盧梭的不同側面,但是,最后總有一面共通:讓·雅克的道德理想!這樣的人物不升溫,這樣的精神符號不走紅,還有什么能升溫,能走紅呢?借此,我想在這里說明我在后文敘述中難以插入的一個觀點:如果說法國革命越走越急,甚至從一場革命中又發展出另一場革命以打斷前一場革命,那也不是從盧梭到羅伯斯庇爾一線發展一廂情愿的結果。諸多力量都參加了最終結局的形成,其中,既有不可做者做了一些什么,也有可做者不做一 些什么。“因此,很容易想象全體法國人怎么會一下子就落入一場他們根本看不見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脅的人卻走在最前列,開辟和擴展通向革命的道路。”Y H
革命,就是在這種你推一把我擠一把的合力中,越走越近的。可悲的是,道德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如果在一個時空內相遇,那將是這個民族最危險的時刻。單一的政治革命,甚至再加上一場社會革命,雖是重負,尚不可怕。可怕的是兩種革命遇上道德革命的助燃加速。在道德革命催逼下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將不停地作出道德許諾,以滿足民族的道德饑渴。法朗士小說題為《諸神渴了》,再好不過地點破了在這種時刻整個民族出現的多方面神意饑渴。越渴越吃鹽,惡性循環。這種時刻的革命,將不會是一場革命,單質革命,而是政治革命、社會革命、道德革命接踵而至,不僅在時間序列上不能停步,在空間排列上不能錯開,而是全盤革命,不斷革命,畢其功于一役。法國革命之所以稱之為“大革命”,令英、美革命瞠乎其后,很大程度上即因此而起。這樣的“大革命”,是一個民族不堪重負的革命:先是政治革命被社會革命壓垮,后是社會革命被道德革命壓垮,后一場革命壓在前一場革命身上,催其快走,不斷革命到最后,終于被越來越重的革命本身壓垮!
——法國革命不斷上升,然后嘎然而止的歷史進程,將證明這一可歌可泣的歷史邏輯。
朱學勤 2013-08-20 15: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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