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數量優勢下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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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優勢下的恐懼
　　一九九三年夏季號的美國《外交》季刊發表了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的文章《文明的沖突》。其主要意思是說：在華約垮臺、蘇聯瓦解、兩大陣營的對抗(也就是冷戰)消失以后，國際舞臺上的沖突將不再以意識形態為界限展開，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間的斗爭的形式展開。按照他的分類，現在世界上還有七八種文明即：(一)西方即基督教文明、(二)儒教主要是中國文明、(三)日本文明、(四)伊斯蘭文明、(五)印度教文明、(六)斯拉夫即東正教文明、(七)拉丁美洲文明，加上可能還有的(八)非洲文明。亨廷頓還強調他本人所屬的西方文明要受到所有其他文明的挑戰，他特別担心的是儒教文明(實際上是指中國)與伊斯蘭文明(主要指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可能聯合起來對西方文明構成最嚴重的挑戰。亨廷頓把“文明”定義為“文化的實體”，在行文中常把文明與文化混用。這倒無悖于通行的概念，一九二六年張申府先生在《文明與文化》一文中即詳論兩者實無區別。本文亦取此意，需要首先交代明白。
　　這篇文章發表以后，立即在國際輿論界與學術界引起相當強烈的反響，尤其以第三世界和中國為甚。秋季號的《外交》季刊就發表了七篇駁斥亨廷頓的文章。但是亨廷頓對此并不服氣，又在當年《外交》季刊的十一／十二月號(案：就從這一期起，《外交》從季刊改為雙月刊)撰文反駁。題為《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副標題是《冷戰后世界的范式》，借當代科學哲學家卡爾?波普的理論，說明他提出的“文明”以代替民族國家、意識形態等等而成為今后觀察、討論、判斷一切國際紛爭的“范式”，袞袞諸公的各種評論統統無異于廢話。在此以后，世界各國的評論不斷。就我的視野所及似乎尤以中國為多，猜想這大概是與他明確以中國文明為西方文明的第一號敵手有關，因此難免不引起中國學者義憤填膺。美國研究所所長王緝思同志還特地在一九九五年編了一本《文明與國際政治》，把中國學者的各種評論收集起來。除了一篇介紹亨氏理論要旨與他自己寫的對中國學者論點的總評介外，收文二十六篇，據說還遠未收全，真是洋洋大觀，使我大開眼界。
　　不過，亨氏意興未盡，大概真想給冷戰后的國際關系學立一個歐幾里德式或者愛因斯坦式的范式，又在一九九六年底出版了一本書，題為《文明的沖突與重造世界秩序》。全書還來不及看到，可是他又在同年末一期《外交》雙月刊發表了一篇十八頁的長文《西方文明只此一家，并非普遍適用》作為他那本書的摘要。中國的《參考消息》曾予詳細譯介，讀者應當超過百萬。只是迄今為止，中國學術界還沒有多少反應，《文匯報》最近倒連續發表了兩篇文章，但多囿于三年前的那些老觀點，看起來有點文不對題。現在只好由我來湊趣試加評論，以期作為引玉之磚。
　　這篇文章的題目，明言西方文明并無普世性。而且全文反復申明的主旨就是：現代化并不等于西化。已經有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實現了現代化，而實現之后又都反對西方價值而復興本土文化，實行自我伸張(self－assertion)，甚至引用信奉伊斯蘭教的馬來西亞的總理馬哈蒂爾的話說：“歐洲價值只是歐洲價值，亞洲價值才是普世價值。”既然如此，發展中國家的愛國主義者，或者民族主義者大可表揚亨廷頓進步了。他畢竟認識到西方中心主義已經沒落，今后的世界將是越來越多元化或者曰多極化的世界。這個事實或者趨勢，已經為西方世界的中心的美國，而且自美國獨立運動以來就是美國WASP(指白種盎格魯－撒克遜人新教徒，幾百年來一直是決定美國的價值標準與文化走向的美國社會的主體)的名門望族的當代名教授所肯定，所承認，當然是值得稱道，值得歡迎的。
　　這樣說，決沒有美化亨廷頓之嫌，細讀全文，他除了在解釋何為西方文化時不免有點自我表揚而外，對其他文明、宗教、種族……并無惡毒攻擊或貶低之詞。相反，他還看到了西方“四分五裂，將成為非西方國家利用其內部分歧的嘗試的犧牲品”的可能。他還認為西方已經在衰落，“要延緩西方的衰落”，“保持西方的團結”。其方案就是守住北大西洋公約，以之為“西方文明的保障機構”，而且要明確“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衛和維護這個文明”，完全是一副退守和無可奈何的姿態。
　　但是，從亨廷頓的三篇文章仔細尋繹，可以發現他并不是沒有“難言之隱”，不過是在三年過程中通過三篇文章慢慢地、點點滴滴地透露出來的，而且最后也并沒有明白說透。
　　這些沒有明白說透的話，簡單說起來，其實就是，西方把現代化教給了世界，然而其人數在世界總人口中的比例卻越來越萎縮，不但已遠遠被非西方的人口所超過，而且除非發生常情無法預料的激變，還有最后被淹沒的危險。這樣的一個前景不能不使西方文明最敏感的衛士，如亨廷頓這樣的人從內心深處感到憂慮甚至恐懼。
　　中國的讀者一般不大意識到美國近三十年逐漸興起的多元文化主義以至非洲中心主義對美國社會影響之大，然而真正大的影響還在后頭。三年半以前亨廷頓的第一篇文章剛發表的時候，我正在華盛頓，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起源還不在于他對國際問題的觀察而在于他對國內問題的感受，正如世界上一切大理論都起源于其創立者實際生活中的某一點深切感受一樣。正在那個時候，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美國還是一個熔爐嗎？》的“封面特寫”，列舉事實說明，由WASP主宰美國的時代正在過去，相反，不但它在美國已經成為少數而且以它為中心的全體歐裔移民，也就是接受美國價值的全體白人也即將成為少數。而幾百年來一向受壓迫、受歧視的黑人則已成為越來越活躍的少數民族，而且在一些最自由主義的左派白人所制造的理論支持下提出非洲中心論，認為人類文明，包括歐洲文明都源出于非洲黑人，古埃及人、古希臘人都是黑人。他們反對美國以WASP的價值標準同化外來移民的原則，主張大學不再開設單一的教授西方文明精義的課程而要平等對待一切少數民族的母文化。這在某些名牌大學，已經實際施行。除了黑人在人口中的比例上升比白人快而外，上升得最快的是拉美裔人，美國人稱之為Hispanics，如果再加上亞裔人，那再過五十年就可以超過全部歐裔白種人。除了黑人當年是以奴隸的身份來到美國因而并無自己固有的語言外，其他族系，尤其是西班牙語系的拉美系人(大多是本地印第安人與西班牙人和黑人的混血種)還強烈要求不能以英語為唯一的法定語言。在許多地方，西班牙語已取得與英語并用的合法地位，不但大街上的招牌與告示已雙語并用，而且在有些社區說英語甚至沒有人理你。總而言之，美國這口坩鍋雖然在過去二百多年里(美國歷史實際應從立國前的殖民主義時代算起)曾經熔化了從歐洲去的各個民族，但是現在卻明顯地表現出投料太多，老汁太少，火力不足，鍋也太小，再也熔化不了越來越多的各種成份了。甚至于被釘著鐐銬從非洲運到美洲的黑人，本來在語言與宗教這兩方面已不得不接受主人給與他們的東西而且信奉基督教已有兩百年之久，自從四十年前的民權運動以來也竟然有越來越多的人改宗皈依了美國自來沒有的伊斯蘭教，而且一再聲言要成立“伊斯蘭國”，甚至要求把帶有黑人發音特色與非規范的語法特色的黑人英語制定為美國法定語言之一。諸如此類種種事實都不但使以正宗西方文化自傲的白種美國人極端厭惡，而且不寒而栗。隨著人口數量的下降，他們知道他們還能夠雄踞權力與財富的顛峰的時間已經指日可數了。
　　可以猜想，在迄今為止還是白人占多數的美國，這是一種有相當廣泛的群眾基礎的感情或者思想，但是外人卻幾乎看不出多少表露。其原因就在于亨廷頓所謂的“西方文明的悖論”，美國的自由主義已經發展到不容許人們有任何種族歧視、宗教歧視、語言歧視、性別歧視的公開表現，如果你是一個處于社會下層的“粗人”，你可以參加臭名彰著的“三K黨”或者近年才出現的白人“民兵”，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道貌岸然的西方價值與美國理想的衛士——一個有身份的自由主義者，你就只能把這種思想和感情壓在心底。因為在幾百年特別近幾十年的自由主義與民權運動的傳統下，美國已經出現了一個概念，名曰PC(political correctness)，直譯就是“政治正確性”。在美國要做一個政治上正確的人必須不能表露出任何歧視性的情緒。約定俗成，越來越嚴。比如對黑人吧，本來叫nigger(黑鬼)也無所謂，叫negro則是正規的用法，現在則這樣的稱呼完全可以挨耳光，起碼要叫black，最文明正規的叫法是African Americans(非裔美國人)。你嫌嚕嗦麻煩嗎？可這才是政治上完全正確。學過英文的人全知道，主席是chairman，可是現在就得叫chairperson，因為如果你稱呼的主席是女性，你就犯了以女作男，在政治上不正確，或曰違犯PC的錯誤了。這方面的清規戒律極多，對英語和對美國的知識兩者都極為有限如我的人，實在說不清楚，只知道一不留神就會犯規出錯，招人鄙視(以為你不文明)，甚至仇恨(以為你冒犯了他或她)。因此李光耀在向美國人宣揚“亞洲價值”的時候，說完了“美國人認為‘人生而平等’，其實不然”這句刺耳的話以后，還要自我解嘲地加上一句“這樣，我在政治上就不正確了”。他可以這樣大膽狂言，因為他是一個亞洲的政治家。要是他是像亨廷頓一樣的一位哈佛大學的教授，等待他的命運就很可能先是群眾的抗議，然后是學校的解聘與失業(因為這樣的人別的大學也不敢要)。正因為如此，亨廷頓寫《文明的沖突》實在是努力壓低了嗓門。而我們對他的心事的猜測也只有憑我們作為非美國人的特權了。
　　亨廷頓以文明為“范式”立說，而在諸文明因素中又特別強調宗教，實際上他認為文明——宗教——種族是三位一體的。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談的種族界限，原因就在于，在美國當前的政治—文化氣氛下，這是一個最危險的題目。但是這又是他實在躲不過的話題，事實上在各方批評的壓力下也不得不擠出一點兒來，比如直到他被迫答辯的第二篇文章中才透露出他真正的恐懼來。他說：“文明的范式也許也能適用于美國，……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膚色意識強烈的社會，……美國正在變成族群和種族(ethnically and racia1ly)問題上越來越殊異的社會。據國情調查局估計，到二○五○年，美國人口中將有23％是拉美裔人，16％是黑人和10％是亞裔人。”換言之，二○五○年是歐裔白人從多數變為少數的臨界點。亨廷頓担心“如果新移民不能融入迄今為止支配美國的歐裔文化……那么美國人口的非西方化是否會意味著它的非美國化。”如果那樣，“我們所知道的美國就將不再存在，而將隨歷史上其他思想體系不同的大國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了”。
　　中國的老話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亨廷頓不會不知道人類幾百萬年進化造成的血緣、形體、膚色等等的種族差異遠比幾千年歷史造成的文明差異更難彌平。他只是不敢冒被視為“種族主義者”的大不韙而公開說出來罷了。
　　不要以為只有亨廷頓一個人有這樣的危機感，在美國，這是一批越來越多的被稱為“新悲觀主義者”的共識。在文明沖突論發表的前一年，也許可稱為當代美國最著名的史學權威小阿瑟?施萊辛格就出版了《美利堅的非合眾化》，表示了與亨廷頓同樣的憂心。與亨廷頓幾乎同時，前總統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也出版《失控》一書，一再強調美國社會有“解體的危險”，其最主要的論據就是到二○五○年美國人口中的種族構成將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大家知道，在美國的國徽和硬幣上都印著美國的國訓E PLURIBUS UNUM三個拉丁字，意思是“一出于多”或者“合眾為一”，現在，潮流倒過來了。
　　正因為如此，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在華盛頓剛看到《文明的沖突》的第一個印象是：亨廷頓把對美國前途的憂慮投射到全世界去了。三個月以后，我到了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與一位年輕的日本學者談天，問他對亨廷頓的文章印象如何，他的回答十分簡單：“desperate”(絕望)，倒也干脆。
　　亨廷頓有沒有理由把美國的問題投射到全世界呢？答案是肯定的。
　　首先，按照亨廷頓的標準，作為西方文化載體的歐洲北美人口歷來不足世界五分之一，何況近幾十年來一方面它本身的生育率下降，而另一方面其他地區的人口生育率卻不斷上升，比例的反差越來越大。對亨廷頓來說也許更加重要的是：基督徒的人數日益減少，他認定十年之后，穆斯林的人數將超過基督徒。其次，西歐北美的非白人移民近年急劇上升，許多國家因此而出現了與美國相同的內部問題。亨廷頓指出歐洲國家已在收緊移民政策，并且建議美國也要這樣做，但是能否收效尚未可知。像美國出現的白人“民兵”組織、歐洲出現的新右派、德國出現的新納粹和澳大利亞最近出現的反亞洲人浪潮都在加強著亨廷頓的論據。
　　亨廷頓在最近這篇文章中說：“西方已經沒有經濟的或者人口的活力足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了。”“人口的活力”這幾個字泄露了亨廷頓的真意。
　　另外，亨廷頓對國際形勢提出的若干自己的觀察，確實可以說是深刻的，而且已被事實所證實。例如：他認為現代化與經濟發展既無必要也不可能造成文化的西化，而只會導致本土文化的復興。他看到雖然美國的大眾文化(包括電影、電視、流行歌曲……)看來似乎是以不可阻擋之勢席卷世界，但都受到精英分子越來越強的抵抗。他看到第二代第三代受西方教育的非西方知識分子與第一代不同，后者更強調本土文化與本土價值。由于他所謂“西方價值的悖論”，正是全球化帶來了民族主義，也正是現代化帶來了各種宗教(或者更籠統地說各種本土文化)的“原教旨主義”的復興。他還看到，英語表面上似乎越來越國際化，但是英語的實際勢力正在減弱。民主政治往往趨于使政府鄉土化而不是世界化。還有，在西方認為有普遍價值的東西，如果推廣到非西方就是帝國主義。……
　　決不能隨隨便便把亨廷頓叫做種族主義者，在他的文章中并不能容易地嗅出這種味道來。他無疑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遺老，但是他已不敢公然嗟嘆盛世難再，而只敢承認西方已經衰落。他說“西方價值之所以可貴正在于它的獨特性，而不在于他的普遍性”。不難推斷，從西方中心時代的顛峰跌落下來，他心里是不會好過的。他為西方設計的戰略只是嚴守北大西洋公約以自保，但是在鋪天蓋地而來的“黃禍、綠禍與黑禍”面前，他并沒有表現出強烈的信心。(這是一位亞洲朋友的話，綠禍指伊斯蘭、黑禍指黑非洲，因此還不能把這樣“政治上不正確”的“反PC”的話安在亨氏頭上。)對于黑禍，在世界范圍內，他的恐懼要小一些。這可能是因為黑非洲迄今為止還沒有表現出強大的經濟活力，因此在他的文明分類中，只是把“非洲文明”列為“可能有的第八種文明”。他也有相當的“統一戰線”意識，把日本文明單列而且與西方文明拉在一起就是一個突出的例子。此外他極力想把拉美文明也拉作西方文明的同盟軍，而且對俄羅斯也偶露拉拢之意。考慮到俄羅斯人既是白種人又是基督徒，這一心事不難理解；但是幾十年的敵對，以及天主教與東正教上千年的分裂又使他顧慮重重。
　　亨廷頓的理論內在的悖論是十分明顯的，人類自古以來的各大宗教、各大思想體系，都不但把自己的價值觀看成是普世性的，而且都預設人性有統一的價值標準，近代的啟蒙思想家和革命思想家(如馬克思主義)也并不例外。亨廷頓鼓吹的“西方文明”比之于歷史上的英國文明、德國文明、法國文明、西班牙文明……各種各樣的特殊文明來已經可以說是一種范圍相當廣大的“普遍文明”了，如果對照他自己說的“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不過是西方的內戰”的話，矛盾尤其明顯。為什么五十年前還在打得你死我活的國家今天就已經可以統一在“西方文明”的旗幟下了呢？但是亨廷頓所說的“在可見的將來，不會有普世的文明”這話應當是可信的。人類的歷史已經有幾百萬年，而文明的歷史從蘇美爾人算起還不過七千多年，即使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經歷了這么多的挫折以后也不敢相信再有幾十年的時間就能實現世界大同。因此亨廷頓的下一句話，也就是第一篇《文明的沖突》的結語——“有的只是一個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每一種文明都得學習與其他文明共處”，聽起來有一點偽善的味道。
　　總而言之，亨廷頓的觀點值得重視，因為它們代表著一種深刻的恐懼。正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這種恐懼決不僅僅代表他一個人，而是代表著一大批人。大家知道，恐懼會產生仇恨，而仇恨又能孕育戰爭，而亨廷頓所設計自保的方案竟還是已有半個世紀歷史的人類史上最大的戰爭機器——擁有核彈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雖然亨廷頓聲稱沖突并不等于戰爭，然而他也不排除沖突可以是戰爭。“文明的沖突”是一種說著說著就會自動實現的帶惡兆的語言(self－fulfiling expectation)。大家都知道，人類的生存空間幾乎已經塞滿了，甚至已經是過度擁擠了。布熱津斯基曾經說二十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丑惡的“大死亡的世紀”，同時他也不能排除二十一世紀不爆發同樣的慘禍。我相信我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我相信普世文明終會出現，但是幾十年、一二百年對人類的文明史只不過是一瞬間。人類是否還要流血流淚再走過一段滿布荊棘的道路才能通到開滿玫瑰花的芳草地呢？
　　
　　丙子（1996年）除夜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