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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代政區地理有所了解的人可能都明白，選擇東漢政區地理這樣的研究課題，處境頗有點象宋人做詩。錢鐘書先生曾在《宋詩選注》的序中說過：“有唐詩作榜樣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所謂幸，指的是有了一個好榜樣，可以省去許多探索之苦；而所謂不幸，則是面臨著前人輝煌成就的挑釁，不得不付出更大的努力。對于做東漢政區地理，前面那座唐詩似的高峰便是周振鶴先生的《西漢政區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

《西漢政區地理》是作者在譚其驤先生指導下于1983年完成的博士學位論文。在歷史政區地理的專業范圍，它一直是一個無可回避的技術標準：從事任一朝代的政區地理研究，都應該盡力做到像該書那樣，在縱的方向每個政區的來龍去脈都一清二楚，橫的方向每個年份的政區狀況都一目了然。但東、西漢的政區變化客觀上存在不少差異。西漢的政區變化非常顯著，從西漢初年到末葉，僅郡國級的政區數量就增加了一倍有奇。相比之下，東漢的政區變化在相當長的時段內波瀾不驚；漢末一段時間波瀾是起來了，但卻顯得異常混沌，遠不如西漢有序（當然這一有序是經周先生整理的結果）。況且，在資料方面，東、西漢也有重大的差異存在。這里面又有兩點：一，《漢書·地理志》的政區資料斷限在漢末元延綏和之際（公元8年前后），而《續漢書·郡國志》的斷限大體在東漢中葉的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就是說，西漢的政區演變到《漢志》的時候，已經趨于相對穩定；而東漢在《續漢志》之后的80年政區演變方殷，卻沒有一份共時的政區資料以為參照。其二，對西漢的政區演變過程進行復原，其演變最繁復的高帝末年十王國地區有一個鑰匙。周振鶴先生在深刻理解“推恩令”的基礎上，將《漢書·王子侯表》讀成了一份西漢諸王國的“封域削地表”。由此，高帝十王國地區的政區演變得以精彩而圓滿地解決，而這正是西漢一代政區演變過程的核心。有人曾對東漢的政區資料也進行過類似檢討，但卻未能找到替代指標。

面臨如此巨大的壓力，李曉杰的《東漢政區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應該說是做得令人滿意的。在此可分三點言之：一，對東漢政區的復原堪稱系統而完整。其時限上起新莽東漢易代之際，下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不僅完整地包括了東漢一代，而且還上承《西漢政區地理》，彌補了兩漢之間的時間缺環，下含事實上已形成三國割據的20余年。這其間每個郡國級政區的首尾都有所考述，分辨率精確到年，達到了該領域的前沿水平。

由于復原得系統而完整，該書可以糾正不少對于東漢政區的傳統誤解。例如過去很多人以為東漢的政區基本上秉承西漢舊制，在中前期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缺少變化，現在通過該書可以看到，在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各諸侯國領域曾發生過一次較大規模的變動。這是共時性的。從歷時性的角度而言，該書對于下邳王國領域的考證，修正了前人以為下邳國即臨淮郡后身的說法，指出早在臨淮郡存在之時，已經有一個下邳國存在。而從制度的方面來看，兩漢更是有一些顯著的差異，至少，不象以前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簡單。

筆者想著重評說該書的分辨率問題，或許有些人不大明白“分辨率精確到年”的意義。對于現今的行政區劃，一般人并不難理解其時效的價值，但對于歷史上的政區，也許是時代懸隔的緣故，很多人對其時效便不甚措意。我們可以注意到在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問世以前，中國人繪制的所有歷史地圖都是沒有嚴格的時效觀念的。就是在文革期間推出的該《圖集》的內部發行本（1974年）中，也還出現了為顯示唐朝的強盛而故意將其未曾同時擁有的東、西部疆域拼入同一圖幅的局面。這可以反映中國人對于歷史政區時效觀念的整體水平。在相關的學術研究中，由于忽略政區時效而令人啼笑皆非的例證可謂俯拾皆是。例如，70年代長沙馬王堆漢墓中的地圖出土之后，有位著名的歷史地理學者為研究該圖所牽涉的長沙國問題，竟直接利用《漢書·地理志》所載的長沙國為說，毫不介意圖中所示為漢初情形而《志》中所載已在西漢末年，后者疆域不及前者之半。專業的歷史地理學者猶有如此疏忽，其他人自是不必說起。

指出這一點筆者并非想責備前賢，恰恰相反，在此要說明的是，在以前那種研究條件下，即使有人具備對歷史政區的時效觀念，也往往找不到可用的參考依據。我國的文獻典籍十分豐富，但關鍵時候每每令人有“書到用時方恨少”之慨。在二十四史中，有《地理志》的只有16史；照理這16部《地理志》是每部都該有一個時間斷限的，但實際上斷限很不嚴格，很多志的斷限年代都不明確，有些志甚至根本找不到斷限年代。清代以來出現了若干補志之作，這種工作帶有研究或資料整理的性質，但在時效觀念上較之16部正史《地理志》毫無進步。80年代后出現了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該圖集對政區的時效已十分嚴格，但每個朝代只給出一、兩個標準年份，只能滿足較簡單的要求。因此有關的研究者如果在工作中對政區時效的要求稍為特殊，仍不得不自己動手去進行爬梳，往往須為此耗費不少時日，況且費力未必討好。

自《西漢政區地理》問世之后，我們看到了這樣一種可能，即由專業的研究者將歷代的政區變化制成年表，讀者需要了解任一年份的政區狀況或任一政區的來龍去脈都可以從表中一索而得，頂多去復核一下制表的依據是否充分——當然，與此相輔最好還繪制出具有精確時效的動態地圖。由此，我們有理由要求以往那種通代政區地理的研究模式成為過去，而斷代的政區地理研究則以此作為準繩，不按這一要求去做便不得謂之及格。從這一要求來說，《東漢政區地理》已經達到了。

第二點，從論據方面看，該書對資料的利用是堪稱充分的。其中雖然沒有孤本秘笈，也沒有域外奇貨，但就現有資料而言，該利用的都已經利用到了。這一點，凡閱讀原書都不難發現，在此且不多講。

第三，作者在對各種史料的考證分析和運用組織的過程中，表現了足夠的綜合判斷能力，即見識。自清代以來，對東漢政區多少作過考證的學者不知凡幾，值得重視的至少有錢大昕、吳增僅、謝鐘英、楊守敬、任乃強諸家。這些人的成績都燦然可觀，錢大昕尤為不世出之人物，但總體而言，前人的工作較之此書都已遜色。這里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學如積薪，此書奠基在前人所有工作的成績之上。尤其周振鶴先生的工作出來之后，歷史政區地理的研究已經躍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如今搞政區地理研究的人，不僅可以在理念上較之前人有更深刻的把握，而且還可以借鑒周先生提出的一套可名為“總體考證”的研究方法。即，相互關聯的若干事象有些表面上看來于史無征，零星地求證得不出解，如果采用整體觀念進行系統分析，找出事象之間的聯系，那么無解的地方往往可能有解——至少，可以排除一些別的可能性。用這一方法于無字處讀書，境界較前人已日新月異。同時，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李曉杰具備了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能力，他能夠準確地理解和借助這些新近的學術進展，在研究中對前人所做的各種零星工作重新審視，肯定其成績，糾正其錯誤，從而建立自己的體系。

不妨舉例說明。阜陵國的領域，自來是治東漢政區的一大難題。東漢在明、章二帝時曾兩度設置阜陵國，其存在時間為公元73-76，87-145、147-206年，就是說，東漢大部分的時間里阜陵國都是存在的，但它在《續漢志》里卻無載。既如此，它的領域也就成為一樁無頭公案，以致于《中國歷史地圖集》的東漢圖幅對它未予標示。不僅如此，它還牽涉到對《續漢志》以及對東漢政治制度的理解等一系列問題。過去治后漢的人，對此問題都避而不談（不可能沒有注意到），僅錢大昕指出了問題而未予解決。李曉杰綜合運用多種手段，分兩個時期對阜陵國的領域進行了考證。在對公元73-76年的考證中，他先是證明了當時的阜陵縣仍在今歷陽以西的西漢故址，糾正了《中國歷史地圖集》中的定點錯誤，然后根據《后漢書·阜陵質王延傳》中“食二縣”的記載，運用總體考證的方法求出了阜陵之外的另一縣當為浚遒。對公元87年之后的考證，更是顯示了李曉杰于無字處讀書的功力。他根據《阜陵質王延傳》中“增封四縣”以及“徙都壽春”的記載，通過對東漢諸侯王國設置規則的把握確定其中有壽春、阜陵二縣，又運用總體考證的方法求得其余三縣為成德、合肥、浚遒。這樣，阜陵國的領域得到了一個最為理想的解決方案。

無疑，運用總體考證的方法特別需要審慎。這一方面該書同樣地令人滿意。該書有多處闕以存疑的處理。就是在對阜陵國的考證中，盡管論證已經那樣地符合邏輯，但由于缺乏明確的史料記載，該書仍給出了一個存疑的另一說，即，或許《續漢志》時期的阜陵國所領并非五縣而只阜陵一縣，這一說同樣有邏輯支持。史實究竟如何，我們只有期待將來有新的資料出土了。

要之，別人能夠做到的成績，此書已經做出來了；此書沒有解決的問題，別人同樣解決不來。 但該書也有一些不能令人滿足之處：與以上三點構成的“腰板”相比，該書“頭”、“尾”的功夫還有所欠缺。

所謂“頭”指的是導論。筆者以為，該書的導論應該站在學術史的高度對政區地理的已有研究成果作一番中肯的評述，提出自己的理論預設。應該說，該書在這方面意識是有的，其導論第一節“本書研究的對象”論述了歷史政區地理研究的兩個發展階段，分別以《中國歷史地圖集》和《西漢政區地理》為代表進行了分析，后面還提到了胡阿祥的《六朝的疆域與政區》、翁俊雄的《唐初政區與人口》、《唐代鼎盛時期的政區與人口》、靳潤成的《明朝總督巡撫轄區研究》四本著作。但筆者覺得這些論述失之過簡，尤其后面的四本書，僅以“皆在不同程度上添（按當作“填”）補了斷代政區研究中的諸多空白”一語帶過，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這里面，胡著尚未見，姑不論，翁、靳兩位的三本著作是不可以等量齊觀的。

靳著研究的明代總督巡撫轄區并非正式的行政區劃，其意義很特別。該著以《明實錄》的資料為骨架，結合其他大量文獻，做得確實很出色。相比而言，另兩本著作則很難給人以同樣的感覺。翁先生將政區和人口這兩個專業性都很強、而彼此聯系卻較弱——準確地講是考證政區可以基本上不管人口、而研究人口則離不開政區——的兩個問題同時進行討論，卻按時段的不同而寫了兩本，可見其觀念中只注意到時間的一維，而對于政區的一維即每個政區的來龍去脈是注意不夠的。其學術價值可想而知。前一本書出來后曾有人發表書評，稱其“潛研眾書，發微鉤沉，糾謬證實”，最終將《貞觀十三年大簿》所載的358州、1551縣“落實了三百五十六州及其屬縣”，“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績”（張澤咸、牛來穎《〈唐初政區與人口〉介評》，載《中國史研究動態》1991年第1期第25-26頁）。筆者認為，該書的成績實際上恐怕還不好稱作“突破”。在其之前，曾有人就《貞觀十三年大簿》做過工作，只不過未討論各州屬縣而已（嚴耕望《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見所著《唐史研究叢稿》，新亞研究所1969）；況且，該書所“落實”的“三百五十六州及其屬縣”還有一些不能作數。筆者在學習過程中曾碰到嶺南潘、牢、禺三州的問題，該書便未能解決（拙文《唐代嶺南道政治地理二題》，載《學術集林》卷12，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第290-300頁）。筆者以為，還不如將唐初、唐朝鼎盛時期兩本書的時段打通，按政區和人口各出一本，那樣可能更有利于討論的深入。

至于說“尾”，筆者覺得，該書還應該就相關的政治制度作一番探討，并且與西漢進行比較。這樣不僅可以錦上添花，還可以為相關課題的研究提供幫助。這也是歷史政區研究應該貢獻于整個歷史地理乃至于整個中國史領域的地方。該書在行文中就此類問題多所發明，如第221頁講到東漢設置諸侯王國的命名規則，第209頁提及“犬牙交錯”原則在政區劃界中的運用，但未能辟為專篇，總令人有意猶未盡之感。

2000.2.1-2.10初稿/2.25.二稿/3.31三稿

2022-12-08 19: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