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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心靈的社會的心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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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望之內的中國 《單讀》：你看到的中國作者里，誰對縣城的經驗處理得比較好，不管是寫作還是電影，賈樟柯？ 阿乙：賈樟柯那個是真好。那時候的汾陽縣跟我們瑞昌縣一樣，都是在百廢待興的時候，在建設的前夜，那時的小偷完全就是那樣。在理想主義的末年，有一批人還想往外跑，后面就沒了，大家沉寂了下來。最后《站臺》里頭那個人在打盹兒，回到原來的生活，我覺得還是蠻真實的。 我也屬于那一批往外跑的人，就是《小武》里面那種生態，它也不講什么故事，就講縣城里曖昧的人際關系。人和人之間特別自私，又常年生活在一起。千萬重的交錯，大家都有親戚關系，對彼此下不了狠手，又存在一種冷漠。父子之間的冷漠尤其明顯，最后就是一個財產分割人而已。 《單讀》：作家里面呢？ 阿乙：作家，中國作家虛偽的太多了（笑）。正例子應該有，但我舉不出太多來。反例就是路遙，因為他寫的東西一點都不真實，都是意淫出來的，沒有一筆是真的。他寫縣長的女兒和礦工談戀愛，這個怎么可能，連句話可能都說不上。這個你死活想不通。我覺得路遙真的是好作家，但思想上特別落伍。中國好多作家思想落伍，庸俗。 《單讀》：你喜歡福克納嗎？他處理的是美國縣城，你覺得和今天的中國相比，如何？ 阿乙：我喜歡福克納。福克納他會考慮黑人和白人之間的關系，那種關系比較粘稠。他自己也活在南方，這種粘稠感比較真實，就像土豆泥。還有土地的氣味，整個南方的氣候，你能感受得到。在我們那個縣城，我記得總下雨，現在回去老是沒有雨。第二個就是人和人之間的那種市儈。 《單讀》：過去的經驗差不多已經用完，下一個經驗是什么還不清楚，是什么樣的一種感覺？ 阿乙：現在其實已經在往外遠征了。寫這個長篇，實際上是最后一次瘋狂地征用過去的經驗。因為我把從小到大生活的地方復制下來，甚至具體到公里，我都在計算，在地圖里面查。而遠征，就是寫一些遠離自己的、戲劇性的故事。這樣的故事，通過固定的性格或者固定的情節來推理。這個過程其實就在不停地實驗，就像太空里的宇航員，出去玩一會兒，但還得找到一個新的寄宿的地方，否則就在太空里飄著，沒影兒。 所以我去年讀《安娜·卡列尼娜》，讀但丁，還準備讀《約翰·克里斯朵夫》，就是想在心靈上看到一些脈絡，去寫一個當今時代的人，但我自己作為一個標本，作為艾國柱，不足以成為一個典型，因為我不是那種特別激烈的人，或者對這個時代有重大的思索的人。我不像你，我分析自己是一個自我放逐的70后，就是把自己放逐于政府、社會之外，我對這個社會沒有激情，我對改造政府、改造社會沒有激情。我只是讀書，讀書就是吃肉，就是我的享受。 對于80年代的那些知識分子，包括列夫·托爾斯泰這些俄羅斯知識分子的經歷，我都有熱情。但在寫這種心靈史的時候，我自己成為不了那個典型，我的典型只是情感史，談了很多重復的戀愛，也沒什么意思，構成不了但丁那種痛苦。但我一直在想，中國以后一定會有人要寫這樣一個苦悶的東西：我的靈魂被誰抽走了。或是像堂吉訶德，要去跟誰挑戰。如果我是一個力氣比較大的作者，我一定會完成中國幾十年來的心靈樣本，而不是像余華那樣在書寫欲望上的樣本。 現在我還沒活夠，還處在一個對自己生命的思考過程中，很多時候我覺得我是一個蒼白的、沒有勇氣的人。我也會在寫作中嘗試另外一些樣本，就像當年司湯達在思考于連·索雷爾的時候，這個青年對于拿破侖的夢最后的覆滅。那時候存在從外表到內心都比較高尚的人。我一直在想，人類偉大的作品其實都是關乎人類最高峰、民族最高峰的作品，就像《罪與罚》，我還沒有在中國找到這樣的樣本。你看我們寫這個時代，寫《我是歌手》，就很荒謬。大家好像都“被去世”了一樣，被割掉一樣，心靈上處在一個極其盲目的狀態。我現在也是這樣。我寫過一個殺人犯，但是它不足以成為一個社會的樣本。 《單讀》：它是一個沒有心靈的社會的心靈史。 阿乙：對，你覺得這個時代有誰是有拿破侖夢的人？好像沒有一個典型，沒有誰為了獻身去自殺、崩潰，沒有什么值得你這么去寫。所以我現在還是在寫一些比較投機取巧的故事，別人說我的小說結構比較強，其實就是花哨比較多，它也是處在這個無奈的過程中。 也許有一天我會去寫這種荒謬感，人的這種無可立足，整個時代一點聲音都沒有。簡單的兩個例子：一是霧霾，霧霾來了，這是會帶來肺癌的東西，但大家還是繼續生活。還有一個是我報考研究生，去研究生網注冊，立刻收到不少“包你考中”的垃圾短信，每天平均三條。網上說一百三十萬人報考，豈非一百三十萬人資料全部被泄露了。這個時代的人有點像當年被趕進集中營的人，沉默地走進去。這可能又重新走到卡夫卡寫作的老路上，我始終想看到一個交響樂式的向上的現代社會心靈史。路遙曾經干過這事，但那是虛假的。 《單讀》：你的情感是19世紀的？ 阿乙：嗯，人應該是向上的，人在社會里應該是蓬勃向上的，和聽交響樂一樣，或者是像拿破侖一樣。這些年來，讓我心靈上比較震撼的中國人是令計劃，通過新聞得來的，他其實是一個平民子弟往上走的典型，包括他的隕落。雖然大家像談論一個第三者一樣談他，但我是把他納入到自己的肉體里來了，我覺得我就像他。我的名字叫艾國柱，我的爸爸當年也喜歡取這樣的名字，中國人對自己的子女期望就是這樣。家人也希望我從政，我曾經也在那個路線上走了一段時間，還到市委組織部上過班，當時如果市委副書記抽我去當秘書，我現在就走在政治的路上。所以我看這個新聞的時候，不是一般的鄙視，因為我覺得如果你也在那條路上，很可能跟他是一樣的，做一樣的選擇。在中國一說向上，就會扭曲，到最后成了一種權力，在權力的吸附之中。 《單讀》：你說心靈史的經驗，會想到代際的概念嗎？這個對你來說重要嗎？ 阿乙：我覺得很重要，我自己寫作是有這個使命感的，作家就是應該給一代人留下一個精神上的印證。有時候我會羨慕經歷過“文革”的和80年代巨大變化的人，那一代人兩度幻滅，這個過程極大地釋放他們那種精神上積極向上的東西。90年代以后，一大批人已經徹底功利化，這種功利化可能是一個外皮，而他的內心在流血。這些我都沒有經歷過，我是1976年生的。80年代確實充滿陽光，現在則處于炎熱的狀態，一個比較腐爛的時代，很容易就變成一個傻子，如果你在精神上比較亢奮，人家就覺得你是個傻子，甚至別人還沒有認為你是傻子，你都覺得自己是個傻子。大家迅速找到了各自，互聯網也幫助大家在娛樂上找到歸屬感。 《單讀》：其實整個中國在縣城化啊。 阿乙：有可能。中國現在所有的激情，我都覺得特別怪異，創業激情，馬云式激情，唐巖式激情，作為商業來說是很正常的東西，資本主義時代以來，這種神話固然常有，但在中國，它已經成為唯一的東西，理想主義沒有別的出口，最后都成了創業的激情。 《單讀》：對于很多人來說，馬云就是拿破侖。 阿乙：是。轉眼間，我過去的同事，現在有些成了CEO，不是什么大的CEO，至少也是個淘寶大店主了。 《單讀》：你會怎么描述他們的故事呢？ 阿乙：沒辦法描述。我甚至覺得，現在只有新聞記者的非虛構作品是可寫的。如果有一批很好的作者，他們能完成得很好，因為這比羅生門精彩多了，事件之中甚至談論事件的每個人的居心都不同，包括受害人和所謂的弱勢群體。 我在一個頒獎晚會上，曾近距離看見一個鄉村教師，表演性太強了，他們知道怎樣獲得更大的捐款數額。主持人為了表演自己的愛，過去擁抱，又要抱，又怕自己衣服弄臟，又想親吻，又下不了嘴，最后眼淚出來了。那東西就是很怪，從遠處一看，兩個人又像是真正有感情。捐助人也是一副大爺樣。我這么說可能有點冒大不韙，有些人確實受了損害，但他在微博上求助的時候，充滿表演性。這個社會不純粹到了極點。 《單讀》：如果你來寫你們這一代人，會有什么精神遺產？ 阿乙：我不知道你對70后的其他人怎么看（笑）。我覺得真的沒有什么遺產。 《單讀》：或者你覺得這代人的經驗是什么？ 阿乙：一文不值的感覺特別強，我所說的一文不值就是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收尸。我這么說，可能回答不了你這個問題——假如我們當中有誰死了，只是微博上一兩天的談資，點上兩個蠟燭，大家就把他送走了。他就像一個東西，漂到下水道，沒了，撼動不了任何東西。我們對別人沒有痛苦，別人也不會為我們痛苦。沒有誰讓我在心靈上感到巨大的沉痛，讓我揪心不已，哪怕是一個罪犯，也沒有出現。這個社會有像于連那樣的人嗎？當時的俄羅斯，好像所有青年都在探討祖國的出路。中國的民國、晚清，也是在探討出路。現在也有很多人探討出路，但我總覺得好像夠不上心靈這個層面，也許你能看見，但是我離這些人太遠。這些年我看到在言論上陰陽怪氣的人太多了，嘩眾取寵的人太多了。 《單讀》：在這樣一個時代，作家能做什么？ 阿乙：作家，先寫點故事再說，在目前情況下寫一些好故事，至少跟西方的作家拼一拼講故事的能力。心靈上，還得去讀一讀這個民族的著作，去看過去的人怎樣發掘時代。我現在感覺不到那種家國一體、為了理想主義粉身碎骨的典型，或者是我個人缺乏這個總結能力。
理想國 2015-08-23 08:4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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