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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泊桑的一部長篇小說《漂亮朋友》(Bel Ami)。

這部小說的大致情節是這樣的：有一個退休軍官到了巴黎，一心想要向上爬，他碰來碰去，結識了一個女名流。這個女名流當然是法國傳統中常見的，她比過去伏爾泰時代的那些沙龍女主人要低級一點，就是新聞記者那個級別，但是她經常招待各方政要和消息靈通人士。雖然當時的女子還沒有選舉權，也不能做官，但是她比她那個普普通通的丈夫要NB多了，各方面的資訊要多得多，等於是一個幕後政治的操縱者，院外活動集團的操縱者。然後他就認識了這一對夫妻。他一心想要向上爬，但是在巴黎沒有關係，所以這對夫妻對他很重要。後來那個丈夫死了，他就追這個女人，最後娶了她。在這個女人的一路經營下，他最後果然至少是進入了那種可以當國會議員的位置。小說結束的時候，他遙望馬提尼翁府，心想我總有一天也要當上議員的。

但是他們兩夫妻相處得卻並不好，因為他們是政治上的結合。男的是希望女人運用她的關係替自己出頭，並不怎麼喜歡這個女的本人。女的以教師爺自居，她覺得你們這些人什麼也不懂，我來調教調教你們，這個安排那個安排。男的不敢違背這些安排，因為他的目的本來就是要在這方面利用她，所以他只有聽。但是他有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他在這種操縱之下一點一點被填入那個前夫的角色。他感覺到，其實誰做這個女人的丈夫是根本沒關係的，她會把所有男人都按部就班地調教成她需要的那個樣子。作為一個男人，被女人這樣對待，他十二分不爽，經常做些小動作來表示不滿，但是他又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個格局。

如果在體制內待久了的話，可能就是這樣，各方面的各種預期會把你漸漸調教成為他們需要的角色，而我對這種前途十分不滿意。

現在大家以為廣東天經地義是一個大錢包，其實不一定。廣東很容易恢復到李定國時代和唐繼堯時代的那種狀態，是北京朝廷吞不下的一個巨大包袱。廣東人用他們的錢，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李定國這樣的代理人招來很多雲南的土司，彪悍善戰、而只要一點點錢就能夠動員起來、像蘇格蘭高地人一樣的軍團。李定國前期的人馬是張獻忠的產物，但是後期的人馬基本上是雲南各地土司湊起來的，而土司兵是除了滿洲人和蒙古人以外大明朝最能打仗的人馬。原先明朝的正規軍和清朝的漢軍都不是它的對手，關鍵就是在這一點。而唐繼堯時代的作戰方式就是，滇軍一再進入廣東，廣東有錢而滇軍能打，雙方的結合使北洋軍無可奈何。

這些事情不需要有人替你設計，設計了頂多是提前幾年，有些事情是自然而然就會發生的。你只要在地上撒了足夠多的糖，早晚會爬來螞蟻的。你不需要去對某一個螞蟻窩遊說，或者設計某個螞蟻的行軍路線，它們自然會出現的。多中心化的博弈當中，總會有些人歪打正著碰到這條路線上的。

宋明兩朝的不同。本來同樣都是對付滿洲人的威脅，宋朝就割地賠款，延長自己的壽命；明朝就說，宋朝之所以垮臺，就是因為卑屈地割地賠款了，我們永遠不談判，永遠不談判，永遠不談判，然後一直等著李自成進京。

真的想要產生效果的話，非得流血和出錢不可，這是不可取代的事情。

塔利班憑什麼呢？就是因為它手頭有一些軍閥和部落的勢力。但是塔利班並不能夠支配這些勢力，你不能指望跟塔利班談成了以後就有效果。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像《八十天環遊地球》那樣，你只要有錢，帶著錢到哪裡去旅遊都是可以的，根本不需要什麼護照。只有在某些開戰的地方，出於謹慎起見，你向當地的君侯或者司令官要一張通行證。通行證跟介紹信沒有任何區別，法律上沒有通行證或者護照這一說。

揚子江流域的軍閥打了敗仗，去上海就足夠了。那就跟現在流亡美國是一回事，就等於是你已經出了國。出了國以後，往事就可以勾銷。等到下一輪內戰的時候，你再從上海回來就行了。唐繼堯遇上政變的時候，他就會直接跑去香港。同樣，廣州那些商人或者有錢人當然去香港更是非常容易的事情。

如果這件事情按照司馬光和傳統歷史學家的寫法，那就會跟《資治通鑒》裡描繪赤壁之戰以前孫權召開會議的那種結果一樣。江東各大佬一致認為：曹公豺虎也，挾天子以征四方，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各軍領袖和國民黨各大佬一致認為，最好的辦法是迎接唐繼堯，讓胡漢民再退休一次。鮑羅廷當然知道，他如果帶著這樣的答覆回到莫斯科，下一個被槍斃的就是他老人家，他絕對不會接受這樣的建議。於是他認為，國民黨的成分太不純了，這些軍閥也是不可救藥，於是又召集了真正純潔的革命人士的一個小會。這個小會只有三個人參加：鮑羅廷本人，財政部長廖仲愷，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

我們要注意，世界歷史就是世界法庭，凡是發生的事情都有一定的合理因素。如果你氣急敗壞，覺得這樣的混蛋怎麼能夠當權，那只能說明你對歷史的某一個角落沒有看清楚。

宋明在最後幾十年其實都是這樣的。它們是依靠天朝大國的面子，再加上大量的金帛，賄賂了那些蠻族酋長。第一，那些蠻族酋長覺得我馬上就能拿到錢，犯不著去打仗；第二，聽他們吹得那麼NB，天朝大國自古以來，說不定是真的呢，犯不著去冒險。直到總有一天，某一個像成吉思汗這樣的不信邪的愣頭青碰巧試了一下，原來你只有這麼兩下子，然後泡沫一下子就破滅了。然後就會出現戲劇性的事情，好像幾萬滿洲人幾年之內就從大運河的起點一直打到終點這種荒謬的事情一下子就出現了。這種情況就是典型的泡沫破滅，它沒有別的。瞭解經濟上所謂的泡沫破裂的人就很清楚，那只能說明你本來就是泡沫，靠忽悠得出來的就是泡沫。所以現在需要的就是像成吉思汗這樣的人物主動去捅一捅這個泡沫，實驗一下他們真實的戰鬥力。

這種情況就是所謂的道術為天下裂，所有人都只能得到傳統的一部分。這種情況顯然是蔣介石和汪精衛都很熟悉的。汪精衛就堅持說，蔣介石才是叛徒，而自己才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者，因為鐵證如山，孫中山自始至終是一個大亞洲主義者，他是日本泛亞主義者扶植起來的，大亞洲主義是孫中山思想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汪精衛他老人家作為一個文人，是孫文文集的編纂者。他認為，孫中山如果活著的話，肯定會向著日本的，孫中山自古以來就向著日本，中日聯合才是大亞洲主義的真諦，他哪一點錯了？蔣介石才是真正的叛徒。他認為他抓住了孫中山的傳統。但是蔣介石也說，孫文越飛宣言也是孫中山傳統的一部分，我才是孫中山真正的繼承者，我聯合蘇聯人抗日才是孫中山傳統的繼承。你讓知識份子怎麼判這個案呢？這個案是沒法判的，因為傳統從來不是一個永遠不變的東西，傳統時時刻刻都在不斷重新發明和重新解釋的過程當中。

方塊字能夠存留下來，像袋鼠和鴨嘴獸能夠存留下來一樣，是它處在演化邊緣地帶的一個證據。處在演化邊緣地帶，直截了當地說就是你見的世面本來就少，你平時日常接觸的東西都是所謂的“天寶末年時世妝”，本來就是比西亞要落伍很多。好處就是，這樣比較落伍的人，比如說內亞的失敗者，在這裡面很容易變成大英雄。

只要你是在東亞窪地出身的，你很難理解這一點。能夠理解這一點的，都是你要有世界歷史的素養以後才能夠理解得了這一點。這個基數本身就很少。基數很少的結果就是，比如說我就很沒有興趣給別人解釋什麼東西。假如你去跟一個小學生對話的話，你要給他從二元一次方程開始講起，你要上十幾年的課才能使他搞懂，你煩死了。你肯定會把他踢給普通的小學教師，然後你自己只跟與你的水準差不多的那極少數人對話，否則的話你會把自己累死或者氣死。

我們要注意，帝國的真正繁榮期其實只有幾十年，就是靠內外的雙重忽悠來維持的。帝國的開創集團是內亞酋長，這時候他像忽必烈一樣覺得，有蒙古人自家骨頭支持就足夠了，降虜高興不高興關我屁事。

他們這樣折騰的結果，就把本來只是帝國主義弟子的那些民國大學生捧成了大師。於是唰唰唰，大家一起跟風，我寫兩篇文章悼念偉大的陳寅恪教授，他難道不能寫一篇文章悼念偉大的傅斯年教授嗎？每個教授都有學生，就算沒有學生，也有一幫好事的、想賺稿費的文人。於是，凡是出生於1949年以前的人，過不了十幾年，個個都變成大師了。

“‘打天下’和‘金榜題名’是草根群眾唯一認可的合法性源泉。這兩種方式都體現能力和機運的選擇；失敗者只能抱怨有才無運，卻不能對遊戲規則的公正性提出任何質疑。

互害社會恰好有一個特點：所有人把手伸進別人的口袋裡面破壞別人製造的秩序很容易，而自己製造秩序卻很難。

我寫書寫出來的時間一般要晚兩、三年，但是寫書的結果一般來說也無非是加了幾百個注釋，跟我原先想像的東西是相差不算太遠的。這種直覺就是建模能力，它像是柏拉圖或者諸如此類的人那樣，是你大腦裡面天生就有的抽象能力。有些人沒有抽象能力，得到了很多資訊，但是全都像是搬家時期的一個倉庫一樣，地上雜亂無章地丟著很多東西。他自己的頭腦也是非常雜亂無章的，沒有辦法從混亂中間提取出來混亂背後的秩序。這個是科學，沒有這種能力就沒有科學。

技術就是工藝傳統，這跟知識份子沒有什麼關係。它靠的是手藝人的默會知識，就是那種你編寫一部《游泳百科全書》編不出來的東西，或者是你寫一部《做愛百科全書》說不出來、但是到了床上你自己會知道的東西，那種東西就是動手的人才知道。什麼人能夠學得到？就是行會師傅給他的學徒手把手教，你看著我是怎麼做的，這樣經過一段時間的經驗而學會的東西。

東方的神秘主義者，例如伊斯蘭世界和印度的神秘主義者，是因為他們缺乏歐洲式的行會工匠傳統。有這個行會工匠傳統在底下承接，理論家的建模能力和邏輯推理能力上下一銜接就變成了科學。沒有這樣的銜接，就變成玄學了。

陳寅恪是一個影射史學家。這不是說他沒有學問，而是說他和所有士大夫一樣懷有強烈的政治動機。毛來了以後他就想到，當年唐高祖和唐太宗不也是突厥人扶起來的嗎，但是他最後還不是征服了突厥嗎？

所有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解釋體系。如果你不能使自己的世界解釋體系合攏的話，你就感到渾身不自在，非得把它合攏才行。

這差不多像是從出生的時候就攜帶的端粒，人的壽命在出生時期由端粒的長短就已經註定了。

按照某一個笑話的說法，所有的軍事家都是在準備上一次戰爭，這就是他們永遠打不好的原因。 馬奇諾防線為什麼會製造起來？ 就是因為法國人感到後悔，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馬恩河戰役和列日之前，像馬奇諾防線後來在的那種情況一樣有一連串的要塞，德國人是不可能沖到巴黎近郊的。 於是他們就修了這條防線。 

大月氏人在平城生產玻璃的時候唐朝人又不會生產玻璃了，落下閎在洛陽建立天文臺以後到東漢末年大家又不會算了，商周的青銅器到春秋末期也不會製造了，是同樣的原因 ：技術人員換代了。 

清朝中葉以後就開始實行所謂的滿漢聯合迫害本土土著的政策。 清朝皇帝容許明國士大夫在實際行動對清朝不構成威脅的情況之下，感情上和著作上象徵性地哭一哭明朝皇帝，表示出 他們很懷念崇禎皇帝的樣子。 這個沒有什麼。 出於統戰目的，康熙皇帝也可以送一塊匾給朱元璋，「治隆唐宋」。

像余英時這樣的大學者說周恩來「先機抱器歸張楚，晚節藏鉤賺大秦」，就是把周恩來當作一個士大夫，而把毛澤東當作江湖草莽出身的皇帝。 

 對於他們來說，這些困難就像是天災一樣，是屬於他們不知道原因的現象，或者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推給帝國主義的。

完全沒有秩序生產能力的依附者一般是秩序意義上，他認為一切都是應該白給的。 聖明天子是一個免費供應秩序的人，消滅了可惡的橫行霸道的貴族和貪官污吏，免費把秩序供給自己什麼也出不了、卻想什麼都得到的廣大順民。 當然，事情發展到這一步的時候，皇帝能夠維持秩序的時間已經是屈指可數了。 但是對於順民來說這是最美好的日子，比八旗入關的時候戰戰兢兢的日子以及天下大亂的時候張獻忠橫行的日子要好得多，這才是他們最美好的日子。

美是客觀的嗎？這要看你怎么樣定義美。

美從來都有兩種定義。

一種是古典的美，就是悲劇美，這種美是有客觀標準的。

根據你在自我代入的情況下對你自身的毀滅進行的內在觀照產生出來的感情。

從康德和柏克那個時代到現在，這種美的定義一直沒有改變過。

但是美還有另外一種定義，就是包括文學上的優雅古雅、喜劇的機智、隨筆的纖細優美和諸如此類的文學價值。

這種美不是客觀的，它根據讀者本人的口味和傾向，各有各的看法。

同一種人心目中的美，在別人心目中可能是另人厭惡的。

像吳梅村那種鋪陳排比的修辭方法，雖然也有很多粉絲，但是在龔自珍看來不但不美，而且格調甚低。

但是古希臘悲劇那種意義上的美，從希臘時代到康德時代，從康德時代到現在，定義從來就沒有改變過。

認錯是一個自我的損失，相當于是，自我的一部分被敵人吃了下去。

維持自我是生命最基本的本能，所以認錯是一種超自然的行為。

一般的話，首先是要證明自己是正確的，第二步是，如果無法證明自己正確，就要想辦法證明對方在其他方面犯有其他錯誤。

第三階段就是，把對方正確的部分放到自己的名下，證明自己其實本來說的就是正確的意思。

是你們大家都理解錯了，而對方那些跟問題無關的地方仍然犯了諸如此類的小錯誤。

總之是要掌握設置議題的主動權，掌握了設置議題的主動權以后，就能夠揚長避短，像一個戰略家尋找有利戰場那樣，把錯誤變成正確，把正確變成錯誤。

最后還有一招，就是適當地選擇自己的控制范圍，在自己控制的一個小世界內保持永遠正確。

在自己控制不住，各種證明自己永遠正確的手段都沒有對方的同類手段或類似手段高明的情況下，把那些比自己更能吵的人隔離到圈外，然后在自己的圈內保持自己至高無上的優越地位。

我要是竹林七賢的話，那你們就是賈充成濟了，你們的女孩就是賈南風了。

那么它自然而然就會傳播開來，這種事情很顯然是隨時隨地都在發生的。

而且，這么長時間才鬧出大事，才是一件真正值得奇怪的事情。

金正日動機的性質，一個沒有朝鮮存在的世界是不值得存在的。

資產階級戰爭的邏輯是假定雙方在戰后都會存在。

最后手段要在斯大林元帥的統治下才能夠順利實施。

新聞報導本來就是不必遵守那些規范的，你搞的那些秘密報料人，能夠拿出來公開嗎？

不能夠像袁世凱那樣依靠什么同鄉、官場關系來辦事。

如果都按照圖紙辦的話，包工頭憑什么賺錢？

湊成的體制必然是平時盡量挖空，到關鍵時刻各種湊不齊。

如果皇帝大臣和督撫仍然是滿人，而且朝廷所依賴的武力基礎和君統原則仍然是滿洲人的，那么哪怕是縣以下的官吏絕大多數已經是科舉士大夫和地方上的費拉了，這個朝廷仍然是滿洲人的朝廷。

組織是世界上最貴的東西，費拉容易以為組織是騙錢的東西，恰好就是他們本身費拉性的一個體現。

痛苦的價值是非常明顯的，而快樂基本上起的作用都相當于給拉磨的驢子前面放一個胡蘿卜。

例如像性交或者其他事情，短暫的快樂的釋放，背后都是意味著后面有一個非常艱難而復雜的任務你去完成，所以才會用這個東西來做胡蘿卜，引誘驢子前進。

快樂只是一種星星點點的東西，而且它的背后隱藏著極大的危險。

以追求快樂為目的的人生是兇多吉少的。

時間線的長短，延遲滿足的能力大概是天生的，很可能在嬰兒時期就已經注定了，以后不會改變。

實際上你在小學這個年齡段，你將來可能達到的最高階級地位就已經確定了。

游士的燃燒的煙花，智力的成果在他這一代呈現最高峰，但他的后代就不行了，就再也不像他自己的貴族祖先那樣能夠代代相傳了。

張居正企圖以皇權的名義獨裁。洪宣以來的歷屆大學士內閣違反了憲法，大明朝的憲法是皇帝獨裁，絕對沒有說是唐宋那種皇帝與宰相共治天下之類的傾向，但是你們一直都在違反憲法。

幸好有我張居正出來撥亂反正，替還沒有長大的小皇帝奪回政權，你們都給我滾蛋。

階級躍遷不是那么容易的，是一個人逃不開的問題。

英明的帝國統治者，像晁錯這樣的人，他就正確地指出，吳國如果「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建立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雖然它現在沒有反，但它早晚也是要反的。所以，還不如趁它現在還沒有反心的時候先把它做掉，不要等它羽翼豐滿、已經有了反心以後你制不住。

解決世界經濟危機的唯一辦法，就是把中國奴隸勞動從世界經濟體系中間刪除出去。

這就是一種精神級別的始亂終棄，因爲沒有涉及肉體關係，但是這就叫做精神級別的始亂終棄。知識分子全都是精神級別的始亂終棄者。

費拉有一個基本特點就是，誰都不服誰，誰都不怕誰。越是外人，他們越服越怕，越會相互殘殺，希望得到外人的保護。

民小如果分析起來就只能分析煙霧朦朧的意識形態，不能說明任何具體問題。 但是我可以分析出具體的東西來，我能夠指出具體的東西是從哪兒來的。

所以，製造既成事實的人永遠占便宜，堅持原則的人永遠吃虧，無論你堅持的原則是什麼原則。

革命最主要的社會功能就是賴債，前朝的債務我一筆勾銷，一下子財政形勢就急劇好轉了。

大明朝征三餉逼出了李自成和張獻忠就是這個道理，開支是打在他老人家頭上的。

這就好像，明朝必須禁止晉商出關投靠蒙古人，必須禁止吳越走私商人出關投奔日本人。清朝政府為了對付鄭成功，它採取的辦法是什麼？閩越沿海五十裡以內的人口統統撤空，要不然你們肯定要出海去資敵的。如果不撤空的話，鄭成功不斷得到他們的支持，不斷打回來，那麼整個東南沿海就全部變成忠於明朝勢力的遊擊區了。只要鄭成功在臺灣，你就拿他沒有辦法。而沿海的居民不斷資敵通敵的話，這場戰爭將會永遠打不完。結束這場戰爭只有兩個辦法：要麼你有一支海軍，到海上去打敗鄭成功；要麼你沒有海軍的話，那你只有把沿海的居民統統關進集中營或者撤空。集中營是針對壯丁流失的僅有辦法，這樣可以切斷敵方的兵源。它的本質是防禦性的，其實它不是進攻性的手段。

在本地搞生產是沒有出路的，發財致富是沒有出路的，好好讀書是沒有出路的，打仗最有出路，關鍵是看你站在哪一邊。

對於肯定要死絕的張獻忠人口來說的話，他們會像當時山東地區的那些士紳一樣，派出自己的代表去，跪求滿洲人趕緊南下。我們知道，如果你們不趕緊南下，我們馬上就要死絕了。而不能及時向滿洲人求援的，比如說像是四川那些士紳，他們就真的死絕了。山東人占了一個便宜，就是他們離北京近，他們的代表很快到了北京。然後滿洲人就南下了，在殺了一撥人以後，讓剩下的人活了下來。而滿洲人開進四川的時候，四川至少是低地地區的人口已經快要死絕了。

當然，你說它是義師還是說它是恐怖分子根本沒有區別，真正起作用的就是硬資產 — — 金錢、人力和社會組織消耗的程度。

你知道，蠻族部落和封建領主是經得住消耗的，勇士會有最多的女人和最多的孩子。

軍事上最糟的做法是什麼呢？就是分批、少量地把精銳部隊投入戰場。哪怕是軍事愛好者都知道，打勝仗的絕技是什麼？像拿破崙那樣，把所有的精銳部隊在盡可能集中的時間地點一次性使用。分散投入精銳部隊，就是在所有點上都處於劣勢，使你的精銳部隊慢慢被消耗掉，在每一個點上都維持不住。

崇禎皇帝出於政治原因，他不能讓人說他跟宋朝皇帝一樣，他最怕別人說他是宋高宗了。

其實他要是做了宋高宗，放棄了滿洲的土地，日子要好過很多。結果他必須把還有的精銳部隊不斷地調到各個點上去，每一個點都打得不徹底。比如說，在李自成鬧得最厲害的時候，他調關寧鐵騎到陝西和河南去打仗。剛剛打得有點眉目，滿洲邊境又出事了，他又把軍隊調回去了。結果是，李自成沒有打完，又死灰復燃了，滿洲的戰役也沒有打贏，哪一個戰場上都處於劣勢。

如果他乾脆跟滿洲人議和，全心全意打李自成，說不定他就把李自成全部打滅了。或者乾脆像李自成後來在山西要求的一樣，封李自成做晉王或者秦王，封幾個省給他，把所有資源用到關寧，雖然不大可能打贏，但是防守的形勢至少稍微好一點吧。當然，最好的辦法就是他像宋高宗那樣。宋高宗把宋朝最後一支能戰的部隊，就是所謂的西軍，在西夏邊境跟西夏作戰的軍隊，就是韓世忠的軍隊，從汴京前線撤出來，像閃電一樣撤到揚州去，在揚州鎮壓了當地的地方性叛亂，維持了臨安的朝廷，然後把北方全部割讓出來。崇禎皇帝最佳的策略就是，讓老弱病殘去守衛滿洲，去守衛陝西，把關寧鐵騎，最後一支能戰的部隊，像閃電一樣順著大運河撤退到南京去，依靠吳越的賦稅守衛長江一線。這就是他的最佳策略，但是出於政治原因，他不能這樣。

蔣介石按說不應該跟日本人和蘇聯人同時翻臉的。他理應用他最精銳的部隊來防衛長江下游的五省。把其他地方，閻錫山也好，劉湘也好，都盡可能讓他們獨立。獨立了以後，他們就不會向蔣介石要錢了，你也不需要防衛他們的領土了。而他們出於自身的本性來說的話，他們不可能完全投靠蘇聯人和日本人的，頂多接受一些援助，或者外交上的勾搭還有可能，但是他們還有自己的勢力範圍，他們有自己的子弟兵，怎麼可能完全做傀儡呢？他們可以做緩衝國，就像是遼國和金國替宋人擋住了蒙古人那樣。他們夾在蘇聯人和日本人的邊境上，蔣介石可以完全擺脫蘇聯和日本這兩個大敵，專心經營吳越。這樣的話，他再糟糕也是緬甸和泰國那種局面。而他非要把閻錫山、劉湘這些人全部搞掉，讓自己跟蘇聯人和日本人直接接壤，而且還要同時跟蘇聯和日本開戰，他的精銳部隊分散地耗到各種地方。

2023-11-24 11:4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