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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方自治進程

在70年代，黨外人士大多以個人名義參與，但從70年代末期開始，黨外人士開始“抱團”共同參與競選，“類政黨”團體出現。1986年增額立委選舉前夕，“民主進步黨”成立。與此同時，選舉從“地方”向“中央”逐層推進。1987年臺灣省解除戒嚴。

蔣介石時代，縣議員、市長、鄉鎮議員等經直選產生

在體制內外共同推進下，臺灣省政府在1950年前后，制定頒布了諸如《臺灣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臺灣省各縣市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規程》《臺灣省各縣市長選舉事務所組織規程》等16項地方自治法規。自此，臺灣地方自治開啟。

其中，《臺灣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臺灣省各縣市政府組織通則》等法規，將臺灣省行政區域為16縣5省轄市縣市長、并規定臺灣地方自治層級（此時，臺灣行政層級為（中央－省（市）－縣（市）－鄉（鎮、市）），為縣市、鄉鎮縣轄市兩級；縣議員、市長、鄉鎮議員等經直選產生。

除了確定自治層級外， “臺灣省各縣市議會議員選舉罷免規程”還規定禁止軍公職人員參與，確保選舉的公平性：“現役軍人、警察、各級辦理選舉事務的人員不得參加縣市議員的競選”，也未禁止公開競選活動：“舉辦政見發表會、印發選舉公報、印發名片或傳單、懸掛標語、使用宣傳車輛及播音器、訪問選舉區內選民。”

蔣介石本打算干涉縣市長選舉

1950，臺灣首屆縣市長選舉舉行。在選舉期間，蔣介石言見無黨籍候選人贏得選舉，便干涉選舉；但最后，他覺得不妥后旋即收手，認為“即使國民黨候選人失敗‘亦無愧色’”。

“1950年12月臺灣省第一屆民選縣市長選舉期間，臺中市市長選舉競爭激烈，無黨籍候選人楊基先、國民黨候選人林金標，另一位非國民黨籍候選人廖朝洲競爭市長寶座。廖朝洲無足輕重，主要是楊基先和林金標的競爭。楊基先是地方上有影響力的士家子弟，在競爭中不免批評國民黨，蔣介石密切關注他的言行。楊的聲勢看好，眼看就要贏得選舉，蔣介石忍不住了，12月27日，他打電話給省主席吳國楨，讓吳告訴楊基先自動退選。結果吳國楨回報，對方同意退選，而且‘態度良好’。這下子蔣介石反而不好意思了，覺得不安，認為自己干涉選舉的做法‘處置不當’，考慮了三天，在1950年12月30日，他決定仍舊依法進行，不加干涉，即使國民黨候選人失敗，‘亦無愧色。’。他把這個決定告訴吳國楨后，覺得“寸衷大樂”。吳國楨打電話告訴楊基先之后，楊也欣然接受。”（郭岱君，《臺灣現代化的進程與反》）

選舉失利，蔣介石：即使他不是本黨同志，也有盡量支持他

1951年1月7日，首屆4個縣市長選舉結果揭曉，國民黨在基隆和澎湖取勝，而在臺中和臺南兩市則失利。蔣介石在總結時選舉時，認為應支持和協助黨外人士，并檢討國民黨的失利。

“臺中、臺南兩市當選的市長，雖不是本黨提名的人，但都是臺灣知名人士，并非任何黨派所操縱而選出來的……就國家社會而言，這是很可欣慰的，依照人盡其才的原則，凡是當地的賢能，只要他愿意依照三民主義的理想，參加國民革命建設國家的工作，或是過去在地方上己經卓有成績的才智之士，即使他不是本黨同志，本黨也要提他做候選人，而且在合法的范圍內盡量支持他，協助他。……這次提名為臺中、臺南兩市長候選人同時落選，實在足供我們反省和警惕。”（龐俊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臺灣地方自治》）)

國民黨包辦選舉事務，要求議員學習三民主義理論

雖然國民黨當局允許黨外人士當選縣市長，但是縱觀50年代初期，臺灣地方選舉自治只是有限的“自治”。財政、立法、政策、組織人事等權限均掌控于中央，地方政府主要執行中央委辦事項，并未有多少具體之自治事務。所以50年初期的臺灣地方自治批評為“監護型”地方自治。而且，在選舉期間，“政府包辦選舉事務。從1950年地方選舉開始每屆選舉的工作人員均由政府指定，包括投開票場所的設置、投開票場所管理員的遴選，候選人資格審查，選舉結果核定，選舉重要案件的處理等均由帶政府分控制，事實上也就是處于國民黨控制下。”（龐俊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臺灣地方自治》）)

除包辦選舉事務外，國民黨當局還通過短訓班、研討會等形式灌輸國民黨的法統精神及意識形態。首屆縣市議員選舉完成后，1951年9月下旬，國民黨政府即召集各縣市議員舉行的研討會，學習三民主義理論和蔣介石的有關講話。蔣介石親自支持典禮，并以國民黨的標準要求與會議員：

“大家能夠至公至正、必信必忠，來領導一般黨員和非黨員，這就要求能在品德上、學問上、能力上求其充實進步，增益其所不能。在生活、工作上能夠刻苦自勵，為民服務，為民除害，接近群眾，深入群眾，而后才能領導群眾，實行三民主義。”（龐俊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臺灣地方自治》）)

1970年代，候選人以“黨外名義”參與地方選舉

1970年代，臺灣社會結構日趨多元化。新興地方財團及中產階級逐漸崛起，他們急需參與政治事務捍衛自己利益。他們成為選舉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1977年11月，臺灣同時舉行“省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以及鄉、鎮、縣轄市民代表和行政首長等“五項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這是臺灣實施地方自治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選舉，不少候選人以“黨外”的名義參與選舉。其中，競選桃園縣長的許信良尤為引人注目。

許信良本是國民黨重點培養的“青年才俊”，但他選擇與國民黨“決裂”，以黨外的名義參與1977年桃園縣長競選。許信良透露決裂的心聲： “在英國電視上，看到美麗可愛的巴黎少女呼嘯街頭的鏡頭，久久不能忘懷。他們的社會富裕自由，他們的政府能干有為，他們到底不滿什么?追求什么?我曾經與他們作過廣泛的接觸和討論，答案是：一個更平等、更人道的社會；更照顧大眾，更純潔無暇的政府。”（龐俊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臺灣地方自治》)

在桃園縣長的選戰過程中，許信良支持者認為國民黨舞弊。國民黨并未解釋事情原委，引起民憤釀成警民沖突。最終，臺灣當局不得屈服民意，將舞弊人員“移送法辦”，并公布許信良以高票當選桃園縣長，民眾才逐漸散去。這就是“中壢事件”。

黨外人士組成“組選團”參與地方選舉，突破黨禁

中壢事件“對國民黨政治心態的沖擊，無疑是近30年來所罕見”，而且使臺灣民眾和黨外勢力得到鼓舞，對以后的黨外政治運動起了推動作用。甚至有評論認為，它是“在野政治勢力發展的分水嶺，也是黨外政團崛起的關鍵”。（龐俊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臺灣地方自治》)

所以，如果70年代是黨外人士以個人名義參選，那么從70年代末期開始，這些黨外人士就“抱團”共同參與競選了。

1978年底增額立委選舉，反對人士組成“臺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提出黨外候選人的共同政見，并巡回臺灣全黨各地助選。1980底，增額中央民代選舉恢復，1981年地方公職選舉開啟，反對陣營組成“黨外推薦團”，并建立一套形同政黨的“準提名制”，雛形政黨隱約成型；1983年，增額立委選舉，反對派成立“黨外中央后援會”，推薦候選人。這個后援會在1984年變成了一個類似政黨組織，成立“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治研究會”（簡稱“公政會”）。1986年，公政會又在全省各地紛紛沒立分會，最終于1986年增額立委選舉前夕，宣布成立“民主進步黨”。（彭德福、《臺灣地方選舉與民主轉型》）

戒嚴解除后，臺灣省主席、臺北市、高雄市直接民選

1987年，臺灣省解除戒嚴。1989年舉行第11屆縣市長選舉，同時舉行臺灣省、臺北、高雄兩市議員選舉等三項公職人員選舉。

1994年7月7日，“立法院”通過“省縣自治法”，省自治團體的法人地位在“憲法”層次上得以恢復。12月舉行臺灣省首屆省長直接民選，宋楚瑜獲得470萬選票，以將近60%的得票率當選首屆臺灣民選省長。同年，臺北市、高雄市市長直接民選。1996年，臺灣“總統”直選

1998年10月，“立法院”通過“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規定：省政府為“行政院”派出機關，非地方自治團體。省政府受“行政院”指揮監督，監督縣市自治事項，執行省政府行政事務以及其它法令授權或行政院交辦的事項。自此，臺灣省正式被虛化。

參考文獻：龐俊峰，《國民黨執政時期的臺灣地方自治》，河北師范大學，2005年;高小蓬，臺灣省參議會推動地方自治之研究（1946-1951），國立臺灣師范大學政治研究所;郭岱君，《臺灣現代化的進程與反》，南方報業網，2011；等等

從50年代地方自治選舉到90年代的“省主席”直選，臺灣民眾對“地方自治”孜孜以求。而“地方自治”更是民主的訓練場，臺灣民眾不斷投身管理公共事務，并在實踐中積累管理經驗。臺灣地方自治進程昭示了一個簡單道理：從來沒有不合適搞民主的人民，只有不給人民實踐民主的當權者。

共和國辭典 2012-03-28 00:3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