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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4145[2003]01-0045-05
　　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已經成為當代哲學反復探討的重大問題。所謂現代化，指的是追求、實現現代文明的歷史進程，這是一個發源于西方、以西方近現代文化為標本的全球性運動；而所謂現代性，則是現代化在實現后所呈現出的基本性格，其主要的特征是工具理性、科技文明的凸顯與膨脹。因此，現代化與現代性固然有所不同，但兩者又是相互聯系，難以分開的。與已經實現了現代化的西方世界相比，對于正在追求和實現現代化的非西方民族國家來說，現代化與現代性更是密切地聯系在一起，成為一個十分復雜而不易解決的難題。在這方面，現代新儒家在近80年的發展中，把反省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同重估中國文化價值結合起來，為解決這一難題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視的思想資源。其中，徐復觀對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可以說典型地體現了現代新儒家在這方面的成就。
　　　　一、“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分裂
　　與熊十力等第一代新儒家人物相比，徐復觀對現代化有著更為深切更為直接的親身體驗。他在20世紀60-70年代親眼目睹了日本學習歐美所實現的現代化，更親身感受了臺灣、香港的現代化進程。這使得他對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在現代新儒家中超越前賢，獨樹一幟，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理論。他對中西古今文化的思考與權衡，實際上也是以對現代化與現代性關系的思考與權衡為中心而展開的。
　　徐復觀在對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進行探討時，首先提出了“現代文化的性格”（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8頁。）問題。所謂“現代文化的性格”，徐復觀又稱之為“近三百年來文化的性格”（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47頁。）或“現代社會生活的特性”（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2頁。），包括了現在人們通常所講的“現代化”與“現代性”的雙重內容，但主要是指現代化在實現后所呈現出的基本性格，包含著批判的意味，可以說與“現代性”的概念更為接近。
　　什么是“現代文化的性格”呢？徐復觀指出：“近三百年來文化的性格，是把人拉著向前的性格；沒有這，即沒有一般所說的進步。但假使在一天之中，沒有樹蔭小憩、茶亭小飲、野外或店里小吃的時間，而只是不斷地向前走著，一路上縱有好山好水，但到了下午，饑腸轆轆，體力疲乏不堪，人生至此，還有什么旅行的興味可言呢？現代文化的病根，及由這各種病根所發生的危機，正與此相像。只帶著人們的精神向前，而沒有使人們的精神得到一點安頓，于是現代人的精神，實已過分地疲倦而墮入虛無、暴亂之中，不僅失掉了三百年來一直向前進步的意義；并且快要把這一股文化的力量，加以毀滅了。現代人生活上的苦悶、危機，乃是由于精神上得不到平靜、安頓而來的苦悶、危機。”（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47-48頁。）在他看來，“近三百年來文化的性格”是一種在物質生活中不斷向前開拓、不斷向前進步的性格，這是現代化運動的基本性格。但也正是這種“近三百年來文化的性格”，使人的精神得不到安頓，導致了“現代文化的病根”。在徐復觀看來，這種“現代文化的病根”，可以用“滄海遺珠”這一成語來作概括。“滄海是指當前的世界，珠是指的智慧之珠。”（注：《徐復觀雜文——記所思》，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76頁。）也就是說，人類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只重視和發展“科學世界”，使人的物質生活不斷向前、不斷豐富，而忽視和拒斥了“價值世界”，使人的精神生活陷入苦悶、陷入危機。
　　徐復觀認為，人的世界是由“價值世界”與“科學世界”這兩部分組成的。這兩個世界各有自己的特質、功能、界限。“價值世界”是人的精神世界，旨在樹立人的理想，提高人的道德，陶冶人的情操，這是使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人的生存智慧，正是來源于“價值世界”。“科學世界”是人的知識世界，旨在追求知識，運用知識，物化知識，這是人向外部世界開拓所成就的科技文明。人的生存手段，正是來源于“科學世界”。這兩個世界又是相互關聯、相互影響的。這種關聯和影響，不是一種派生的或從屬的關系，在“價值世界”中不能直接產生出科學技術，在“科學世界”中也不能直接產生出道德理想。這種關聯和影響在于：“科學世界，常常要在價值世界中去追溯其源泉，并反轉來成為滿足價值世界的一種手段。”（注：《徐復觀雜文——看世局》。）如果離開了人的生存智慧，人的生存手段就失去了自己的源泉和目標。因此，對于人類生活來說，“價值世界”與“科學世界”相比，無疑是前者比后者更為重要。人類生活的基本動力和基本形態，畢竟是來自“價值世界”。人的生活與動物的生活之不同就在于：人首先對生活有一種自覺的態度，即“價值世界”，然后依這種自覺的態度去選擇、構造生活，形成與之相適應的生活的格式和條件，即“科學世界”；而動物則沒有這種自覺的態度，即沒有“價值世界”，當然也就不會由此而選擇、構造生活，從而建立起“科學世界”了。對于人類來說，那種無是非善惡、無喜怒好惡的“無價值”的生活，是不能設想的。正是這樣，從根本上說，人的生活本身不是在“科學世界”，而是在“價值世界”。“價值世界”對人的生存的這種根源性、重要性，決定了不能用“科學世界”去取代“價值世界”。即使是科學技術高度發達，人的生存手段非常有力，也不能說“科學世界”對于人的生活具有無限的作用，能夠取代人的生存智慧，能夠解決那些屬于“價值世界”的問題。只有協調好這兩個世界，人類生活才能平穩而有序地向前發展。
　　但是，西方近現代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現代化運動不僅沒有完善這兩個世界的關系，其結果反倒破壞了這兩個世界的關系，導致了這兩個世界的關系的緊張與對峙，導致了“科學世界”對“價值世界”的壓抑和拒斥。徐復觀指出：“現代化的最基本問題，是知識、技術的問題。”（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167頁。）“科學文化，是現代文化的指標。”（注：《徐復觀雜文——記所思》，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11頁。）
　　這就使得現代化所造成的“現代文化的性格”，只張揚工具理性、科技文明，而對于價值理性、人性完善卻不予以重視；只發展了人的生存手段，而使人喪失了更重要的生存智慧。特別是20世紀下半葉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更加劇了“科學世界”對“價值世界”的壓抑和拒斥，造成了人類生存的嚴重危機。他說：“因為新物理學的發展，進一步探索出了許多宇宙中的秘密，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科學、技術進步的速度，連二十世紀初年的人，想像也不容易想像得到。但是，這種進步，增加了人的知識能力，卻并不一定能增加人的安全和價值，所以便形成所謂‘危機的世紀’。”（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170頁。）“二十世紀是科學技術飛躍的時代，卻同時也是思想沉淪、人生混亂而幽暗的時代。”（注：《徐復觀雜文——記所思》，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11頁。）
　　日本是于20世紀50年代開始經濟起飛、首先按照西方模式實現現代化的亞洲國家。1960年，徐復觀重訪日本，就相當敏銳地發現了現代化所帶來的“現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深有感觸地說：“人在由科學所成就的物質世界中，是一天一天的變得更為渺小了。”（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0頁。）“日本的‘人’，并沒有隨著技術、經濟而進步；所以日本十年來在技術與經濟的成就，并不能解決日本自身的問題。其實，這不僅是日本的問題，而是整個人類文化的大問題。”（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80頁。）及至60年代臺灣經濟起飛，仿效日本的模式去實現現代化，更激起徐復觀的莫大憂慮。他說：“西方文化中的科學理性過剩，抑壓了人生中其他方面的理性的發展，以致使文化、人生失掉了平衡，因而發生了反理性的傾向，這是可以理解的。傳統的價值觀念，漸成為有軀殼而無靈魂，并且成為有權勢者驅使無權勢的工具，因而發生反價值的傾向，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問題在于：“臺灣有些人們，對于西方這種插曲，不窮其源，不究其委，以為這是最新的東西（實際是最舊的），所以也是最好的東西。”（注：《徐復觀雜文——記所思》，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4-65頁。）
　　正是這樣，徐復觀感嘆地說：“現代之所以成為現代，正是以精神分裂作為其重要地特征。”（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0頁。）這種“精神分裂”，最集中的體現，就是“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分裂，人的生存手段與人的生存智慧的背離。這是最能體現現代性的東西。
　　　　二、“不思不想的時代”
　　在徐復觀看來，現代人的“價值世界”的失落，在人的生存的各個方面都表現出來，但最為凸出和最為關鍵的，是“思想”的困境與危機。他說：“我們可以從各個角度來說明現代社會生活的特性。不思不想，大約也是現代社會生活特性之一。”甚至可以這樣看，“越是現代化的地方，便越是不思不想的地方”。正是這樣，他把現代化時代稱之為“不思不想的時代”。（注：見《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2-23頁。）
　　徐復觀認為，人之為人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人具有“思想”，人只有通過“思想”才能建立和完善“價值世界”，如果人的“思想”一旦停滯，那么人的“價值世界”的失落也就不可避免了，人自身的存在也就面臨困境和危機了。為什么“現代文化的性格”會造成“思想”的失落呢？他進行了深入論析，指出這是“科學世界”的過分膨脹所起的整合—異化作用造成的。他說：“現代文明，是把人從屬于自己所造出的機械。機械變成了主體，而人自己反成為機械的附庸。由機械的構造、活動的要求，而把人組織得比過去任何世紀更為緊密；但組織在一起的人們，彼此只有配合機械的協同動作。這種協同動作，與每一個人感情意志無關；因而很少有情感的交流、意志的結合。人與人的關系，變成了機械零件與零件間的關系。”（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0-21頁。）這也就意味著，“每一個人，都被編入于萬能化的技術家政治及日益擴大的官僚政治之中，使每一個人，不是以‘一個人’的身分而存在，乃是以‘大眾’的身分而存在。”（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4-25頁。）當人成為機械的附庸，由“一個人”變為“大眾”的時候，人的主體性也就喪失殆盡了，人的“思想”也就成了多余無用之物了，于是人也就“不思不想”了。
　　徐復觀指出，這種“思想”的失落表現在許多方面，在道德上、在藝術上、在文學上、在人生態度上都強烈地表現出來。其中有兩種形式，在他的筆下受到了專門的批判。
　　其一，在現代人的生活中，“感官機能”代替了“理性思維”。現代人面對生活，不再追問“為什么”，而只是問“怎么辦”。“為什么”，作為“思想”的運用，無疑是一種充滿理性的追問與思考，顯示了“思想”所具有的向深度方面與廣度方面推展、擴大的特性。而“怎么辦”，雖然也是一種“思想”的運用，但卻不曾通向自己的內心，不曾依憑自己的理性，常是以感官機能為主，把“思想”局限在事物的表層上，局限在事物的孤立的個體上，并不作深層的、總體的思考。在這種情況下，“思想”喪失了向深度方面與廣度方面作推展、擴大的特性，也就近于“不思不想”了。在他看來，當時東京盛極一時的脫衣舞，可以說把這種“感官機能”推向了極端。“在東京脫衣舞的后面，是隱藏著整個的世界和整個的文化的現代性格。現代人的生活情調，在不知不覺中，正向此一方向發展。現代的文化，使現代人對于要看的東西，一眼便看到、看盡、看穿了。對于不能看到的東西，有如對女性的神秘感、藝術感，乃至羞惡之心等，則貶斥到虛幻的角落，而代替之以徹底地現實感與單純化。”（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8頁。）這種“思想”的失落，正是導致現代人道德淪喪、藝術沒落、人生頹唐的思想根源。
　　其二，在現代人的生活中，只注意“思想對時代的適應性”，而忽視了“思想對時代的批評性”。所謂“思想對時代的適應性”，是指對時代所發生的新情勢、新事物，負一種解釋的責任，因而提供以理論的根據，以加強新情勢、新事物的發展速度與效能。這是順著潮流走的“思想”。所謂“思想對時代的批評性”，是指對時代某些成熟了的情勢、事物，采取一種否定或懷疑的態度，因而從理論上促成某些事物的崩潰或加以糾正，并希望誕生更好的事物。這是逆著潮流走的“思想”。兩者相比，后者的價值遠大于前者的價值。然而，對現代人來說，更注重的是“現在”，而不是“過去”和“未來”；更習慣的是順著潮流走，而不是逆著潮流走。其結果，必然是消解了“思想”所應作出的大部分的貢獻。這種“思想”的失落的一種典型表現，就是在知識分子中彌漫著“商人的現實主義”。“商人的現實主義，是把一切利益集結到金錢；而金錢的利益，又只凝縮到當下的一刻。”（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43頁。）一些知識分子在文化上的“趕熱”與“追風”，喪失對“現在”的批判力，即是如此。
　　對于“思想”的失落，徐復觀深感憂慮。他十分沉痛地說：“假使人類有一天，只有工具的制造與使用，只有貨物的生產與消費，而根本沒有在現實上看不出有任何實用價值可言的‘思想’，恐怕這個世界，在本質上只算是一個大動物園的世界。”（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89頁。）也正是這樣，他對科學主義思潮所鼓吹的科學萬能論，作了尖銳的批判。他堅決反對夸大科學的作用，力主劃定科學作用的界限，認為現時代只要配稱得上“思想家”稱號的人，“不約而同的是對科學的反省，而不是對科學萬能的‘贊頌’”。（注：《徐復觀雜文續集》，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78頁。）他說，科學的目的本是在于把不可用數字測量的東西變成可以用數字去測量，把不可用耳目感官視聽的東西變成可以用耳目感官去視聽。科學在這一方面已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不僅代替了人的體力勞動，同時也代替了人的一部分思想活動，最顯著的例子莫如電子計算機的運用。但是，這并不是說科學能說明一切問題，能解決一切問題，其作用是無限的。“在人類生活中，永遠存在著只能由心靈去接觸、而不能完全訴之于用耳目感官去感受的東西。這種不能完全訴之于耳目感官去感受的東西，并非等于不真實，更非等于不需要。站在人的生活立場來講，或許這些東西即是最后的真實、最后的需要。宗教、道德、藝術這一屬于‘文化價值’系列的東西，便是如此。”（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26頁。）只有看到科學作用的局限性，既重視“科學世界”，又重視“價值世界”，使這兩個世界緊密地結合起來，互相支撐，互相促進，人類才能得到正常的合理的發展。
　　　　三、重估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價值
　　以這種對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反思為中心，徐復觀對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價值作了新的衡論。他的立論主旨，就在于從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出那些西方近現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以改善兩個世界之間的緊張關系，使現代人類走出現代性的生存困境。
　　徐復觀指出，西方文化執著于知識、科學的追求，自近代以來在物質文明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卻忽視了對道德、價值的維護，在精神文化方面呈現出巨大的反差：“自十六世紀以來，金錢在有意與無意之間，被普遍承認為人生的究極意義。甚至可以說，近代的文明是追求金錢的文明，近代的人生是追求金錢的人生。”（注：《徐復觀雜文——記所思》，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2頁。）“與追求財富關連在一起，出現科技萬能論，認為科學技術，可以解答、解決人類任何問題。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學技術得到飛躍的發展，精神上出現了虛無主義，更由核子武器問題、環境問題、資源問題、國與國間的貧富差距問題，感到科技正把人類驅向不可測度的深淵。”（注：《徐復觀雜文——記所思》，臺灣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387頁。）總之，當今世界因科技發展非常迅速，物質生活非常豐富，反而把人類推向各種根源性的危機。
　　同西方近現代文化相比，中國傳統文化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現為在儒家精神中缺乏科學。儒家對于自然是很親切的，但不同于科學對于自然作冷靜、客觀的剖析，而是把自己的感情和德性客觀化、自然化，這就使得儒家難以成就關于自然的科學。當然，儒家精神中之所以沒有科學，只是由道德實踐性限制了思索的自由發展，由對道德的主體的重視不知不覺地減輕了對事與物的客觀性的重視，而非儒家本身就排斥科學。這就使得以儒家精神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對知識、科學的追求不足，在物質文明方面缺少足夠的建樹，卻在道德、價值的維護上成就斐然，足以在精神文化方面顯示出優越性。
　　在徐復觀看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成就與局限恰恰相反：“中國文化所遺留的問題，是在物的方面。因物的問題未得到解決，反撞將來，致令人的問題也沒有得到解決。西方文化今日面前所擺的問題是在人的方面。因人的方面未得到解決，反映轉來，致令本是為人所成就的物，結果，反常成為人的桎梏，人的威脅。”（注：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灣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第81-82頁。）也就是說，西方近現代文化有力地發展了人的生存手段，而中國傳統文化卻積累了人的生存智慧。因此，面對現代化所帶來的“現代文化的性格”以及所產生的“現代文化的病根”，中國文化之長正好彌補西方文化之短，從而使現代人類克服現代化及其現代性的負面作用，得到健康全面的發展。他說：“仁性與知性，道德與科學，不僅看不出不能相攜并進的理由，而且是合之雙美、離之兩傷的人性的整體。”“我相信由各種文化的不斷接觸互往，人類文化能向近于‘全’的方面去發展。”（注：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灣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第77頁、第46頁。）西方文化在現時代的轉進是“攝智歸仁”，而中國文化在現時代的轉進則是“轉仁成智”。兩大文化都應力圖由“偏”而“全”。所謂“全”也就是使“科學世界”與“價值世界”的關系得到協調，相互支持，合諧發展，造福于現代人類，使現代人類健全和平地生存發展下去。
　　在這方面，徐復觀對中國文化的資源作了許多發掘工作。如對于中國畫及其所體現的中國藝術精神在當今世界的意義，他就作了深入的發掘和獨到的闡釋，通過對于中國傳統繪畫與西方現代繪畫的比較，揭示了中國畫在現代社會生活中的生命力。他指出，由中國山水畫所體現出的中國藝術精神的寄意自然、玄遠淡泊的境界，無疑與現代高度工業化的社會以及由之而來的激烈的競爭、變化，具有鮮明的時代反差，處于兩極對立的地位。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藝術精神與中國山水畫，在現時代就失卻了實際的意義，僅僅只能作為思想史和藝術史上的古董。這是因為，藝術作為對社會的、對時代的反映，常采取兩種不同的方向：一種是“順承性的反映”，另一種是“反省性的反映”。“順承性的反映”，對于它所反映的現實會發生推動、助成的作用；因而它的意義，常決定于被反映的現實的意義。現代高度發達的科技文明和工業社會，帶來了競爭、爭斗、異化，現代人類處于孤獨、焦慮、絕望的精神狀態。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的現代派繪畫盡管新奇、多變，但所表現的，只是一群感觸銳敏的人，感觸到時代的絕望、個人的絕望。這種藝術對于痛苦中的現代人類來說，只能是火上加油，愈感困頓。“反省性的反映”，會對它所反映的現實發生批判的作用；因而它的意義，則在于對于它所反映的現實的超越。中國的山水畫，是在長期專制政治的壓迫下，在一般士大夫的利欲熏心的現實下，想由人間世超越到自然界中去，以獲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純潔、恢復生命的活力的產物，是這種“反省性的反映”的代表。與西方的現代派繪畫不同，中國畫、特別是中國的山水畫，所呈現的沖融淡定、物我皆忘的和平境界，能像炎熱時的清涼飲料一樣，給躁動不安的現代人類注入平靜、安定、和諧的因素。徐復觀頗有感慨地說：“專制政治今后可能沒有了；但由機械、社團組織、工業合理化等而來的精神自由的喪失，及生活的枯燥、單調，乃至競爭、變化的劇烈，人類是需要火上加油性質的藝術呢？還是需要炎暑中的清涼飲料性質的藝術呢？我想，假使現代人能欣賞到中國的山水畫，對于由過度緊張而來的精神病患，或者會發生更大的意義。”（注：徐復觀：《中國藝術精神》，臺灣學生書局1984年版，自序第8頁。）
　　總之，在對待現代性問題上，徐復觀顯示出鮮明的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批判了西方文化價值的現代缺失，強調了中國文化價值的現代意義，力圖以中國傳統文化的生存智慧彌補西方近現代文化在生存手段發展中所造成的現代人類生存困境。這也是徐復觀新儒學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
　　　　四、如何理解徐復觀對現代化與現代性的反思
　　如何看待徐復觀對現代化和現代性所作的這些反思呢？這無疑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美國著名漢學家艾愷用中文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書，叫《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在書中，他把梁漱溟、張君勱這些持文化保守主義的現代新儒家人物都列為“反現代化思潮”，認為“梁氏的思想可說是典型地反現代化的”，而張君勱對中國文化的理解，“用的就是反現代化思想中極常見的二分概念：中國并不研究或控制自然，是故衰弱；中國立基于農業，是故可免‘計較錙銖之市儈’，也沒有個人主義；‘如是，東西相形，若其中亦自有可以安心立命者，于是在人相率以精神文明之。’”（注：以上見艾愷《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62頁、第185-186頁。）按照這個標準，徐復觀被列為反現代化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完全能夠成立的。
　　其實，現代新儒家對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并不存在什么“反現代化”的問題，而是對以西方近現代文化為標本的全球性現代化運動所帶來的現代性問題作一種深度的反省。
　　首先，在對待現代化問題上，徐復觀是肯定工具理性、科學技術在歷史中的作用的，是強調中國需要科學、民主和現代化的，也是認為中國是需要學習西方文化以圖富強的，正如他所說：“誰也不會懷疑中國需要現代化。”（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166頁。）他又從以西方近現代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全球性現代化運動中，看到了工具理性、科學技術的無限制擴張所導致的人的異化，看到了由之而興起的“技術官僚”、“文化生產”、“大眾文化”的巨大負面作用，看到了這種異化與負面作用對人的扭曲和使人的單向度化，看到了這種異化與負面作用同西方文化性格的內在聯系。他的總的看法是：“‘現代化’中含有許多可資警惕的問題；但現代化中的問題，依然要在現代化中解決。”（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166頁。）
　　其次，在對待西方文化問題上，徐復觀肯定了西方近現代文化對于全球性現代化運動的作用和意義，肯定了中國必須吸納以科學和民主為標志的西方近現代文化。他說：“孫中山、梁啟超、梁漱溟、張東蓀、張君勱、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這些先生，有誰人不主張科學，有誰人不主張民主，有誰人反對吸收西方文化？”（注：《徐復觀文錄選粹》，臺灣學生書局1980年版，第115頁。）但他反對把西方近現代文化作為全球性現代化運動的標本，反對西方文化通過全球性現代化運動所表現出的對非西方文化的霸權主義，反對用單一文化中心論、特別是西方文化中心論來衡論非西方文化的現代價值。他認為：“以一個尺度去量兩種性格不同的文化，恐怕這不能不是一種錯誤。”（注：徐復觀：《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自由人權》，臺灣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頁。）正是這樣，他強調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出自身的資源，為現代人類的生存發展提供西方文化所不具有的智慧，從而對西方近現代文化所造成的現代性的弊端起一種消解的作用。
山東社會科學濟南45～49B5中國哲學李維武20032003現代新儒家對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并不存在什么“反現代化”的問題，而是對以西方近現代文化為標本的全球性現代化運動所帶來的現代性問題作一種深度的反省。徐復觀典型地體現了現代新儒家在這方面的成就。他認為，“現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在于：只重視和發展“科學世界”，而忽視和拒斥了“價值世界”。現代人的“價值世界”的失落，最為凸出和最為關鍵的，是“思想”的困境與危機：“科學世界”的過分膨脹所起的整合——異化作用，使現代化時代成為了“不思不想的時代”。他進而對中西文化的價值作了新的衡論，主張從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出那些西方近現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以改善兩個世界之間的緊張關系，使現代人類走出現代性的生存困境。徐復觀/現代化/現代性/科學世界/價值世界李維武，武漢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導師　湖北　武漢　430064 作者：山東社會科學濟南45～49B5中國哲學李維武20032003現代新儒家對現代化與現代性問題的反思，并不存在什么“反現代化”的問題，而是對以西方近現代文化為標本的全球性現代化運動所帶來的現代性問題作一種深度的反省。徐復觀典型地體現了現代新儒家在這方面的成就。他認為，“現代文化的性格”的弊端在于：只重視和發展“科學世界”，而忽視和拒斥了“價值世界”。現代人的“價值世界”的失落，最為凸出和最為關鍵的，是“思想”的困境與危機：“科學世界”的過分膨脹所起的整合——異化作用，使現代化時代成為了“不思不想的時代”。他進而對中西文化的價值作了新的衡論，主張從以儒家文化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中，發掘出那些西方近現代文化所缺乏而又必需的生存智慧，以改善兩個世界之間的緊張關系，使現代人類走出現代性的生存困境。徐復觀/現代化/現代性/科學世界/價值世界

網載 2013-09-10 20: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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