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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看到一張文革小報，《廣西聯指報》第五十四號，1968年4月30號出版，刊登的是《韋國清四月二十六日在革籌小組接見南寧三代會、兩大指揮部主要負責人的會上重要講話的紀要》。這次講話的主要議題是盡快成立區革委會，而主要內容是闡述落實毛澤東的最新最高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人民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斗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長期斗爭的繼續”，大談階級斗爭的表現，號召向階級敵人發起猛烈進攻。講話中，時任廣西軍區政委、區革籌小組成員的魏佑鑄插話說：“同志們聽到打電報的聲音了吧？滴滴答答，有的人就聽到了嘛！現他還不揭發，遠在天邊，近在眼前！”韋國清接著他的話說：“這是階級斗爭，是敵我矛盾。”
 這兩位封疆大員的話中，扔出了兩個罪名，，一是敵特分子，現正在大眾廣庭下發報；一是包庇敵特分子的人，他們知情而不舉報，是敵我矛盾。
 始而我啞然失笑。這個敵特分子是怎么了？誰不知道諜報工作是高度機密，無論敵我中外，那些諜報人員都一個個比鬼還精，抱著一部發報機東藏西躲，不斷轉移，發報時間要選在夜深人靜，最后還難免不暴露。這家伙竟然到大庭廣眾之中來發報！
 繼而我悲憤莫名。這段話中，這兩個權柄顯赫的大員，為打擊政敵，鎮壓民眾，捏造敵情，編織罪名，已到了隨心所欲，罔顧常識的地步。其蠻橫霸道，登峰造極。本來就是完全不可能存在的事，還要指責“有的人”（指與之觀點不同的422群眾）聽見不揭發，“是敵我矛盾”。
 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荒唐的笑話。這是1968年的四月。此后的兩個多月，就在講話的這座城市，發生了針對整條街整個整個單位的圍剿屠城，婦孺老弱，概不能免。十余天后，一批被組織去參觀的人，還可以在解放路滿地瓦礫和焦木的路旁，看到被燒焦的約四五歲兒童的小小的遺體，仍靠墻根坐著死去的的猝不及防的居民……此前此后，在“向階級敵人刮起十二級臺風”的口號下，在全省的各地縣，圍剿，屠殺，一直在此起彼伏的發生，甚至有數百人被極端殘忍的割肉剖心吃掉……
 那是十數萬曾經鮮活的生命……他們的血也是熱的，呼吸也曾溫暖，他們也有過青春的激情，有過對愛和美的憧憬，秋風中，他們的母親也曾喊他們回去加衣服，雙膝下，也曾有幼子稚嫩的呢喃聲……我的同胞啊!他們究竟有什么罪行，遭此曠世殘酷的災難？又據葉劍英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文革十年間共死難2000萬人，他們頭上曾經頂著的又是怎樣的罪名？
 那些血泊中無望的掙扎，他們時而絕望，時而悲憤的眼神……于是，我不顧自己學識的淺陋，力量的綿薄，試圖對這些曾經砸在我們頭上的罪名作一番粗淺的梳理。
 
 二
 
 內容僅限于文革期間流行于世的罪名。大體按時間順序排列。板塊上先全國，后地方（僅選擇兩三個省）。根據出處分節排列。
 比較枯燥。請耐心一閱。因為每個罪名都聯系著人的身家性命，尊卑榮辱。
 “學術界、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在那里掌握著……大中小學大部分都被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壟斷了……將來出修正主義的就是這樣一批人”“這批人士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
 （毛澤東：1966年3月20號在杭州會議上的講話）
 黑幫；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反動學術權威；
 三家村；
 右派學生；
 修正主義苗子；
 （運動初期流行于報刊雜志的罪名）
 地富反壞右；
 資本家；
 小業主；
 文教界人士；
 學術權威；
 民主人士；
 有歷史問題的人；
 流氓；
 （北京八月屠殺中的紅衛兵的打殺對象）
 右派分子；
 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
 現行反革命或壞分子；
 （文革初期，派工作組過程中，劉少奇在他對“中央轉發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情況和意見的報告”所作批示中，對大學生，高中應屆畢業生，以致高中二年級以下和初中學生中的所謂壞人，所擬定的罪名。）
 地、富、反、壞、右分子，
 勞動教養人員；
 刑滿留場（廠）就業人員，
 反動黨團骨干分子，
 反動會門的中小道首，
 職業辦道人員，
 敵偽的軍（連長以上）、政（保長以上）、警（警長以上）、憲（憲兵）、
 特務分子，
 刑滿釋放、解除勞動教養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
 投機倒把分子；
 被殺、被關、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堅持反動立場的家屬；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強公安工作的規定〉即公安六條）
 反革命分子、
 右派分子、
 變質分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３０日毛澤東對譚震林關于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的報告的批示）：
 “打入革命群眾組織、篡奪領導權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黨”
 （２月４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的《貴州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總指揮部通告——關于被社會上的牛鬼蛇神打入和篡奪領導權的群眾組織的若干規定》
 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
 壞分子、
 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
 美蔣特務；
 牛鬼蛇神；
 （經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的１９６７年第三期《紅旗》雜志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
 “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動學生”；
  （1967年3月17日，北大中文系六二級學生沈力自殺。這是他生前被打成的罪名。）
 政治小偷；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九日，北大造反派頭頭孫蓬一對因進入圖書館翻閱期刊而被毒打致死的地質學院附中學生溫家駒所強加的罪名）
 “反動小集團”；
 （一九六八年四月下旬，聶元梓、孫蓬一對“東方紅”、“紅旗飄”、“北京公社”三個群眾組織強加的罪名）
  “反革命小爬蟲”；
 （中央文革小組給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人定的罪名）
 反革命大雜燴；
 （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對湖南“省無聯”的宣判）
 “內人黨”；
 “三反分子”；
 “民族分裂分子”；
 “修正主義分子”；
 “赫魯曉夫式的人物”；
 （運動初期給烏蘭夫定的罪名）
 “國民黨的殘渣余孽”
 “隱藏和混進革命隊伍中的叛徒、特務、走資派”
 “社會上的牛鬼蛇神”
 “反共救國團”
 “陰謀分子”
 “陰謀集團”
 “暗殺隊”
 “中華大王國反革命集團”
 “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五一六分子”
 “普渡道道首”
 “假黨員”
 “伍晉南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
 “桂系軍閥的余孽”；
 “鉆進革命隊伍的反革命兩面派”；
 “中國赫魯曉夫和反革命兩面派陶鑄在廣西的代理人”；
 “勞改釋放犯”；
 “四清下臺干部”；
 “黑手”；
 “黑教師爺”；
 “壞頭頭”；
 “新生的反革命分子”
 （廣西省軍區，省革籌革委會負責人在各種場合給反對派422及百姓定的罪名）
 “這個人很壞”；
  （1968年7月25日在接見廣西兩派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成員時周恩來對原柳州鐵路局時任黨委書記的張炎的宣判。隨后張炎即被關進北京衛戍區）
 ……
 此系不完全列舉。太多，無法搜集完全。但已基本能說明問題，就此打住。
 
 三
 
 我們對這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罪名稍加分析，可以看到他們有如下鮮明特點：
 
 （一）寬泛性
 這些罪名的概念內涵大多不確定，外延邊界十分模糊。例如，什么叫“黑手”？什么叫“壞頭頭”？什么叫“變質分子”？哪些人屬于“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又如“打入革命群眾組織、篡奪領導權的牛鬼蛇神中的首要分子及其死黨”，“牛鬼蛇神”本來就是模糊概念，和他們什么關系就該被視為是“死黨”呢？等等。
 由于概念內涵的模糊，使其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外延沒有邊際，在執行的時候可以由執行者任意理解，甚至攜私利用，打擊面變得極其寬泛。
 
 （二）隨意性
 這些罪名的制定，完全沒有經過任何法律程序。權力者瞧著不順眼，或心血來潮，就隨心所欲，信口開河，臨場發揮。例如，“這個人很壞”，一個人即使真的很壞，但這也只能是一種道德評價，怎么可以作為罪名呢？但就因這句話，張炎被抓進了衛戍區；大中小學的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怎么就“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即使與他自己所寫的的《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的論斷也相悖逆。“反革命大雜燴”是什么意思？當時湖南省無聯被整肅，是因為楊曦光（后來的經濟學家楊小凱）的一篇文章，且不說這事本身就是文字獄，排除這一點，當時省無聯是一個極其松散的聯合體，楊曦光只是其中一個小組織的小頭頭，其觀點并不能代表省無聯，組織上更不能左右省無聯。陳伯達的這一宣判，完全是臨場發揮，信口開河。因此導致省無聯許多其他組織的頭頭，雖與楊文完全無關，但均遭到抓捕和批斗。
 又如，什么叫“政治小偷”？一個中學生進入圖書館翻看期刊，無辜被打死，這一罪名完全是孫蓬一之流為逃脫罪責，臨場編造的罪名，以誣陷死者。
 這種隨意性，除了罪名毫無制約的任意編排外，還體現在對其性質的任意上綱。“大中小學中的小資產階級、地主富農出身的知識分子”，怎么會“實際上是一批國民黨”？
 對罪名的任意編排，致使只要看著你不順眼，懷疑你會觸犯權力，就可能為你量身定做一頂帽子。使人人都出于自危之中；而對于這些罪名的任意上綱，又使這些無辜被害者的受害變得格外慘重。
 
 （三）顛倒黑白
 由于意識形態長期游離于世界文明之外，有些罪名完全是顛倒黑白的。例如，“投機倒把分子”，。投機倒把，在當時是重大罪行。文革中廣西某縣，有兩個地富子弟，就因為外出打工，就被抓回來殺了吃掉。何謂“投機倒把”？就是指倒買倒賣，長途販運之類。現在我們終于知道，這些其實都是正常不過的商業活動，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共性。所以，所謂投機倒把罪名的制定，是地地道道的對人類經濟發展潮流的反動。
 又如“反動學術權威”。“學術權威，”通俗點兒理解，就是科技文化教育等領域卓有成就的人。為什么要認定他們中存在著一部分反動者？（這僅僅是從字面上理解，文革中實際上所有的“學術權威”甚至并不權威的知識分子都被認作“反動”，橫遭迫害。）事實上就是他們因學術而反動，因知識而反動，這個罪名實際是毛澤東的“知識越多越反動”論斷的變種。這個罪名本身恰好是對整個人類歷史進程的反動。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都是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推動的。
 
 （四）造謠誣陷
 有些罪名的概念尚明確，但被扣上帽子的人卻完全不是那回事，這些罪名是一種純粹的誣陷。例如，內蒙的所謂“內人黨”，廣西的“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中華大王各國反革命集團”等，均已被證明是徹頭徹尾的冤案。又如，“黑教師爺”這一罪名，便是1968年3月9日，康生在宣判《今日的哥達綱領》時，對所謂“幕后黑手”的指斥。這篇文章，本是筆者所在學校一位同學寫的，談他對當時形勢的看法。事情本身就是文字獄，又無端的給完全無關的教師安上黑教師爺的罪名，更是純粹的誣陷。致使學校六名教師和學校領導直接因此事被殘酷批斗毒打，其中校長和一名教師自殺。
  最典型性的如本文開頭的那個例子。敵特會愚蠢到在大庭廣眾之中發報嗎？但魏佑鑄說他聽到了，并且指斥別的人聽到不揭發，是敵我矛盾。很明顯的是無中生有，為鎮壓群眾組織賬目。
 
 （五）政出多門：
 以上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罪名，究其來源，可以說是相當廣泛。既可以出自領袖，最高統治集團，也可以出自省市地方諸侯，還可以出自一些原本布衣的人。如陳伯達，本是一介書生，一朝青云直上，發明一個“反革命大雜燴”的罪名，不僅撰寫理論文章的紅衛兵楊曦光、張玉綱等人被打入了地獄，就是參加“省無聯”的“湘派”造反組織的大批負責人，也連同立即遭到批判。又如孫蓬一，本是一名普通教師，只因造反奪權，就敢于給一名無辜被毒打致死的中學生強加一個“政治小偷”的罪名。
 
 四
 
 如此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罪名紛紛砸下，便是冤獄成山，人血漂櫓。混亂是空前的。殘酷是空前的，恐怖是空前的。以致四十余年后，經歷過那些的人們，精神狀態仍是噤若寒蟬。
 痛未定，心猶驚。對著歷史厚重的大門，一切不愿意如磐黑暗的歷史重演的人們，必須叩問：那一切，究竟是為什么？
 首先是法律的徹底缺失。
 領袖的指導思想，就是“和尚打傘”。法律，從來就沒有被他當成過是治國的根本依據，而只是他行權的障礙。到了文革，身為公安部長的謝富治，對此心領神會，率先提出了“砸爛公檢法”的反動口號——這里用的是“反動”的本質意義，即反世界文明的歷史潮流而動，而不是我們曾經高頻率使用的傳統意義——于是，文革前本來就不健全的法制，如同一張貼在墻上的廢紙，被猛地一把拽下，扔到地上。國民的生命財產，更遑論尊嚴人格，徹底失去了基本保障。
 二是毫無制約的公權力的無限膨脹。請看，什么大庭廣眾之中發電報，什么“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實際上就是國民黨”這樣的昏話，不僅罔顧事實，違背常識和常理，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所應該說出的，而且赤裸裸的流露出一種信口開河，為所欲為的蠻橫霸道的情狀。這是因為，公權力太強大了，權力者完全無所制約。無所顧忌，信口開河算什么呢，為所欲為又如何？
 
 五
 
 文化革命過去了。
 文化革命又沒有完全過去。
 趙作海不是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無端變成了殺人犯嗎？聶樹斌不是沉冤近二十年嗎？各地看守所里，不是常發生“躲貓貓死”，“喝涼水”死，“系鞋帶死“等等離奇的事嗎？因銀行取款機出現故障，許霆套取了17萬元，判無期；而海南省人大原副主任辛業江，受賄5萬股金，非法所得19萬，被判5年；近日網訊，某地某某局把一個抗拒強拆的中年婦女抓捕進去，竟然把她的衣服全部剝光……
 最恐怖的還不是這些恐怖的個例。一個外交官公開指斥記者“不要拿法律當擋箭牌”。有人問一位著名的法官，某案有沒有逼供訊，這位法官說，有逼供訊是普遍的，沒有逼供訊是個別的。在那座山城，大規模的用行政管理方法“打黑“，搞“公檢法”聯合辦案，抓捕律師，對可提供證詞的知情人和案犯家屬秘密抓捕關押……少數文革余孽，煽動一些認識糊涂的極左派，今天公訴這個是賣國賊，明天將那個“評選”為“漢奸文人”，大搞群眾專政；其頭目張宏良，在他的所謂新年講話中，公然鼓吹所謂懲治漢奸賣國賊就是“階級斗爭在新時期延續”，就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日前又有有關部門發文，要求律師宣誓忠于某某（這不是指的法律，而是指的權力）……
 法治之路迢迢……
 法治之路漫漫……
 在今年兩會結束時溫家寶總理答中外記者會上，溫總理高瞻遠矚又不無憂慮地指出，如果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第二次文化革命就會發生。此言振聾發聵！
 贊成著名律師陳有西先生的觀點，“政治改革從司法改革入手，建立符合憲法獨立審判原則的超脫的法院，為改革開放可能產生的各種矛盾提供一個理性解決的途徑。維系社會公平。”更重要的是，法制的健全是國民生存發展的的最根本的保障。
 胡適先生說，“自由是爭出來的。邦有道無道，也在人為。”套用一下，法治也是爭出來的。為此，我寫下這些淺薄的文字。

碧琼子 2012-04-27 03:2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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