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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0163(2002)3-0017-06
　　我間或從事當代小說批評，不時暗自嘀咕：大陸批評界的理論言說是否礙于知識譜系凌亂或受限于它種藩籬，因而缺乏在更為廣闊的語境中的對話能力；同時也有杞憂：當代批評恐怕已經無人具備“囊括四海，包舉宇內”的能力，面對所有中文寫作了。然而看到王德威的《眾聲喧嘩以后》“點評當代中文小說”(注：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后——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臺北，麥田出版，2001年。)的工作成績，不由地驚訝其“跨越政治地理的狹隘藩籬，探勘知識地理的無限天地”(注：王德威：麥田人文編輯宗旨，見麥田人文系列封面勒口介紹。)的成效。訝異之余，不禁要問王氏何以能?不禁要追問其學術路徑，要求為他活躍其間的這一片批評領域命名。
　　王氏自明路徑如上所言，可效法與否，正應是我們探詢批評發展的問答之一。循著他“知識地理”探勘的工作路徑前行，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有著極為廣泛的對話空間的批評視界，它超出了我們習慣的大陸當代文學批評范疇，包攬了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的通常分工：臺港澳、馬華、歐美及澳洲。更重要的是其間越過的絕不止于空間與國界，它整合了所有以中文敘事構成的意義空間，既構成了歷時性的上下文關系，又構成了平行的交互文關系。我姑且代為命名，稱這一前所未有的批評視界為“華文語境”。命名的目的在于充分揭示其內涵，王氏指涉整個當代中文小說的評點恰恰為“華文語境”的內涵揭示提供了必要解釋，理解了他的批評中的主要追求，理解了他是怎樣追求的，理解了他為什么追求，就接近了“華文語境”的要旨。我們仍要先行了解《眾聲喧嘩以后》結集出現的意義，此后才談得上對它的知識地理路徑的復現與勾勒，至于是跟進呢還是另辟新徑，那要在充分理解了我們的評說對象以后才能決定。
　　王氏《眾聲喧嘩以后》的首要意義在于其于廣泛的對話中的倫理向度的思考，這是他對80年代批評富于建構性的超越。當年，王氏從巴赫金的多聲復調的社會對話及實踐方式中引申出“眾聲喧嘩”的概念，產生了廣泛影響，已經為整個中文批評界廣泛接受。新世紀初，他將90年代的批評成果結集，既是對這十年中文小說批評工作的總結，也是一次重要的“盤整”。他提出“眾聲喧嘩以后”，致力于從自己開始一個“后眾聲喧嘩”的文學創作實踐與批評的新起點。這不僅僅是一個修辭(社會?)倫理的思考方向或是個人當下的批評自覺，當今的文壇上的小說實踐仍處于“眾聲喧嘩”之中。他所要凸現的是批評主體的作用，以及示范在不同主體間如何“折沖群己，出入眾聲的對話性”，不過只有他一人意識明確地踐行并顯出了成效。他的“囊括四海，包舉宇內”的批評工作沒有霸權的意味，卻頗有“溫柔敦厚”之風，遺憾的是那種理想的“社群中人我交互定義，安頓彼此位置的過程”僅在他那里開始，整個批評界短期內還不一定能超出“有話要說”的主流階段，還會繼續話語霸權爭奪的喧嘩，但知其難而為之的努力彌為珍貴。
　　這一著作的另一重意義在于將一般人視為難以相提并論的90年代中文小說作一統整觀。說它難，是因為除了都用中文寫作以外，90年代的各個批評對象間既沒有過大一統的歷史，也沒有試圖建立烏托邦的努力，只有現狀的裂痕處處。批評對象有著世紀末的種種癥候，批評家堅持以一“己”之衷對這“癥候”之“群”進行“望、聞、問、切”的對話，折沖群己而不被諸癥感染——我們習見的當今大陸某種批評的聲音常常消失混跡于創作的喧嘩雜音之中，真是一樁不易的事情。面對32個臺灣作家、31個遍及全世界(包括大陸)的各社群中的作家的創作，面對多種小說創作的文壇現象，王氏顯示出來的主體的獨立與堅定性保證了這一工作的統整與邏輯一致性。
　　與“華文語境”一詞的巨大包容性相符，王氏以巴赫金的“對話”哲學為理論基礎，展示出對種種復雜的對話關系的思辯。90多篇評點，他由一個個文本剖析展示著90年代在臺灣出版的中文小說的無所不在的對話：臺灣文學的內部對話(存在于過去與現在、現在與現在及將來，諸如：《現代文學》的健將、“三三”的“老靈魂”、當今的文字愛欲者們之間)，大陸與臺灣的“競寫”式的對話，晚清、“五四”與當今的對話，后現代敘事技術手段與“古法”的對話，當代生活(政治、文化、性)與虛構敘事的對話，諸種文類之間的對話，乃至當代種種批評理論話語間的對話……。其中的復雜豐富性，正是華文語境的深邃廣闊的內涵，也體現著批評家的學養；其中的辯證，正是王氏的出入眾聲的折沖努力的立場與印記。
　　要在王德威近百篇90年代小說批評中尋找其“知識地理”的路徑，實在不是一個輕松的工作，所以我必須確立一個工作“主腦”，并由此而理出幾個頭緒線索，以便得其真意。我以為，王氏的“小說觀念”正是這樣一個主腦，其中小說與歷史的關系，“廣域對話”的美學原則，批評的身份及藝術策略，既是小說觀念的有機內涵，也貫穿了知識空間；而且這樣的觀念中也處處體現著倫理向度的思考與追求。
　　王氏小說觀念中的一個重要的思考對象是小說的虛構性想象與歷史(現實)的關系。無論小說還是歷史都要用文字來表現，文字意義的真實并不因敘述標示的文類而定。歷史敘事的可信度與小說想象的真實性，孰優孰劣真不好一概而論。王氏通過對莫言等的當今小說的闡釋告訴我們：“當歷史不能滿足我們詮釋現實的欲望時，寓言升起。”又說：“在歷史的盡頭，小說升起。”他強調“如何把歷史變為寓言甚至預言的努力，才是我們的用心所在”(注：王德威：《眾聲喧嘩以后》。下引用同一出處的原文，將不再注明。)。回想起一百年前的嚴復、夏曾佑和梁啟超的“小說出于經史之上”的說法，我們看到了百年間前后對話的意義所在，王氏乃至絕大多數的小說實踐者已經排除了“經書”的絕對神圣性質。至于“史書”，即使不說它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其絕對權威價值也已經動搖，小說的意義表達功能作用可以比歷史走得更遠。文字的多義性賦予了小說比任何文類更大的象征、暗示、多重指涉的作用，即使小說成了“小眾文類”，它仍然最有表現力。跨越百年進行小說價值重估，語言學在王氏那里的中介作用當不可忽略。
　　所以在小說與歷史之間，王氏寧可接受雜言紛陳的斷裂，也不愿接受缺乏個人立場的大一統敘述；他寧愿欣賞對歷史情境的疏離的編造，對單一主流聲音的顛覆，也不愿接受一種“寫實主義”的宏大敘事。斷裂的敘述構成對閱讀的挑戰，喚起參與的“閱讀愉悅”，若言輕松安穩地接受那種陳舊的忠實于某個權威聲音的敘述，沒有任何因應的話語空間，則與王氏由歷史進入與現實的對話的立場大為抵觸。王氏解釋蘇童為什么寫不好《武則天》，正因為它本應該是歷史的盡頭升起的小說，是靠想象支撐的世界，但蘇童們重新書寫歷史時，卻受到了歷史本事的限制，敘事與虛構掉落到歷史物質之陣中。想象的困境必然構成作家的發聲障礙。
　　小說中的想象空間應該有多大?中文小說無論寫歷史還是現實，都是為著在想象中構建民族國家。因而小說的五彩繽紛的敘事就是多途徑的想象中國的方法，想象要靠文字來呈現，如何贏得文字欲望的更有效的表現，便是王氏最關心的小說觀念的內涵之一。所以，他將極大的批評興趣放在了富有強烈表現欲望的創作對象身上。在臺灣作家中，他用了四篇文章來論述張大春，對大陸作家則將此項偏愛置于“莫言”身上。評前者的《大頭春的憂國新招——＜撒謊的信徒＞》，對作者用魔幻寫實的手法在有限的篇幅中容納大量的歷史人物的肯定，還不如對他的瞎掰的大人物行止的插曲的欣賞。評后者，他說“《豐乳肥臀》是最不典型的母愛加革命歷史小說”，評“共和國吃喝撒拉狂想曲”《酒國》，最為欣賞的是其文字的欲望呈現。他欣賞孟暉《盂蘭變》“把武則天短暫的世代寫成中國中古‘工藝復興’的奇特時刻”，因為“從人與人、人與物的描寫間，她看出了一段特屬唐代的歷史風采”。這大概更接近于我們慣常說的藝術的真實。走出政治意識形態的蔭蔽，我們的小說觀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接近于王氏：小說事業無他，移花接木，假戲真作而已——文字的變裝演出。
　　王氏不太看重教科書式文學史的定性(型)敘述，但在他的批評中常常顯示著頗為精警的文學史的透視。他對現代中國小說的傳統很尊重，對大陸上的小說家們也常常滿懷敬意，對當今小說家與傳統的對話關系的揭示也很精辟。“蘇童這樣的抒情集錦風格，堪稱重對沈從文(《湘行散記》)、蕭紅(《呼蘭河傳》)、師陀(《果園城記》)這一脈小說傳統，賦予一種世紀末的詮釋”，這既是肯定中國現代小說史傳統，也是對蘇童的現代變奏的贊譽。他善于從類似王文興的《家變》與巴金《家》的延續對話中看出中國文學現代性的曲折進程。王氏理解的“文學史”不是以歷史來取代文學，而是獲得種種看文學的路徑。他有許多的文學史的思考，但卻不愿重復那種簡單的歷史規律的敘述。當然，在較為單一的當代作品批評中還很難集中表達深入的文學史思考，這樣的工作在《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中表現得更有成績，近期讀他在北大《現代中國》上發表的《魂兮歸來——歷史迷魅與小說記憶》，發現他在文學史中穿行得更自在了。
　　小說中的知識地理有了時間深度方能更顯立體的縱深，歷史與小說想象關系的復雜性，我們大陸批評家應有更多的自覺。我沒有特別評述王氏經由小說評點對現實生活的思辨，諸如政治解嚴、身體解放、文化解構與小說表現關系的觀念內涵，也值得我們注意。
　　源于巴赫金哲學的“對話”構成了王氏小說批評的美學原則，也是其小說觀念的重要內涵。現在看來，“無邊的對話主義”要比我們曾經熟悉的“無邊的現實主義”的生命力持久。王氏批評對話的廣域特征與知識地理的穿越是同一個事物的不同表述。他在空間領域里的對話努力，是我們建立“華文語境”的最為有力的根據；他在批評中表示的與文學史上的諸種創作理念、潮流的對話不偏不倚，頗有“溫柔敦厚”的折衷風范。
　　自晚清到20世紀末，中國小說觀念的變化與發展歷經各個主流階段，混雜于不同的思潮，也被人為地隔上了種種藩籬。而當今的小說觀念，后現代的、現代主義的、現實主義的乃至魔幻現實主義等等，仍是一片眾聲喧嘩。王氏不孤立地評價任何一種潮流，而注重其與創作現實對話的活力，即使對當今批評理論中最被忽視的浪漫主義也不輕縱。對90年代臺灣作家的創作，不論現實主義的還是“后設”的小說，他一視同仁，決不趕時髦、追浪頭。鄭清文的傳統寫實與張大春的“古靈精怪”同樣地得到批評的好感；他看“后設”風格技術在于怎樣寫，“寫得好固然給與讀者意外的回味，反之也易成為搪塞情節，逃避邏輯的借口”。
　　在王氏的批評對象中，絕大多數都是有話要說者，或者說他們都“有話已說”，這些對象本身即構成了一派“眾聲”。就臺灣島內而言，40年來的聲音經久不息，有陳映真的信念，有鄭清文的寫實主義，有王文興已經成了傳統的一部分的現代性，更有眾多的新銳們作種種的“發聲試驗”。這許多聲音在王氏的批評構架中再也不孤立存在，王氏在評論王文興的同時，也完成了對后現代“表演”的應答。臺灣文壇上有諸多怪力亂神的聲音，王氏能見怪不怪，全憑有倫理向度的追求作為立場，而非犬儒的態度。對不能發聲的批評對象(如古華的《色審》)，因為它無法形成有價值的對話，王氏也老實不客氣地點明其“止于有趣”而已。他的大陸小說的批評也和大陸批評家們構成對話，由于尺度的種種差異，其評語和大陸批評家也常常失之交臂，例如對大陸上的莫言的批評，他止不住發出“千言萬語，何若莫言”的婉諷。他也總是預留另外的批評發聲的立場，行文中屢屢可見：女性主義有話要說、酷兒理論家也許有話要說等類的字眼。
　　王氏看重在對話的批評構架中的意義的衍生。象陳染這樣的私語寫作，以及她們所顯現的帶有鮮明特色(不同于華文語境中的任一地點)的世紀末風格，是作者主體對前此的文學潮流與氣候氛圍的反撥造成的，所以其與大陸文學歷史的對話，就必然形成一種特殊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世紀末風格”。此一世紀末風格與臺灣、香港和其他華文語境中的世紀末風格之間的互文性對話，又是一重對話的境地。“世紀末”因此充滿了時間概念以外的內涵，其間有頹廢、曖昧、絢麗、五花八門、精靈古怪，充滿著敘事想象與表演的繁富景象。王氏小說批評中揭示的意義衍生，構成其批評觀念與行文的一大特色。
　　批評主體與創作主體的直接對話當然是評點工作中最重要的一個部分。“評點”二字且可作分別解：“評”語注重對意義的揭示判斷，“點”語則更體現王氏對小說家階段創作下一步的發展可能性的預設。王氏既不在評語中一味諛贊，也不故作酷評。他并不因作者的情面而屈己奉人，面對《爾雅》作者對“中品”的抗議，王氏敢于堅持自己的判斷，并將其付諸公論。對在大陸享有盛名的格非，王氏直言，從《邊緣》的自我拆解看其先鋒變成了新套路，變成了注冊商標，因而喪失了先鋒和邊緣的意義，成了創作力趨疲的預警。王氏在對許多對象評說之后，常有這類點撥的文字：“如能……必能(將更)”，或“正是……方向”，也有“不妨作為他(她)未來創作的起點”。這類文字亦可視作對寫作者知識地理探勘中知識資源的通幽曲徑的示明或是指點迷津。王氏的對話特征在這些文章輯集之后還有特別的顯示，他在許多文章的后面都添作有《后記》，這與文章寫作當時的預期又構成了一重對話關系，有的恰如預見，有的則是料想所不及——這不及處往往失望與驚喜并存。“點撥”是要冒險的，“評語”原可任意發揮。我們在大陸批評中見到的往往是后者，批評家總是樂意顯示自己的后見之明，因而批評的價值也打了折扣。
　　把批評的身份及藝術策略也歸入小說觀念，是因為小說文本在其自身提供的對話語境中預留了專業閱讀完成的意義空間，因小說本身的未完成性，批評與創作實踐便共同完成著小說的藝術生產，批評與創作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注：法國批評家塔迪埃在《20世紀的文學批評》(百花文藝出版社，1998)中有言：“20世紀里，文學批評第一次試圖與自己的分析對象文學作品平分秋色”，王德威的批評亦可作如是觀。)。王氏的批評策略之一在于身份立場的本土化，而藝術手段則是多樣的，只能擇其一二論述。
　　王德威以獨特的身份從事著中國當代小說的批評。他在美國大學任教，然而他的身份卻是本土的，是他將中國當代小說作為中國學中的重要內容放在美國乃至世界講壇上。他不以現成的西方理論作為中國小說的發展軌范，總是在尋求中國小說自身可以充分發展的依據。他敢于承認：“言情是中國近代小說的主流。”這一點，在大陸一般文學史家看來是保守，但其中起碼可見他不愿將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發展路徑比附西方的種種思潮。他愿意在張大春的小說中勾勒“新臺灣人”的素描；他由諸多作品完成現代中國的國族想象，既承認“從大中國的觀點來看”，《來自熱帶的行旅者》馬華作家“心向祖國的深情”，也肯定其地方經驗的獨特性；在“九六年保釣風云再起時”懷念“當年的戰將安在?”他熱情地關注當代大陸小說家，是海外學者中最特出的一位。其知識分子的高度的身份自覺讓他避開政治的藩籬而關注全球范圍，可他的中華文化的根卻又讓他對“中文”小說的地方性特別鐘情。
　　研究他王氏評點文章的修辭手段，首先值得注目的是他的文章題目。由意象到意圖是他的文題的修辭特征：意象的來源在于批評對象，意圖卻在于和批評對象的應答關系；意象的擇取是對批評對象的尊重，對創作主體的意圖的揭示則有審慎的思辨寓于其間。文題所挑選的意象具有特別的征指作用，它征指家國關系、食色之性……，總而言之，直指作者的命意、挑明言外之意，也直抒出于批評者應答批評對象并可能使之驚訝的意外之言。當然，這樣的文章題目最合適報章文藝欄目，不是典型的論文題目的規矩，這也是其有別于王氏其它論文題目的原因。
　　對王氏題目細加分析是有必要的，因為王氏的批評對象本身也是當今知識地理范圍中的個別區域。如何去標志它們在版圖上的位置，非細加勘驗不可。方法之一就是標題的限定與揭示。解釋或限定類的標題很易看出評家的用意，一些隱喻性的標題則頗費讀者的思索，另外也有標題中暗于春秋褒貶的。解釋性標題如：《什么花?惡之花?——評張啟疆＜如花初綻的容顏＞》用設問的方式，抓住“花”的意象，與對象形成直接的對話關系；限定式標題如：《回憶的暗巷，歷史的迷夜——評楊照＜暗巷迷夜＞》由兩個定語的修飾，直接達到了內容解釋的目的。隱喻的標題有曲徑通幽之妙：《“聽香”的藝術——評鄭文清＜合歡＞》，“聽香”借助于通感，“香”既關涉到“合歡”，也有“一瓣心香”的借用，因為鄭氏的心理小說的抒發心曲的特征，這一通感手段的采用就有天然之趣——傾聽幽然的心曲。也有同理的逆命題，如：《女性、生產與生殖——評凌明玉＜復印＞》，把隱喻說白了。《童年往事又一章——評蔡逸君＜童顏＞》一個“又”字，將題材的老生常談點明，上文說到的《止于有趣》也是同樣暗藏褒貶。總的說來，王氏的評點文章的標題，幾乎沒有不具備應答功效的。看完《眾聲喧嘩以后》全書，回頭來看目錄，會產生“當代小說對話錄”的印象。
　　其次，他的報刊評點式批評的行文態度與模式特點也值得注意。以態度論，他的批評顯示著大陸批評少見的自由姿態。作為一個學院內的研究人員，他不是教條主義者，他最不喜歡教科書演繹式的創作，因此許多受制于教科書理論的后現代作品并不能入他的法眼。當然他也不喜歡教科書演繹式的批評。他快樂地接受閱讀中的“將錯就錯，意義的分歧衍生”，并不執意回避“以志逆意”、“以訛傳訛”的誤讀。我以為若沒有這一種自由活潑、揮灑創造的批評，評論要與創作實踐平分秋色會成為空話。
　　就模式而言，王氏的評點文章的開頭不拘一格，是地道的文藝批評。若非是對文集的直接描述，便是由各種比興開端，一篇是一篇的模樣。文章的主體部分卻是中規中矩，先是對批評對象作一個總體判斷。憑只言片語的判斷，將一個作家的努力方向與貢獻明白了當地道出，這是眼力與筆力的結合的典范。然后是對批評的作品集的總體描述性批評，此后便是對特別篇目的剖析。走到這一步，王氏常常顯示出對篇目的別具慧眼的選擇，往往將眾口一詞的贊譽置于不顧，不容懷疑地說出他的選擇與見地的精辟。批評做到這里本來就可以打住，王氏總忍不住要給小說家進忠言。這是很冒險的事情，因為這樣的進言起碼要求兩點：一是合乎小說家的才情和現在發展的路數，再是點撥的方向一定是一種豐富小說藝術的可能性，二者缺一，所進之言都不免平庸，幸而王氏沒有掉進平庸的陷阱。
　　對王德威的路向，我也不能盡信無疑。知識地理探勘也還會遇上一時無法穿越的藩籬，“后眾聲喧嘩”的出入眾聲無礙的預期不等于“后政治藩籬”的構想。知識地理的穿越也會被政治藩籬阻礙，想來他也約略感覺得到，所以常在一些措詞上體現出越過藩籬時要躲避劃破衣裳和肌膚的小心翼翼。譬如，在《眾聲喧嘩以后》中對“世紀末”的關鍵詞有濃厚的理論探勘興趣，可是輪到在北大《現代中國》上發表《魂兮歸來——歷史迷魅與小說記憶》時，就換上了“20世紀末”的字眼。因為大陸意識形態對其中的“頹廢”意味還是有所忌諱的。
　　穿越知識地理的時間與空間，走中規中矩的老路固然便當，可總是讓人意猶未盡，旁逸斜出地穿山越嶺則可能更有創造性，所以，我在看多了“張腔”、“張派”等字眼以后，便有了點不耐。王氏本來善于不斷地給富有創造的作品以鼓勵，也許張愛玲在華文文學中的祖師奶奶的地位太重要了，所以王氏也躲不開她，以至于過度地推崇。
　　盡管如此，王德威的倫理取向與知識地理的探勘仍然對我們的批評有重大的啟迪意義。我們的批評何時能夠真正地擺脫自己設置的藩籬，呈現一個開闊的視界?他的路向很大程度上是可取的。我們需要用包藏英銳的雍容大度與歷史、現在和未來的文學實踐進行對話，我們也應該對華文文學研究現狀不滿，應突破以種種局域文學現象為學術門徑的陋習，不應該再以大陸小說，港臺文學的地理藩籬把研究領域隔離開來了。最值得我們努力的就是構成一個宏闊深邃的“華文語境”。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17～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德明20032003在全球視野中從事中文當代小說批評，應該循什么路徑?王德威的《眾聲喧嘩以后》給我們以有益借鑒。他的“知識地理探勘”的工作路徑，在廣泛對話中的倫理向度的思考，是對80年代批評富于建構性的超越；他的小說觀念及批評策略拓展出來的批評視野值得我們研究與關注。華文語境/批評視界/知識地理探勘/對話作者徐德明，男，揚州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作者：世界華文文學論壇南京17～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徐德明20032003在全球視野中從事中文當代小說批評，應該循什么路徑?王德威的《眾聲喧嘩以后》給我們以有益借鑒。他的“知識地理探勘”的工作路徑，在廣泛對話中的倫理向度的思考，是對80年代批評富于建構性的超越；他的小說觀念及批評策略拓展出來的批評視野值得我們研究與關注。華文語境/批評視界/知識地理探勘/對話

網載 2013-09-10 20:4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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