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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中筠先生為文，往往健拔大氣，褒貶論析，俊邁淋漓;偶發悲情，亦深遠厚重，無哀弱之勢，竟不像女子之文。尤其是最近幾年，她秉筆直書，痛陳當下社會種種病結，呼喚道德與正義的回歸，重新為理性與啟蒙正名，其高風跨俗，博得眾多喝彩之聲。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時代印痕，資中筠亦不例外。出生于1930年的她，恰于大學畢業時，遇到政權輪替，與當時人一樣，她對新政權充滿熱情與憧憬，興致勃勃趨身向前，曾向朝陽下的國旗宣誓，把一切獻給祖國，誓與過去的自己告別。以青春的天真與蠻勇，扎入改造自己的潮流中，不想之后幾十年皆處于“迷失我心”之狀，僥幸任職外事部門，因駐外工作，逃過反右運動。但沒有逃過“文革”政治浩劫，等歲月安穩，自我蘇醒之時，卻年近半百。
 在回歸自我的同時，她也為自己重尋傳統，彼時中西并重的民國教育，奠定了她那一代人既尊科學民主又尊傳統道德的文化底色，低頭檢視，幸甚自己年輕時承有五四遺風，歷經沉浮滄桑，底色不褪，仍有一方精神家園可守。
 當社會從封閉走向開放，她便義無反顧選擇學術研究之路，全因以學術研究為業，可獲最大自由，無須面對權勢強顏歡笑。然而終究有那么多年沉于思想的迷津，她感慨與前輩師長之間有不可逾越的差距，追望其身影，卻無力可及，更感慨年青一代，沒有真正的大師可以追隨仰望，繼學無門。時代帶給她的傷痛，堆砌成憂思無數，發而為文，總有一種痛感貫徹其中，故警醒刺心，令人難忘。
 
 【關于這本書】
 
 這個自選集不包括我的譯著和專著，就只是我平時寫下的散文隨筆，我從1980年開始寫隨筆，最早的隨筆集是我和陳樂民的合集《學海岸邊》，由沈昌文先生主持在遼寧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二個集子是《讀書人的出世與入世》，第三個是《斗室中的天下》。這些書現在很難買到，正是如此，出版社找我商量是否重印，我想這些集子當時出版的時候并未考慮內容的分類，只是簡單地成集出版，里面有些文章部分內容有所重復，沒有全部重版的需要。所以我就決定做一個完整的梳理，把已出版的以及尚未出版的文章，進行分類整理，最后共得五卷，感時憂世、士人風骨、坐觀天下、不盡之思、閑情記美。這不是嚴格的分類，有很多交叉之處。每卷中的篇章大體上按倒時序排列。
 這套書的名字就叫資中筠自選集，就是我自己經過篩選的，把那些我覺得也許有讀者愿意看的。被我自己刪去的有兩種文章，一種是事過境遷，當時之論已過時。還有一種是同一主題，開始寫得比較淺，后來自己又發展深化了，內容有重復，舍前者而取后者。學術性資料性比較強的，也沒選入，因為另有專著。
 
 【關于這一年】
 
 2011年，我的活動比較多，做了很多講座，也有不少采訪。之所以接受邀請，是因為我很關注年輕人的成長。其實我的讀者，開始都是老人，他們讀完我的文章給我打電話寫信，因為經歷相同，思考的內容相似，他們覺得特別有共鳴。但是，要思考，要講話、要做成事情，希望還是在年青人身上，不能老靠八十歲以上的人說真話。講座一般的聽眾，都是中青年，不管我講的內容是否為大家所接受，但總會有一些交流和好的影響，我自己也可以從中了解年青一代人的思想狀況，以及他們關心的問題，所以覺得犧牲一些時間去做這些事，也有其價值。
 這一年，我的寫作思考圍繞著這些方面展開，一個是所謂的中國發展模式，從2008年歐美的經濟危機以來，中國人突然多了很多驕虛之氣，覺得自己特別了不起，特別是布熱津斯基提出G2這樣的概念后，中國人特別高興，覺得我們可以和美國平起平坐，當時有媒體甚至寫“中美共治世界”，我覺得太離譜。因而我致力于“中國模式”的怯鬽，第一，對于中國現狀要有清醒的認識，中國模式不可恃。第二就是清醒認識美國以及外部世界，中國和美國的差距還是非常大的，不是短期內可以縮小的。
 自從去年關于知識分子啟蒙這個問題提出之后，很多人希望我能更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我談啟蒙就比較多。另外還有因所謂“軟實力”和“國學熱”的興起而引發的對文化復興的思考。
 還有一個領域是公益慈善事業。這部分文章沒有收在《自選集》中，而是加入一部專著《財富的歸宿》，恰好這本書第三版修訂版也剛由三聯書店出版。
 
 【關于這一代】
 
 我并不能代表一代人說話，而且我覺得自己在同代人中，并不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我比較幸運，現在還能讀書寫字，大多數人身體沒有我那么好，可能已經在頤養天年，來不及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我們這一代人，以及我的老師輩，經歷及所受教育，有相同的地方，對一些大的問題的看法，大致相同，概括起來就是先自我完成，后迷失自我，然后回歸自我。
 具體而言，49年之前，接受的是五四延續下來的宣揚“民主、科學”，還有“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然后1949年之后懷著誠摯之心接受新政權的改造，接受了階級斗爭的理論，甚至接受了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從此在政治風暴中沉浮，喪失獨立思考的能力，然后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開發，慢慢覺醒，回歸自我，當然也有人始終沒有從迷失中走出來。
 我們這一代人，如果說有什么突出的特點，我覺得是，我們所受的基礎教育與后面幾代人不同，當時的教育是中西并重，有自由民主的熏陶，也有傳統個人道德的教養。所以我說我們有一種底色，中西交匯且兼容，有“德先生”、“賽先生”的身影，有“君子不為也”的道德正義。
 我上清華的時候，貧寒子弟很多。當時國立大學是不收學費的，大家都是憑成績入校，所以門檻較高。家境困難的還可以申請助學金，甚至全免伙食費。學校風氣很樸素，即便是富家子弟，也不敢炫富，那時在校園內穿著講究，是會招人哂笑的。雖然當時官場有腐敗之風，但還沒有彌漫到一切領域，特別是校園還是一方凈土。普通人家基本上還是籠罩在傳統的價值倫理之下，特別是知識分子，很崇尚不畏權貴的清高，不在高官面前摧眉折腰。受傳統文化的約束，那時的官員，也不得不做禮賢下士狀，對讀書人還要敬三分。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在這樣的風氣之下長大，因此，在迷失之后覺醒，還有一方精神家園可以回歸，有基本的善惡是非觀念，有可以堅持的操守，是為幸事。
 
 【對話】：堅持自我啟蒙，堅守道德底線
 
 《新京報》：在1980年前后，您突然轉型，從外事機構轉入研究機構，這是醞釀已久，還是有什么事情觸動了您?
 資中筠：年近半百，我對送往迎來的工作有點厭煩了，我當時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外賓來之前做方案，來以后陪著人家參觀。我覺得如果一直這樣下去，自己將一事無成。因為性格原因，我一直希望到一個相對說來不要處處服從上級意志的地方，有時你的領導還不一定比你更加智慧，所以我很向往自我不受限的環境里，學術研究，相對而講是比較獨立的。
 有一件事情觸動我很深。大概是1979年，我生病需要動手術，在被推入手術室之前，我想假如我就此離世，連“赍志以歿”都沒有，因為我沒有未完成的事情。所以痊愈之后，我想自己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至少突然離世時還可以寫“赍志以歿”。我開始寫作時，第一篇就是寫太史公，我很欣賞他，之后，對知識分子責任和命運的討論，經常成為我的寫作主題。
 《新京報》：您年輕時所接受的是中西并重的民國教育，但為何49年之后，您也突然變得偏激，迅速接受了一套新的社會理念?
 資中筠：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我在《知識分子的道統和啟蒙》里面最后一部分闡述了這個問題。49年，我十九歲，很幼稚，沒有接觸過真正的社會和社會科學。但是老一代有自己思想體系的人，也非常狂熱地愿意改造思想。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情，大體上是在愛國情懷與強國夢想推動下的，看到新時代的希望與光輝，看到新政權的務實和清廉，就趨身向前步入其中。
 具體而言，49年之前，中國通貨膨脹非常厲害，嚴重影響了民眾的日常生活，新的執政者在經濟的調控上很成功，很得人心，像我父親這樣的銀行家，也對新政權很擁護，還有很多大師級的教授都批判自己多年的成就，這不是用一句簡單的話可以解釋的，非親身經歷不能理解。我希望你再細讀《道統》一文中的有關這部分，是我迄今為止想清楚的對主客觀原因的分析。
 也是在這樣的情緒下，大家接受了階級斗爭的理論，拋開人性論，真誠悔過自新，并自然而然將其引入家庭生活。尤其對于年輕人而言，父輩的階級身份已成定論，而我們可以改造成新人，因此充滿希望，現在看來有悖人情，當時確實符合情境與邏輯的。正因為如此，才需要全民深刻的反思，現在還遠遠不夠。
 
 在夾縫中仍需保持人格獨立
 
 《新京報》：理念對人的行為的影響，有時會超出我們的想象。
 資中筠：是的。我算是明白過來了，但是還有好多人至今沒有明白過來。我的同代人中，很多對社會的一些不好現象，比如受賄腐敗，很憤慨，但是他們還是覺得這整個體系不能輕易否定。
 我現在覺得，順從是有心理的基礎的，在特殊的年代是如此，在正常時代也是如此。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會遇到這樣的朋友，明明心里非常反感做某一件事情，但是因為大家都在做，怕被人家說，就壓制內心的反感順從著做了。也許是很小的事情，但你想在并沒有多大風險的普通事情上都有這樣的從眾心理，何況是在狂熱的年代呢。
 我由此想到社會生活中的很多層面，對于不正義不道德的事情，大家選擇合作或順從或默認，而不加以抵抗，除了權力的逼迫之外，其實也是從眾心理在作祟，在一種類似輿論的壓力下放棄抵抗，不敢特立獨行。。
 《新京報》：堅持自我，特立獨行，都不是易事，但是順從容易作惡，如何才能防之?
 資中筠：我最近在重新閱讀《論自由》，約翰 穆勒說，為了自由，需要抵制的是兩種力量，一種是專制政權的力量，而還有一種是社會輿論的力量，在正常社會，后者特別需要警惕，就是說當大家都這么做這么想的時候，就會形成一種力量，威脅到個人的自由。
 我有過這樣的思考，在日本侵略的時候，假如一個人被抓去了，哪怕嚴刑拷打，他也能頂得住，因為他堅信自己是正義的，而且如果他做了叛徒的話，全國人民都會譴責他，因此他的愛國與正義，也是在輿論的壓力下得以鞏固的。反之，如果輿論支持的是非正義的一方，人在它的壓力之下就會做出不道德的事情，因為反抗會使自己限于孤立的境地。
 所以在夾縫中保持人格的獨立很重要。而且，很多時候，抵抗的代價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都有責任逐步推動形成一種支持善、反對惡的輿論環境。
 
 人需要自我啟蒙
 
 《新京報》：在回歸自我之前，您也曾一度“迷失我心”，關于這段經歷，您至今涉筆不多?
 資中筠：我現在還沒有時間寫到自己在反右文革時的狀態，這個是一言難盡的。對于我個人而言，因為工作關系，在反右最激進的時候，我不在國內。文革期間也下干校，等等，但是時間比較短，因為趕上中美破冰的契機，國家的對外事務還是要展開，我的工作生活還算比較平靜，每天上班下班。當然，我當時是很幼稚的，對官方宣傳深信不疑。到文革中期才覺醒過來，開始有所懷疑，開始對某些做法消極抵制。。
 我有時候想，如果1957年大鳴放時，我不在國外而在國內，以我直率的性格以及對黨的信任，我肯定會說些真話，然后很難逃過被打成右派的命運。如果那時逃脫，而在反右運動高潮時回國，我很有可能變成反右積極分子，因為我當時自己并沒有獨立的思想。我現在覺得自己很幸運，兩邊都沒有沾到。特別是后者，會傷害一些人，使我現在充滿后悔，想想很可怕。
 在我自己覺醒之后，我就堅守自己的底線，遇到一些事情堅持消極不合作的姿態，不做對不起良心的事情。明白和不明白是不一樣的，有些事情其實是可以做到的，沒有想象中那么困難，所以我說人是需要自我啟蒙的。
 《新京報》：您寫的文章，雖然都有一個指向，那就是怯魅與啟蒙，但內容涉及多個領域，非博覽群書不可。
 資中筠：我寫的很多文章，都是如鯁在喉，不得不發。但至于我的閱讀，恰恰相反，我現在覺得自己讀書的時間太少了，很缺安靜連續的閱讀，總是在雜亂地閱讀，比如各種雜志、網上傳來的資料文章，資訊很靈通，但完整的閱讀反而少了。許多書是以前讀的，現在很少從頭到尾看完一本厚重的書。加上有很多文章要寫，還有比較被動地接受媒體采訪以及各種講座。我總想靜下來閉門謝客好好看書，還想寫回憶錄，現在寫了一半還沒寫完。覺得自己應該靜一靜了。

资中筠 2012-04-27 03: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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