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哲：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大師

簡體傳統

   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表明，人是作為社會而存在的，生存于某個社會中的人就是這個社會的典型產物，他的一言一行、一舉手、一投足都具有這一社會的鮮明特征。社會健康，人也就健康；社會荒謬、怪誕，人也就荒謬、怪誕。所以，如果我們要回答“中國為什么出不了大師”這一問題，就必須從我們所生存的社會去探尋這一問題的根源。
    我們中國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我們遵循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一直在我們的社會中占據著主導性的地位。與西方的上帝、法律的權威不同，我們的儒家文化確立的是人的權威，人就是上帝，人就是法律，這是中西文化的根本分野。在西方，在上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且能夠做到事實上的平等。因為上帝、法律都是外在于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的，標準明確，容易落實。而在中國，人人平等只是喊在嘴上的，要做到事實上的平等，那根本就是無稽之談。因為我們所遵從的權威是人，我們所建立的秩序是等級森嚴的人倫秩序。而以人為權威的標準是含混的，模糊不清的，所以，更容易引起混亂。中國歷史上頻發的社會動蕩局面就是這一原因的必然結果。而且，人是善變的，情緒化的，今天高興了，今天這樣，明天高興了，明天那樣，朝令夕改，新官上任三把火。國家政策、法令的出臺具有明顯的人為的、隨意的特征。于是，我們的社會就不停的在呼喚圣人，不停的在推出克己復禮的理論。從古代的孔、孟、程、朱到現代的老三篇、三個代表、先進性等等。我們的民族總是懷著滿腔的熱情、投入巨大的精力、世世代代的、永不停息的將我們的人民呼喚和引導到圣人的境界里面去，似乎只有讓每一個人都變得馴服和順從，我們的社會才能變得有秩序和易于治理。就像我們曾經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一樣。我們為什么如此低能！再者，如果按照這樣的邏輯繼續往前推進，那么我們就能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只有讓人變得馴服和順從，我們的社會才能夠得到治理，那么還不如讓這些人都不存在，如此這樣，我們便再不會面臨任何問題，我們就可以徹底解脫。而且，生存于我們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覺得自己不含糊，自己就是救世主，肩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與信念，置個人的生死安危于不顧，即使不被重用，或者被貶職、退居二線，也還念念不忘憂國憂民。何其宏偉！何其悲壯！何其慘烈!何其神圣！人被牢牢的綁在了戰車上，以至于忘記了人的存在的真實價值，此其一。其二，我們的社會也被這許許多多的扛起一面又一面大旗的救世主們折騰的要麼遍體鱗傷、死去活來，要麼四分五裂、混戰不休。所以，寫出《三國演義》的羅貫中就總結出了“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定律來。我想，這樣的定律肯定為中國社會所獨有，因為我們很難再找出第二個像我們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不假思索的，幾千年如一日的犯病、發狂，而且還要繼續的堅定不移的犯下去、狂下去的民族。
    當我們的社會完成了這一整套的理論構建，并貫穿到現實的制度當中去的時候，生存于我們社會中的人就發生了以下幾項重大畸變。
    一、經過這一系列的刻畫和塑造，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充滿了無數欲望與需求的主體的人，被從我們的理論當中剔除了出去。而剩下的、活在現實社會舞臺上的、被我們的社會所承認、所鼓勵、所表彰的人，就成為了一具具說著假、大、空的話，做著假、大、空的事的活著的僵尸。于是我們就經常能夠看到這樣的場景，我們中國人一出場總是表情嚴肅，正襟危坐，一付正人君子的面孔。尤其是我們的那些領導們、英雄們、先進們。但是，不管我們的理論多么光芒萬丈，我們的刑律多么嚴酷，那個真實的人，那個被實實在在的欲望和需求所推動的人，總是象幽靈一樣依附在我們的身邊，時不時的要冒出頭來，即使是克已功夫做到了爐火純青地步的那些道德圣人們也不可避免，只不過他們做得更隱蔽，更下流無恥，就像我們的朱圣人所制造的狐貍洞事件一樣。人整個的被我們的社會所分裂，而成為了一個兩面人，一面是虛假的人，一面是真實的人。虛假的人活在白天，活在明處；真實的人活在晚上，活在暗處。由此，我們的社會中就出現了兩套運行的規則，一套明規則，一套潛規則。明規則是假的，是擺設，是做給人們看的；潛規則才是真的，是實實在在的、頑強的運行著的，不管怎樣的打壓、管制，它總是呈現出一種極其旺盛的生命力。所以，在中國，本來用一套規則就能夠辦完的事，則必須用兩套才能辦完，這是每一個中國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情。就連那些老外們都知道，找中國人辦事必須首先處好個人關系。否則，他就會顯得很幼稚，他的事情就辦不了。我們中華民族就是這樣一個喜歡將簡單的事情復雜化的民族，我們中國人成為了世界上所有民族當中最復雜的動物。我們的社會也成為了批量生產偽道士、偽君子的搖籃和溫床。我們總是付出了很大的成本，卻得到了與這些成本不相匹配的收獲。當我們的社會中制假販假泛濫成災的時候，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滿天飛的時候，國家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的時候，那些個四肢拼湊起來的假人飛黃騰達的時候，我們還會感到奇怪嗎？這不正是我們這一社會的必然產物嗎？
    二、人成為了依附于某種人倫秩序網絡中的一個點，他身不由己。正如俗語所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他的命運不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不再能有主見，不再能堅持自己的個性；他必須唯命是從，見風使舵；他只能說好，不能說壞；他必須聽話，他……。否則，這一群人中將不會有他的容身之地，他必須出局，如屈原、陶淵明、李白、蘇軾……，如廣大的右派。決定一個人生命成長的內在動力，如他的桀驁不馴的個性、他的愿望、他的興趣、他的愛好已不復存在，或者至少要靠邊站，而代之以外在的動力，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代之以皇帝的圣旨、領導的批示、單位的紅頭文件。我們穿著同樣的衣服，說著同樣的話，做著同樣的事。生命的形式由多樣、鮮活，而變得單一、死寂。表面上轟轟烈烈、雄赳赳、氣昂昂，而實際上卻是一潭死水。我們的生命開始變得單調、枯燥、乏味、死氣沉沉，我們不再富有活力，不再富有激情，“人詩意地棲居”離我們越發遙遠。我們的生活一眼就能望到頭，我們活著和死去沒有什么差別。我們的生命被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消耗、磨蝕，直至生命的終結，我們什么都沒有留下。所以，世界文明的寶庫里沒有幾樣我們的東西！大師的目錄里也沒有幾個我們的人！
    三、與西方人的價值取向相比，中國人的價值取向恰恰走向了它的反面。西方人更注重個體按照自身的愿望自主的決定自己的命運、前程、幸福，人的存在不是為了服務于外在的社會，而恰恰是外在的社會必須服從于和服務于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外在的社會所制訂的一系列條款必須有利于社會中的每一個人都能夠得到充分自由的發育和成熟，有利于每一個人的個性都能夠獲得充分的施展和釋放。于是，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大師們應運而生，政治的、經濟的、文學的、哲學的、藝術的、科學的等等，不一而足。而我們則相反，個體的存在不是為了他自身，而是為了他所存在的社會，他是螺絲釘、是磚塊、是瓦片，他要遙望星空，他要為祖國而獻身，他廢寢忘食，忘我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他死后，如果他是大人物，則能被樹碑立傳，或者放到水晶棺里供后人瞻仰，并被謚為“曾文正公”。如果他是小人物，則被謚為“英雄”，成為后人學習的楷模。就連那個紅色酷吏——康生，死后也被謚為“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人成為了手段，社會變成了目的。正如前面已提到的那樣，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肩負“社會興亡，匹夫有責”的歷史責任，發憤鉆研治國方略，大踏步的向仕途邁進，不僅可以大權在握，而且形象高大輝煌。所以，導致了從來的中國官場都人滿為患，擠也擠不進去。官場成為了中國社會最發達、最繁榮、最具生態和最具“神”性的地方，而其他的一切與之相比則顯得格外的狼狽，格外的低下，格外的寸草不生，官場成為了社會的中心。唯我獨尊、妄自尊大、容不得半點不同意見就成為了這一中心的典型特點。這是被歷代的歷史所反復證明了的。所以，官場中人一露面，就總是那樣氣宇軒昂、威風凜凜，所到之處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勢不可擋。就連那些被閹之人，走起路來也是橫沖直撞。今天拉動GDP，明天整治污染、腐敗，每出一招，都顯得那樣強悍、有力。而結果卻往往花費的多，得到的少，甚至有的干脆就是勞民傷財。這個時候，誰還有心要成為大師！大師在我們這里不僅低級，而且還出力不討好。或者一句話不對，便人頭落地，誰還敢成為大師！就像沈從文等那樣，不敢再去寫作品，只好去擺弄擺弄文物。中國社會也由此被分為兩極，一極為進入官場的人，一極為官場之外的人。進入官場的人拼命鉆研圣賢之道，救世方略，奔走呼號，忙得不亦樂乎，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成為大師。官場之外的人則躺倒在老莊的哲學里尋求精神的慰藉，說什么你們追求的那些東西為我們所不齒，我們不是不能，而是不為，與我們所追求的道、無、超脫的境界相比，你們的境界太低俗了。不僅如此，而且，還要用一大套不著邊際的神秘的讓人如墜五里云霧的理論來證明自己更高超、更高明，儼然一個世外高人，而其實骨子里面透露著的則是更大的功利——我是高人。所以，真正的大師我們不出，而神秘主義的大師、玄學的大師我們卻層出不窮，生生不已！多么壯觀的景象啊！
    四、長期的熏陶與磨礪，中國人的性格被漸漸的磨平、拋光，而變得圓滑、世故、自私、冷漠、虛偽、奸詐、狡滑、陰險、狠毒，即魯迅先生竭畢生之力所抨擊和揭示的中國國民的國民性。這是我們所遵循的儒家文化所帶來的一個重大惡果，即它不僅能讓一個人去按照它的理論去行動，而且能夠塑造和改變一個人的性格。當然這樣的改變肯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想也肯定不是儒家先賢們的初衷，但它卻是這種理論運行所結出的一個必然之果。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們都知道，性格之于一個人就猶如樹木之于種子，有什么樣的種子就會結出什么樣的果實。所以，當所有的中國人的性格都發生扭曲、變異之后，我真的不敢想都能結出什么樣的果實。當然，能結出什么樣的果實是每一個生活于我們社會中的人都非常清楚的、感同身受的。我們每天的所見、所聞、所感，發生在我們身邊、周圍的一個個、一件件、一幕幕的情景、事件、現象都是非常豐富的、鮮活的、真切的生動例子和教材。至此，一個健康的、正常的人我們都難以期待，我們還怎樣去期待大師！我們還有沒有資格去期待大師！
    五、人際關系成為了一個中國人畢生傾力的重要生存手段。一個人的成功與否已經不再與他的能力、知識、素養、興趣、愛好有關，而只與他的人際關系有關。一個人能力再強，如果沒有強大的人際關系做后盾，即使能夠勝任某個職位，也照樣不能如愿。相反，一個人即使沒有能力担任某項工作，但是，只要有強大的人際關系的支持，也一樣能夠勝任。正如“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一樣。所以，在我們的社會中，但凡有些想法的人，就必須想方設法的去鉆研人際關系，就要經常想一想、看一看、嗅一嗅這個社會中有誰是他能夠攀得上的高枝。于是，研究人、琢磨人成為了一個個想要變得發達的人必須做的功課，成為了推動一個人向前邁進的巨大動力。形形色色、各式各樣的謀略、計劃或明的或暗的的粉墨登場，如我們的反腐倡廉工作中所揭示出的一個又一個的經典案例，如賴昌星的紅樓。當年的《官場現行記》比今天的不知要遜色多少倍，還有當年的那些各個朝代的多如牛毛的謀略術又重新進入了中國人的視野而為中國人所竟相追捧。這些方面的東西，我們可從來都不缺，俯拾即是。于是，書店里、街頭上，凡是有關謀略方面的書都擺在了十分搶眼的位置。那些著作者、電視臺、出版商、印刷廠、書店、街頭小販，哪一個不是大賺一筆，就連盜版也跟著大發其財。哪一個中國人的手里能不捏著幾本謀略方面的書！這又是一幅多么壯麗的景觀！誰說我們不出大師，我們的謀略大師不是就比比皆是嗎！
    今天，當我們還在高呼團結在以某個人為中心的周圍、為某項事業而奮斗終生的時候，當我們傾舉國之力，定硬指標，下硬任務，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來建設某種社會、來培養某種大師的時候，也就正是我們的社會悲劇的序幕慢慢拉開的時候，也就正是大師們離我們越來越遠的時候。像有人已經指出過的那樣：“如果我們期待我們的道德制度和倫理學來喚起有美德的人、高尚的人和圣者，或是期待我們的各種美學來喚起詩人、雕刻家和音樂家，那我們就太傻了”。是啊，五千年的歷史已經過去了，我們的社會中除了出了那許許多多數也數不清的偽善的道德家、僵硬的國學大師之外，我們出過幾個大師！且不說大師，即使簡單如我們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用等物還剩下多少是我們中國人發明創造的！中國人的長袍短褂還有幾個人在穿！幾年以前，被我們的社會主流意識所致力推廣和吹捧的唐裝又是多麼的牽強附會，曇花一現啊！
    五千年以來，中國社會也總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的變化也更大。但是，這些外在的、表面上的、形式上的變化并沒有使中國人的本質發生多少根本性的變化，骨子里面藏著的依然是五千年前的那些個事。所以，古代的中國出不了大師，現代的中國也同樣出不了大師。除非我們的社會確立起了法律的權威，并貫穿、落實到中國人的觀念當中去，貫徹、落實到現實的制度當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