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精英 “民國故報人” 張季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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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故報人”

    張季鸾(1888—1941),陝西榆林人,新記《大公報》創辦者之一、首任總編輯,民國時期最具聲望的報人。

    被《大公報》老人、曆史學家唐振常感慨爲“于大公報研究卓然成家”的王芝琛,很笃定地認爲,1941年8月19日發表的《我們在割稻子》,是《大公報》乃至中國報界在抗戰期間最出色的社評之一。

    在病榻上接受記者采訪的王芝琛,說起當年從父親王芸生口中聽到的有關這篇社評的醞釀情景時,有些激動,瘦削的身體微微顫抖着。

    1941年,日軍對陪都重慶發動大規模轟炸。社評發表前一天,王芸生去探望已病入膏肓的張季鸾,與他談起敵機轟炸的事。王芸生歎氣道:“最近重慶很沉悶,我們何以報國人啊?”張季鸾說:“芸生,你隻管唉聲歎氣有什麽用?我們應該想個說法打擊敵人。”王芸生回問:“敵機來了毫無抵抗,我們怎麽可以用空言安慰國人打擊敵人呢?”

    突然間,本已極度虛弱的張季鸾擁被而起,興奮地說:“今天就寫文章,題目叫《我們在割稻子》。就說,在最近十天晴朗而敵機連連來襲的時候,我們的農民在萬裏田疇間割下黃金稻子,讓敵機盡管來吧,讓它來看我們割稻子。抗戰到今天,割稻子是我們第一等大事。有了糧食,就能戰鬥。”

    次日,《大公報》發表王芸生執筆的社評《我們在割稻子》。此後18天,張季鸾病逝,終年53歲。

    張季鸾在遺囑中稱:“餘生平以辦報爲唯一之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善盡新聞記者天職自勉,期于國族有所貢獻……”

    一介報人的亡故,卻驚動了當時國共兩黨的最高層。蔣介石唁電中稱:“季鸾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緻耗其軀。”毛澤東、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吳玉章、林伯渠的聯名唁電稱:“季鸾先生堅持團結抗戰,功在國家。驚聞逝世,悼念同深……”周恩來、董必武、鄧穎超的唁電則稱:“季鸾先生,文壇巨擘,報界宗師。謀國之忠,立言之達,尤爲士林所矜式……”蔣介石、周恩來等國共要人,親往喪禮吊奠。

    張季鸾靈柩後公葬于西安,碑銘中對他的定位也許是遵循他遺囑之意,異常簡略,并未“呼應”他身後的極盡哀榮,僅曰:“中華民國故報人榆林張季鸾先生”。

    王芝琛告訴記者,他聽說,這塊墓碑已在“文革”中被砸成了碎塊。

    張季鸾的侄兒、《大公報》名記者高集曾這樣評價自己的姑父:“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報業老闆,而是個真正的報人。”

    這個報人,1913年初創辦北京《民立報》,該報消息靈通、言論犀利,備受各方矚目。6月,因披露袁世凱“善後大借款”内幕,震動全國,當晚他就被投入監獄。

    這個報人,1918年擔任《中華新報》總編輯期間,因披露政府以膠濟鐵路爲抵押向日本秘密借款的消息,激怒了段祺瑞,再次被捕。

    這個報人,1925年被擔任河南軍務督辦的同鄉友人胡景翼推薦爲隴海路會辦———一個出了名的“肥缺”,可他到任不足一月就挂冠而去,說什麽“不幹這個勞什子,還是當我的窮記者去”。

    最後,這個報人和吳鼎昌、胡政之一道,以新記公司的名義買下已停刊的《大公報》,于1926年9月1日重新出版,從而開啓了民國新聞史上的一段傳奇。

    在當日的“續刊号”上,張季鸾以“記者”爲筆名撰寫社評《本社同人旨趣》,提出著名的“四不”辦報方針:

    “第一不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爲利于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

    “第二不賣……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囿于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爲金錢所左右。”

    “第三不私……除願忠于報紙固有之職務外,并無私圖。易言之,對于報紙并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爲公衆喉舌。”

    “第四不盲……随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沖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诋激烈,昧于事實,是謂盲争。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于盲。”

    于右任曾爲這位“民國故報人”下過一極精當的評語:“恬淡文人,窮光記者,嘔出肝膽”。


編者 2010-07-15 08:3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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