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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奇才與厄運

寫完李澤厚，再來談顧準，感慨良多！

如果說李澤厚還只是“想當”思想家，那么，顧準則無可置疑的“就是”思想家。有人說顧準是近五十年來中國唯一的思想家，還有人說“幸虧有了顧準，才挽回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思想界在那個可恥年代的集體名譽”（請參看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這些說法或許可以討論。但不管怎么說，早在1974年便已“蓋棺”的顧準，都將以“思想家”或“思想者”而被論定。

不過，我想談的卻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這個人。

我從來就認為，研究一個歷史人物，弄清他的思想固然重要，琢磨他是一個怎樣的人也許更有意思或意義。思想總是有限的，再說我們也并不一定都打算當思想家或別的什么家，但我們卻無一例外地要做人。

做人，才是最根本的。

顧準是個什么樣的人？他是一個曠丗奇才。早在1930年，十五歲的他便以其在會計學方面的成就和造詣，在上海工商界嶄露頭角，被譽為“奇特的少年天才”。十九歲時，他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銀行會計學專著，以后又多次與會計學泰斗潘序倫合作出書甚至捉刀代筆，成為會計學界一顆耀眼的新星。二十三四歲時，他一面担任高級職員，一面從事地下活動，同時還兼任圣約翰、之江、滬江三所教會大學教職，流暢地使用英文和日文授課，讓那些一貫自命不凡的名牌大學學生深為折服。中年從行政領導部門轉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后，更是博覽群書，學貫中西。他精通數學、歷史學、經濟學，在哲學、法學、宗教學、社會學、政治學諸領域都取得了非同一般的研究成果，范圍跨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譯著、論著甚多而思想、方法超前，被稱作“中國的哈耶克”（奧地利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如果他象陳寅恪、錢鐘書那樣，有著家學淵源、留洋經歷倒也罷了。然而他卻出身不過學徒，學歷不過初中，少年為生計困擾，青年為革命奔波，中年受政治迫害，晚年被癌癥折磨。如此艱難困苦，卻留下豐富的思想遺產，以至于被認為“后生晚輩嘗鼎一臠，倘能繼軌接武，光大其說，必能卓然成家”（李愼之《點燃自己照破黑暗的人》），真真令人嘆服。

顧準又是一個老革命家。早在三十年代，便參加了中國共產 黨領導的地下斗爭，并于1935年入黨，以后又奔赴革命根據地，在“沙家浜”當專員，在延安當學員，在山東當游擊司令。1949年，三十四歲的顧準，作為中共高級干部掌管了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財政稅務大權，與陳毅、潘漢年、方毅等同為上海市政府黨組成員，并成為顯赫的副市長候選人。這時的顧準，真可謂意氣風發，光彩奪目，前程似錦。上海多少領一點世面的人，無不知曉他的大名。無論按照舊社會的眼光，還是新中國的標準，年輕的顧準都是男性羨慕的“成功人士”，女性心儀的“白馬王子”，光是求愛的情書都不知收到多少。如果說真有什么“天賦”和“運氣”的話，那么，命運對顧準似乎不薄。孔子說:“吾十五而有志于學，三十而立”。顧準呢？十五歲當校長，三十歲當局長，豈非“天資聰穎”又“少年得志”？

二、才氣與骨氣

顧準遭受打擊原因是多方面的。

社會歷史方面的“客觀”原因或者說“大氣候”就不去說他了。在那個荒唐的年代，就連章乃器這樣的共產 黨的老朋友都要被打成“右派”，就連彭德懷這樣的元帥元勛都要被置于死地，就連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都保護不了自己，遑論其他？問題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厲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開始都挨整。不整別人偏偏整你，就必定還有個人方面的原因。

建國初期即在政治運動中翻船倒臺的中共高干，無非兩種人。一種是確有罪行、錯誤和問題的，如劉青山、張子善，如高崗、饒漱石；另一種就是為了“完成任務”而拉出來湊數的了。當時毛澤東親自督戰，下令“限期展開斗爭”，并具體下達“打老虎”的指標:各大軍區、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幾百只，而上海的指標則是“上千只”。天曉得這些數字是怎么估算出來的！但沒依據歸沒依據，該完成還得完成。因為你如果完不成這個數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沒法子，為完不成指標而苦惱狼狽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嶄新概念。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開展了。因為定“思想罪”是不要證據的。所以，盡管所謂“三反”，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也盡管顧準既未貪污（相反還很廉潔），又沒浪費（相反還很節約），更沒有官僚主義（相反還十分聯系群眾實事求是），仍然被當作“大老虎”打翻在地，因為可以很便當地說他思想上貪污、思想上浪費、思想上官僚主義么！

這就是“草菅人命”了。事實上，沒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標，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問題是即便要湊數，也多少要有點“譜”。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運動員”。把他揪出來，無非是把“死老虎當活老虎打”。那時的當務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員兼市委秘書長，可以算是“大”；“歷史上一貫犯有嚴重錯誤”，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來，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無話可說，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認倒霉。又比如《解放日報》社長惲逸群，“將報社資金借給他人辦企業”，算是有“貪污”嫌疑；市府副秘書長曹漫之，“用美國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墻壁”，算是有“浪費”嫌疑；市總工會黨組成員程公琪，“一貫家長式作風，影響干部團結”，算是“官僚資本主義嚴重”，馬馬虎虎好歹還算交代得過去（其實這幾位都是深受黨內外尊敬的優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顧準有什么呢？既無“前科”，又無“現行”，既無“罪言”，又無“劣跡”，為什么要拉他出來湊數？更滑稽的是，顧準所受的處分，在市委的檔案里，無案可查，無跡可尋，沒有半張書面正式文件，當然也就沒有半點“正當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實在太離譜了一點。

事出有因。一種猜測是:某些方面對顧準很有意見，早就想干掉他，這一回不過有了機會而已（《顧準全傳》作者高建國即持這種觀點）。這是有道理的。我們現在已無從得知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為什么來頭這么大，又這么強硬，連陳毅也不得不勉強同意他們的意見，但要說顧準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則完全可能。

顧準實在太“扎眼”。

顧準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顯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樹大招風，此其二；才氣逼人，此其三。顧準實在太聰明了。當會計，他能一邊雙手“打飛歸”（兩只手在兩只算盤上同時計算），一邊和人閑聊天；當局長，他能在主席臺上一邊主持會議，一邊寫年度總結報告，同時對別人的發言做摘記，親眼目睹的干部都驚呼“顧局長有三個大腦”。唯其思路敏捷聰穎，才能在建國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數職，也才能在無論是當學徒、當教員、當領導、當學者時，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籌。

有才氣的人多半都有傲氣，而顧準的“不服管”在上海、華東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掛了號的。這個世界上似乎沒有他不敢頂撞的人。他對上海私營工商業進行資產重估，上級部門嚴厲申斥，被他頂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遜，語帶譏諷；他參加中蘇聯合考察，蘇聯專家蠻橫霸道，也被他頂了回去，而且語氣強硬，毫不恭順。他甚至對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反右斗爭”諷刺挖苦，頗有微詞，當著許多人的面說什么“現在老和尚要認一下錯，也不可能了”。這就不但是“反黨”（頂撞上級部門）、“反蘇”（頂撞蘇聯專家），而且是“反毛”了。因為1957年5月初，毛澤東在動員“大鳴大放”時曾幽默地說過:現在大家對小和尚意見多，也可以對大和尚提意見么！如此“三反”（反黨、反蘇、反毛），難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當眾惡狠狠地罵道:“顧準這種人不是右派，誰是右派！”

顧準的這些言行，原本出于公心和良知，也是維護黨的威望和領導，但在他人看來，即便不是“反黨”，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無領導”。顧準的“狂妄”同樣也是出了名掛了號的。早在三十年代，胡喬木便對三聯書店創始人之一、上海救國會副總干事徐雪寒說:“你同顧準說話時要當心！這個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會掂量你的斤兩。如果你沒有水平，他會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說:“我不把自己當作黨的領導，只做一個黨的聯絡員，總行了吧？”結果，徐雪寒和顧準談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開的“顧準八十誕辰紀念會”，這就是徐雪寒和顧準的另一位老友駱耕漠聯合倡議的。

徐雪寒沒有被顧準“看不起”，不等于別的干部沒在他那里吃過癟挨過訓碰過釘子。許多熟悉顧準的老干部都說:“他是一個典型的才子型知識分子干部，城府不深，自尊心極強，有時與人說話，顯得得理不讓人，又耿又倔，爭辯時甚至言語尖刻，容易傷人”。這大約是確實的。因此，當有人舉報顧準揚言“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時，就連陳毅也信以為真。顧準本人是一再否認的，而且多次辯誣。以顧準之真誠耿直，如果當真說過，不會不承認。但盡管是謠言，卻誰聽了都覺得“像”。第一，顧準確有這個能力，至少當市長沒有問題。第二，顧準確實敢于任事，該他管的他管，不該他管的看著不對勁或者有了想法，也敢于插嘴插手，很像“有野心”的樣子。更重要的是，口氣像。怎么個“像”呢？還不是平時說話向來口氣就大，而且一貫口沒遮攔，心里怎么想嘴巴就怎么說！

的確，顧準總是“忍不住”。即便當了“右派”，戴了帽子，打入十八層地獄，也本性難移。1958年，他在河北石家莊贊皇縣農村勞改。下放干部響應毛澤東的號召，大搞“土法煉鋼”和“技術革命”，他卻站在一旁大大咧咧地冷嘲熱諷:“什么土法煉鋼鐵？一場蠻干罷了！”“不經過生產實踐，怎么改革農具和磨子？這也是一場蠻干！”說完還不算，還要加重語氣冷冷甩出一句:“哼！我不能不反對你們的蠻干！”全然忘記了自己的“罪人”身份。你想，顧準翻到溝底了還這么“猖狂”，“高高在上”時還不定怎么樣！

所以，要整治顧準，真是太容易了。因為他的“辮子”實在太多，一抓一大把。1951年，中央財政部要調他去担任預算司長，陳毅找他談話，他卻表示愿意留在上海。不去也就罷了，何況陳毅也同意。可是，當同事問他“何時入閣”時，——那時把調入中央部門戲稱為“入閣”，他卻說什么“入閣以后就成了盆景，長不成喬木了”。這是什么話！什么叫“盆景”，什么又叫“喬木”？中央部門都是擺設啊？中央部門是限制人才發展的地方啊？你把黨看做了什么，又把自己當成什么人？如此胡說八道，不下拔舌地獄才怪。

要命的還不在于他的口出狂言或者信口開河，更在于他的“得理不讓人”。他這個人，平時就恃才傲物、目空一切，得了理，那還了得？自然是死都不讓。他頂撞上級部門，頂撞蘇聯專家，就因為他有理么！甚至在淪為階下囚、俎上肉時，只要他認為真理在自己一邊，也“不向惡魔讓寸分”。這就壞事了。在顧準自己，是“堅持真理”，在別人看來，則是“頑固對抗”。好嘛，那就先殺殺你的威風，打打你的氣焰。這是顧準在“同類人”或“同案犯”中挨整特別厲害、挨打次數特別多的原因之一。顧準總是書生氣十足地要和那些整人的人講道理。他哪里知道，整人可并不一定要有理。整人本身就是一件沒有道理的事，要什么理？自然是“整你沒商量”。甚至，當整人被視為“革命行動”時，這個世界上最沒有道理的事就變成了最有道理的事情。因為“革命”是最大的道理，也是最高的權威。“革命”這個大道理，自然可以管你顧準的那些小道理。你有理，他還有理呢！你不讓人，莫非那些手中有棍子可以打，腳下有皮鞋可以踢，嘴巴上有“道理”可以喊叫的人會讓？你和他們講道理，那才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全自己的唯一辦法，就是趕緊“轉變態度”，“低頭認罪”，至少也做“低頭認罪”狀。再起碼，沉默，不吭氣，什么也不說，哪怕少說兩句，總可以吧？然而顧準不。只要有機會，他就說，而且還要大聲說，當眾說。1961年11月，顧準剛剛摘掉“右派”帽子，便面對歡迎他的家人大聲說道:“我不反對三面紅旗？胡說八道！我就是反對三面紅旗！”1964年，在批判所謂“張（聞天）孫（治方）反黨集團”的會上，當別人都一邊倒地慷慨陳辭，或劃清界限，或落井下石時，顧準卻站起身來，以略帶嘲諷的目光，睥睨著大批判隊伍，鏗鏹有力地宣布:“我頑固堅持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經濟思想”，“我等著挨整！”結果怎么樣呢？“右派帽子”又一次戴到了他的頭上。而且，因為他“態度惡劣”，這回定的是“極右”。

是顧準不識好歹不知厲害嗎？否。如果說“少年得志”時的顧準，確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那么，在吃盡了苦頭并被整得死去活來以后，他對自己言行的嚴重后果應該有著足夠思想準備。但在他看來，真理和人格比肉體更重要。因此他決不肯輕易低下自己高貴的頭。不就是孤立嗎？那好，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不就是毒打嗎？那好，干脆把臉送過去，讓你打個夠，反正打死也不就范。不就是低頭彎腰“坐飛機”嗎？哼！“你別看我前面的頭都快低到地面了，其實，后面的尾巴都快翹到天上去啦！”在“文革”那個斯文掃地的年代，不少“牛鬼蛇神”、“反動權威”都緊緊夾著“尾巴”。不少人逢人就點頭哈腰，卑躬屈膝。起碼，也要穿得“樸素”一點，“普通”一點，甚至衣衫襤縷，以示接受改造，洗心革面。然而，在明港“五七干校”，“罪行”最重的顧準，不但從不討好任何人，還公然在大家都破衣爛衫時，身著西方紳士的背帶褲，配西裝背心，戴玳瑁眼鏡，在眾目睽睽之中昂首闊步，一臉對人愛理不理的神態。顧準的傲氣、傲骨，并不因多次的批斗和毒打而有所收斂。

顧準“出格”的事情還很多。“文革”初期，當其他牛鬼蛇神都老老實實、規規矩矩遵命把自己的“罪行”寫成大字報時，顧準卻只在一張白紙上寫下兩個大大的黑字:“讀史”。而且，親手貼到布告牌上后還不走，還要像個參展的畫家似的，一直守候在自己的“作品”旁，泰然地望著逐漸聚拢的眾人。如此公然對抗運動，公然向“革命左派”叫板，沒有一身正氣一身傲骨一身虎膽，豈是做得出來的？

當然，為了“活下去，并思考”，在那個最黑暗的年代里，顧準也曾違心地寫過“認罪交代”，但這決不意味著他是可以任意欺侮凌辱的。`比方說，他可以承認自己是“右派”、“反革命”、“牛鬼蛇神”，卻斷然不肯承認自己在勞動時“偷奸耍滑”。其實“偷奸耍滑”云云，原不過是“革命左派”為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胡亂找的借口；而召開所謂“地頭批判會”，則是為了表示自己“階級斗爭觀念強”，時時都在注意“階級斗爭新動向”。這類批判會，是最沒有道理可講的。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開，以誰為靶子，用什么做借口，都往往隨心所欲，心血來潮，無非顯示“革命左派”有權任意處置“牛鬼蛇神”而已。而且，在“革命左派”看來，“牛鬼蛇神”都是罪大惡極、罪該萬死的人。說你“偷奸耍滑”，那還是輕的。然而顧準都認為這是對自己人格的極大侮辱，因為他一生正直認真，從來就不知道什么叫“偷奸”什么叫“耍滑”，憑什么要認帳？不認帳，那就打。打也不認，那就再打。如是者三，一直打到顧準遍體鱗傷、慘不忍睹。但是，面對法西斯淫威，顧準卻死活不認這個鳥罪。當“革命左派”揪住他，惡狠狠地問“你到底服不服罪”時，顧準高高地昂起頭來，以驚天地泣鬼神的拼死態度大聲喊道:“我就是不服！”在場的勞改隊員和干校人員，都無不為之深深震撼。

這就不是傲氣，而是骨氣了。正是這錚錚鐵骨凜凜正氣，使我們一想到顧準這兩個字，就肅然起敬，心潮難平。

古人云:“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眾必非之”。顧準就是。他一身都是才華，而且都長在外面。一身都是骨頭，而且也都長在外面。在中國，一個人只要有了其中一條，便幾乎注定不會有什么好果子吃，顧準卻兼而有之。那么，他不受磨難誰受磨難，他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三、顧準不是錢鐘書

其實，也并非所有像顧準這樣既有才氣又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都會落到他那種下場。

比如錢鐘書。

錢鐘書也是極有才氣的人。“才高八斗，學富五車”這八個字，用在錢鐘書身上，那可真是當之無愧，一點含糊都沒有。早在三十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鐘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如果硬要做比較，無妨說論“學”，錢鐘書或略遜于陳寅恪；論“才”，則錢鐘書略高于陳寅恪。比方說，他竟然能用宋明理學家的語錄來寫情詩，把那些主張“存天理，滅人欲”、道貌岸然的教條變成愛情宣言。如此化腐朽為神奇，連錢鐘書自己都忍不住要自負地說“自來無第二人”。實際上，當今之世，能在治學與創作之間左顧右盼、游刃有余，而且兩方面都取得卓越成就的，大約也就是錢鐘書了。這就非有過人的才氣而不能為。你看他的《圍城》，寫得何等機智睿哲！那里面的警句妙語，多到“美不勝收”或者“擁擠不堪”的程度，以至于有“賣弄才情”的批評。賣弄不賣弄且不去管他，有才情卻總歸是事實。這樣的書，陳寅恪就寫不出。當然，他也不會去寫。

錢鐘書也是有骨氣的。他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里混來混去的“知識分子”，最痛恨和厭惡那些市儈、風派、軟骨頭。據說，他曾“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節操”；對郭沫若和章士釗迎合“上意”撰寫《李白與杜甫》、《柳文指要》兩書嗤之以鼻，不屑一顧。至于他自己，當然更不會趨炎附勢、獻媚邀寵。甚至，他還會“不識抬舉”。“四人幫”橫行時，上面曾通知他去參加國宴。這在一般人看來，是“賞臉”，應該“受寵若驚”的。錢鐘書卻說:“我不去，哈！我很忙，哈！”來人連忙聲明:“這是江青同志點名要你去的！”錢鐘書卻回答如故:“哈！我不去，我很忙，我不去，哈！”來人覺得無法交代，便問可不可以說錢先生身體不好，起不來，錢鐘書卻一點面子都不給，反倒鄭重聲明:“不！不！不！我身體很好，你看，身體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結果，江青也拿他沒辦法。其實，這在錢鐘書，又算什么！當年批斗“牛鬼蛇神”和“反動學術權威”時，別人都被斗得狼狽不堪，惟獨錢先生卻頭上頂著高帽子，胸前掛著大牌子，從貢院前街走回干面胡同宿舍，任憑街上的孩子哄鬧取笑，卻毫無畏縮惶悚，高視闊步如故。這種風骨氣度，與顧準何異？

錢鐘書也有傲氣。他的“恃才傲物”、“狂妄自大”，和顧準相比，只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年在清華讀書的時候，就“才氣無兩，睥睨一世，老師宿儒，斂手稱揚”。本科畢業后，學校想讓他留下來讀研究院，他卻口出狂言:“整個清華沒有一個教授有資格充當錢某人的導師”。這話顧準就說不出。盡管1949年以后的錢鐘書已不再“少年氣盛”，晚年更是變得恬淡平和，但骨子里的東西其實是改不了的，因此也仍會做出一些非常人所能做的事。比方說，大年初二權威人士來拜年，他居然只開一條門縫，把人家擋在門外說:“謝謝！謝謝！我很忙！我很忙！謝謝！謝謝！”這事顧準也做不出。

錢鐘書當然還有書生氣。1982年夏天，胡喬木寫了幾首詩，請錢鐘書幫他看看、改改，說是自己“做舊詩總是沒有把握”。這在胡喬木，無非表示一種禮賢下士的姿態，在錢鐘書，也只要動一兩個字，再打個哈哈，便彼此相宜，大家都有面子。誰知道通曉世故洞察人情的錢先生，居然“書生氣又發作了”，把胡喬木的詩改得一塌糊涂，涂改、批注甚多，弄得胡喬木哭笑不得，只好由李慎之來打圓場。事后，錢鐘書去信向胡喬木“致歉”，道是“我只能充個‘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因此自己改的“好多不合適”云云。話說得很客氣，但誰都能聽得出那“味兒”來。

易中天 2013-03-27 12: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