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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不奇怪。錢鐘書“畢竟是書生”。即便再“深自謙抑”，那一份“書生意氣”，其實是清除不盡的。他和顧準一樣，常常有“忍不住”的時候。實在耐不住，就會罵人。于是，“錢鐘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苯’，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宓是錢鐘書敬愛的老師，她還特意讓人寫下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后是錢鐘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鐘書的‘五大恩師’之一。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為什么信得人不多呢？就因為那些話那些事，都帶有錢鐘書的風格，就像“三年當市長，五年當總理”很像顧準的口氣一樣。

的確，無論稟賦、性格、才華、人品，顧準和錢鐘書都不乏相同之處。因此，他們都是“文革”后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最受中青年學者崇敬的人。那時，蟄居在八號樓、還在思考“娜拉走后怎樣”這個大問題的顧準，身邊聚拢了一批中青年“顧迷”；而正在六號樓撰寫《管錐編》的錢鐘書，身邊也聚集著一批中青年“錢迷”。這不但說明，杜絕思想交流，阻礙知識傳播，讓天下滅絕人性，“只不過專制主義者一手遮天的病態妄想而已”（高建國《顧準全傳》），同時也說明，顧準和錢鐘書兩人，有著怎樣的個人魅力。

然而兩人的境遇，卻也有天壤之別。

1949年以后的錢鐘書，大體上風平浪靜，少有磨難。非但如此，他還頗受“恩寵”。他是《毛澤東選集》英譯委員會主任（一說顧問）和《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人，據他自己說，還因此而為“吃一塹，長一智”發明了一句押韻的英文成語。他也可以公然“謝絕”江青的“盛情邀請”，不去人民大會堂參加國宴。這種“福份”，顧準連想都不要想。即便在“文革”中受沖擊，其“最高紀錄”也不過挨了一耳光，比起顧準差點被活活打死，豈可同日而語？

原因同樣是多方面的。比方說，兩人身份不同。顧準是黨員，錢鐘書在黨外；顧準是領導干部，錢鐘書是專家學者；顧準雖然有名，但那是“官聲”，比起錢鐘書的“文名”來，就差得遠了。總之，顧準很容易被看做“黨內異己份子”，錢鐘書則多半被尊為“黨外社會賢達”。這樣兩種不同的身份，即便犯了同一案子，處分也是不同的。建國以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對黨內的處分總是比黨外的重，這也是“嚴于律己寛以待人”吧！何況錢鐘書又沒有犯過案。

這就有意思了。以錢鐘書的個性，其實是很容易出事的。知子莫如父。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老先生，早就發現他這兒子有一種惹事生非的稟性，便特地給他起了個“默存”的字，語出漢代揚雄的“默默者存”，意思是要他管住自己的嘴巴，少惹些口舌之災。現在我們知道，錢鐘書并不能完全管住自己，卻也不是完全管不住。1992年，有兩個年輕人（董磊和孫小玲）受托去錢家取校樣，錢先生居然對這兩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如下忠告:“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接著錢先生講了為什么要謹慎從事的道理:如果對方是小人，可能會把你賣了；如果對方是軟蛋，可能會去做偽證；如果對方可靠，則可能會為了保護你而犧牲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這話說得實在是夠世故的。但如果當真世故，又不會說出來。可見錢鐘書還是憋不住。憋不住，便只好對兩個素昧平生平生的年輕人說。因為倘若惹出事來，還可以賴賬。又可見，錢鐘書還是有點小世故。

說來也是有趣。顧準是搞政治的人，卻書生氣十足。錢鐘書呢，原本是書生，卻比顧準更懂政治。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錢鐘書就沒有掉進去。是年春天，錢氏那有詩云:“駐車輕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鳴忽噤雨將來”，這是何等的政治敏感:“風不定”而“雨將來”，那就還是閉上嘴巴，不要“鳴”吧！那天意難測的遙空，已然隱隱地碾著雷霆呢！

然而顧準卻聽不到雷聲。其時他正在中蘇聯合考察的旅途中，不知北京已是風聲鶴唳，專政機器正張開巨網，專等“毒蛇”出洞，“游魚”上鉤，更不知道他的“反黨言論”和“政治問題”在北京已被揭發。心直口快的顧準，肆無忌憚地大放厥詞，天天發表“右派言論”，弄得自己頭上和維吾爾族姑娘一樣，辮子一大吧。這就和錢鐘書相差太遠。1957年春，錢鐘書也在去湖北省親的旅途中，且反右斗爭尚未開始，不少人鳴得正熱鬧，錢鐘書卻聽得見“隱隱遙空碾薄雷”，他的一生平安，難道不正是其睿智所使然？

但這不是最主要的。

最主要的是，錢鐘書是一個純粹的讀書人。讀書人不等于就不問政治，卻可以不介入政治，從而做到慎思不妄言。而且，錢鐘書還不象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馮友蘭）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而且能夠“為帝者師”、“為王者師”；也不像中國許多讀書人（比如顧準）那樣，認為自己腰桿是硬的，肩膀是鐵的，可以担盡天下的憂樂，挽狂瀾于既倒。他十分清楚自己不過一介書生，能做的只有學問。而且，把學問做好也不容易。能讓學術薪盡火傳，就對得起每天吃的的那份糧食了。因此他能超脫。

顧準卻不能超脫。因為他既是讀書人，又是革命者，而且首先是革命者。對于他來說，革命比讀書做學問重要多了。如果說，陳寅恪是以學術為生命并拼死力爭，那么，顧準則是以革命為生命并拼死力爭的。他不能夠把自己從這個青年時代就為之獻身的事業中分離出來。即便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開除黨籍，也要大聲宣布:“我是共產 黨員”！

因此，“娜拉走后怎樣”，即“革命成功后該怎么辦”這個問題，別人可以不思考，作為革命者兼思想者的顧準卻不能不思考；別人想清楚以后可以不說出來，顧準卻不能不說出來。這就是顧準常常“忍不住”的根本原因。而且，由于上述問題具有不可回避的現實性和操作性，就注定了顧準必定要對現實問題發表意見，哪怕這個所謂“現實問題”只不過是房子怎么蓋，飯怎么吃，怎樣既應付上級又不讓農民吃虧太多等等。

顧準和錢鐘書的區別還在于他們對人的看法不一樣。錢鐘書“真的知道人之丑陋、愚蠢、虛偽，是沒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歡在荒誕、滑稽里鬧成個興高采烈的樣子“（駱玉明《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所以錢鐘書并不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重，也不把別人的荒唐看得太重，因而能夠活得干凈、明快、輕松、瀟灑，在明智清醒的同時保持一份幽默感，還能偶爾任性一下。顧準卻相反。在他看來，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這種狀況都是不對頭的，而且是有辦法的。因為不對頭，所以他要革命；因為有辦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閱讀、翻譯、思考、寫作，就是想找出一個使人類避免苦難、得到幸福的辦法來，并把這辦法告知世人。可見，顧準其實是一個樂觀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盡管他主張“經驗主義”；錢鐘書則其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盡管他生活在超現實的學術世界里，而且活得快樂。實際上，真正的樂觀主義者是不會快樂的，徹底的悲觀主義者才快樂。所謂“樂觀主義”，實際上是相信世界總會變好。他總有一個理想模式在那里。然而世界在事實上又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因此他們痛苦。悲觀主義呢，沒有那個理想模式，也不認為世界當真就會多么好，現在這樣就不錯了。結果他們快樂。

至于錢鐘書先生，則不但活得不沉重，也不骯臟。顧準曾不止一次不無沉重的地說:“我手上沒有血”！錢鐘書的手上又何嘗有血？但顧準為了手上不沾血而付出的代價，錢鐘書卻似乎沒有付出過。這固然有客觀上的原因（錢鐘書沒有顧準那么多說不清的關系要交代），卻也與錢鐘書的處世哲學不無關系。錢鐘書基本上是堅守“默默者存”的誡言，閉門不問天下事的。有人甚至因此而指責錢先生，認為像錢先生這樣面對暴政保持緘默，至少在顧準的光照下應感到“無地自容”。依我看這是苛求了。而且，這種苛求并不好。顧準當然是勇敢的、堅毅的、讓人敬仰的，但我們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成為顧準。成不了且不說，當真都成了，沒準也可怕。用顧準的話說，就是與其號召大家做“海燕”，不如承認多數是家雀，同時承認家雀的各種權利（《顧準日記》）。世界畢竟是由普通人組成的，對于普通人來說，做人只要有一條底線就可以了。比方說，手上不能有血。又比方說，不能做虧心事。只要能守住這條底線，保全自己也就無可厚非。在這方面，并不普通的錢鐘書倒是為眾多的普通人作出了表率。

正直的知識分子其實有很多類型。有顧準那樣的，也有錢鐘書、陳寅恪這樣的。陳寅恪也沒有像顧準那樣去拿雞蛋碰石頭，明知不可而為之。但陳寅恪同樣堅守著他的底線，那就是“自由思想，獨立精神”，就是“士可殺而不可辱”，就是飯可以不吃，衣可以不穿，學問也可以不做，而氣節不能虧。所以讀《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和讀《顧準全傳》一樣，有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是啊，陳寅恪的底線如此之多，還要公開亮出來，他活得怎能不沉重！

當然，這里也仍有專業和性格方面的原因。即使因為學人，較之研究經濟學和哲學（還有數學）的顧準、治史的陳寅恪，錢鐘書更富于文學家和藝術家的氣質。何況他從小就是一個“頑童”。甚至在已為人父之后，他還會做一些頑皮的事，比如大熱天用墨汁在熟睡的女兒肚子上畫一個大花臉（那時女兒還是一個小娃娃），或者把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埋在女兒被子里，聽她驚叫然后大笑。這是我們從季康夫人（楊絳）的文章里得知的。總之，錢鐘書對待人生，多少帶點游戲態度。甚至對待學問，也多少帶點游戲態度，而顧準和陳寅恪是少有這種游戲態度的。他們也開玩笑，也有幽默感，也談笑風生，卻不會游戲人生。只有生性頑皮而又看穿一切，遠于政治而又多談文藝的錢鐘書，才能以游戲的態度藝術的態度看待生活，活得富于情趣和情感。

四、無情未必真豪杰

顧準其實也是極重感情的人。

1974年11月11日，顧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癌腫大如雞卵，卡在心臟與氣管之間，并已擴散，實際上已無法醫治。這時的顧準，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條”了。對于顧準這樣的革命者來說，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來受盡苦難受盡折磨，死亡于他，可能還是一種解脫，至少不比生來得沉重。然而顧準卻死不瞑目。

因為直到臨終那一刻，他的五個子女沒有一個來看他。

顧準的子女和他正式斷絕關系，大約是在1967年底。此前，同年1月18日陰歷小年夜，妻子汪璧已提出離婚，在家的孩子也開始不再理他。這當然是因為顧準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極右派”，而文化大革命已全面展開，政治形勢變得更加嚴峻。在這個從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顧準繼續留在家里，只會給這個家庭帶來更大的災難。考慮到“1957年以來我欠下這個家庭這么多債，以后不應該再害親人”，顧準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說實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雖斷，絲相連，人還在，心不死。離開家庭孤身一人過著形影相吊生活的顧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妻兒。他甚至癡情到這種程度:剛剛挨完批斗，擦一把臉，便抓緊時間搞翻譯，天真地幻想今后還能用這些稿費補貼子女。至于一次次的找尋，一次次的聯絡，一次次的托人傳話，就更不在話下。現在，他已經病入膏肓，行將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這人生的最后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啊！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呀！

被老友陳易稱為“英雄肝膽，兒女心腸”的顧準，此刻幾乎只剩下這唯一的一個心愿了。他的另一個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計劃，已無法實現。但不能再寫作，是沒有法子的。再見子女一面，總是可以想辦法的吧？這個念頭如此的強烈，以至于顧準咬緊牙關，又做了一件違心的事。

在顧準被確診為癌癥晚期后，在他朋友的強烈呼吁下，經濟研究所決定給他摘掉“右派”帽子，條件或者說必須履行的手續，則是在一張預先寫好“我承認，我犯了以下錯誤”的認錯書上簽字。這對顧準，無異奇恥大辱，同樣將死不瞑目。因此，盡管來人反復說明，他們完全出于好意，顧準仍倔強地表示，承認錯誤是他萬萬不能接受的。他也不需要、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當他聽朋友們說，“如果你摘了帽，子女們就會來看你”時，顧準忍痛含淚用顫抖的手簽下了這個死都不肯簽署的文件。他流著淚對駱耕漠、吳敬璉說:我簽這個字，既是為了最后見見我的子女，也是想，這樣也許多少能夠改善一點子女的處境。這可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顧準的這份癡情實在感天動地，就連經濟所革委會的負責人也動了惻隱之心，去信給顧準的幼子，要他們來醫院護理。

然而得到的答復是:不來，不來，就是不來！顧準的幼子顧重之（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年輕人）回信說:“在對黨的事業的熱愛和對顧準的憎恨之間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黨跟毛主席走的，我是絕不能跟顧準走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采取了斷絕關系的措施，我至今認為是正確的，我絲毫也不認為是過分”。

他們終于一個都沒來。恩斷義絕，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顧準的家庭悲劇，無疑是當時千萬個家庭悲劇之一例；和“有問題”的父母“劃清界線”，也是當時帶有普遍性的一種行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勵。問題是，并非所有“黑幫”、“走資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和他們斷絕關系。劉少奇的沒有，鄧小平的沒有，陳寅恪的沒有，錢鐘書的沒有，我自己一些親屬、世交、熟人的子女和配偶也沒有。就算聲明“劃清界線”、“斷絕關系”，也不過是明斷暗不斷，或者在運動初期揭發批判，運動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彌留之際，總要來盡點人子的義務。正如顧準悵然慨嘆的:“人都快死啦 ，還怕受什么影響？”像顧準子女這樣“絕情”的，還真不多見。

原因究竟何在？是他的子女不好嗎？不是。顧準曾對他的“小朋友”徐方（咪咪）說:我的子女，那可是叫花子吃老鴨——個個好哇！是他們當真來不得嗎？也不是。軍宣隊發了通知，經濟所革委會都希望他們來，政治上還能有什么問題？再說顧準的告別儀式，長女顧淑林和長子顧逸東也去了么，難道活人見不得，死人就見得？到醫院去護理病人是“劃不清階級界線”，參加告別儀式就是“階級立場堅定”？講不通嘛！那么，是他們和父親沒感情嗎？更不是。顧準是不怎么管家顧家。早期工作忙，沒時間；后來當右派，沒資格。何況被隔離審查和送去勞改又有好幾次。但不等于子女們就從未得到過父愛，因此對他們父親的死活無動于衷。參加告別儀式那天，顧淑林和顧逸東特意提早一個半小時就到了協和醫院，等著向父親的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后，姐弟兩人抱頭痛哭，“心中的哀傷難以言傳”。事后，顧逸東把一切責任都攬了下來:“過去的事情，都是我這個做兄長的的責任，請求世人不要責怪我的弟妹”。可見，他們既非無情無義之人，也非品質惡劣之人，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卻又實在難以讓人接受和理解。

是不好理解，再怎么說，顧準也是他們的爹呀！沒錯，當時的顧準確實又“黑”又“臟”，誰沾邊誰倒霉，但也不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顧準的弟弟陳敏之、老朋友駱耕漠、弟子吳敬璉等等就沒有回避（顧準病危時他們都在床前陪伴），就連張純音的女兒咪咪（徐方），一個十幾歲的小女孩，也和顧準成為朋友。就在顧準的子女拒絕來醫院看望護理他時，遠在蘭州的咪咪卻給她敬愛的顧伯伯寫信說:“我就是你的親女兒”。兩兩對比，難道不發人深思嗎？難怪當顧淑林和顧逸東參加告別儀式時，一位老先生看他們的眼光，會“像刀子一般。”

我們不想責備誰。我們也沒有資格責備誰。我們自己在那個荒唐年月里干的荒唐事還少嗎？有什么資格對別人說三道四？但事情卻必須搞清楚。為了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找出原因并引以為訓。

那就恕我不恭了。

依我的猜測，子女們不愿見顧準，倒未必是自私（怕受牽連和影響），多半也是心里有一份怨恨（這一點想必他們現在不愿意說出來）。所謂“怨恨”，也未必是因為顧準“害”了他們，而多半是因為顧準“害死了”他們的媽媽。顧準的妻子汪璧是在1968年4月8日服毒自殺的。直接的原因，可能是她1964年在在家中幫顧準銷毀積存多年的手稿筆記一事被揭發，因此遺書上有“幫助反革命分子銷毀材料罪該萬死”的字樣。其實，早在1967年她與顧準離婚之前，就已經有了自殺的念頭。“文革”剛爆發，她就受到顧準的株連而被批斗，既是“走資派”，又是“狗右派的臭婆娘”，后來又被當眾宣布開除黨籍，而這一切，又無不與顧準有關。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汪壁就是顧準害死的。汪壁被逼死后，幾個頓失庇護的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只好姐弟幾個相互幫襯攙扶著，料理了母親的后事。這個時候，那個“害死”媽媽的顧準在哪里呢？他可曾來看亡妻一眼？可曾來為喪事出一把力？可曾來安慰一下痛失慈母的兒女們呢？沒有。

這當然不能怪顧準。當時，他也在千方百計打聽家人的情況，甚至在為家人攢錢攢糧票。但他被牢牢地管制住了，一點消息也得不到。他同樣叫天天不應，哭地地不靈。可惜這些情況子女們都不知道，知道了也未必能抹去心頭的陰影。至少是，一邊是很少回家、卻不斷給家里惹麻煩添亂子帶來災難的父親，一邊是受盡驚嚇、含辛茹苦把自己拉扯大的母親，做子女的站在誰一邊，將心比心，還不難理解嗎？

子女們毫不猶豫也別無選擇地站在了汪壁一邊。

汪璧的立場，就是“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立場。汪璧也是個老黨員，早在三十年代就參加了黨領導的地下革命斗爭。六十年代她幫顧準“銷毀罪證”時手法熟練動作敏捷，就因為她當年用這辦法對付過特務。對于這樣一個老黨員來說，黨的立場就是她的立場，黨的思想就是她的思想，黨要她奔向何方她就奔向何方。因此，當一個足以逼死人的兩難問題擺在她面前時，她的內心世界就分裂了。這個問題就是:要革命還是要顧準，跟黨走還是跟顧準走，相信毛主席還是相信顧準？她當然是要革命的。顧準也要革命。這本來不成問題，他們是“革命夫妻”么？問題是，一個人是不是革命，并不由他們自己說了算。顧準說自己是革命者，別人卻說他是“反革命”，而這些“別人”又據說代表黨。這一下，汪璧就像哈姆雷特一樣，不知道該生還是該死。甚至就像祥林嫂一樣，連“死路一條”都沒有（請參看本書《懺悔與做人》）。誠如顧準次子顧南之（高梁）事后回憶所說:“她實在是沒有一條好路可走啊？”

汪璧一開始也想兩全。但即使她愿意犧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和政治前途，子女呢？難道讓他們也淪入萬劫不復的地獄黑牢？倒是作為父親的顧準想得“周到”。1966年，當他看到女兒的思想與自己尖銳對立時，為了保護子女的前途，爽性與汪壁議定，今后就讓子女把他作為“反黨右派”來看待，讓子女和主流文化融為一體。他甚至很少回家或不回家，以確保子女和自己劃清界線。由于同樣的原因，汪璧也痛苦不堪地同意了丈夫的決定。她只是衷心祈望，“顧準能逐步向組織靠擾，而組織上則逐步諒解顧準，于是，一切又恢復常態。”

然而她盼來的卻是失望。顧準并沒有“逐步向組織上靠擾”，反而越走越遠；組織上也沒有“逐步諒解顧準”，反倒越整越兇，最后，連劉少奇、鄧小平、陶鑄這樣的黨的最高層領導都被打倒，她一個“右派老婆”、“反革命家屬”，又能有什么指望？

汪璧自殺了。留下的是無法彌合的裂痕。

從六十年初開始便已和顧準“劃清界線”的子女們，此刻已再也無法理解他們父親，站在他們父親一邊。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算下來他們已冷凍了十四年，已是“積重難返”。看來，顧準當年的決定實在是錯了！本來，顧準是可以爭取自己的子女的。至少長女顧淑林，就“一向與父親平等地討論問題”，而且“善于思考，愛鉆研”，怎么就不能好好談談？張純音也坦誠地對顧準說:孩子們今天對你的態度，你自己也要承担一定的責任。因為你以前只對他們說社會上那些‘正面’的話，而我對孩子說真話。我告訴孩子，右派分子其實是受委屈的好人，還帶她去見了幾個右派。結果，張純音養育了咪咪這樣的好女兒。這個好女兒不但沒有和張純音“劃清界線”，還成了顧準的“女兒”。

然而轉念一想，恐怕還是不行。就算顧準和子女們說真話吧，他們能理解嗎？就連汪璧，其實也理解不了嘛！她自殺前對顧準好，一是夫妻情分，二是憑直覺相信顧準不是“壞人”，再就是還有改變情況的一線希望。至于顧準的思想，她未必理解贊同。但顧準是思想家。沒有顧準的思想，就沒有什么顧準。不理解顧準的思想，也不會認為他是“好人”。再說，如果子女們理解并贊同顧準的思想，又該怎么說話，怎么做人呢？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要挨整；不照顧準的思想去說去做，不愿意。莫非在外面說主流意識形態的話，回家和顧準說“黑話”不成？那豈不變成兩面派了？以顧準之正派耿直，又豈能把子女培養成兩面派？

顧準同樣兩難。

這樣一想，問題就不在顧準、汪璧和他們的子女，而在于:為什么一個社會只準有一種聲音？為什么一個人“一旦因為說出淺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萬劫不復之地”（王元化《〈顧準全傳〉序》）？高建國說:“倘若要問當年毆打顧準的青年，為什么如此殘忍？他們必定會說，顧準是頭上戴著幾頂帽子的壞人。可是，帽子底下是什么事實？他們卻從來沒有看見。”又說，許多人只知道要和“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至于這人是探索者、思想家，還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無需弄清也不許弄清”。我要問的是:難道帽子下的事實證明他是壞人，就可以毒打？難道當真是“把牛弄死，把糧食燒掉”的反革命，就該斷絕父子關系？我的回答是“否”！就算顧準是那樣的“犯罪分子”，也不必斷絕父子關系，因為這違背了天理人倫；也不能任意毒打，因為這侵犯了基本人權。不能因為現在證明顧準當年思想是正確的，就來翻這個案！這仍然是以思想言論定罪，而思想言論是不能作為定罪依據的。如果因為顧準思想正確，就說當年不該打他，子女不該和他斷絕關系，那么，如果明天又發現顧準的思想是錯誤的，是不是又可以給他再戴一次帽子，把他從墳墓里拖出來鞭尸三百，然后讓他的子女們登報聲明斷絕關系？不能吧？時至今日，我們實在不能再那樣看問題了？為了確保顧準的悲劇不再重演，我們必須大聲地說:思想言論的自由，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任何人都不得剝奪，也不能因為他的思想言論而給他定罪，哪怕他的思想言論是錯誤的！

錯誤的思想言論當然要批判，但只能是對等的討論，并必須保證對方的答辯權，也不能因此就把他關起來，更不能動用私刑。把糧食燒了牛弄死了，當然要處以刑律，但不必把他打入“另冊”，讓所有的人都和他劃清界線。這些最起碼的法律常識和人權常識，難道還要一講再講嗎？

五、做人實在是很難

文章寫到這里，不禁感慨系之。做人，實在是很難、很難的呀！在顧準是家國難以兼顧；在他們的子女，則是忠孝不能兩全。難道就沒有一個可以通融的辦法，一條讓大家都能過得去的道路？

我曾經一遍遍問自己，有些話，有些事，顧準能不能不說、不做？結論是不能。1962年秋，顧準曾在蘇州和張秀彬、徐文娟夫婦徹夜長談。在說到歷次運動和極左路線造成的種種災難，說到“大躍進”和“共產風”時，顧準悲從中來，憤怒地喊道:“老和尚不出來檢討，不足以平民憤啊！”表妹徐文娟聞言大驚失色，這不是“犯忌”嗎？顧準當然也知道這話有“違礙之處”，但他不能不說。因為他在商城縣之所見，不是什么“形勢大好”，而是哀鴻遍野，人相爭食，親眼看見一個個老百姓活活餓死，生計無著，求告無門。如果他不說出來，天良何在？

不能談，又不能不談，這是矛盾所在，也是痛苦的根源。

這種痛苦于知識分子尢甚。因為知識分子非他，及是社會的良知與良心。如果知識分子發現了社會的錯誤，看見了社會的不公，也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充耳不聞，甚至昧著良心說假話，那就愧稱“知識分子”，沒臉在世上做人。但是，面對社會的錯誤和不公，知識分子又是最無能為力的。百無一用是書生。他一無權，二無勢，三無財，四無力，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又能干什么？唯一能做的，也就是把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想說出來吧？叫他不說，哪里做得到？

易中天 2013-03-27 13:0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