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09 瓦窯堡會議

簡體傳統

　　09 瓦窯堡會議
　　西安事變的所謂“和平解決”，并沒有使當權的國民政府下決心，把兵力用到抵抗日本侵略軍上。為了維持“九一八”之后日中雙方暫時穩定的局面，不“激怒”日本人，當局甚至不惜對要求抗戰的“七君子”以“危害國民”的罪名定罪——在那樣敏感的局面下。
　　就在這時，在“西安事變”大約半年之后，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對蔣介石說來，共產黨的篡權無疑比異族入侵嚴重得多，但“先安內后攘外”已完全沒有可能，只好正式宣布全面抗戰——當然，與此同時，還有對共產黨說來最為要緊的：釋放政治犯、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承認陜甘寧邊區。
　　三十五年之后，到了1973年，當日本緊隨美國恢復對中國的正式邦交，并就侵華戰爭表示歉意時，八十歲的毛澤東居然回答說：“要感謝日本的侵略，否則還有中國共產黨嗎”。
　　我們都知道1937年的“七七”事變，日軍是以“尋找失蹤士兵”為借口而炮轟蘆溝橋的。這不是偶然的處置失當，而是和“皇姑屯炸彈”、“九一八”一樣，是一莊經過精心策劃而挑起的事端。問題于是變成，日軍本部為什么要這么作：為什么不早不晚，單單選在1937年7月把中國戰事擴大。
　　在毛澤東表示了感謝之后，根據當時的報道，日方相當拘謹，不知這“偉大領袖”是在開玩笑還是當真，根本沒敢接話頭。直到今天，也沒有誰就新公布的史料，對這一個關乎數千萬人生命的大謎，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不過，對毛澤東這一說法加以證實的辦法也不是完全沒有。這就是，以一個行動完成之后誰人從中獲益，來判斷行動的初始目的。按照共產黨自己給出的數字，1936年10月，紅軍結束長征、三大主力會師時，人員不足4萬人；到了1940年，已是50萬；1945年時，80萬；待到1946年10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秘密軍事會議，宣布“五個月之內打垮共軍”時，“人民解放軍”已經增加到了120萬——“全面抗戰”的局面不但保住了眼看就要支持不下去的共產黨，還給了它發展壯大的機會與極為珍貴的政治“合法性”——毛澤東沒有說錯。
　　讀者朋友這時可能感到不解：戰爭，按照一般常識，是要消耗、減員的，八年抗戰下來，人馬怎么反倒多了？對此，共產黨歷來有它的解釋：“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而正義的事業：得道多助！”——不能說完全沒有道理；但如果我們翻開歷史檔案，就會找到比這類“響亮口號”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釋。
　　原來，在1935年12月，紅軍到達陜北不久，曾召開后來史稱“瓦窯堡會議”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確定的政治口號是：“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第二年7月，莫斯科與陜北中共恢復了已經斷了將近兩年的電訊聯系。那時，第三國際自己剛剛開過“結成廣泛反法西斯戰線”的會，得知這一口號后大吃一驚，立即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政治指示：共產黨必須廢止公開反蔣的口號，應把南京政府而不是各地的反蔣派當作自己的統戰對象。
　　但那時陜北的共軍正與前來圍剿他們的東北軍（非嫡系）秘密拉關系，這命令究竟是服從呢還是不服從？幸虧當時電訊聯絡雖然恢復，但其功效和今日的電話、電傳、互聯網全不可比擬，“執不執行”和“怎么執行”就那么拖了下來，直到“西安事變”發生。
　　“西安事變”的后果之一，是擁護蔣介石為全國抗戰的唯一領袖：紅軍被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納入了國軍的指揮體系。這時候，擺在剛剛獲贈一座延安城、驚魂初定的共產黨面前的，是怎么服從這個明知是“死敵”但確實已經認頭了的“領袖”。
　　這就是中共史家一直躲閃著不大愿意深入討論的“洛川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