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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學泰 我的平反路

　　王學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有《中國人的飲食世界》、《華夏飲食文化》、《人世百態》、《中國流民》、《中國人的幽默》、《燕譚集》、《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等。

　　平反與改正

　　在寫作上我是個較真的人，寫下這個誰都懂得的題目，不由得想起常常聽到的議論：你看處理“文革”時的問題與處理“文革”前的問題不一樣。“文革”中受害者眾，特別是各級干部不少也受到了沖擊，所以解決”文革”的問題時稱“平反”，然而解決“文革”前的冤假錯案則稱為“改正”。可見改正比平反檔次低。因此有些人寫文章要求解決”文革”前的問題也應該稱作“平反”。這種議論一度很盛，所以我寫了“平反”二字之后，先想說一下什么是“平反”？

　　“平反”這個詞在漢代就出現了。《漢書》“雋不疑傳”中講到不疑做京兆尹（長安市長）時，每當他下到所管轄的縣里檢查和重審在押囚犯后回家，他母親就要問有沒有“平反”，又有幾個死囚案子弄清了，能活下來？如果聽兒子說有所平反，老人家就很高興。那么平反是什么意思呢？簡單地說就是把原來誤判、錯判改正過來。如果“平反”二字分說：判決輕重適當叫做“平”，推翻原有的舊案叫做“反”。因此這個詞實際上與“改正”沒有什么大的差別。一般說，用“平反”是針對經過法律手續的冤案；而“改正”是針對沒有經過法律手續的。建國以來搞的政治運動特別多，許多案子沒有經過法律手續，只是通過單位黨委討論就給一個定案了（這一點是歷史上所沒有的），結果絕大多數是冤案，處理這些一般應叫做“改正”。我是經過一次“平反”，一次“改正”的。我覺得差別不大。只是平反后補發了工資，而改正則沒有補工資。我覺得有點改得不徹底，如果以當時經濟狀況為說辭，可以說是欠了賬的，現在經濟狀況好了，這個問題應該考慮了。否則人們真的認為“平反”與“改正”大不相同了。

　　現在我已經退休，心態平和了，紛紛擾擾的是非日益遠去。此時回想自己的起伏跌宕的一生，就很少有感情因素了。我是經過許多波折的，也數度面臨絕境，但總算過來了。1978年之后，逐步安定下來，能夠安安靜靜讀書、踏踏實實工作了。這也不能不說是一件幸事。多少比我有學問、有才能、有修養的人們，沒有等到這一天。1978年秋是我一生的轉折點，而“平反之路”是個過渡階段。本文所寫的就是1978年10月20日前后的一段歲月。

　　末班車與頭班車

　　1978年10月20日，當日我正在北京自新路“北京第一監獄”服刑。這個監獄是清朝末年搞新政時蓋的“模范監獄”（供外地監獄學習的），表示中國監獄也要走向文明，向世界看齊了（當時洋人以中國法律制度不文明而要求治外法權的）。解放后這里還是監獄，關押的都是判刑比較重的犯人。“一監”的隔壁是北京市看守所，那里的大門開在半步橋，人們又稱半步橋看守所，里面最有名的是一棟k字樓（聶紺弩也在此待過，有詩云“奇書一本阿q傳，廣廈千間k字樓”），一棟五角樓（俗稱王八樓）；我在時候前者關男犯，后者關女犯。那里關押的多是經過逮捕手續、但還沒有判刑的犯人。犯人待判刑以后，再過了十天上訴期，就轉到“一監”了。

　　中國的監獄實行的是勞動改造的制度。進入“一監”的輕刑犯（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要分到屬于北京勞改局管理的農場（多在外地）勞改；重刑犯（十年以上至死緩）都在“一監”內的工廠里勞動改造。我在“一監”塑料鞋廠勞動。

　　10月20日那天，正上早班（6點至下午2點），剛下了班，我正在三角院洗臉，準備午休。這時管理人員叫：“王學泰，收拾你的東西。”這是信號，表示要讓我離開這里了。然而去哪里呢？離開這里有兩個去向，一是去其他勞改廠，一是回家。雖然前些日子，從這里運走了一批人去青海，但獄友們都認為我該回家了，許多人為我高興。雖然有回家希望的不是他們，但他們的臉上都放著光，閃現著一種難以抑制的興奮。《人民日報》從8月就開始報導一些地區平反冤假錯案的情況，北京似乎還沒有什么動靜，只是一個月前有個前北京市委委員的兒子保外就醫（因為給毛主席寫信，被抓起來判20年。因為受迫害太甚，身體垮了）。后來證明，我的這次平反是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運動的開端，在我之后，走出“一監”的獄友有數百人之多（我所在的隊是“反革命中隊”，只有少數人是一般刑事犯罪）。我有幸坐上了“平反運動”的頭班車，這好像是個信號，預示著粉碎“四人幫”后，在政治、經濟、社會諸領域全面的撥亂反正的時期就要到來了。

　　我是“四人幫”垮臺前兩個月進入“一監”的，我的被捕是要證明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的激烈，是要證明無產階級全面專政的必要。而這一切都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進行的。1976年“四人幫”倒臺，這套理論漸成“芻狗”，沒有什么人認真對待了，以至逐漸消失。因此也可以說，我算坐了一趟末班車。從我到了這個“反革命中隊”之后，除了因為“批鄧”和“毛主席逝世”速判了幾個以外，再沒有因為“文革”和“四人幫”問題來這個中隊的了。

　　事情所由

　　我出事的題目很大，即所謂“要實現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實際上事情并不大，只是與一個老同學閑聊一些話，被舉報了出來，便鬧得紛紛揚揚，被北京市市委當做階級斗爭新動向來抓的。

　　1971年林彪倒臺時，我在房山縣一個中學工作。我一個南口（從1964年大學畢業時的思想清理運動中被劃為“反動學生”，被發到南口農場勞動）難友郭寶昌在廣西電影制片廠工作，他不愿意拍那些“高大全”的片子，那時稍有品味的文學作品除了魯迅作品外就是《紅樓夢》了，他想拍《紅樓夢》，要我把其中的韻文（詩詞伙同曲賦 ）注釋一下。在注釋《紅樓夢》時，我參考了《推背圖》。《推背圖》是古代一本預言歷史大事的書籍，與《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夢游太虛幻境》所看到的命運冊子的格式完全相同。《推背圖》中有個圖，上畫宮裝婦女懷抱琵琶，題詩有云“惑亂君臣幾千般”，下面還有一弓一兔。大學有位老同學愛看奇書，視《推背圖》如同寶書，與我閑聊，就說起上面所說的那張圖和圖中所繪那個婦女。我說，三千年前，中國第一個討伐紂王的文告就說“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三千年后還是這個問題。那個女的就跟江青一樣。另外我們當時都認為搞得聲勢很大的“批林批孔”是“另有所指”，實際上是上海派在反周。上海《文匯報》整天大批周公、批秦朝丞相李斯。已經是圖窮匕首現了。

　　老同學把《推背圖》拿走了，他又借給一個文化館的干部。那位把《推背圖》放大復制了。后來這位文化館的又當著樣板團的罵江青，讓“板團”的人給告了。此時正抓“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什么“手抄本”、“追謠言””、“小道消息”、批“文藝黑線回潮”都出在那個時候。文化館干部的那件事引起高層的注意，抄了他的家，《推背圖》復制件出現了。那是個草木皆兵的時代，這自然是個了不得的階級斗爭的新動向了。于是由他追到我那老同學、老同學牽扯到我。1975年春節過后的一天，他慌里慌張地到我家。對我說：《推背圖》出事了，公安局找了我，我頂不住了，只得把老兄交代出來了。我對不起你了，以后再補報罷。完后匆匆而去。還算好，他給我一個信，我把一些對“評法批儒”不滿文字處理了。不久又有一位搞點創作的老同學找我，說北京文聯召開的“業余作家創作大會”上，市里負責文教宣傳領導去講話了，說“北京有幾個反革命分子攻擊和咒罵江青同志”。我想他指的就是我們這檔子事。

　　過了正月十五我到房山上班，第二天房山縣公安局、文教局聯合把我運到縣里，3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社會基礎》，文中大談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3月4日被房山公安分局正式傳訊，22日，轉送到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關押，并轉拘留。一直拘留到1976年5月10日，“市中法”正式逮捕我。法院說：你的問題與“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差不多，都是分裂黨中央（指我說的“批孔是上海派反周”。一個平民百姓有什么能力“分裂黨中央”？真是笑料一樣），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反對批林批孔運動。并說“為了配合打擊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對你實行逮捕、你簽字吧”。這在實行法治的今天，會被視作笑話的，可是在當時，這些是說得義正辭嚴的。仿佛處理懲罚一個人，不是因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由于政治形勢的需要。

　　1976年7月26日，把我從半步橋用小吉普拉到“市中法”（當時“中法”還在刑部街，現已拆），先是在一個小屋子候審。小屋子另一端還有個小姑娘在啜泣。我很好奇，看她也就二十歲左右，就問：“什么事？”她停止了哭，回答“天安門事”。我說：“怎么這樣早就到法院了？”她說，似乎法院找她來證明什么。

　　一會兒，法警把我帶到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一位女審判員向我宣布（76）中刑反字第46號“刑事判決書”。判決書中說該院查明1972年到1973年伙同反革命分子章某“互相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于是，“罪行嚴重，性質惡劣”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

　　然后送回看守所，度過上訴期后，送到“一監”。這已經是8月中旬，不久9月9日，毛主席逝世。本來我所工作的房山縣要9月10日開全縣的批斗大會，已經準備了一個多月，因主席逝世而取消。10月6日，“四人幫”垮臺。因為我的問題較為單純，監獄管理人員大多也知一二，對我的要求逐漸放松（例如可以請求多接見等）。但當時北京市領導人說“10月6日以前反對‘四人幫’的還是反革命”。所以我們這類的案子一直壓著。直至實在壓不住的1978年。

　　很難刪除的記憶

　　三年多的生活仿佛人生一場噩夢，但總有幾件事不能忘懷。

　　地震：判決之后，又回到k字樓，轉入關押已經判決犯人的號中。兩天后，即7月28日凌晨，唐山大地震。那真是驚心動魄，大地在顫抖，k字樓劇烈晃動，鋪板來回傾斜，鋪上的人們滾來滾去。室中暖氣片，甩出一尺多遠，上面的茶缸掉了一地。人們驚醒了，一個個呆如木雞，很長時間緩不過勁來。后來聽到許多號的犯人狂敲鐵門，大喊大鬧，這些大多是因為“四五事件”而被抓的年輕人。他們進來的時間不長，恐怖盤踞在心頭，遇此突變，不知如何是好了。其實筒道中已經空無一人，沒有任何回答或制止。跟著就是下起了大雨，余震仍然不斷。為了防震，北京人都住到房子外面的防震棚里。我旁邊一位所謂“頭號蘇修特務”，中共八大時任翻譯組組長的老先生，他被判15年，因為涉外，一直沒有去監獄，而是在看守所關押服刑。在屋子抖動的時候，老人用一條破毛線毯子折成一個枕頭似的，頂在他那沒有幾根頭發的禿頭上，緊靠在墻角，對我說：“老王，房角處安全些。”我給他潑冷水說：“沒用的。那么厚的水泥墻。小小一塊毯子管什么用？睡覺吧。現在全北京的人都在雨地里躲地震，惟有我們這些犯人卻踏踏實實地在屋子里安心睡覺。”后來，他讓我給他背唐詩，他用俄文翻譯。這位從中國中央大學中文系畢業、又從高爾基大學俄文系畢業的博學老人是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后來聽說他去了澳大利亞。

　　審訊妙語：70年代人們基本上沒有什么法律意識，雖然判決書上照例說“特依法判決如下”，但“依”的什么“法”，不僅被判決人不知道，恐怕誰也不知道。因為文革中“公檢法”已經被砸爛，“法律”是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的產物。歷史學家唐德剛說當時是“兩部法律（《憲法》與《婚姻法》）治中國”，實際上連《憲法》也已廢止。1975年初“四次全國人民大會”才通過了新憲法。“依法判決”不能說“依”《憲法》吧。

　　有的預審員和審訊員除了說些套話外，有時也說點令人難忘懷的話。例如，一次新審訊員對我說；王學泰，我們倆人沒冤沒仇，你也沒有把我們家的孩子抱到井里去。今天我審訊你，是因為我掙這56塊錢。我覺得他很真誠。

　　有時審訊員也很困惑，從判決書來看，我當時就是個“言論問題”，而且就與一個人說的。有一次，審訊員說我不敢交代問題。我說有什么敢不敢的，不就是這些話嗎？他說，你以為這是小事，這就是反革命活動！就是進行反革命宣傳！制造反革命輿論！我問，如果與別人說話就是行動，那么言論與行動怎么區分呢？他回答：你自己與自己說，別人沒聽到，才是言論。

　　有一次我問預審員，《憲法》也有保護“言論自由”的條款啊？審訊員回答：“那是保護人民的言論自由的。你是敵人，當然不保護你的自由。”我說：“我本來也是人民。”他回答：“你看看你那些言論。你是人民？人民有你那樣說的嗎？從言論來看就證明你是敵人！”這真是“互為因果”。因為你是“敵人”，所以不給你言論自由；而“敵人”的定性又是根據“言論”。

　　化膿性腦膜炎

　　77年秋末，我還堅持洗冷水澡。一個星期四，洗完后，覺得有點冷，感冒了。我以為第二天就會好了。沒有想到第二天發燒，頭痛，腦袋像要裂開一樣，體溫飆升到攝氏40度以上。同組獄友經過請示把我背到監獄衛生所。到衛生所不久，便人事不知了。當我醒來的時候，眼前一片光明，滿眼都是純潔的白色。這時一個親切而美麗的聲音說：“他醒了”“他醒了”。在獄中兩年多了，很少聽到異性的聲音，因此護士親切的聲音特別具有穿透力和撫慰力。這時才發現我臂上的吊針和手腕上冰冷的手銬和一位中年男子。旁邊伺候我的護工（也是犯人）稱中年人為“姚隊長”。姚隊長說：“王學泰，你昏睡了三天了。當時你人事不知，給你打吊針，你就給拔了。兩三個人都按不住你，我們只好把你銬在鐵床上，現在你清醒了，可以把手銬解開了。”

　　這次患病真是死里逃生。后來得知，星期五下午我到了監獄衛生所，那里幸虧有一位跟我在一個中隊待過的醫生。他是學西醫的，但中醫也很好，會針灸。他因為基督教入獄，判五年，快到期了，所以到衛生所從事醫務工作。星期六我已經昏迷了。醫生查出是大腦的問題，提出把我送到公安醫院治療。可是適逢星期六，監獄長回家了。獄中犯人離開監獄必須有監獄長簽字準許。沒辦法，這位醫生用針灸給我控制兩天，直到星期一，監獄長回來，才送到公安醫院，僥幸活了下來。

　　護士對我說：“化膿性腦膜炎不得了啊，弄不好會記憶喪失的！”我悚然而驚。趕緊打開帶來的筆記本，默寫背過的文章和詩詞。不錯，雖然頭還稍微有些痛，三四天下來，也默寫好幾百首，看來腦子還沒有太壞，湊合能用。以后的幾十年，我還主要還是靠頭腦謀生的。我想：上帝的安排也許真是合理，當我身強力壯，能背200斤麻袋的時候，讓我修理地球、干體力勞動；當我“及壯”以后，身體差了，精神日衰，改為腦力勞動。

　　平反現場

　　1978年10月20日下午2點半，在“一監”的一間大會議室里，屋中有張乒乓球案子，周圍坐著四五十人。有許多是監獄中的監管人員，可能我是較早平反的，監獄管理人員覺得很新鮮才去旁聽。

　　案子對面坐著一位四五十歲的中年干部。開始進入程序，他問：“你叫什么？”然后是一連串的例行問題。問過以后，這位干部站起來說：“你也站起來。現在宣布‘市中法’‘（78）中刑監字第549號’‘刑事再審判決書’。”我知道事情要改變了，靜聽他的宣讀。“判決書”中除了復述1976年的判決外，又說“經再審查明：原判認定申訴人王學泰（實際上，我沒申訴，申訴的是我那位同案）‘于1972至1973年間，伙同反革命分子×××互相散布反動言論，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誣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和批林批孔運動’等具體內容，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其中雖有有損毛主席光輝形象的錯誤言論，但屬于思想認識問題，因此，定反革命罪不妥，應予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本院（76）中刑反字第46號判決書。二，申訴人王學泰無罪，予以釋放。”

　　宣讀完畢，全屋鴉雀無聲，過了一段時間，那位宣讀的干部說：王學泰，如果你沒意見就簽字罷。他看我遲遲不肯簽字，就說：“你對這個再審判決有意見嗎？”我說：“我不同意這個判決。”許多人用奇怪的眼光看著我。

　　我說：“你們這個判決書中用語有矛盾。前面你們說我的所說，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后面又說我‘有損毛主席光輝形象’。誰才損害毛主席的光輝形象呢？是‘四人幫’。你說我‘針對四人幫’，那我就是維護了主席形象；你說我損害了主席形象，就不能說我針對‘四人幫’的。”

　　當時宣傳上都這樣說，實際上它是個悖論，然而，誰也不敢說它錯。而“市中法”認為我只要抓住你過去話中的瑕疵，你就不能說那時抓你毫無道理。其實這反映了剛剛開始平反“冤假錯案”時人們的心態。一些執行的干部對這宗工作的意義和中央的意圖是不理解的。其實當時推動平反冤假錯案的領導有兩個想法是討論得不充分、宣傳得也不夠的。一是創造一個與極“左”路線完全不同的新的政治局面。一是今后不再以思想言論治罪，創造一種不同于過去的政治文明。

　　執行者對這些不理解，就表現在，他們總想抓住一些被平反者的只言片語，以證明過去的工作不是完全錯了。這是很荒唐的。例如在我的問題上，他們抓住我說過一些老帥被整是由于他們“功高震主”。“市中法”的說，你把毛主席比作皇帝，你這還不是損害“毛主席的光輝形象”？我們在這句話上辯論了幾個回合，那位“中法”審判員很不高興。我又挑出“判決書”中的另“一個錯誤”。我說“既然如你們說我的錯誤是屬于‘思想認識問題’，那為什么寫到判決書中去呢？照列寧所說只有兩種人沒有錯誤，一是沒有生出來的人，一是死去的人。8億中國人誰敢說一點錯誤沒有呢？如果照你們的做法是不是要給每個人都發一張判決書呢？”這個質問使得審判員容忍不下去了。他說：“王學泰，你想一想，你感謝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吧，否則你還得在監獄待上十年。”我判十三年，剛待了三年多。

　　聽了這些我也很不滿意：“當然，我感謝；不過你們也得感謝，否則你們將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我這句話好像捅了馬蜂窩一樣。因為那時很少有犯人敢直接頂撞審判員的，何況這次又當著這么多的聽眾。我想站在平等立場上，與他們作有來有往的討論，看來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只能引起沖突。

　　他一拍桌子：“王學泰，你不要以為放了你，你就什么問題也沒有了。你的審判記錄還在案！”一聽這話，我也生氣了：“是啊。我又沒讓你們放我，既然你們還有底案，認為我還有罪，還可以送我回去啊！我的囚服還沒換。”那天我還穿著印有“監01”黑色囚服。

　　此語一出，偌大的屋子里，悄無人聲，空氣仿佛凝住了。我也有點后悔，火氣太盛，太不給人留面子了。但一轉念，與其糊里糊涂出去，不如弄得明明白白再走。這時監獄的管教科某科長，平時與我較熟。他站起來有些打圓場似地對我說：“王學泰，不要賭氣嘛！人家法院放了你，我們也不能留你啊？這地方也不是誰想來住就可以住的。再說你們單位和家屬都來了，他們準備高高興興接你回家呢！”

　　這幾句很實際、又富于人情味的話還是打動了我。我已經入獄三年半了，年近七十的老母親為我操碎了心。她所在的單位就在“一監”東面，相去的直線距離不過數十米。每天上班都要從監獄東墻經過。別人的冷面白眼、閑言碎語，幾乎天天都都會遇到，她的難堪與悲哀，可以想見。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經寫道：那時出了問題，朋友遠去，老婆離婚，兒女劃清界限，惟有老母，兒子還是她的兒子，不僅心里想著，接見日還要來看，哪怕經歷千山萬水。于是，那種不茍且離開監獄的想法動搖了，我有些猶豫。管教科長把那份判決書拿了過來，要我簽字。我又看了一遍，說：“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說法，怎么能簽字呢？”本來緩和下來的氣氛又有些緊張。“市中法”的來人也很為難地說：“你不簽字，我們回去如何交賬呢？”

　　雙方就有些僵持了。我不說話，“中法”的人也不說話。時間過得很快，大約有四點多鐘了，本來只是走走形式，發了“再審判決書”就完事的，不想拖了這么長時間。仲秋的北京，下午四點，太陽就平西了，斜陽穿過老槐樹的枝葉，照進這間屋子。

　　“市中法”的來人顯然有些著急。管教科長再一次走到我身邊說：“王學泰，你要考慮，‘中法’的同志還要解決其他人的問題呢！”我突然想起，我那位“同案”還有待于解決呢。這時科長說：“我看這樣吧。你簽個字，表示你收到這份判決怎么樣？”我覺得這是兩全之計，答應了。這時那份“再審判決書”又推到我面前。我在指定的位置上簽上了名，并寫道“收到判決書一份。”后又補充一句“但不同意”。法院審判員看了看，又互相看了一下，表示可以了。

　　簽了字，平反一事告終。來人各自散去，出門的手續早已辦好。這時有兩人過來與我握手，表示祝賀。他們是房山文教局的，也就是我所在單位的。并說你可以先回家休息一些日子，單位通知你再上班。管教科的把我們送出大門，門外我的妹妹、弟弟還有一些朋友在等著我。大門外，停著文教局的212吉普。正是這輛車把我送進監獄的。今天它又接我出獄了。

　　北京市高等法院接待站

　　出獄了，家中是一片歡騰。母親對于無罪判決是極滿意的。只要“無罪”就可以了。至于“錯誤”不“錯誤”不是快七十的母親所關心的。

　　對我來說。弄清以前的問題是必要的，因為這不僅是事關是非曲直，而且還影響單位的工作。那時權威機關的一紙公文對一個人的影響是決定性。于是，我在三天之內就寫好了“上訴書”，到了北京高等法院接待站。

　　那時，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在北京還是方興未艾，但北京市“高法”接待工作還是很積極的。他們派出許多老干部、領導干部作接待人員。我到接待站一看，白發者很多。

　　接待我的是位年過六旬的女同志。她慈眉善目，說話口吻特別和藹。她很注意傾聽我的申述。當我向她陳述我對“有損毛主席的光輝形象”這個判斷的意見時，她靜靜地聽著，沒有打斷我的話，更沒有反駁。大約近半個小時，我才說完。她聽完，沉默不語，我關注著她的表情的變化，琢磨著她會如何駁斥我、或如何敷衍我。她思考一陣然后很誠懇地說：“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見。大家都從那個時代過來，誰敢說自己沒說過錯話呢！”她這句話完全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弄得我倒無話可答。此前和此后我多次與具有人事管轄權的單位和領導打過交道。“高法”這位同志是我遇到的惟一的一位不袒護本單位錯誤的領導同志。她的真誠和毫無官派作風的做法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直到今日，我想到這件事都不由得激動。我覺得她的這種態度是有代表性的，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初，物質還很困難，但那時的人們都有一股心氣，人和人之間多的是關愛，少的是互相妨礙。

　　1979年年初，我收到“市中法”一個“再審判決書”。從表面上看，它與第一份沒有什么區別。細看一下，那句“其中雖有有損毛主席光輝形象的錯誤言論，但是屬于思想認識問題”這段話，強調了當時的言論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下署1978年10月19日。有了這個結論，我經過考試，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調動的最后一關是政審。那時所里有七位正副所長和黨委書記。七位都同意我調進，可是人事處的一位領導說，他的歷史太復雜，怎么能進社會科學院呢？一位所領導說，他有什么復雜呢？連三青團都沒入過，解放時才六七歲，還不是你把他搞復雜了。后來那位人事處領導也贊成了。

　　所領導的這句話給我留的印象很深。這幾十年，把多少本來是十分簡單單純的人改造成為政治運動的老運動員。做了許多欲益反損的無用功。

　　1980年5 月我調入文學所。一兩個月后，一天，人事處一位年長的同志笑著給我一封“市中法”的來信。打開一看，又是一張“再審判決書”。這次有較大的變化，有兩點：一，把“主要是針對‘四人幫’的”改為“都是針對‘四人幫’的”；二，是把原“定反革命罪不妥”，改為“原判以反革命定罪判刑是錯誤的”。但下面仍署1978年10月19日。

　　我在文學所工作20多年，一直到退休，不敢說有大作為，但多少還是做了些有益于社會文化的事。

　　還有一個改正

　　“反動學生”的改正是平反的尾聲。1979年初，到高教部去問1964年清理思想運動中的問題。那時高教部在今西單商業部那里。學生司在三樓，我上樓時與一位老先生打個照面，他抱著一大摞文件，灑了一地。我幫他收拾文件，他向我道謝。我就便問學生司是哪間屋子？他回答說，我就是學生司的，跟我走吧。我問他1963年到1965年學生清理思想事。他說這事他知道，整所謂“反動學生”，不僅北京有，全國許多省市都有。安徽省有位歸國華僑女同學被整成“反動學生”，下放到農村管制勞動，還死在農村了。我們正在給中央寫報告，要求中央給政策解決這類問題。大約受害者有1000多人。后來聽說這位老先生曾是蔣南翔部長的秘書，后是學生司的負責人。許多在南口勞改過的反動學生都來到過北京，包括頭些日子打官司的曹天予，也都找過這位老先生。一次，找到60年代北京市高教局局長魏明先生，他還用自己的車子拉著我們在北京跑（我們在南口時，他多次到南口訓話）。不久中央有了批示，說比照1978年所發的處理右派問題處理。也就是予以改正，這可以說是我的平反的繼續。

　　北京師范學院動得真是很快（有的高校遲至1983年還沒有解決完）1979年3月10日給我寄來一份“改正決定”。其全文如下：

　　王學泰同志是我院64屆畢業生，在64年清理思想運動中被定為反動學生。經復查，屬于錯案，由黨總支討論通過，黨委批準，予以改正。

　　中共北京師范學院委員會（印）

　　1979．3.10.

　　折騰了15年，在人生路途上跑了多余的一圈，此時總算告一段落，一切再從頭開始。可惜的是不僅是我，有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我們國家和民族都跑了許多冤枉路。

王學泰 2013-08-20 10:4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