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準日記基督教喬治·卡特林著

簡體傳統

基督教
喬治·卡特林著
顧準譯
基督教本身——無論是統一教會還是（在分裂的年頭）它的拉丁天主教或希臘正教的變種——把靈魂供給這個龐大的羅馬帝國。它是羅馬帝國的嚴格意義上的彼岸的靈界的對應部分。該撒們的羅馬帝國，是提供法律面前然而又是該撒治下的平等的一個機構，是提供集體得以免于蠻族侵犯的自由，然而又是服從法律，服從“現在的權勢”（powers that be）和該撤的天才的那種自由的機構。frajan對于希臘文明生活血肉相關的那些自愿結合的小社團猜忌得如此厲害，甚至對救火會也疑慮重重；早期基督徒只得把他們的教會登記為殯葬團體。博愛，是交給基督教來提供的——一種非以種族也非以地域為基礎的博愛〔兄弟情誼〕（雖然猶太主義同時包括兩者，又在Armenia有一種覺察得出來的、教會的首腦職務有落到自命為基督的弟兄們后裔的那些人身上的趨勢），而是以理想原則即“道”（the Word）為基礎的博愛。這種對博愛的看重，在已經被承認的哲學教導中是不明顯的——如果不是新東西的話——但是和早期的宗教諸如mithoaism和 orphie秘儀相比，它倒并不是空前的。
羅馬帝國因為它打算要維持人們對于它那官方的、干巴巴的、無情的、不親切的帝國宗教的企圖落了空，在Coustan tine（279—337）皇帝治下，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和基督教妥協了。皇帝在討價還價中努力要做到不受到嚴重的損失。皇帝不再是神了，但是，雖然他甚至死前才受洗，他卻成了“外觀上的主教”（bishop in externals）——而這個東方西方還未分裂的普遍教會，變成效忠于帝國的人。羅馬帝國汲出了——或者，人們想象它汲出了——為了使它的龐大的血肉軀體不致腐化所必不可缺的情感的精英。皇帝馬上取得了“使徒的同濟”的正式地位。在別處，統治者要變成“最正統”、“最基督”、“最宗教”的。圣職人員fertullian能夠說“帝國和我們有什么相干”的日子已經過去了。thalcedon宗教會議（A．D．451）用“你是教士又是皇帝，是戰爭中的征服者又是宗教信仰的博士”來向皇帝致意。我們回到了該撒，法老和mikados的古老信條——王即是神，或至少是王權神授的理論——上去了，只是蒙上了一層體面的面紗而已。教皇制度的功勞之一是，它破壞了這種僭竊，從而結束了這種暴君統治。在Constinian時代，一個杰出的圣職人員能夠清清楚楚地說出這樣的學說：“上帝什么也不需要，皇帝只需上帝”。于是，異端不僅是針對教會的反叛行為，也是針對皇帝的叛逆行為。事實上，它們常常是當地的不滿情緒的外衣；或者，以埃及為例，是民族分離主義的外衣。帝國的精神是這樣的一種精神，它在宗教的一致性中堅決主張其政治的重要性。皇帝在“閃耀至尊的圣像”的時候，作為至高無上的人物，承担了上帝的某些屬性。更為危險的是，上帝承担了羅馬皇帝的諸屬性，他專制地、絕對地、獨自地把煉獄的火焰施加在罪孽之上，猶如羅馬法把塵世的火焰施加在弒親上一樣。
天主教會和羅馬帝國一樣是遍在的，獨特的，在它之外沒有安全 Voltaire對于還存在于他的時代的羅馬帝國，可以說它既不神圣又非羅馬。Golthe可以宣稱：“這個親愛的古老的羅馬帝國啊，它是怎么結合在一起的啊”。然而它還是繼續下去了，讓它自己消失在Napolean的崛起和傾覆的種種糾紛之中。但是，先知但以理的書里明明寫著，第五帝國將要存在到最后的審判，存在到世界的末日。甚至當不可記憶的時代就已存在的天主教會，被剝奪掉它的塵世的俗界的姊妹以后，Seu Peveadem——“還和從來一樣”——就像某個古代的女人當她的年青的同居者逝世以后，直到如今還沒有能夠承認人死了一樣。在天主教會彌撒書內，在耶穌受難日篇中，迄今還可找到這樣的祈禱文：
讓我們也為我們最基督的皇帝禱告，為了我們的永久和平起見，愿我主上帝使一切蠻族都臣服于他。全能的和永生的上帝，一切政府的權力和權利都在他手里；他贊許地注視著羅馬帝國；凡是相信它們自己的兇猛的民族總是要被您的全能的手壓倒的。
但是天主教會終究是大大超過帝國的隨軍牧師。它是羅馬的公民們通過基督共同體內的洗禮而建立起來的組織。它的世界性并不略遜于帝國，它的疆界不限于帝國四境之內。如果人們要問，在基督教帝國內異教徒能否享受完全公民權，歷史學家Qrosius，能夠宣稱皈依了基督的哥特人，雖然處在帝國疆域之外，還是同志和兄弟。理論上帝國和教會兩者都是獨特的，遍在的——然而，它們之伸展到黑暗的蠻荒空間，疆界也許是不一樣的。
尤有甚者，教會和先前的哲學家們一樣，提出并且回答“生命的道路是什么”這樣的問題。發育完全的教會的福音書來自閃族猶太人，但是它的組織得自羅馬，它的主教是戴上了主教冠的帝國太守——而它的哲學則來自希臘的斯多噶派供給了米蘭的St·Amlrose加以表述的系統化的道德理論。柏拉圖供給了公社的理論。新柏拉圖派為神學提供了系統化的諸觀念。教會一路向前走，借各個時代的寶藏豐富了自己，甚至使人回憶埃及諸神的稱號，詞句和節慶也沒有遺忘掉。簡言之：生命的道路，是借合理的信仰獲得拯救。不過古代教會忠實于古典時代的情緒，其忠實超過了現在人們容易承認的程度。它的思想即柏拉圖主義，本質上是社會的，拯救連同它的一切圣禮，是在公社中，通過公社而獲得的，還要伴以社會工作。兄弟情誼的愛，并不僅僅是善良的意愿，并不僅僅是徒讬空言的榮寵和恩惠。
教會為正統主義戰斗，它是不容忍的，這分明因為社會聯系事關重要，所以，凡是異端，就是反對這種共同信仰的社會聯系的叛逆行為，是反對人們在其中、以及其它為自己準備和圣徒最后融為一體，或性靈上交往的共同體的一種背信棄義的行為。象昔尼克派、斯多噶派，甚至像伊壁鳩魯派，它蔑視（賢明遜于Aristotle）人間世的環境、善業和對人的尊敬。它不從事于反對戰爭、奴役，也不從事于反私人財富。
它的原始的精神是和平主義的和共產主義的。Ananias和Sapphira，因為只把他們財產的一部分給公眾而受到Pater的詛咒，亦即在精神上受到電刑。圣地的教會，在其初期一切東西都是共有的，就和主的門徒們一樣。“偉大的教會”（主的屋子，亦即 Kuriou oikos；或 Ecclesia。即“召喚出來的”或“蒙選的”）緩慢地把它這些事情上的信念弄明確了。凡是推選出來的、完全宗教的，亦即凡是神命的，決不能持戈作戰的。St·Basic的一個僧侶參加了軍隊，當他能夠回到他的修道會去以前，必定要經過長期的懺悔。教士（cleriotai——“推選出去來的人”）必不可打仗。又如我們已經看到，某個Orosius可以堅決主張甚至羅馬的敵人，當他們也是基督徒的時候，他們也是兄弟。
保持了一種有限度的共產主義……簡言之，教會對付這些爭論，是借助于由神命特別挑選出來的那些人要過理想性質的宗教生活——偶然也要對其他人以精神上的指導者的身份行事——他們是實踐和平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常備兵”，而這些人又有別于人類中的“有罪的蕓蕓眾生”，他們只能指望遵守最低的道德法則，他們可以為他們之間的爭吵打架并且打出結果來，他們可以去尋找金子。這種區別是令人震驚地柏拉圖式的。
希臘人，尤其是逍遙學派的希臘人，充分意識到人是動的，還常常是不快活的動物。文明是這樣一種實體，大多數人在其間必須當作做具，為的是使光榮的文明的社會結構可以上升到它的頂峰。群眾是一堆無足輕重的亂七八糟的東西，也無關緊要。無產階級的教會不能夠采取這樣的態度。而這是它的革新。一切人全都是“一個軀體上的諸器官”，信徒中最卑微的人，服務于他永恒的造物主的更偉大的榮光——而不是奢華的儀仗的榮光——并不略遜于信徒中最尊嚴的人。拯救是無須代價地奉獻給所有的人的，雖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認為應該對此作出回答。但是，教會對于動物本性是用原罪來替代了的——而且從來不會忘掉要記住它在人類事務中所起的作用。教會具有柏拉圖那種程度的（附有某種保留）社會傾向。又，教會也和柏拉圖同等程度地貴族主義——不過既不靠家世，也不靠獲得成功的能力，而是靠才能和服務的決心。所以，教皇把自己稱為：``Servus Aerorrum Domini''——上帝諸仆人的仆人——不過他只是仆人們的仆人。
生命的道路是同情而不是冷漠。教會的突出的貢獻，不管它的一切社會主義，是它的平等化的個人主義。這一點是重要的。對Aristotle來說，社會主義是非平等的：群眾是社會的活工具，而且倫理上勢必要這樣，因為社會地說，這是勢所必然的。如果我們喜歡這么說……的話，Aristotle是一個法西斯主義者。社會（不是國家）是利維坦式的。個人作為個人而言（尤其在Aristotle早期的追隨柏拉圖的時期）無權主張什么，惟有以其此時此地對社會的善業作出貢獻的直接力量為準，才有這樣的權利。城邦的對象誠然是公民的生活；然而這是城邦范圍內的他們的最好的（“最好的”取決于獨立的價值標準，不是變幻無常的，也不取決于投票）。教會的劃時代的（如果不算是新穎的）貢獻是斷言——比Socrates所持理由廣闊得不可比擬——靈魂不滅，也就是斷定個人的不可計量的價值。斷定這一點，無論它怎樣膚淺怎樣怪誕，總是反對多神主義和融合主義理論的——“把各人的衣衫重新聯結在一起，人們就該融合到普遍靈魂中去了”（``fusing all the skirts again，Should fall remerging in the general soul''）他是不死的，只因為他是在共同體之中的，然而，無論如何，他還是作為一個個人而不死的。他是這個兄弟會中的一個個別的有生命的成員，不是社會的一個輪牙。就他自身的權利來說他有權和別人一起受苦受難，有權和別人一起受治療，有權同情別人（In his own right be was ertitled to cosaffring sywpatly sympathy）。作為一個有靈魂的人，他在這個方面擁有天賦的和道義上的權利，也因為這個原因，縱然教會全部機構是柏拉圖式的教階制，它還是根深蒂固地平等主義的，就好像在尊重人的尊嚴——有別于城邦的或民族的光榮的人的尊嚴，亦即作為人的所有一切人的尊嚴——的邏輯中一樣。
再說，柏拉圖反反復復地說到，似乎他假設正義是社會的（所以，他把它弄成是靜止的）、卑微的人，除了留意他的實在的卑微的行道的業務而外，是沒有什么權利可言的；然而基督教觀念卻與此相反，把它的精髓放在拯救教義上。他在每個人身上尋找他潛在的本質。它堅決主張，真正的神的正義是個人的，無論在塵世里或天國中，無論是現在或最終，正義總是個別地落實到每個人身上的，與此相似，榮耀總按照他決意去做的程度歸屬于他，縱然他的決意在環境中被壓倒了。它在靈魂不死中找出來了一種神話——當然不是那么非柏拉圖式的——在它襯托之下，教會能夠提出上帝面前所有的人無分貴賤都有權要求正義的中心教義；這種權利，使得“動”的靈魂具有不可計量的價值，使得它甚至有權要求統治者和國家的尊敬。教會的共產主義像Plato一樣是專業人員，而不是像利維坦那種形狀的官僚主義的，如像在Weff夫婦那里一樣。不過，它的平等的教義是其中心，這是個人主義的，革命的，動的。
教會是平等主義的，因為它是一個兄弟會，但是，就是在兄弟會里，各個人的天賦也是各不相同的。它之所以是平等主義的，有更為深刻的理由，因為它把價值觀察的中心從隨帶有公民的功效的此岸世界轉到來世，轉到上帝跟前去了。在上帝眼中，一切人都是兒子，都是不死的，都是個人，都具有和最高救贖行為完全相稱的價值。他們通過獻祭成了上帝的兒子。于是，這種平等主義就是徹頭徹尾彼岸世界的，和隨時可以碰到的，慣常的等級區分毫無關聯的——甚至不是由天性的平等，而是由于理想中的天惠或靈魂中的潛在力量的平等（亦即超自然的，先驗的）。柏拉圖的“自然的”（合理的）生命之道，變成了基督教的超自然的（非物質的）生命之道。這一教義是和擯斥此岸世界為無關重要相聯系的。它是苦行的。它懊悔地并且敵意地和此岸世界，和肉體結合在一起。但是紀律的意義它是懂得的。
教會在反對Aristotle的文明的論證，在衛護它的平等的無產階級的公社中，立誓要為反現在、肉體和魔鬼——亦即公共的事業生涯，肉體的要求和智力上的自豪——而戰。簡言之，它比昔尼克派更為昔尼克主義，它從根底上譴責希臘人對文明的觀念；在靈魂上嚴陣以待地反對這個文明和它的業績。教會通過全面否認他的常識性的假設，單槍匹馬地迎戰Aristotle，Tertulliain說，“我信，因為它荒謬”（Credo guia alsurdum）。不顧理性主義者和死滅了的文明的一切主張，教會懂得她擁有靈界的權能來創造歷史。在這里，起作用的是信仰。教會不是為那個驕傲的人而是為那個質樸的人要求人們對他的尊重，而這是超乎Aristotle在他的學問中所知道的一切超乎一個organon ewpsuchon——“活的工具”之上的。
教會在其最初的幾個世紀中，還具有一個被迫害的團體的精神狀態，而且到此為止它還是信奉千年至福說的——這就是說，相信“在千年”周期“之末”，第二次降福就要來到——。所以她對此岸世界的某種政治和社會理論并不加以嚴重的注意。神學家們的嚴肅的思想，只是緩慢地趕上了群眾中咬文嚼字的彌撒亞復活論。Cemems Alexand Viuns領導的 Alexandvie學派，緩慢地構筑起來它的精致的新柏拉圖神學，以與更務實際的Arrtiock學派相對峙。不過，直到Constantine皇帝皈依為止，教會還沒有著手推敲關于她和帝國關系的理論。她逐步開始使自己適應還要無定期地留在塵世，具有俗世的責任，所以具有作為最高的超自然的公社來履行俗世統治的義務的觀念……
選譯自喬治·卡特林《政治哲學家史話》193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