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第二章英雄輩出的時代波滾浪涌的北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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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英雄輩出的時代

◎波滾浪涌的北大校園

李濟從清華大學轉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職，離不開時勢造英雄的際遇，但更多的是他自身的學識與人格光輝所鑄就的必然結果。以李氏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身份、地位和聲望，倘若一生沒有入主中研院史語所，并位居前幾把最為顯赫的交椅，不僅是不可思議的，同時亦是中國乃至世界考古人類學這門科學的損失。
1928年10月底，李濟以清華研究院導師的身份赴美講學歸國，路經香港，就在停留的短暫空隙，與一位在中國未來政壇與學界掀起滔天巨浪的重量級人物——傅斯年相遇了。
關于二人初識的經過，李濟后來有一個簡單的敘述：“因為我向來不曾到過廣東，所以順便到廣州去看看。又因為我不懂廣東話，而那時剛成立的中山大學，有許多從北方來的教授在那兒教書，我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在那兒，我只是去碰碰看。誰知一去，在門口碰到清華的老教授莊澤宣先生，我們彼此很熟。他一見我就說，你什么時候來的？正有人在這兒找你呢！快去快去！我帶你見他去！我不免吃了一驚，問他什么人要找我呢？他說：這個人你也知道的，就是傅孟真先生。”李濟大吃一驚，他雖沒見過其人，但在美國的時候經常聽羅家倫談到其人在五四運動中的所作所為，心中不免生出一種敬佩之情，于是便隨莊去見傅。李濟說：“他跟我談的事就是在中央研究院辦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件事。談了不久，他就要我担任田野考古工作。”[1]正是這次會談，決定了李濟未來50年的考古學術歷程。
李濟偶然結識的這位傅孟真，名斯年，字孟真，山東聊城人，1896年出生于一個儒學世家兼破落貴族家庭，其七世祖傅以漸乃大清開國后順治朝第一位狀元，后晉升為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掌宰相職，權傾一時，威震朝野。傅以漸之后，傅門一族家業興旺，歷代顯赫，故聊城傅宅“狀元及第”的金匾高懸于門額，在當地有“相府”之稱。據說傅以漸的這位后世子孫——傅斯年，自幼聰穎好學，熟讀儒學經典，號稱“黃河流域第一才子”、繼孔圣人之后二千年來又一位“傅圣人”。這位現代“圣人”經歷了十余年家塾與官學訓練，于1913年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一類甲班就讀，憑借其深厚的國學根基與聰穎頭腦，連連奪魁，四年考試三次列全班第一，一次屈居第二。1916年秋，轉入國學門繼續深造，大有羽翼豐滿，一飛沖天之勢。而這個時候的傅斯年自我感覺良好，一般的同學甚至教授很難被他放在眼里，氣焰之盛為同學側目。據傅的同班同學伍淑回憶說：“民國五年下半年，（我）在北大上課的第一天，大約在一個上午，上什么歷史，一位有長胡子的教員來了，分到三張講義，仿佛都是四個字一句的。
上課半小時，黑板上寫滿了講義校勘記，感覺到乏味，于是開始注意班上的同學；發現第二排當中一位大胖子有點特別，因為教員的眼睛，老是注意他的身上。下了課，這位胖子同一位像阿拉伯馬一樣的同學在課堂的角落談起天來了，圍起一班同學來聽，議論風生，夾雜些笑聲，我就很欣賞他的風度，到他臺子上一看，放了幾本檢論，上面有了紅色的批點，卻沒有仔細去看它。下了課，回到宿舍，才打聽到他就是山東傅斯年。有幾個老同學就說：‘他是孔子以后第一人’，這是我對孟真的第一個印象。”
正是這個場面與印象，傅斯年在伍淑的心目中高大起來，且有點高不可及。伍淑繼續回憶道：“以后我就常常走近他的身邊，想同他打招呼，他總是若理不理。一天，我是忍不住了，很唐突地同他談起天來，說不到幾句，他回過頭去，背起書來了，我也只好很不高興地走開。”[2]
傅氏這種耿直、張揚的性格、為人與處事態度，以及盛氣凌人的做派，可謂一直到死，都沒有改變。也正因如此，才成就了一個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的“最稀有的天才”和“最有組織才干的天生領袖人物”[3]的偉大學人。
傅在北大學習的后期，因有了陳獨秀、胡適之等幾位新式教授像孫悟空一樣翻著筋斗來回折騰，使原來就不平靜的北大校園風生水起。隨著李大釗、魯迅、周作人等驍將加入到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行列，有別于傳統文化思想的另類文化主張，更是領一時風騷，“歐風美雨”外加從伏爾加河畔刮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這座古老的校園中吸收融合，在文化、教育界產生了極大震動，一場被傳統派視為另類文化運動的號角就此吹響。具有革命性的新文化運動，伴隨著“德先生”與“賽先生”（democracy和science，即民主與科學）的理想與主義，于“鐵屋子的吶喊”中向四面八方呈波浪式輻射。
大潮涌動中，傅斯年與同學好友羅家倫、汪敬熙、楊振聲等20余位學生，以陳獨秀、胡適等人主編的《新青年》為樣板，搞起了一個叫做《新潮》的刊物，聘請胡適担任該雜志顧問，學著《新青年》的樣子與吳宓等人搞的《學衡》派大唱反調，猛力鼓吹與傳統學術觀念、文化思想不同的另類思想與文學。[4]這一做法得到許多同樣具有另類思想的年輕人與激進分子歡呼與追捧的同時，也遭到了以吳宓、梅光迪等“學衡派”、特別是北京大學校園內“拖辮子復辟的辜鴻銘，籌安六君子的劉師培”、“兩足書柜陳漢章”（羅家倫語），以及章太炎的頭號大弟子黃侃等名流大腕的強烈反對與拼死抵制，雙方皆以手中的筆作投槍、匕首，你來我往地對刺起來，并有不把對方刺倒打垮決不收兵之勢。
當此之時，而無論是被呼曰國粹派的黃侃、辜鴻銘等老夫子，或被稱之為大搞“歪理斜說”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之輩，還是剛剛嶄露頭角、大受時髦青年歡迎追捧的傅斯年、羅家倫等在一旁敲邊鼓的文化新銳，甚至包括張國燾、段錫朋、許德珩、汪敬熙等等各色人物，心中極為清楚真正讓他們在北大校園內興風作浪、交鋒對壘的后臺老板，乃是北大校長蔡元培。也只有蔡氏秉持“兼容并包”的辦學方針，才使一座制造官僚政客的京師大學堂從一具僵尸中蛹化而出，成為“改進的運動的先鋒”和“有著希望的前途”[5]的新北大。
出生于浙江紹興府的蔡元培，作為光緒皇帝御筆欽點的翰林，曾經在日本和上海等地與他的同鄉，也就是那位整天高呼要造反殺人的女界名流——秋瑾秘密聯系，躲在一個陰暗的角落里，埋頭為革命黨人制造炸彈，準備搞一場震憾世界的恐怖活動——刺殺大清國皇親國戚與王公名臣，以達改朝換代的目的。[6]就中國的恐怖分子或曰刺客而言，自戰國末年的荊軻之后似乎沒有再形成什么像樣的氣候，是謂“荊軻之后無荊軻也”。直至清末民初，這一職業才又僵尸復活，于大風起兮云飛揚的動蕩社會中再度勃興。當此之時，整個世界都似乎沉浸在打悶棍、刺殺與劫掠的風浪之中，無政府主義暗殺更是風靡全球。熱血青年趨之若鶩，大街小巷不時傳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頸成一塊，不負少年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頭須向國門懸”的嘯叫，更有“人頭做酒杯，飲盡仇讎血”、“斷頭臺上凄涼夜，多少同儕喚我來”等等狂吼。流風所及，中國留學生和革命黨人如徐錫麟、秋瑾、汪兆銘、蔡元培、任鴻雋、周豫才（魯迅）等等，紛紛投入到這股大潮之中。當時被魯迅譽為“中國的脊梁”的刺客們的做法，到了21世紀初葉，由于著名的阿富汗男子拉登等一干人馬再度亮相、馳騁于國際舞臺，始被更名為“恐怖分子”。由“脊梁”到“恐怖分子”的名稱更迭，這一過程后來被學者稱為“和國際接軌。”[7]
蔡元培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人形象，身材矮小，行動利落穩當，“讀書時，伸出纖細的手指迅速地翻著書頁，似乎是一目十行的讀，而并有過目不忘之稱。他對自然和藝術的愛好使他的心境平靜，思想崇高，趣味雅潔，態度懇切而平和，生活樸素而謙抑。他虛懷若谷，對于任何意見、批評，或建議都欣然接納。”[8]樸素謙仰的蔡元培，骨子里又有北方梁山好漢造反舉事的志氣與血性，“他在紹興中西學堂當校長時，有一天晚上參加一個宴會，酒過三巡之后，他推杯而起，高聲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維新運動的不徹底，因為他們主張保存滿清皇室來領導維新。說到激烈時，他高舉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這樣。除非你推翻滿清，否則任何改革都不可能！”[9]這是蔡元培給青年學人、后來一度出任北大校長的蔣夢麟留下的印象。
就蔡元培本人而言，把硫磺和硝酸包裹在鐵片和石塊里制造出的炸彈，可以將一個王朝殘破的軀體炸出幾個血洞，讓其在流血中慢慢死去。而改造一所墮落的國立大學堂，同樣可以制造出爆炸力驚人的文化炸彈，把整個中國腐朽沒落的思想和體制炸個天翻地覆。為此，1916年正在法國考察避居的蔡元培，受教育部電召回國，于12月22日的“大風雪中”，邁著滄桑的步伐，伴著“風雨如晦，雞鳴不已”[10]的呼號，跨進剛剛經歷過一回帝制復辟的古城北京，接受時任北洋政府大總統黎元洪簽發的任命狀，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之職。
1917年1月4日，時年49歲的蔡元培于北京古城晦霧繚繞的“三海”岸邊匆匆繞過，輕健沉穩的身影邁進高傲中透著古怪的北京大學門檻，在寬敞漆亮的校長交椅上坐定。自此，這位前清翰林的后半生，便與國家、民族政治文化命運緊緊地維系在了一起。
蔡元培這一與往昔大不同的舉動，為當時中國僵硬得如干尸狀的教育體制開辟了一個化腐朽為神奇的通道。面對蔡氏的雄心銳氣，當朝腐朽官員和御用策士們深感震驚，以少有的清醒及政治洞見作了如下預言：蔡元培之入主北大，北洋政府“無異豬八戒肚中吞了一個孫悟空”，是自取痛苦和死亡的不詳征兆。無乃情勢所迫，潮流浩蕩，不管是當朝的“豬八戒”，或山中魔獸還是朱仙群黨，皆顧不得許多，只有聽憑這個制造炸彈并心懷異志的“齊天大圣”鉆進自己肚中，揮舞金箍棒翻著跟頭上下折騰了。
當胸有成竹的蔡元培從那把穩坐的校長椅子上起身時，北京大學儲存日久且透著腐氣的一潭死水，已被投下了堅硬如鐵的“知識革命之石”。死水翻起微瀾，浩蕩的波浪即將騰起。在北大那長滿苔鮮的校園和潛伏著蓬勃生機的寬闊講臺上，懷揣新思想與現代科學知識的校長與他的同事及學生們一道，共同負載起抗爭與奮斗，夢想與追求的新使命。在周圍尚處于蒙昧與混沌狀態的歷史時刻，蔡元培審時度勢，提出了“囊括大典，網羅眾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十六字箴言。這個光芒萬丈的治學方針，如大海潮聲，振聾發饋，故都上空，猶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11]自此，故宮腳下那個日漸沉淪腐敗的原京師大學堂，漸成一塊民族文化的“精神的圣地”，一代又一代人類的夢想，都羈系在這片風雨迷朦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北大不再是成批生產封建體制內候補官僚的冰冷機器，而是成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發著人性光輝和科學理念的人才成長的搖籃。這個搖籃在散發出科學與民主精神光輝的同時，也“為文化的積累留下了一個永久的崖層”。[12]
就在這個崖層之上，以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新派學界領袖人物統率的革命闖將，在與強勁的老派對手黃侃、辜鴻銘等名流交鋒過程中，各種文化思潮如烏云滾動中爆裂的雷電，相互碰撞，激蕩，交融，在古老的京都與中華大地迸發出一串串耀眼的火花。火花閃耀中，蔡元培親手制造的文化炸彈，一不小心被點燃了引線，北京街頭熱切的呼喚伴著聲聲怒吼，終于爆響了20世紀黑暗中國的第一聲驚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