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

簡體傳統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論作為思想家的陳寅恪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陳寅恪先生是舉世公認的二十世紀中國偉大的史學家，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他還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即使某些極其欽佩陳先生的學者在稱揚他在學術上的成就的同時，還要特別指出陳先生“并不是一個思想家”。
　　然而在臨近世紀末的時候，我們卻要看到陳先生乃是中國本世紀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的光芒將照耀中國人進入二十一世紀，也許直到永遠。
　　陳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國維紀念碑銘中首先提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今天已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追求的學術精神與價值取向，而且一定會成為現代化以后的全中國人民的人生理想。
　　可以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非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甚至其語言都不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原有的（中國古文中的“獨立”與“自由”與現代語言中的“獨立”與“自由”意義迥不相侔）。首先引進“自由”這個詞兒的是嚴復。他在日本學習西方變法維新而變成強國以后，在甲午（1894年）海戰中打敗中國海軍、朝野震動之際，于1895年提出，西方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原因就在于國民之“自由不自由異耳”。二十年之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自由”在全國知識界得到廣泛的討論，也得到廣泛的擁護，然而以干脆的語言標舉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個原則的，則不能不首推陳寅恪先生。
　　王國維紀念碑銘一共不過二百五十三個字，而“獨立”之詞凡三見，“自由”之詞凡四見，其中甚至套用美國獨立時的英雄帕特立克·亨利的話說“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結句則為：“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歷來有一種說法，認為陳寅恪是一個“文化遺民”，胡適即主此說。其實光就王國維紀念碑銘看，陳寅恪竭力引進自由、獨立的精神，而且竭力要使之接上中國文化的傳統，就可以否定此說。何況，陳寅恪到晚年著書表彰陳端生、柳如是，主要的就是表彰她們的自由獨立精神。更何況，陳端生與柳如是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處于底層的婦女，而且一為罪婦，一為妓女，更是底層之底層。而號稱“世家子弟”（李提摩太語）的陳寅恪晚年卻還要專門“著書唯剩頌紅妝”，十分同情陳端生反抗“當日奉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綱”，贊美“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獨立之思想”；對柳如是，則甚至夸獎其“放誕多情”，稱之為“罕見之獨立女子”。這豈是一個文化遺民，或者用現代的話來說，一個中國舊文化保守主義者所能說得出來的？
　　請看近代最著名的儒學名臣曾國藩給他兒子的家訓：“羅婿性情可慮，然此亦無可如何之事。爾當諄囑三妹，柔順恭謹，不可有片語違忤三綱之道。君為巨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地維之所賴以立，天柱之所賴以尊。故傳曰：‘君，天也；父，天也；夫，天也。’儀禮記曰：‘君，至尊也；父，至尊也；夫，至尊也。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雖不賢，妻不可以不順’……爾當諄勸諸妹以能耐勞忍氣為要。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四字上做功夫。”曾國藩的做人標準與陳寅恪的做人標準相對比，反差真如黑夜和白天一樣。
　　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從清末以來就是一個說不清楚的問題。近二十年來更是聚訟紛紜。實際上就是上面說的曾國藩那一段話。早在1927年的《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陳寅恪就高度概括地說：“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Idea者。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試問：自從中國人與外域接觸并且開始對自己的傳統文化有所反思以來，有哪一個人對之有如此概括，如此明確的結論。在陳寅恪發表這一言論之前的十年左右，五四先賢即已向傳統文化展開全面進攻，反對所謂“名教綱常，君道臣節”。當時陳寅恪還在外國留學，因此算不得是“五四人物”，但是他后來發表的意見卻更加言簡意賅。文字雖然不多，卻更加完備，更加飽滿。在今人會用“精神”或“精義”的地方，他直接稱之為“定義”。這是何等樣的識力！
　　在這里，陳寅恪實際上已經近乎點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定義是叫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的專制主義了。
　　對于這種中國傳統文化的前途，陳寅恪也是看得十分清楚。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他說：“夫綱紀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為具體表現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現者，實為有形之社會制度，而經濟制度尤其重要者。故所依托者不變易，則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國古來亦曾有悖三綱違六紀，無父無君之說，為釋迦外來之教者矣，然佛教流傳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歷世遺留綱紀之說曾不因之以動搖者，其說所依托之社會經濟制度未曾根本變遷，故猶能藉之以為寄命之地也。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今日，社會經濟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劇疾之變遷；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撞擊而已銷沉淪喪于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歸于不可救療之局。”應當說，陳寅恪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綱紀之說在感情上是有某種依戀的，而且對它的必將歸于滅絕也是感到惋惜的；但是對事勢之所必至，他又是洞若觀火的。
　　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已經有大量的傳統文化現象衰敗失落，甚至完全銷沉歇絕。其中有許多是陳寅恪所極愛而深惜的，這也就是他所以被目為“文化遺民”的原因。尤其是國人一般認為外患日亟、國運日蹙的同治光緒年間，陳寅恪還詠嘆之為“猶是開元全盛日”，最不易為人理解。其實，以義寧陳氏之清門雅望，他從小所接觸的那些人物的雍容揖讓、文采風流確確實實是中國傳統文化最優美的精粹。我比陳先生小三十三歲，德行才情不敢比擬陳先生于萬一，然而想像當時的老輩儀型，流風余韻，迄今不能不感到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低徊留連，不能自己，何況陳先生是從小沉潛涵泳于其間的人物。不過，恐怕陳先生萬萬沒有料到是，在大量中國傳統文化掃地以盡的時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動的專制主義卻歷世長存，而且變本加厲，最后竟發展為最野蠻的群眾專政而置陳先生于死地。同樣，陳氏一門忠義，三世憂國，而陳先生一定也沒有料到，自己晚年看到的卻是，中國人的愛國主義竟退化為依附于專制主義而極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義。這到底僅僅是陳先生個人的不幸呢？還是整個中國的悲劇呢？
　　根據蔡仲德先生對王國維生平事跡的稹密論證，王國維的一生可以以辛亥為界，分成前后期。他前期致力于哲學、美學、文學，有開辟創新之功，在中國歷史上破天荒地提出：“學術之所爭，只有是非真偽之別耳。于是非真偽之別外，而以國家、人種、宗教之見來之，則以學術為一手段，而非以為一目的也。未有不視學術為一目的而能發達者，學術之發達存乎其獨立而已。”（《靜安文集·論近年之學術界》）。他還說：“哲學與美術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也，而非一時一地之真理也。……唯其為天下萬世之真理，故不能盡與一時一國之利益合，且有時不能相容，此即其神圣之所存也。”（《靜安文集·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
　　照這樣的言論，這樣的治學態度，說王國維具“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完全恰當的。
　　但是，到了辛亥以后，王國維接受羅振玉的勸告，一變而為大清的純臣，不但受溥儀之封為“南書房行走”、“恩賞五品銜”、“賞食五品俸”，而且在學術上也“盡棄前學，專治經史”，甚至著詩歌頌慈禧“五十年間天下母，后來無繼前無偶”。他以后還參與張勛復辟的密謀，書札暗通，間關奔走，不遺余力。這樣，王國維的言行除了對民國而言，也許還可稱為有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外，完全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綱常名教的奴隸，成了十足的衛道士，哪里還有自由、獨立之可言。
　　當然，王國維的這些行事都發生在陳寅恪尚在美國留學之時。王陳在清華同事因為王在1927年自沉昆明湖而不及一年，因此陳寅恪可能所知不詳，但是大體上還是應當有所了解的。事實上，陳寅恪除在王死后兩年所作的紀念碑銘中說“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而外，在王死后不久就作的《挽王靜安先生》、《王觀堂先生挽詞》二詩中也已表示他是了解王“一死從容殉大倫”的意思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測陳寅恪一再強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師早期王國維，“以西方思想輸入中國”、“與我中國固有之思想相化”之意，自我作古，替為奴性所主宰的中國人立一個新的傳統。
　　至于陳寅恪本人，據我的同學，陳寅恪晚年弟子劉適（現名石泉，為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告訴我，陳的祖父陳寶箴、父親陳伯嚴效忠清朝，力主維新而終遭貶斥，維新事業付之東流，是陳心中永遠的傷痛，他對清朝是完全沒有孤臣孽子的心情的。
　　中國學人歷來的一個價值標準就是要“學有宗旨”。陳寅恪在二十年代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來，終身未曾違背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最明顯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國科學院決定增設兩個歷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廣州，邀請陳寅恪先生出任第二歷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當時早已失明的陳寅恪親自口授了一封復信，其中說：
　　“我認為研究學術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
　　這正是“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它決定了陳寅恪不可能北上。而在以后留在中山大學的歲月中，他雖然只能憑超常的記憶論證了一番《再生緣》與陳端生、錢牧齋與柳如是，雖然由于政治環境與生理條件（目盲足臏），遠遠不能盡展其才而為中國新史學開宗立派，然而已以其著作，其言論，特別是其品格為中國文化添上了一個“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新統。其價值將愈后而愈顯。
　　還有一個可以稱之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第二定義”，也是陳寅恪下的。這就是他1933年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中說的一段話：“故自晉至今，言中國之思想，可以儒釋道三教代表之，此雖通俗之說，然稽之舊史之事實，驗以今世之人情，要為不易之論。”此雖通俗之說，然而只有陳寅恪這樣的通才碩學，一槌定音，然后世無異辭。不過以我之不敏，還想在“三教”之后加上“九流”二字。這倒不是指《漢書·藝文志》所說的九流，而是指直到今天社會上還實際存在的所謂“三教九流”或“下九流”而言。因為中國文化同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樣，原始時代的巫術并未絕根，而且還不斷有所發展，歷史上有不少朝代，初起時都以之為憑依。即使在儒、道、佛三家的正統中也未能從幾千年的進化中完全汰洗干凈，而在號稱中國唯一本土宗教的道教中則大量存在。至于民間的各種信仰以至迷信、邪教更是大量流行，影響于歷史的、當代的、甚至明天的中國社會生活者十分重大。我在去年曾作《發現另一個中國》一文討論此事。自己雖無力進行研究，而當代的青年學者已漸漸有人注意及此。征之以西人所謂一民族文化傳統中有大傳統與小傳統兩種傳統之說，將來的創獲必多。事實上陳寅恪關于天師道的研究已啟其嚆矢。
　　陳寅恪是一個嚴守家法的學者。這不僅是中國的學術傳統，更是西方的學術傳統，即所謂：“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his own line”。因此他很少在他自己所治的史學之外發議論。但是，幸好有他的好友吳宓的日記記下了他的一些極為精采的思想。
　　吳宓1919年初到哈佛留學，即遇上陳寅恪，驚其“中西學問，皆甚淵博，又識力精到，議論透徹。宓傾佩至極”。令人可悲的是，吳宓八十年前所記的陳寅恪的言論思想有許多到今日居然還切中時弊。
　　例如，據1919年11月11日吳宓日記所記陳寅恪的言論云：“中國之哲學美術遠不如希臘，不特科學為遠遜泰西也。但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與羅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實用，不究虛理。其長處短處均在此。長處即修齊治平之旨；短處即對實事之利害得失觀察過明，而乏精深遠大之思。故昔則士子群習八股以得功名富貴，而學德之上，終屬極少數。今則凡留學生管學工程實業，其希慕富貴，不肯用力學問之急則一。……”這些話是八十年前講的，然而移用于今日，可謂毫厘勿失，也許更有甚焉。
　　八十年來，中國人所担心的好像總是怕發展不了經濟，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話，叫做“落后就會挨打”。然而陳先生偏說：“此后若中國之實業發達，生計優裕，財源浚辟，則中國人經商營業之長技可得其用，而中國人當可為世界之富商。”陳寅恪的這些話都可以說是先見之明，當時幾乎沒有什么人有同樣的預見。現在，中國的經濟有了些發展，中國人計算的又是GNP的總值如何？增長率如何？什么時候總量可以趕上，什么時候人均可以趕上先進國家？再過一個世紀能否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然而不知道到那個時候，即使中國經濟發展的目標達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國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陳寅恪所說“以學問美術等之造詣勝人”。然而在他看來，這卻是“決難必也”。陳寅恪下面的一段話尤其富有針對性：“夫國家如個人然。茍其性專重實事，則處世必周備，而研究人群中關系之學必發達。……尤有說者，專趨實用者則乏遠慮，利己營私而難以團結謀長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令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且不能得。西國前史，陳跡昭著，可為比鑒也。”（據吳宓日記中所記）
　　這些問題都是八十年來實實在在存在的。見事見理之明察深刻如陳寅恪者，并世實罕有堪與比肩的人。我們固然需要陳寅恪這樣的歷史學家，但是更需要陳寅恪這樣的思想家。
　　還有，號稱中國國學正宗的儒學，自宋以后，與佛道混合，越來越傾向于談“性”說“心”。到近幾十年的所謂新儒家更侈談心性，簡直以為非此不足以為孔孟之徒。然而，陳先生三十年代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即已明確指出：“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最深最巨者，實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四十年代，他又在《隋唐制度淵源略稿》中說：“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建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既為南朝歷代所因襲，北魏政律，復采用之，輾轉嬗蛻，經由齊隋，以至于唐，實為華夏刑統不二之正統。”一語道破中國兩千年儒法合流之思想正統。凡是研究中國政治史、法律史、思想史的，這都是不可偏離的不二法門。
　　至于陳寅恪又一個著名的論點，即：“中國自今以后，即使能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之所昭示者也”。不但已為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的證實，而且即使全球化的浪潮洶涌澎湃，也可以相信其至少在二十一世紀仍然有效。
　　陳寅恪逝世二十九年以來，即不斷有學者為其當年不能遠走海外而深致惋惜，最近我去香港，即有人以此為言。但是我的看法不同。姑不論父母之邦為陳先生所決不忍去，陳先生在《柳如是別傳》的緣起中不是還說過：“披尋錢柳之篇什于殘闕毀壞之余，往往窺見其孤懷遺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先生晚年正是要以自己的孤懷遺恨，不屈不撓地為國人立一典型，使天下后世知所矜式，其意義、其價值是無論如何估計也不會過高的。
　　
　　注：本文為提交1999年11月29日在中山大學召開之陳寅恪學術研討會之論文，結果未能成行。故以此文付《炎黃春秋》。我之淺陋，何足以言知先生，不過略舉數端，以志敬仰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