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壞脾氣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

簡體傳統

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1)
　　——閑話辛亥
　　紫金縣當時的巡防營負責人是哨官陳家裕，其時剛好也與鐘榮山在同一席間喝酒，聞訊后勃然大怒，當即質問鐘榮山為什么縱容學生捆綁他的士兵。雙方吵了起來，一個說，我做了幾十年的官，沒見過你這樣的劣紳。一個道，我做了幾十年的鄉紳，沒見過你這樣的“芝麻狗虱官”有這樣的威風。一個說少了士兵要對方負責，一個說你敢縱容士兵騷擾學堂，所有的損失都要你賠償。最后知縣出面調停，說好由他負責調查處理。這期間，那個廣州測量學堂的學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學堂方面提出，學生方面被搶去白銀二百兩，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巡防營如數交還，缺一不可，并要求哨官陳家裕辦酒二十桌賠禮道歉。巡防營自然不肯，結果是由縣署出了三百兩銀子，并辦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這件事無論怎么看，除了那位測量學堂學生腦袋后面沒辮子以外，與即將發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沒什么關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報紙已經在公開要求剪辮，各大都市剪掉了辮子的學生和文化人如過江之鯽，公開地招搖過市，甚至在政府官員中也混雜了不少沒辮客，官府對此基本上是無可奈何。我所感興趣的，是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實與革命也不無關聯，這些信息實際上告訴了人們，這場革命能夠推翻滿清王朝的更為深層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們看到，經過湘淮軍興起以來的幾十年發展，特別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鄉紳已經成為可以輕而易舉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勢力。自新政以來，無論官方還是民間的求新嘗試，基本上是由他們主導的，從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興辦學堂和推動立憲，這些鄉紳雖然相當一部分人頭腦還沒有真正從中世紀拔出來，但腳卻已經很活躍地踏在了向西方學習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權力的欲望和趨時沖動，也許還要加上強國的夢想扭結在一起，使得鄉紳主導的學習西方的過程充滿了莫名的興奮和熱情。似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鄉紳對于他們所學的東西不甚了了，結果學習的過程攙和進了許多實際上為他們的價值觀所根本不相容的內容。像甘暉如這樣的“叛黨”，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贊同革命的紳士們請進了他們花錢辦的事業中。事實上，甚至可以說，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識分子是與地方鄉紳的勢力同步成長的，而紳士的一部分，即所謂立憲派人士，在整個新政過程中，已經成了革命黨人某種意義上的共謀。梁啟超的說法顯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們也有一部分功勞。
　　其次，這個事件讓人感到，無論是鄉紳還是地方官，對于朝廷的事業都漠不關心。防營士兵抓捕沒有辮子的學生，從維護滿清統治來看無疑是天經地義的，具有完全的“正當性”。但是，這個行動卻遭到了鄉紳的堅決抵制，而作為朝廷命官的知縣卻也不問“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顯坐在了鄉紳一邊。其實，無論鄉紳還是知縣都根本沒有同情革命的跡象，他們能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自己事業的關注。那個鄉紳似乎根本沒有考慮過學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黨，以及這樣的公然“包庇”會不會給他帶來麻煩，“大膽妄為”到了連一丁點起碼的政治上的顧慮都沒有了。對他來說，學堂是他的事業，而大兵敢到學堂騷擾，首先是傷了他的臉面，為了維護學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為了維護他的臉面，必須采取強硬手段回擊；而那個哨官居然敢在席間撕破臉皮吵鬧，所以非得讓大兵們賠錢賠情不可。至于知縣，他關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穩，為政不得罪巨室是歷來地方官的原則，所以他只能如此這般地和稀泥，破費一點息事寧人了事。在這里，上司追查革命黨的命令被擱置了，可能的謀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沒有了。而那些行為似乎有“正當性”的防營，抓捕外地學生的真實用意是為了維護朝廷利益還是借機勒索，還真是說不清楚，否則的話怎么會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綁之后，會如此輕易地被擺平。
　　相反，在這里我們看到，滿清王朝的威信已經墜落到了無可挽救的谷底，出現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原來作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鄉紳，已經基本上對滿清政府喪失了信心，在廣大的基層，即使真的發生對朝廷的反叛行為，他們也并不在乎，他們更在乎的是他們自己別在反叛和平叛之間被殃及。這種現象，漫說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義和團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可以說，辛亥年的中國，不僅盛產“叛黨”和“叛民”，而且連官紳也離心離德了。正是由于這個緣故，當位于中國中心的武昌響起起義的炮聲以后，清朝統治才會出現土崩瓦解之勢，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幟”，就是麻利地棄城而逃，多數情況下連革命黨的影子還沒見到呢，幾個冒充的毛賊就足以讓他們繳械交印。
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2)
　　在今天看來，義和團失敗以后的滿清政府處境的確很難。不變革吧，王朝要亡；變革吧，革命黨這種洪水猛獸的東西在求新學習的過程中就溜進來了。然而，從省城到縣城的紳士們卻沒有這樣的兩難，他們只管求新趨時，新的事業與他們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體現著他們的利益，甚至標志著他們地位的攀升。咨議局和自治局給了他們上干朝政，下斷鄉里的權力，而他們的子弟又紛紛進了學堂或者出了洋。雖然大家都知道從新軍到新學堂里面盡是革命黨，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紳士卻在庇護。在內地活動的革命黨人，除了那些鋌而走險的，有幾個沒有受到過原本并不同情革命的紳士的庇護呢？實際上隨著新政的推進，紳士已經將革命與學習西方看成是一類的事情，他們明知道學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卻聽任其將自家的子弟教得離經叛道。我曾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在革命真的到來之際，學堂的師生幾乎都沖到臺前，鄉紳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學堂的學生是“懂革命的”，樂意將他們推到臺前，哪怕那些學生僅僅還是些不諳世事的娃娃。
　　盡管我們說紳士階層是歷代王朝的支柱，但每當大廈將傾之際，他們總是比別人更早地棄樹而去，將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圍之內。晚清時節當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紳士們自以為手頭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們手中的求新事業。雖然他們中的大多數對此還不甚了了，但他們相信那是已經被西方證明具有魅力的東西。
　　這也許就是紫金的鄉紳鐘榮山，毫不猶豫地選擇庇護學生和對抗防營的深層背景。
　　當然，紫金事件能夠告訴我們的還不止這些。在這個事件中，鄉紳鐘榮山之所以采取斷然對抗的手段，還不僅僅只由于他的勢高力大，還可能由于防營觸犯了其紳士地位決定的某種忌諱，而這種忌諱，在傳統社會里是為全社會所認可的。事實上，在廢科舉、興學堂的過程中，存在著很明顯地將學堂比附于科舉的社會意識。大家幾乎不約而同地認為，小學生相當于秀才，中學生相當于舉人，大學生相當于進士，而當時的朝廷也確實將優秀的大、中、小學畢業生，分別授予進士、舉人、貢生的榮譽銜。所以，學堂至少在潛意識里是被人看成是學宮（過去秀才名義上讀書的所在）的替代，對于紫金這種只有一所學堂的小縣，恐怕這種比附意識就更強烈。而過去的學宮恰是一塊立有“文武官員軍民人等下轎馬”的下馬石的“禁地”，漫說大兵們不能進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規規矩矩的。在鐘榮山氣壯如牛的背后，很有可能具有這樣的意識背景。只是這種舊的意識存留，在此時恰好起到了保護新學生和新事業的作用。
　　從另一個方面，在普遍具有“學堂神圣”意識的情況下，幾個大兵居然敢上門抓人，也說明自湘淮軍興起以來，武人的地位已經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漫說一個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總兵，也不敢對縣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隨便靠近學宮半步。在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當著知縣的面與鄉紳對罵，而且雖然知縣偏袒鄉紳，但畢竟不能真的讓防營出錢破費。看來，大兵們手中的槍桿子還是有份量的。這里，雖然有富國強兵國策的拉動，國人鼓吹糾正重文輕武風習被染，更多地卻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結果。用不了幾年，到袁世凱當政時，中國就進入武人跋扈的時代，新軍（包括北洋軍）演變成了大軍閥，各地大大小小防營則轉化成割據一方的土軍閥；地方勢力的代表則再一次發生轉換，由紳士主導變成了軍閥主導，或者說如學者陳志讓所云，歷史進入了軍紳時代。如果那個哨官能知曉他們日后的命運，那么這件事情肯定不會這么輕易地了結。
　　歷史總是樂意跟人開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營是支在歷史書上聲名不佳的軍隊，因為他們往往更樂于忠于清廷，與革命黨人作對。而大家對于新軍則頗多溢美，因為在革命中他們往往扮演了起義中堅的角色。其實，在那個當口，巡防營響應革命的也不少，而新軍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過，當時前者是從綠營變過來的，人猥、槍次、餉也低，而后者則是效法洋人編練的西式軍隊，餉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們的觀感上就有了鳳鴨之別。加上在革命前后新軍傾向革命的多一點，而巡防營傾向清廷的多一點，自然巡防營就遺臭萬年了。其實，在革命以后，鳳鴨之別的新軍和巡防營卻殊途同歸，都演變成了割據一方的軍閥。當年洋氣十足的新軍將領，也輕車熟路地干起抽大煙、討小老婆的勾當，做起了一省或者數縣的土皇帝。
發生在僻地山鄉的一件小事(3)
　　俗話說，一葉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廣東人，也沒有多少人知道紫金這個小地方，但是發生在辛亥革命前這個僻地小縣的一件小事，實際上已經預兆了即將來臨的大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