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門者的聲音

——為《十字路口的中國》而作

　　對于經歷過80年代思想啟蒙與文化討論的這一輩人來說，何清漣的名字并不陌生。她在1988年所發表的《人口：中國的懸劍》一書，曾引起社會普遍的注意。那時的思想啟蒙集中于文化討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也由此形成無人不談文化、無弊不歸之于文化的時尚，至今流弊尚難成絕響。何清漣似乎很少受這種風氣影響，她那本《人口：中國的懸劍》，直接刺入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限制——人口與資源之比，使人在當時過于寬泛的文化討論中猛然驚醒，開始認真考慮在那些什么都能包括但什么都不能回答的文化“根源”之外，還有更為切實的問題需要正視。此后，作者南下深圳，有過8年學院外的經歷與思考。在沉默了三四年以后，我們間或又能從一些思想界的前沿雜志上，看到她那些令人印象深刻且頗有說服力的國情研究文章。8年以后，她又回來敲門。這一次敲門，她為中國的思想界帶回了什么呢？ 

　　

　　首先應該感謝這本書所做的充分資料準備。在寫這篇序言以前，我征求了能夠接觸到的經濟學界朋友的意見，對她的思想持反對與贊成意見者各占一半。但有一點卻很一致，那就是大家都對這本書的資料依據有公正的評價。其實那些資料并不神秘，在各種公開出版物中俯拾皆是，只是等待有心人去收集整理。何清漣憑她對社會轉型問題的經驗性體驗，躬身采集這些在一般學者眼中看來“不登大雅之堂”的“遍地荊棘”，堅持數年，終于為她的批判理論鋪墊了堅實的統計學依據。這種從公開出版物中采集資料，依次推理的研究方法，結果卻發現了一個令人吃驚的結論。這工作過去也有人做過，那就是與何清漣同在廣東的何博傳先生。何博傳的書名是《山坳上的中國》，正好與何清漣的《十字路口的中國》前后相呼應。《十字路口的中國》采用實證研究方法，用大量資料數據和事實說明，中國各項旨在為民眾謀求福利的改革措施在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操縱之下，引起的種種事后不良反應及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并強烈呼喚思想界人士在研究轉型期經濟社會問題時，必須將人文學的道義評價與社會科學的理性判斷相結合，尤其是要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她在本書中提出恢復經濟學這個大家族的心臟-----政治經濟學的古典含義，研究與國家資源有關的財富的分配問題，并呼喚在中國盡快建立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以便為中國的市場經濟制度設計合適的法律框架。

　　

　　在中國，經濟學從來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學，它有著特定的政治內涵。中國大陸的改革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課題，誰也不會否認它的經濟實效，但是誰也都知道它的公開秘密：這只是一場局限于經濟領域的改革。純經濟改革呼喚出“純經濟理論”，即這些年來經濟學界人士所建構的單一經濟學。這種單一經濟學理論只就經濟談經濟，似乎中國的經濟結構沒有任何政治細胞，是從一種經濟結構朝著另一種經濟結構的演變。而經驗常識卻告訴我們，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結構的產物。套用馬克思那句名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來形容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可以說“計劃經濟體制來到世間，每一個細胞都滴著政治”。中國的經濟學怎么會在一個早上就變成了只研究單純的經濟結構，只需就經濟談經濟？不能一概否定這十幾年內中國經濟學界所做的種種努力，但是也不必諱言，回避中國經濟結構的政治內涵而奢談改革，有時確實象在編織“皇帝的新衣”，一口氣編了將近20年。

　　

　　19世紀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曾被馬克思斥之為“庸俗經濟學”，而他將自己創立的經濟學派命名為“政治經濟學”。政治經濟學創始者的勇氣已經被他的后裔閹割殆盡，以致在談論一種徹頭徹尾來自政治設計的經濟結構時，可以回避它發生學意義上的本來內涵，只圍繞著它的經濟外觀打轉。這種理論的庸俗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了被馬克思所抨擊的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卻公然打著馬克思主義的改革旗號。1996年春天我在哈佛做短暫停留時，曾與一位美國教授談論中國的經濟改革及其理論現狀，那位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為我們不談政治的經濟學取了一個尖刻的名字，稱其為“No heart economy”，即“沒心沒肺的經濟學”。“No heart”不僅指明了這樣一種經濟學在理論形式上的空洞，而且還指出了理論持有者在價值立場上所持的虛無狀態，實在是入木三分。仔細想想，經濟制度及其經濟運作方式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么地方如中國這樣具有其深刻的政治內涵？如果在中國這樣的國度研究經濟問題，都可以置經濟問題的政治內涵（亦即“社會的制度環境”）于不顧，那么馬克思當年的努力真是全白費了。

　　

　　與此相關的是對于改革代價的探討。比如人人都切齒痛恨的腐敗問題，很顯然已經不是道德領域能夠解釋的問題，它是一種結構性腐敗，是根源于特定體制、特定改革路徑所產生的政治之癌。更可指責的是一部分學者不僅閉眼不看腐敗對中國改革所造成的巨大傷害，還提出“腐敗有理”，“腐敗有利”論，將腐敗列為改革所必需的社會成本，而且是最小的成本；腐敗是以體制外經濟資源贖買體制內權勢的方式，它既能使體制內的權勢者和平接受一場經濟資源的轉移，又能使體制內的僵死資源援接到體制外再生，重新進入擴大再生產過程；腐敗的結果是新事物消解了舊事物，新體制消蝕了舊體制。何清漣這些年來職業變換頻繁，這有助于她從各方面了解轉型期所發生的現實。她根據自己在企業工作過的實際經驗與深入調查，認為這種“腐敗有理”論，至少是一種一廂情愿的理論。我注意到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根據筆者多年來與不少局內人交談而產生的調查體驗，國有資產流失到個人口袋的成本大約是7：3，即每流失1萬元國有資產，其中有70％的資產要作為掩蓋這種流失的“成本”，在無數中間環節流失、沉淀（其結果是刺激了黃色產業的畸型發展），那30％也還不一定能轉化為國內的生產資本，相反倒是轉化為國外的購買力，大量的事實表明，越來越多的人將來源不明的財產大規模地卷逃至國外。反過來說，如果一個腐敗者貪污到手了3萬元，國有資產的損失絕對不是這3萬，而是要以10萬來計算。以此觀之，腐敗絕對不是成本最小的推動社會轉軌的方式，相反是最消耗社會資源的一種方式！”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數據。我甚至希望透露這一調查數據的局內人有夸大的成分。但在本書的第五章“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大量的數據卻非常明白地告訴讀者，這是在中國每天正在發生著的現實！

　　

　　每天流失1.3億國有資產, 途中消耗將近一億，最終抵達目的地的只有0.3億。這0.3億還并不投入擴大再生產領域，而是轉移為黑箱操作的投機資金。如果說這是改革的“成本”，那么這樣高昂的“成本”早已遠遠超過了產出，這種“入不敷出”的“成本”是任何一種理性社會行都難以承担也不堪承担的。改革在這樣的“經濟環境” 中運行，很有可能在到達目的地之前，已經被它的高價“成本”吞噬殆盡。也許正是看到了其中蘊含的危機，何清漣才立意要將她的書名題為《十字路口的中國》。

　　

　　對于這些年來被經濟學界、社會學界炒得火熱的“公民社會”、“中產階級”等話題，何清漣同樣鮮明的表達了她的不同意見：

　　

　　“這些認為腐敗有利于推動社會轉軌，并斷言以腐敗為手段獲利的利益團體會進行努力建立法治社會秩序的人，全然沒有想到這一點：他們想要消解的‘舊體制’，即極左型專制已不是轉軌時期的主要社會問題，因為在新法規不斷出臺的今天，腐敗所要消解的就是這些新的法律約束。而腐敗泛濫的最終結果只會是目前已露初兆的‘黑權結合’；腐敗推動的‘社會轉軌’，其路徑指向一定不是知識分子天天在紙上型構的‘公民法治社會’，只會是高度腐敗的金權政治或政府和黑社會共同治理社會的‘意大利模式’。”我是同意這一觀點的。20年前，顧準先生在其遺著中已經指出，改革有兩種前景，沒有法制體系（指的不是“人治的法制”，而是指“法治的法制”）保障的經濟改革只會產生“意大利模式”，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民社會” 。部分學者在討論“公民社會”與“中產階級”這些概念時，滿足于移植外來學理符號，卻不正視每天在自己腳下發生的現實。問題不在于“公民社會”、“中產階級”這些名詞的抽象意義，而在于產生這些現象的歷史條件。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歷史條件，就有什么樣的“公民社會”與“中產階級”。在今天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可能產生各種畸型的社會模式，畸型社會當然也有自己的認識價值，可以叫做“意大利模式”，也可以叫做“西班牙模式”，惟獨不會有韋伯筆下的“中產階級”或哈貝斯瑪筆下的“公民社會”。如有之，那只能是知識界繼80年代“文化熱”之后炮制出來的又一學術泡沫。而學術泡沫層出不窮，與經濟泡沫“交相輝映”，本身就是轉軌期社會現實的一種映象。

　　

　　何清漣在書中引用著名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的話，呼吁研究者反思經濟學的本質：經濟學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的科學，歸屬于“社會性”而非“技術性”范疇。研究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其視野尤須擴展到經濟學之外。并重申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師哈耶克告誡經濟學同行的話語：用自然科學的專業思維來考慮社會問題，將不可避免地帶來災難性的后果。這其實也是在呼喚人文學界的朋友幫助她突破“No heart economy”的圍城，打贏這場論戰。但是，人文學界能夠支持她的資源實在有限。當浸淫于“No heart economy”的人士在編織“皇帝的新衣”時，我們的人文學界也在編織另一些“皇帝的新衣”，比如說至今不衰的“文化決定論”。她在呼吁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的時候，而人文學界似乎正在朝相反方向上努力，竭力“脫貧致富”，解脫自己的人文特征，擠入“技術性的社會科學”行列。她在批評經濟學的“無心化”，而素以社會良心為職守的人文學界也在經歷一場“無心化”的“改革過程”。所以我說這是一場“圍城之戰”，她在突圍，我們卻在拼命擠進去，有一部分人已經擠入。在此情況下，何清漣對人文學界的期望會不會落空呢？

　　

　　“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長青”，任何理論建構都是以大量事實分析為前提的。也正因為如此，這本奠基于實證分析之上的《十字路口的中國》，對經濟學界是個挑戰，對人文學界同樣也是挑戰。這一次她來敲門，門內有兩群人，兩群人都可能裝聾作啞。因此，敲門者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可能要不斷地敲，敲這扇禁閉的大門，敲這扇生銹的大門。

　　

　　　　　　　　　　　　　　　　　　　　　　　　　　　朱學勤1997年1月2日于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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