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論

　　轉軌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本書是從中國17年改革的經驗性體驗出發，在占有大量實證材料（包括作者本人搜集而得的許多調查材料）的基礎上，對中國的現實經濟問題進行分析的著作。它所分析的對象，不是整個改革的全部過程，而只是在權力市場化的作用下，對中國財富流向及資源分配起決定作用的“灰色分配”以及社會對“灰色分配”的不良反應，同時并剖析了一些對中國未來發展必然起制約作用的經濟社會問題。它預想的讀者不只是學術界同人，而是一切關心中國改革的人士。本書在寫作上沒有采用一般讀者難以讀懂的純學術語言，相信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能毫無困難地閱讀這本書并理解作者所要提出的問題。

　　

　　縱觀世界歷史，改革無非是通過兩種方式進行，一是通過法律或政府命令強制性地修改舊制度，實行制度創新；二是通過部分人自發地追求個人利益，導致舊社會結構進行調整。在我國來說，這些年的改革是兩種方式的結合。政府用第一種方式發動并推進了改革，與此同時少部分人利用權力開始了規模日益擴大的自發私有化進程。

　　

　　中國的經濟改革所取得的成績世所矚目，但在十多年轉軌過程中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卻說明了一個事實：有關轉軌問題的分析家們嚴重低估了非經濟約束因素對于改革的影響。和蘇聯東歐相反，中國改革走的是一條由易到難、由淺入深、從體制外圍到體制內部的路子。當時的設想是，走這樣一條路子，可以避開矛盾并容易為社會各界所接受。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完全如此。在改革進入“深水區”以后，大家才發現，所有被小心翼翼繞開的問題，最后都形成了一種滯后效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而由于當時一些特定的歷史因素所要回避的一些社會轉軌時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這時候卻深深困擾著中國思想界人士。避開經濟學這個大家族的心臟地帶即政治經濟學，去建構經濟學理論框架，實際上使很多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得不到正確梳理，經濟學也因此被許多人文學者斥之為“沒有良心”。

　　

　　所謂轉軌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就是研究中國社會轉軌期資源配置的全過程及決定和影響資源配置方式的全部因素，它要揭示的是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人和物之間關系變化的實質，其中一個主要方面就是如何清理計劃體制留下的遺產問題。計劃經濟體制留下的遺產很多，從資源的管理配置到財富的生產、分配，幾乎無所不包。其中對今天影響最大的遺產主要有下列幾項：

　　

　　第一項遺產即資源的管理配置問題。在轉軌期由于權力這只嚴重變形的手在進行資源配置，導致腐敗現象叢生，尋租活動猖獗。所謂分配不公，其實不是體現在國民收入的一次分配、二次分配中的不公，而主要是資源分配和占有（即市場前權力分配）的不公。目前這種財富占有格局的形成，歸根結底，不是由國民收入分配不公引起的，而由于資源的分配、占有及使用不公而引起的。

　　

　　第二大遺產即龐大的國有資產的處理問題。中國在所有制問題上走的是這樣一條道路，用形象的話來說，就是避開國有資產這一輛舊車，另外造了一輛新車，即發展了私有、民營、中外合資這些新的經濟成分，形成了現在的綜合經濟體制，而龐大的國有資產卻處于不斷流失當中。

　　

　　前17年的改革成本主要是中央政府承担，先吃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老本，后借外債內債。可以說，在80年代及90年代最初一兩年，全體中國人在吃計劃經濟老本時，或多或少都得到利益。但問題是轉軌期的資源配置方式與國有資產管理方式有嚴重缺陷，這就使得掌握龐大社會資源的政府及國有資產成為各種利益集團尋租的“獵物”。故此我國在理論上堅決反對私有化的同時，卻走上了一條“自發私有化”道路，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這條道路和東歐國家的“奉送私有化”的尋租方式有所不同，但結果卻相差不大：財富最終都集中在少數人手中。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國有企業的下一步改革究竟應該怎樣進行？

　　

　　第三大遺產是沒有失業之虞的高度工作保障，這是現在國有企業改制與企業生產要素重組的一個最重要的制約因素。以往那種行政性的計劃分配就業制度造成了國有單位嚴重的過度就業，國家現在每年用于2000余萬企業富余人員的支出約需2000億元人民幣。由于其它所有制企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有限，所以裁汰冗員的問題現在已成為國有企業繼續深化改革的一大障礙，許多人都將社會保險體制的建立視作這一問題的突破口，但其實深究下來，就會發現這一希望之脆弱：“現炒現賣”的社會保險體制究竟能否在全國范圍內為國有企業解除負担，實在讓人不敢樂觀。

　　

　　第四項重要遺產，即收入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則被破壞得相當徹底。由于嚴重變質的權力之手介入資源分配，在短短十幾年的改革過程中，中國已走完從平均主義到貧富差距過大這一段漫長的路。處理平等和效率的關系，并不象當初一些人設想的那樣：如果總體平均收入水平能相應有所提高，則收入檔次拉開不會造成社會問題。這種設想過于簡單，因為它忽視了一個問題：在權力市場化作用下由資源分配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其后果的嚴重性遠遠超出了國民收入的分配所造成的差距。

　　上述問題引起了社會的不良反應，累積成今日無法避開的社會矛盾。因為一個人靠勤勞致富，另一個人靠投機、貪污受賄發財，就其金錢來源進行道德評判當然是兩回事，但在市場經濟的世界里，這兩者是一樣的，金錢并不因為它的不同來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跡。這在經濟學里有個專門的說法，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而“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結果是：只要劣幣與良幣等值，只要現存體制不能使手持劣幣者受到懲罚，人們便不會奉公守法，而是會仿效那些投機取巧以及貪污受賄者。我國今后面臨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如何改變利益主體的行為方式，這種改變既要依靠制度，也還要依靠人們的社會良知。

　　

　　此外還有一些很突出的社會問題，如怎樣才能釋放國民經濟中不利于就業的困素，有關就業與犯罪的關系問題等等，可以說政府今后若干年內制定的各項經濟政策都必須考慮就業含義，否則任何“嚴打”活動都難以奏效。在1996年7月舉行的第四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總書記江澤民已強調經濟發展必須與人口環境資源統籌考慮，但無論是人口還是環境問題，都不是單純的中央政府行為就可以取得成效。

　　

　　改革之初，一項小小的放權讓利都會獲得成倍效益，而現在人們卻面對著改革邊際效益日益收縮的現實。更兼自發私有化造成的問題日益尖銳，而政府對這一事實采取的事后政治約束顯得缺乏力度。這種情況讓公眾對改革的期望值在某種程度上落空，直接影響到公眾對改革的基本態度。所以對中國政府來說，現在最大的問題倒還不是每一改革措施出臺之前的政治約束，而是事后的不良反應。中國目前的改革，恐怕不能在清算一種偶象的時候，又用另一種偶象來誤導社會。我國的現狀表明，就在我們拋棄“計劃偶象”的時候，又引進了“市場偶象”，但由于中國的歷史文化和西方完全不一樣，“市場失靈”的現象相當嚴重。所以對中國來說，現在面臨的問題一是如何正確認識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二是找出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

　　

　　這里必須再次強調，建立中國轉軌時期的政治經濟學之所以必要，就在于一點：中國目前處在由國有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階段，而這種“過渡”恰恰是在對掌握國有資源的分配和使用權者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的情況下進行的。脫離這一點來談中國的經濟問題，將使對經濟問題的研究變成一種“屠龍術”。 

　　

　　尋找經濟決策的政治基礎

　　對于從事當前國情研究的分析家來說，目前最困難的事情大概要算是區分“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這兩個既有關系又有區別的兩大“科學”之間那種微妙和難以把握的差別。其實要弄清這兩大科學的差別，只要仔細讀讀公共選擇理論的創始人----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M.布坎南的《公共選擇論》、《自由、市場和國家》就可明白二者的區別到底何在。

　　

　　在現代西方經濟學家當中，始終存在兩種分歧極大的觀點：一種觀點深信政府可以糾正市場缺陷，這一觀點目前在發達國家中，已因國家債務失控，各種政府調節手段最終使經濟窒息而受到各方面的質疑；另一批經濟學家則始終對政府糾正市場缺陷的能力表示深刻的懷疑。美國經濟學家詹姆斯.M.布坎南和其他幾位開拓者，以他們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革新了經濟學分析政府行為的工具。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礎奠定在一個十分簡單但卻很有爭議的根本思想之上，即担任政府公職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為可通過分析這些公職担任者在其任期內面臨的各種誘因而得到理解。布坎南指出，在作為“預測科學的經濟學和旨在設計合適的法律和憲法限制而塑造相互作用的模式的政治經濟學科學中，只有把私人看作是無例外的最大限度的追求財富者，市場的法律構架----法律和憲法才能設計出來”。 針對此，布坎南指出經濟學的“經濟人”與政治學的國家理論的困境：經濟學以“經濟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為唯一的工具，而作為政治學的國家理論則以國家代表社會利益作為分析的出發點。這兩個學科的分離，使對經濟行為的分析和對政府行為的分析分屬于兩個不同的概念體系。布坎南指出，國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沒有無所不知和正確無誤的天賦。因為國家仍是一種人類的組織，在這里做決定的人和其他人沒有什么差別，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這些人一樣會犯錯誤。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話基礎之上的國家政治理論一遇上“經濟人”這一現實問題便陷入難以解決的困境。為此，布坎南指出“我們必須從一方面是利已主義和狹隘個人利益所驅使的經濟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國家這一邏輯虛構中擺脫出來，將調查市場經濟的缺陷與過失的方法應用于國家和公共經濟的一切部門。”這樣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個共同的出發點：當人們----亦即“經濟人”面臨誘惑必須在若干取舍面前進行選擇時，他們將更愿意選擇那種能為自己帶來較多好處的方法。布坎南正是從這里開始了對政府行為的分析。

　　

　　在這一基礎上，布坎南將政府的模式歸納為三種完全不同的類型：

　　

　　第一種被稱之為慈善的專制者。這種政府以社會利益為自己利益， 并且把利益最大化----即全民最大福利作為自己的政策目標，同時它又可以保持一種絕對的權威，不受任何約束。布坎南認為，這種模式只存在于規范經濟理論之中，由于它排除了政治因素如公共選擇的作用，所以用來分析西方國家政府的經濟行為，在理論上必然是荒謬的，現實中也一定以失敗而告終。

　　

　　第二種模式被布坎南譬喻為“擁有獨立利益的巨物”。在這一種模式下，政府的目標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財政收入，以滿足官員的生活和權力需求等。對此布坎南分析，盡管這是政府權力膨脹的一種極端形式，但它至少說明有必要對政府的經濟行為給予法律上的約束與監督。

　　

　　第三種是西方的民主政府模式。布坎南假定全體社會成員都通過選票的形式參與政治決策，而政府的經濟行為則直接受到民主投票的制約，于是政府決策的取向往往受制于公共選擇這一決定性的因素。根據“經濟人”這一出發點，布坎南認為，在這種民主模式中，甚至那種“巨物”也比慈善的專制者更具有現實意義。而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實際上正處在民主模式和巨物模式之間。

　　由布坎南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由上述理論出發，得出如下推論：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場一樣嚴重，所以政府不一定能糾正市場錯誤，事實上反倒可能使之惡化。這一學說挑戰了勢力強大的兩大學術集團所珍視的理念：一批經濟學家認為政府只要采用“福利經濟學”的處方就可以實現公眾利益，而一批政治學家則認為各利益集團之間的多元化競爭將為公眾謀得利益。簡言之，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人類行為的上述兩個方面重新納入單一的模式，這一模式模擬人們今天的社會行為，從此將用經濟學分析政府行為引入一個全新的境界。

　　

　　布坎南關于政府模式的劃分，為以后的公共選擇理論奠定了基礎。正是在這一理論前提之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構造了一整套論述官僚主義的普遍理論，將政治學的經濟分析引向深入。瑞典皇家科學院在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授獎儀式中客觀地總結了這位杰出經濟學家的成就：“布坎南的工作填補了傳統經濟學中的一個空白，因為傳統的經濟學缺少一種獨立的政治決策理論。”

　　布坎南創立的公共選擇理論為經濟學開辟了前所未有的廣闊發展空間。如果說經濟學在他之前高高飄揚著哈耶克、繆爾達爾這兩面在經濟學科的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為經濟學引回人類關懷的偉大旗幟，那么在他身后，新一代經濟學家在他的公共選擇理論之上，開始運用經濟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等領域作出了意義遠大的深層掘進。在不到30年的時間內，布坎南的理論追隨者中，有不少已成為日益顯赫的“制度經濟學”派代表人物。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斯的“路徑依賴”學說，更是用歷史學的眼光穿透了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期陣痛的根源所在。我國近幾年來由于在改革中遇到諸多難題，經濟學界中的年青一代已開始將眼光投向崛起才二十多年的制度經濟學，殷切期望將這一學派的理論精髓用之于中國的改革實踐。

　　

　　對于中國來說，公共選擇理論對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今后如何優化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制度環境。因為正如布坎南指出，“制度環境是一種把市場和政治混合在一起，相互交叉、相互沖突、關系極為復雜的網絡中環境”，中國如果要修正分配結果，就應該將焦點對準產生這些結果的原因。考慮到在政府部門中担任公職者也是“經濟人”這一前提，就必須對通過市場前分配權力來創造經濟價值這一權力尋租行為加以強有力的限制。

　　

　　研究轉軌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其目的就在于為市場制度型構一個行之有效的法律構架。

　　

　　如何看待經濟發展與社會代價的關系

　　克服社會轉軌期的動蕩，是我國政府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根據現代化理論，后發展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改造居于優先地位，政治現代化即使不是第二位的，至少也只有在前者發展后才能水到渠成。美國著名政治學者塞繆爾 .P .亨廷頓對世界各國現代化歷史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世界上第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英國，經歷了從1649年到1832年共183年的時間；美國經歷過從1776年到1865年共89年時間。歐洲其它13個從拿破侖時代起進入現代化的國家也經歷了73年時間。但從20世紀60年代起，在形式上進入現代化的第三世界國家有21個，歷時卻平均只有29年。一些社會學家曾進行統計，在19世紀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其社會年變化率的主要指標只有0.01％；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進入現代化的國家，其社會年變化率的主要指標卻高達1％。與發達國家相比，這些后發展國家經濟的發展，利益的沖突，階層的分化，價值觀的轉變以及民眾參與改革的期望提高，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遠遠超過了這些國家政治體制的承受力，導致社會發生嚴重紊亂。如果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比照，大家可能會對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種種問題得出比較客觀的看法。

　　

　　對研究者來說，這些年來不管是從事經濟學研究，還是從事社會學研究，都會發現一個問題，那就是如果只從某單一學科的角度出發來研究中國問題，最后都有力不從心之感。以經濟學為例，這些年來，不少經濟學者避開轉型期中那些帶有根本意義的政治經濟學問題，采用經濟學的技術方法來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經濟問題，如研究勞動力的增加、效率的提高、比較生產率的差距、收入彈性上的差距、資產收入、雇傭者報酬、政府消費支出、民間消費支出、國民總資本形成、技術社會知識的積累、現代經濟增長的影響等等，看起來論證似乎都挺嚴密，但最后大多數經濟學者都會發現自己的研究無異于隔靴搔癢。那些用非常漂亮的學術語言與非常完美的公式做成的學術論文，最后都落入了一種時人譏評的境地：既不是對中國經濟發展走勢的科學預測，更不是對已發生的事情的客觀總結。這種情況足以讓研究者反思經濟學的本質：經濟學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學，歸屬于社會性而非技術性的范疇。轉型過程中的政治經濟學問題更是不能回避的根本性問題，研究視野尤須擴展到經濟學之外。因為 “想要影響實際政策選擇的經濟學家最終必須是讓普通人而不是讓經濟學家中他的同行信服”（岡納 .繆爾達爾語）。和別的學科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經濟學家建立榮譽金字塔的底座是公眾的信服。避開一些對改革有至關重要影響的問題，如權力這只嚴重變質的手在資源分配中的作用問題，就沒有辦法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有切中要害的認識。

　　

　　這些年來，思想界人士對中國改革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一是采取一些邊緣性探討的方式，如批評中國的改革是一種想到哪改到哪，哪兒容易先改哪兒的“撞擊反射式”改革；二是比較委婉地指出從傳統社會經濟形態向現代市場經濟的過渡，是經濟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化變革相互推動的整體過程，在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上，經濟、政治和文化變革的相互協調具有決定性意義。這類探討廓清了一些思想障礙，為深入探討改革做了前期性的理論準備。但現在需要做的工作，是對中國這些年來發生的實際變化進行理論梳理。這種理論梳理不是拿著外國人的理論來套中國的現實，而是需要認認真真從經驗性體驗出發，告訴世人我們已經走過了哪些路，這條路將延伸到何方。尤其重要的是要分析我們為什么會走上這一條路，而不是一條別的什么路。

　　

　　轉型期的社會經濟生活所蘊含的意義實在太過豐富，無論是經濟學家、社會學家還是歷史學家都還來不及徹底了解這些變化對現實的意義，更談不上確定這段時期將在中國歷史上占有一席什么樣的地位。對于正在我們身邊所發生的一切進行理性思考，是一件極富挑戰性的工作。對于一個思想家來說，唯有冷靜地觀察社會，紀錄中國當代社會所發生的一切，并將自己的生命體驗熔鑄到學術研究中去，認真研究與經濟發展同時出現的社會變動的各個側面及其過程，才能為后世留下一點可信度高的研究成果。在觀察社會變動時，作者發現，并不是一切社會變動都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其中有些制度性的缺陷恰好是經濟如此發展的前提條件，如以“股份制改造”為主要形式的企業制度改革，以及城市土地供給模式改革這兩項措施在制度設計方面的巨大缺陷，使不少尋租者充分利用了它們的彈性-----從社會進步的意義上來說，任何制度的設計必須要有一定彈性，亦即要有一定“空子”給人鉆，否則社會就喪失了活力；但如果彈性太大，則會導致這一制度本身的失敗，讓社會為之承担代價，這一關系就是經濟發展與社會代價的關系。

　　

　　經濟發展是否要付出社會代價，尤其是公平與社會正義的代價？這是一個具有根本意義的經濟倫理問題。早在1959年，為了鏟除阻礙后進國家經濟發展的各種社會因素，聯合國提出了“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均衡”，這種意見代表了一種后來成為主流的發展概念。聯合國基本確認經濟發展應該優先，并將經濟發展視為解決后進國家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貧困、惡劣的勞動條件、家庭及地域共同體的解體等等）的手段，把鏟除阻礙經濟發展的社會障礙稱之為社會發展。這一觀念的提出，為以后研究不發達國家經濟問題引入了“社會發展”這一概念。此后，曾在聯合國長期任職的瑞典著名經濟學家岡納.繆爾達爾（Gunnar Karl Myrdal），在對東南亞國家進行了長期的考察以后，提出在研究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時，必須研究這些國家的不平等和權力分配的關系。他特別強調，認為不平等是這些國家獲得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這一想法是錯誤的，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不僅是普遍貧困和一個國家很難擺脫貧困的原因，而且同時也是其結果，更大的平等是讓一個國家擺脫貧困的前提條件。

　　

　　經濟發展和社會代價的關系，中國共產黨和政府已經注意到這一問題，就在中共十四屆六中全會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中，已多次嚴厲批評“以犧牲精神文明去求一時一地的經濟效益”這種短視行為，一再強調“任何時候都不能以犧牲精神文明為代價換取經濟一時的發展”。但是認識問題并不等于解決問題，如何使中國人“道德復蘇”才是真正的難題。

　　

　　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將伸向何方，完全取決于中國如何解決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而政治經濟學領域的分配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關系到社會安定的政治問題，它隱含了一個社會的經濟倫理內核，必須要超越經濟學范圍去進行倫理追問。但比較遺憾的是，在這十多年改革進程中，幾乎還沒有人對上述這些政治經濟學問題進行系統的倫理追問。

　　

　　對資源分配中不平等問題的倫理追問

　　從名義上來說，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一切社會資源都屬于國有，在財富的分配上也是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但改革開放以來，由于起點的不平等引起了極大的資源分配不平等：中國沒有土地私有制，但是自從土地市場開放以來，卻確確實實存在一個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問題；中國國有企業的全部國有資產名義上也歸全體人民共同占有，但在國有資產的使用這個環節上，卻確實存在國有資產巨大流失的問題。于是這十多年改革中，中國出現了這樣一個在世界上比較罕見的經濟現象：在房地產熱這一原始積累的神話中，物質進步導致地價上升，土地雖屬于公有或集體所有，但地租、地價對社會勞動成果的瓜分即土地價值升值的大部分收入卻歸少數人納入私囊，國家通過出讓土地所獲得收入并沒有形成有效的積累。國有資產流失的結果是企業弄得不死不活，不少企業連工資都發不出，工人生活朝不保夕，而這些虧損企業的負責人卻有不少竟能躋身為富裕階層。推而廣之，在目前的財富占有問題上都存在財富來源的正當與否的問題，必須對之進行倫理追問。這些追問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下列兩方面：

　　

　　1、弄清由于資源占有分配不平等所產生的財富占有是否具有合法性，或是否符合正義公平等人類社會的一般法則；

　　

　　2、如果當前的絕大部分人的財富占有不具有合法性或不符合公平正義原則，那就應該進行道德評價和理論征伐。雖然這種評價不能夠改變財富的占有狀態，但至少表達了對社會現狀的一種人文道義精神；這種理論征伐雖不一定對政府政策有直接影響，但至少可以讓社會公眾知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對于能夠參與制定公共政策的那一部分人來說，通過這種追問至少可以使他們的價值觀得到某種意義上的廓清和糾正，因為政策選擇是從價值觀前提和對通過運用這些前提獲得的事實的了解中推斷出來的結果。簡言之，所謂價值觀就是要在制定每一項政策時想到：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滿足的是什么利益？經濟學家作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計劃者和顧問，對現實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選擇產生著影響。從公平和正義的前提出發，對轉型期資源分配不公產生的財富占有進行倫理追問，可以使公共政策朝向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這一目標邁進，從根本上是防止對經濟、社會和現實政治的研究在事實上變得偏見，并因而防止錯誤的邏輯手段。經濟學如果對財富的占有不進行倫理的追問，將使經濟學失去社會科學的本質，而流于純技術性操作。

　　

　　這種倫理追問雖與現實政策之間距離遙遠，但在今天的中國卻有不可忽視的現實意義。

　　

　　在本書中，作者從社會制度與經濟政策、經濟行為的關系出發，著重考察分析中國近十多年來自發私有化過程及社會的事后反應，并對所有的經濟社會現象進行倫理追問。書中對社會問題所持的觀點主要來自于實際調查的感受，是作者通過對社會各階層，包括公務員、工商界人士、律師、新聞界、工人、農民以及無業人員等各界人士進行多種形式的非正式采訪后形成的。

　　

　　本書分為上、下兩篇，在上篇“自發私有化進程“中，以中國當代資本原始積累作一縱軸，通過幾次資本積累高潮來展示：中國是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什么樣的方式，來完成這一在其他國家需要歷時幾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完成的過程，以及中國國民是在一種怎樣的經濟倫理觀念支配下展開追求財富的活動。在下篇“危機與選擇”中，作者將具體分析社會對自發私有化進程的不良反應，以及一些對中國未來發展將起巨大影響的那些社會問題，如貧富之間巨大差距的形成，人口、就業與犯罪，社會控制力量的多元化與地方惡勢力的興起，黑色經濟的肆虐，人文精神的淪喪等問題。階層分化問題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但因作者在各章中事實上已涉及這一問題，要作更深入的探討并非本書主要目的，因此并不列入專章論述。又如環境問題，在下一世紀必將成為中國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但這方面已有不少既具體又很到位的研究成果，作者不可能走得更遠，故此只在第八章人口、就業與犯罪中點明其重要性，也不進行專章論述。

　　

　　中國近現代歷史所蘊涵的意義非常豐富，而1978年以后的歷史，不管從其本身的劇變，還是從其對后來的歷史影響來看，都超越了前面任何一個年代。無論是洋務運動、辛亥革命、還是后來所有的一切歷史事件，都沒有象這十幾年一樣，使人們價值觀念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可以說，改革開放以來的短短十七年，幾乎凝聚了中國自1840年開始現代化進程以來的全部苦惱和追求、希望和挫折、失敗與探索。社會轉型期的政治經濟學問題，實際上是中國許多歷史與現實問題的矛盾集結點。作者相信，由于這一時期蘊含的內容特別豐富，后來者對這一時期的歷史也將格外青睞。縱觀這一百多年的中國歷史，作者領悟了“改革”的意義：改革不是一段歷史過程，也不是一種政治事件，而是人類社會的一種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生存方式。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改革還是一個不斷暴露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它只有開始，沒有終結。如果我們將眼光穿透歷史那久遠的塵封，就會發現這十多年改革只不過是中國漫長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在清理計劃經濟體制遺產方面，轉軌期的陣痛注定不可避免，在如何認識中國這一段時期所出現的問題上，注定要有各種各樣的不同看法。本書只是作者個人對轉軌期的一些問題的經驗性體驗。如果要說它有什么意義，就在于它的實證性和所研究問題的直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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