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擴 

　　※ 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現狀

　　本節具體分析了我國城市貧困人口的主要構成、生活現狀，以及他們是如何一步步掉落到社會最底層。

　　

　　※ 杯水車薪的扶貧救濟

　　闡述了我國現有的社會救濟機制的缺陷，社會保險體制改革的進展，以及一些省會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線的制定。

　　

　　※ 分配中的不平等問題

　　從非法收入對我國基尼系數的影響出發，探討了我國現階段的貧富差距過大的狀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權力介入市場，分配機制被扭曲為以權力、人情（實際上是金錢）關系和投機為本位進行分配而形成的結果。

　　

　　※ 收入分配中的金字塔結構

　　本節具體分析了我國各階層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的分布狀況，以及近期的發展趨勢。

　　

　　※ 民眾的相對剝奪感

　　通過我國近幾年來“基尼系數”的變化，論述了我國在短短十幾年之間，走完了由平均主義到貧富差距過大這一歷史過程的事實。用調查結果反映了公眾對貧富差距過大不滿的真正原因，實際上是對不正當致富的不滿，而不是平均主義時代那種簡單地對貧富分層的不滿。

　　

　　※ 收入集中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收入嚴重的集中化，強烈地（從物質和心理上）阻礙了公眾對發展的參予，損害了民眾勤奮工作的意愿和能力，助長了國民的無責任化傾向。政府必須在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這二者參加分配的比例上有公正的規定，以防止少數人不正當的收入過高和兩極分化的不斷擴張。

　　

　　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裕起來，以帶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一改革政策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在進行了長達十多年的改革以后，大家不無遺憾地發現，共同貧困的局面雖已消失，但“共同富裕”卻也還只是紙上的藍圖。現在深深困擾政府和社會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社會各階層之間，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形成了一種“馬太效應”：窮者越來越窮，富者越來越富。由于優勝劣汰的市場經濟有導致貧富分化的自發趨勢，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堅持共同富裕原則，避免兩極分化過度，將貧富差距控制在一個適當的程度，也就成了政府必須加以解決的緊迫問題。本章不打算論述地區的貧富差距，因為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更多地是由自然條件、歷史背景等多種因素造成，與當前中國城市階層之間的貧富差距成因并不一樣。本章集中討論的主要是權力市場化造成的分配不公導致的貧富差距。

　　

　　城市貧困人口的生活現狀

　　社會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早在80年代中期就已存在，但那時社會公眾的不滿，和90年代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一份很詳細的調查報告說明了當時的社會輿論主要是針對腦體倒掛，個體、私營業主收入過高，承包、承租者和一般職工收入差距過大，地區之間利益分配不公平等問題。（1）而到了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由于權力市場化進程加速，這方面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一是高收入者的主體加入了大批通過非勞動手段致富的人，二是國有企業職工成了城市貧困人口的主體部分，三是收入高低懸殊的情況已比80年代顯著得多。由于這三方面的因素，貧困問題也就成為阻礙中國發展、影響社會安定的一大主要問題。

　　

　　據國家統計局資料，從1986年到1992年，國有企業職工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速度，遠遠低于非國有單位：

　　

　　表1：（收入總數：億元）  類別  1986年 1992年  增長倍數 

　　國有單位 1537.3 3913.7 1.55 

　　城鎮集體單位 401.5 885.4 1.21 

　　合營單位 9.4  111.1 10.28 

　　個體勞動者 120.0 495.7 3.13 

　　

　　從人均水平來看,1986年至1992年，國有企業單位職工人均收入由2633元增加到3594元，增長率為36.5％；城鎮個體勞動者人均貨幣收入由2484元增至5915元，增長率為138.1％。（2）如果考慮后者的收入透明度遠沒有前者高，增長率決不止此數。截至1994年8月末，國有企業職工的人均月工資為325元，而其它經濟類型企業職工的人均工資為477元。（3）由于國有企業長期虧損，1994年全國有100多萬退休職工領不到、領不夠或不能按時領到退休金，約有400多萬在職職工未能足額領到工資。（4）

　　

　　近幾年我國貧困人口一直呈遞增趨勢，這一點可以從居民收入變化中看出來：

　　

　　表2： 1993--1995年居民收入變化表  年份 增加 （％） 沒有變化（％） 減少（％） 

　　1993年 56％ 31％ 13％ 

　　1994年 54％ 30％ 16％ 

　　1995年 40％ 38％ 22％ 

　　

　　上表揭示出一個事實，即近幾年中國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的比較多，上升的較少。這種情況導致大家對未來收入的不穩定感增強，不少人壓縮即期消費，增大儲蓄份額。可以說這種心理因素是近兩年居民儲蓄激增的主要因素。（5）

　　

　　1994年，國家統計局對全國550個縣市的15萬居民1993年全年的生活資料進行抽樣調查，測算出城鎮居民貧困標準為人年均收入1130元，困難標準為1355元。根據這一調查結果測算，處于貧困線以下的城鎮居民約370萬戶1200萬人。（6）據有關方面透露，由于企業虧損面在繼續不斷擴大，許多國有、集體企業陷入了停產、半停產狀態，這些雙停企業的職工被停發或減發工資和退休金，斷絕或削減了基本生活來源，這就使1994年全國生活困難職工比例由上一年占城鎮人口的5％上升到8％左右，已達2000萬人（人均月收入在103元以下）。（7）勞動部信息中心提供的一份材料更具體地說明了中國貧困人口逐漸增加這一事實：近幾年領取失業救濟金的職工人數猛增，1991年為10萬人，1992年34萬人，1993年103萬人，1994年則達180萬人，是1993年的1.8倍及前7年的總和。（8）1995年，貧困人口有增無減，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到1995年底，全國貧困人口約在1500萬，相對貧困人口有4000萬。（9）國家體改委社會調查系統公布“社會公眾對1996年家庭生活現關的滿意程度”的專項調查，對這一年生活表示很滿意的只有7％，比較滿意的有28％，很不滿意的占5％，不太滿意的為18％，表示一般的為42％。（10）

　　

　　這些城鎮貧困家庭有這樣一些特征：

　　

　　收入低，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

　　

　　目前中國國民收入結構呈多元化趨勢，但對大多數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來說，工資性收入仍然是最主要的生活來源。一旦工資得不到保障，不能按時足月發放，生活就難以為繼，那些靠退休金生活的職工更是如此。調查結果顯示，占城鎮人口總數8％的貧困家庭人均年生活費收入1059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54.7％，人均消費支出1183元，收支缺口124元。這表明入不敷出是這些貧困家庭的主要特征。部分家庭要依靠借款或動用有限存款來維持生計。

　　

　　物價持續上漲使貧困家庭難以承受 

　　

　　1994年全國物價上漲的總水平已超過20％，尤其是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糧油肉禽蛋菜的價格和服務價格居高不下，給居民和職工的生活帶來了嚴重影響。據統計，1994年因物價上漲而收入減少的城市居民占城鎮人口的20.7％，貧困家庭消費性支出較1993年多164元，其中用于購買食品多支出近百元。據調查，1995年這些城市貧困家庭月人均收入用于食品支出開支為58.30元,占生活費支出的比重為59.1％，按恩格爾系數應視為絕對貧困。盡管如此，這些家庭飲食水平仍很低下，量少質低，營養不足。以黑龍江省為例，該省40％的城鎮居民入不敷出，其中10％的最低收入戶家庭人均生活費收入與生活支出比為1：1.2。

　　

　　公費醫療得不到保證 

　　

　　雙停虧損企業拖欠職工醫療費現象十分嚴重。1994年遼寧省18900戶被調查企業中，拖欠職工醫療費的有3940家，涉及職工688200人。有的企業或因歷史長，離退休職工多，或由于職工中絕癥患者和慢性病者多，職工醫療費超支現象十分嚴重。個別困難企業拖欠職工待報銷的醫療費用竟達數百萬元。

　　

　　除了上述這些職工以外，中國還存在一大批常年需要救濟的人。據民政部統計，近幾年每年需要救濟的災民和貧困戶達1.4億人，優撫對象近4000萬人，孤老病殘人員5000多萬，總計2.3億多人。（11）雖然各地現在都采取一些措施救貧濟困，但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觀。

　　

　　杯水車薪的扶貧救濟

　　上文所列事實已經很清楚地說明，目前城市貧困家庭的成因主要是三點：一是家中主要經濟負担者失業；二是企業開工不足，導致工作收入不穩定；三是工資收入增長幅度低于通脹幅度。這些貧困人口雖然得到一些救濟，但這些救濟對于他們來說無異于杯水車薪。中國社會化救濟程度低下，主要依靠企業救濟。按照有關規定，職工困難補助費主要來自于按職工標準工資總額14％提取的職工福利基金的一部分，企業行政不定額撥付。而那些特困企業連工資都無法兌現，整體貧困的職工群事實上已得不到本企業的救濟。那些尚有救濟能力的企業由企業工會負責發放職工困難補助，標準雖幾經調整，但全國大部分城市仍然執行國務院1988年〔51〕號文件中所規定的補助標準，這種標準單以城市規模來劃分，既未與當地經濟發展相聯系，又未與物價指數掛鉤，在市場物價猛漲的情況下，實際上根本難以保證困難職工的生活。由民政部負責的城鎮貧困者的救濟，同樣存在標準偏低的問題。1993年，全國城鎮享受定期社會救濟的38.8萬人，救濟費1.4億元，年均428.5元，月均才35.7元。（12）這樣低的常年補助，實際上無法使貧困人口正常生活下去，故此近兩年各地政府都開展了一些臨時性的救助工作。勞動部一位負責人稱，1992～1994年這三年，勞動部共使用4億多救濟金，救助了360多萬特困職工。1995年春節開展的救助活動，比以往任何一年的規模都要大。

　　

　　我國在改革以前一直對西方發達國家“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保險制度頗有微詞，列為批判對象。直到近年來才將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提上政府議事日程，并于80年代中期開始在深圳進行試點。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濟、社會福利、優撫安置和社會互助、個人儲蓄積累保障六個方面。從整體上看，中國社會保險不但水準低，其覆蓋面也很窄。但從1994年以來，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進展速度很快，從下列數據可看出進展速度：

　　

　　表3： 全國社會保險體制改革情況一覽表  年 份 1994年 1995年 1996年6月 

　　已出臺方案的省、直轄市、自治區 - 11個 28個 

　　參保企業總戶數（萬戶） 59 - 61.7 

　　參加養老保險職工人數（萬人）  7336 8900 8738 

　　參加行業養老保險,統籌行業數(個) 1628 2100 2241  

　　在職職工百分比 66% 73% 76.9% 

　　退休職工百分比 80% - 94.7% 

　　

　　數據來源:1994年來源于郭佩：“社會保障：現實與展望”；1995年來源于楊宜勇：“中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的回顧與展望”，《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6月3日）；1996年6月底的統計數據來源于新華社1996年8月5日電。

　　

　　但是從總體來看，社會保險覆蓋面還是較低，1994年參加社會保險的人只占總人口的34％；從表上亦可看出，近兩年參保面的增長幅度較之1994年，也高不了幾個百分點。除了廣東、深圳等地之外，別的地區、省份還沒有將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納入養老保險范圍。個體、私營企業的工作者基本上沒有參加社會保險體系。

　　

　　與此同時，部分城市已開始實施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其標準如下：

　　

　　

　　表4： 已實施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的部分城市  城市 標準（元/月） 

　　上海  200 

　　北海  130 

　　廈門 220  

　　桂林 120 

　　青島 96 

　　柳州 120 

　　福州 150 

　　海口 170 

　　大連 155 

　　沈陽 85 

　　廣州 200 

　　本溪  150 

　　無錫 120 

　　撫順  120 

　　梧州 110 

　　丹東 70 

　　武漢  120 

　　錫山 100 

　　北京 170 

　　南寧 125 

　　

　　數據來源：《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8月4日）。表中有些城市實行資金與實物配套措施，或資金與政策、實物配套措施，故最低標準定得較低。

　　

　　上述措施雖然能夠減少社會震蕩，但由于國有企業存在大量失業員工，更由于不少國有企業瀕臨破產，不少員工將失去工作-----在中國這種半封閉的就業體制中，失去工作就意味著長期找不到工作。有關統計數據表明，我國城鎮國有單位職工共有1.09億人，其中閑置富余職工約為150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12％，其中有的國有企業的冗員高達50％左右。有關專家預測，在1995～2000年內，新失業員工總數將達2130萬人，每年平均355萬人。（12）如此龐大的失業人口，對中國造成的社會壓力可想而知。為了減輕失業引起的社會震動，政府正在促使各地加快社會保險體制改革的步伐。但是這種為了應急而出臺的社會保障體制，有多大的承受能力實在值得懷疑。據1995年結算數據，補充養老保險基金積累8.3億元，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積累3.2億元，（13）從龐大的失業人口與保險基金積累的數額來看，就知道即便是為這數千萬的失業人口提供起碼的生活費用，都是社會保險目前無法承受的重負。在貧富差距日大的今天，存在這么多的城市失業人口，給社會伏下了相當大的不安定因素。

　　

　　表5 ： 職工對破產及失業的心理預期（14）   1994年 1995年 

　　對破產非常担心 40％ 48％ 

　　對破產不担心 16％ 13.8％ 

　　對失業非常担心 63％ 68.5％ 

　　對失業不担心 38％ 31.5％ 

　　

　　有位叫都玲的研究者專門分析過中國國有企業職工家庭的失業承受力。作者說，以家庭經濟保障能力來說，由于中國國有企業職工的收入水平長期以來既“低”又“均”，結果削弱了職工的儲蓄能力和邊際儲蓄傾向；而另一方面，就業的安全保障又使職工缺乏就業風險意識。1995年中國全國城鄉居民儲蓄余額為2.15 萬億元，按12億人口計算，人均儲蓄率余額為1800元。根據國家統計局抽選的全國550個縣市15萬戶居民的家庭生活資料的測算結果：1993年我國最低人均消費應為1180元。考慮通貨膨脹因素，那么1993年人均消費至少應為1500元。如果按照“城市職工人均儲蓄余額/人均最低消費＝失業承受時間”這一公式計算，中國城市居民的失業承受時間應為1800/1500＝1.2年，但事實并不如此樂觀，因為扣除公款私存因素，排除“大款”對普通職工人均儲蓄余額的影響，中國國有企業職工大約失業承受期限約為6～7個月。（15）但大多數失業人員在失業期間面臨的情況相當艱難，這方面可以透過觀察社會失業保險方面搞得最好的深圳經濟特區了解全局。在深圳，勞動部門發給失業者的失業救濟金每月為286元，領取期限因工齡長短而不一樣，在原有的規定中，工齡為5年以上者發給24個月，1年以上、3年以下工齡者為6個月，滿3年以上者發給12個月。這一規定隨著新的《深圳經濟特區失業保險條例》出臺而有所改變，新條例第十八條規定：“失業員工領取失業救濟金的計算標準，按其連續工作年限每滿六個月計發一個月的失業救濟金，但最高不得超過二十四個月。”該條例從1997年3月起正式實行。深圳之外有不少地方，失業員工根本無法領到救濟金。根據中國大陸現在的就業的艱難情況，亦可以斷定不少失業者很難在失業承受期間找到工作。

　　

　　分配中的不平等問題 

　　在本書的上篇“中國的自發私有化進程”中，大家已經很清楚地感到，我國的貧富差距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權力介入市場，分配機制已嚴重扭曲為以權力、人情（實際上是金錢）關系和投機為本位進行分配所致，所以在分配中的不平等問題因此也就顯得特別突出。陳宗勝在其著作《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一書中曾專門就非法收入對中國收入分配的影響進行過量的分析。該書所用的方法是正確的，但因轉軌期統計資料的嚴重失真，更兼90年代的情況和8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所以結果只能供參考，因為實際情況要比他在書中所列舉的情況嚴重得多。見下表：

　　

　　表6： 各種非法收入對中國收入分配差別的總影響   基尼系數 比重（％） 

　　正常收入的差別 0.2961 76.2 

　　私營非法收入的影響 0.0846 21.8 

　　官員非法收入的影響 0.0055 1.4 

　　行管費用轉化收入的影響  0.0026 0.7 

　　總收入差別 0.3888 100 

　　

　　 

　　

　　表7： 各種非法收入對中國城鎮收入分配差別的總影響   基尼系數 比重(％) 

　　正常收入的差別 0.1689 61.5 

　　私營非法收入的影響  0.0962 35.0 

　　官員非法收入的影響 0.0056 2.0 

　　行政費用轉化的影響 0.004 1.5 

　　總收入差別 0.2747 100 

　　

　　以上表格的分析是建立在幾個假設上的：1、私營經濟從業者占總人口2％，人均收入按7000元（其中非法收入5000元）；2、黨政官員的經濟犯罪率按10％計，占總人口的0.21％，人均非法收入按3000元計；城鎮黨政官員占總人口的1％，行政管理費向個人消費的轉化率按15％的水平計，約使這部分人的人均收入增加300元。將這些資料代入1988年的正常分配資料，得出上表所列數據。按照此表資料，可以推算出非法收入大約使收入分配差別基尼系數由0.2961上升到0.3888，上升31％。

　　

　　對中國現在國情有所了解的人都明白，用陳宗勝所推算出的結果來論證90年代的收入分配有嚴重不足之處。這種不足由兩方面原因所造成，一是所用的資料是80年代的，而現在的情況有了很大變化：私營經濟從業者的人數占總人口比重有了很大的增加，人均收入也絕對不止7000元。黨政官員的經濟犯罪率按照現在的情況推算，也遠遠超過10％這一比率。從貪污受賄的量來看，根據這些年已經曝光的案件反推，最低者都是動輒幾十萬元，人均非法收入自然不止3000元這個小數目；公款私存、公款消費等漏斗型資金流向使行政管理費向個人轉化的平均數也大大增加。二是轉軌期統計資料嚴重失真，實際情況要比統計數據所顯示出來的嚴重得多。如果要是將這些情況統統列入考慮范圍，基尼系數絕對遠遠超出陳宗勝所計算出來的結果。只是在現在的中國，對這種經濟現象的研究要求得到統計學意義上的支持，實在是難乎其難。但不管結果是否精確，陳宗勝研究工作的價值在于他首先嘗試將權力市場化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進行量化分析。

　　

　　經濟中的不平等問題在所有發展中國家都處于中心位置。90年代的中國人自然不會再去追求那種純屬子虛烏有的“烏托邦”式的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但這并不等于對目前這種貧富差距過大的現狀可以視而不見。

　　

　　在80年代以前，中國是絕對平均主義下的“平等”。這種絕對平均主義使社會處于無效率狀態，制約了社會發展。改革以后，為了使社會擺脫當時的無效率狀態，更新社會思想觀念，讓社會成員適應市場經濟必然帶來的不平等，在平等和效率二者之間，當時的理論界前衛人士是如此論述：現在優先考慮的不是社會公正，而是經濟發展。隱藏在這一觀點后面的實際論點就是：在發展的目標和平等之間存在著沖突，要想發展經濟，必須犧牲社會公正。更兼當時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商品短缺，物質匱乏，研究匈牙利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奈的“短缺經濟理論”成為經濟學界一時盛舉。在這種情況下，“生產先于分配”這一思想在當時的經濟指導思想中無疑占有主導地位。無論是政府還是理論界都忽視了一點：分配有如汽車的前輪和后輪，在同一宏觀經濟領域內是互相依賴、互為作用的。忽視解決分配領域內存在的種種問題，其結果就是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引起劇烈的社會摩擦。

　　

　　忽視了“分配”中的公平原則，忽視了“腐敗”在資源分配中的巨大作用，一再強調“腐敗是消解舊體制力量的最佳選擇，成本最小，效益最大”，其結果就是造成了我國幾乎是轟轟烈烈的“自發私有化進程”。這種“把蛋糕做大點”，而不考慮及時校正分配機制的想法之所以是錯誤的，除了在第六章“機會不均等導致的分配法則畸變”一節中所談到的種種問題之外，還在于它忽視了一個問題：在貧富差距日大的今天，由于就業保障已經沒有，對于許多人來說，在日益貧困化的同時還面臨著失業風險，而失業則意味著這些人將墮入更可怕的貧困境地。可以想象，人們工作的不確定性和失業的威脅必然會帶來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最后累積成政治問題。因為一個人靠勤勞致富，另一個人靠投機、貪污受賄發財，就其金錢來源進行道德評判當然是兩回事，但在市場經濟的世界里，這兩者卻是等值的，金錢并不因為它的不同來源而留下不同的痕跡。這在經濟學里有個專門的說法，就是“劣幣驅逐良幣”。而“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結果是：只要劣幣與良幣等值，只要現存體制不能使手持劣幣者受到懲罚，人們便不會奉公守法，而是會仿效那些投機取巧以及貪污受賄者。簡言之，“劣幣驅逐良幣”的結果就是第六章所談到的經濟倫理惡性畸變。

　　

　　收入分配中的金字塔結構

　　工薪收入（勞動收入）和資本收入（非勞動收入），是衡量人們財富的主要尺度。在發達國家，工薪收入更為重要，因為它為社會成員提供了一種維持某種生活水平的基本購買力。

　　

　　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在目前的城鄉居民經濟福利及收入分配這一問題上，非勞動性收入遠遠高于勞動收入。

　　

　　1995年1月17日，《人民日報》登載了這樣一條消息：截至1994年末，中國居民儲蓄存款總額已達21518.8億元，與改革前1978年的210億相比，增長了101倍多（按可變價格），年平均增長率高達33.5％；人均存款由1978年的21.88元增加到1994年的1795元,增長82倍,年增長率為31.7％。這一年新增信貸資金的90％就是靠這么一筆龐大的城鄉居民儲蓄支撐。

　　

　　這樣一筆龐大的存款，又是怎樣一種分布狀況呢？據調查，占中國人口總數的10％的貧困人口只占有存款總額的3％，且有下降趨勢；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卻占有存款總額的40％，且有上升趨勢。行內資深人士預測，這種差距正在按每年10％的速度在擴大。（16）以此推算，截至1996年6月底的35457.9億元城鄉居民儲蓄，（17）其中的一半屬于那10％的高收入者！

　　根據本文羅列的詳細資料，可以將中國的收入狀況形象地比喻成一座金字塔，大家可以看到：

　　在這座金字塔的頂端，高踞著占總人口的10％的高收入者，他們儲蓄著其收入的大部分，擁有幾乎占全國份額一半的私人財富。讓中國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花園別墅、高級公寓、進口豪華轎車和各類精品店，都是以他們為供給對象。在積累財富的前一輪競賽中，這些人由于社會關系、所居職位或是居住地的特殊地理條件 ----只有少數人是由于個人才能-----而成為這個社會的富裕者。由于他們的成功，他們用來喂貓養狗的食物都比貧困者用來哺育后代的食物要好得多。

　　

　　在這座金字塔的底座，是占總人口10％的貧困人口，這些人的絕大多數在積累著債務。他們的情況在前面已有詳細的描述。居于金字塔中部的是為數眾多的工薪階層。他們辛勤工作，只能積蓄收入中的小部分。（18）從90年代的城市生活狀況來看，這些工薪階層的“財富”，主要是家具、家庭設施和數量不多的儲蓄、國債、股票等。在沿海地區，如深圳，工薪階層最典型的“財富”就是有一套不能進入市場買賣的“福利房”。這些家庭中的一部分（即處于金字塔腰部中線以下的那一部分），如果不辛苦撐持，就有可能掉入金字塔的底座。因為他們存款的增長速度，無論如何都無法和通脹率的增長速度相比。 

　　

　　民眾的相對剝奪感

　　實事求是地說，現在中國的貧困并不同于改革開放以前的貧困。實行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經濟發展很快，任何一個地區的絕大部分民眾的生活水平都比改革以前要富裕得多。這方面有統計數據為證：自從1978年至1994年，在收入分配方面，城鄉居民拿了大頭。（19）但是一個人或一個家庭的富裕程度，不僅僅要看它比以往的歷史紀錄是否更好或更差一點，還要看它和其它階層相比的相對差距。

　　

　　國際上通常用“基尼系數”來衡量居民收入差異程度。基尼系數在0.3以下為平均狀態，在0.3～0.4之間為合理狀態，而0.4以上則屬于收入差距過大，如果達到0.6，暴發戶和赤貧階層同時出現，則社會動亂隨時可能發生，所以0.6被定為警戒線。西方發達國家的基尼系數一般都在0.3～0.4 之間。

　　

　　據世界銀行測量，在改革開放以前的1978年，我國城鎮居民個人收入的基尼系數是0.15，這個指標在當時的世界上幾乎是最低的。這說明當時我國平均主義、大鍋飯體制盛行。而到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差距迅速拉開，基尼系數的變化如下表：

　　

　　表8： 基尼系數變化表  年 份 1978年 1982年  1986年 1988年 1990年 1994年 

　　城鎮居民個人收入 0.15 0.22 0.19 - 0.23 0.370 

　　農村居民個人收入 - - 0.30 0.34 0.31 0.411 

　　中國人民大學PPS抽樣 - - - - - 0.434 

　　

　　前兩欄為國家統計局數據。但中國人民大學根據他們于1994年在全國范圍內作的一次嚴格的PPS抽樣入戶調查問卷的數據所作的計算，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數為0.434，同年，城鄉按家庭戶收入分組計算的基尼系數為0.445，這已經超過了西方國家通常的基尼系數。這組數字表明，在短短的十幾年間，中國已經由平均主義盛行的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距引起社會不安的國家，這種變化無論如何不應該被忽視。該中心的專家指出，在收入分配差距的比較中，還常用五等分的測量方法。按照這種方法，1994年我國最貧窮的20％家庭僅占全部收入的4.27％，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這即意味著，20％富豪階層的收入已超過60％中等收入者的收入總和。這種差距已經超過了美國。根據美國1990年的數據，美國最窮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6％，最富有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3％。（20）

　　

　　必須要指出的是，這個基尼系數和老百姓的感覺不太一樣。因為在這些調查中，對中低收入階層家庭的調查比較可信，那是因為這些家庭收入透明度較高；而對高收入階層家庭的調查卻應打個折扣，因為這類家庭有隱匿收入的傾向。了解中國國情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事實：進入90年代以后，中國出現了幾大投機行業：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期貨市場。這幾大投機行業的興起，使得一部分人可以依靠權力和資本的投入，進行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幾次資本原始積累的高潮中，中國涌現了一大批百萬、千萬乃至億萬富翁。這些人由于財富來源大多處于一種可疑的“灰色”狀態，故此對其財產的處置方式多處于隱匿狀態。而在這些人積累著巨額財富的同時，作為我國國民主要就業渠道的國有企業，卻陷入了日甚一日的虧損之中，相當部分國有企業的職工長期以來只能領40～60％的工資，基本生活都成問題。所以一些民間調查機構在對中國的現實進行調查了解以后，竟認為中國的基尼系數已達0.59。（21）

　　

　　由于種種原因，我國的統計數據并不能很真實地反映我國的現實，這一點連政府官員都予以承認。（22）且不談在經濟轉軌時虛報、瞞報、偽造、篡改統計數據的情況日趨嚴重，僅僅由于地下經濟、泡沫經濟的存在，工資外隱性收入的增加，預算外資金比重日大，非銀行機構資金體外循環擴大等，就已對全面搜集生產、建設、分配、交換、消費等資料帶來嚴重影響，使統計信息難以覆蓋全社會。研究者亦很難根據這些統計資料對社會進行全面分析觀察。即使進行了分析，其研究結果也難以讓人信服。所以在貧富差距這個問題上，還必須廣泛調查老百姓的意見。

　　

　　近兩年來，不斷有各種政府機構和學術研究機構就社會形勢之類到民間進行種種調查。在這些調查中，被調查者無一例外地對當前貧富差距過大表示了強烈的不滿。如山東省有關部門在1995年一季度就當前職工最不滿意的問題進行了一次調查，結果職工們最不滿意的問題之一，就是感到社會分配嚴重不公。被調查者認為，目前的分配既不是按勞分配，也不是按需分配，更不是平均分配，根本沒什么標準。（23）而且相當部分高收入者，并不一定做出了與收入相匹配的重大貢獻；倒是相當多的低收入者為社會、為國家作出了相當大的貢獻。

　　

　　值得注意的是，民眾對貧富分化的不滿，實際上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對不正當致富的不滿。在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調查中心組織的一項調查中，當問到“您認為在目前社會上的一些富人中，有多少是通過正當手段致富的”時，回答“不太多”的占48.5％，回答“幾乎沒有”的占10.7％，回答“不知道”的占20.8％，僅有5.3％的人回答“很多”。 由此可見，多數人對分配不公的抱怨主要是對致富方式的不滿，而不是對貧富分層的不滿。

　　

　　作者在和社會各界人士交談中發現，現在中國民眾對分配不公的抱怨已與80年代有很大不同。那時的抱怨還多少有點平均主義的遺跡，對個體戶帶有身份上的歧視，認為文盲之類的掙大錢，使教育顯得一錢不值，但卻沒有人否定個體戶主要是依靠能力，通過市場行為賺錢。經過后來的“下海”潮，人們已經知道“下海”的不易，對個體戶、私營業主的含辛茹苦有所體會，憤慨小了許多。但民眾也看得很清楚，90年代幾次機會中基本都是權力圈中人或和他們有關系的人獲利。一想到致富的原因是靠自己掌握權力，或是靠社會關系中有什么人能弄到“條子”批地、批各類緊俏物資、批外匯額度、或搞原始股票之類，這種機會不均造成的經濟不平等就顯得特別不公平。而在財富積累這個問題上，可以說是一步趕不上，就會步步趕不上。因為在憑資本稱雄的90年代，不再會有那么多的機會留給一無所有、白手起家的人了。

　　

　　毫無疑問，在高收入者和貧困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利益沖突。尤其是當高收入者的高收入常用于奢侈性的揮霍上，只刺激了某些不正當的行業發展與寄生階層出現時，社會公眾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也就比較容易為人所理解了。

　　

　　收入集中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對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史稍加關注的人都知道，平等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始終是處于中心位置的問題，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秘書處在詳細考察了亞洲一些不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態后，得出了如下結論：

　　

　　“從經驗來判斷，顯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并未證明有助于富有活力的經濟成效和發展的強大勢頭。事實上，看起來更可能是嚴重的收入集中化，強烈地（從物質和心理上）阻礙了公眾對發展的參予，從而妨礙了健康的經濟發展。（24） 

　　

　　社會的平等和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互為因果。種種跡象表明，收入的嚴重集中化極大地妨礙了中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首先，貧困人口低下的生活條件損害了他們勤奮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結果只會使生產停滯不前，大大降低效率，這就使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還要走很多彎路。

　　

　　其次，不平等的現狀助長了國民的無責任化傾向。因為在民眾尋求更大的平等背后，是對這樣一個事實的認識，即它在社會公正方面有種獨立的價值，對國家凝聚力具有健康的作用。而中國目前國民的無責任化傾向毫無疑問使國家凝聚力下降。

　　

　　從根本上來說，弱勢階層的處境惡化對政府而言是具有危機性質的社會問題。所以中國政府現在面臨的抉擇是艱難的：在公有制條件下，勞動推動生產力是主要的；但在市場經濟條件已初步建立的情況下，資本推動也是必不可少的。僅從經濟發展的角度考慮，資本收入越多，越有利于資本形成。如何使資本要素參加分配，并確定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的比例，牽涉到社會公正問題，而不平等這個倫理問題又和所有的社會經濟關系相連。不管怎樣，政府要考慮的不僅僅只是經濟效率問題，它所肩負的責任比這要復雜得多。因此，為了社會的長治久安，政府不但應該割斷政治權力和市場的緊密聯系，還必須在社會財富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過程中，想出行之有效的辦法調校目前這種狀態，以防止少數人不正當的收入過高和兩極分化的不斷擴張。

　　

　　貧困-----世界性的困擾

　　人們總結說，改革以來中國開始了大分化：東西部分化、城鄉分化、階層分化、貧富分化。其實前兩種分化包含了深刻的歷史地理因素，計劃經濟時代政策性的強行拉平，或者用財政轉移支付那種“輸血式”方式扶貧，都是一些不成功的反貧困措施，其后果大家也早已看到。但階層分化、貧富分化這兩個問題不但關系密切，且和東西部分化、城鄉分化的成因不同。如前所述，權力市場化是導致貧富分化的主要成因，而貧富分化又是導致階層分化的重要基礎，只是階層分化較之貧富分化還包括更為廣闊的內容，如職業聲望、政治地位等等。在這所有的社會分化中，最基本的問題其實就是貧困問題。而貧困問題不獨中國才有，它已成為困擾世界的頑癥。

　　

　　1996年是聯合國宣布的“國際消除貧困年”。將這一年定成世界消除貧困年，是1995年3月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的聯合國首腦會議上作出的決定。在這次會議上，18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和代表在 《共同宣言》和《行動綱領》等文件中，表示要以果斷的國家行動和國際合作達到消除世界貧困的目標，允諾把消除貧困、增加就業和促進社會融合等目標列為當前以及跨入21世紀后的最優先項目，以確保全人類的福祉。

　　

　　反貧困是世界各國都必須為之努力的社會目標。在過去50年內，世界財富增加了7倍，但與此同時，世界范圍內的貧困問題也日益突出。據聯合國統計，目前全世界有13億貧困人口，比5年前增加了3億，現在正在以每年2500萬人的速度在增長；有10多億人缺乏安全飲水等基本生活條件；每年約有1800萬人死于饑餓、營養不良及與貧困有關的其它原因，遠遠超過戰爭造成的死亡。第三世界的貧困問題尤為嚴重，在南亞居住著世界上1/3的人口，貧困人口卻占了一半。非洲6.3億人口中，約有一半掙扎在饑餓線上。拉美地區有近2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之下，占拉美人口總數的1/3以上。世界上最不發達國家已從1974年的29個增加到1994年的48個，其中28個國家每人每天靠不到1美元生存。

　　

　　發達國家的貧富懸殊問題也日益嚴重，貧困人口呈上升趨勢。以世界超級富豪國美國為例，就有15％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如果將個人名下資產超過50萬美元的個人定義為富戶，那么1995年歐洲的富戶已達到170萬個，那里也因此成為全球個人財富最為集中的地區，他們的身家高達47000億美元。北美地區集中著160萬富戶，總資產也有46000億美元。但聯合國以及其它機構普遍相信，亞洲很快會取代歐美成為財富之最，目前亞洲富戶的總資產已達42000億美元，過去10年來這些富戶的財富一直以9％的年速度增長，香港、新加坡以及韓國成為個人財富增長的翹楚。

　　

　　針對上述現象，聯合國的人力資源發展報告指出，一個正在崛起的城市富裕階層正在世界各地形成，他們通過種種途徑建立相互聯系并聚斂大量的財富與權力，而種種令人担憂的跡象顯示，地球村近半數的村民已經被摒棄在這一激動人心的財富創造過程之外。

　　

　　貧困問題主要是不合理政治秩序帶來的惡果，其中貧富差距日漸擴大是貧困問題日益嚴重的突出表現。在世界人口收入統計表上，20％的富人與20％的窮人的收入差距在60年代相差30倍，1991年已增至60倍，現在這一差距還在繼續成倍擴大。世界總人口中，社會上層的10億富人擁有83％的世界總收入，而社會底層的10億窮人只占1.5％。在貧困人口中，絕大多數是失業和半失業者。

　　

　　人口增長過快使發展中國家雪上加霜，抵消了它們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所作的努力。目前，全球每天增加23.5萬人口,每年共增加9000余萬人口，所增人口的95％都集中在發展中國家，照此速度和目前的經濟增長率，到2000年全世界將凈增2億貧困人口。

　　

　　與貧困伴生的是嚴重的社會問題。1990年以來，全世界發生82起大規模武裝沖突和戰爭，至少有65起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跨國難民已從70年代的80余萬人增至目前的2000萬人左右，另有2600余萬難民在他們自己的國家里流離失所。窮人為了自己的生存涌向城市，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過去的40余年里城市人口分別增加1倍和5倍，僅拉丁美洲每年就有數千萬青少年流落街頭。暴力犯罪、吸毒販毒、環境污染等社會問題也隨貧困的增加而日趨嚴重。

　　

　　聯合國因此并不將一國的富裕程度視為考察民眾生活狀況的唯一指標。在被稱為“頭號經濟巨人”的美國，那里富者與窮者的收入差距已擴大至9:1，懸殊程度與巴西、圭亞那等拉美國家相當，而一般工業化國家貧富懸殊程度則為4:1。所以當聯合國人力發展項目在1990年首次推出評估報告時，除國民生產總值外，教育、壽命以及實際購買力同時成為衡量社會進步狀況的指標，而人力發展指數則包括了民眾健康、衛生保健、婦女地位等充分反映民眾日常生活狀況的系列指標。在今天涵蓋了174個國家及地區的人力發展指數排行榜上，高居榜首的是加拿大，其后依次是美國、日本、荷蘭與挪威。中國處在第108位，印度位居135位，名列榜尾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如計入婦女待遇指數指標進行更全面的評估，瑞典異軍突起而進入榜首，加拿大落至次席，美國跌至第四，而中國則連跳29級，升至第79位。

　　

　　1996年人力發展報告還首先引進了一個衡量社會進步的新指標：隱性貧困，即通過評估5歲以下兒童發育不良比例、在校兒童比例、婦女文盲比例等多項指數來預測未來社會可能產生的貧困人口。根據這項指標，盡管南亞的印度及其它國家（斯里蘭卡）目前的貧困人口比例為29％，但如以“隱性貧困”指標衡量，貧困人口比例則陡增至62％，南亞次大陸各國政府在脫貧領域可謂任重道遠。

　　

　　總部設在華盛頓的海外發展委員會主席約翰.塞威爾在接受《紐約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單以國民生產總值規模衡量一國經濟水平的時代已經終結，唯有綜合考慮社會以及經濟因素才能反映真實狀況。塞威爾告誡所有發展中國家的決策者：“發展經濟的同時，要增加投資以提高民眾素質，改善婦女受教育狀況，并創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衛生保健制度，唯此才能走上持久穩定發展的光明之途。”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自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消除貧困工作歷經了三個階段：1978年至1985年為貧困人口大幅度減少階段。由于中國農村實行重大經濟體制改革，短短七年內，貧困人口減少了一半，由1978年的2.5億人減少到1985年的1.25億人，平均每年減少1786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即絕對貧困人口占農村總人口的比例，由1978年的30.7％下降到1985年的14.8％。

　　1986年至1993年為貧困人口穩定減少階段。中國農村的貧困人口進一步減少到8000萬人，平均每年減少640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降至8.8％。

　　

　　自1993年起，中國進入消除貧困最艱難的攻堅階段。國務院于1994年3月公布并實施“八五扶貧攻堅計劃”，即用7年左右時間，解決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

　　

　　在全球絕對貧困人口總數增加的大背景下，中國在17年之內使本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從25000萬人減少到8000萬，這的確是一個具有全球意義的歷史性成就。現在面對新生的城市貧困問題，中國也需要考察貧富差距過大的主要成因，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減少貧困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第一部《社會救濟法》（草案）已列入八屆人大必須完成的立法項目之一。作為政府，關懷弱者，為本國公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社會能夠良性運作的基本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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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注釋：

　　

　　1 、“關于社會分配不公問題的討論綜述”，《教學研究資料》（1989年11月1日）。 

　　2、郭繼嚴、楊宜勇：“城鎮居民收入總量增長分析”。 

　　3、11、馮同慶：“我國職工現狀分析”。 

　　4、12、喻利新、劉朝暉：“全國貧困職工救濟中的問題與對策”。 

　　5、《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1月7日） 

　　6、《投資導報》（1994年12月11日） 

　　7、《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1月10日） 

　　8、新華社消息1995年1月12日電。 

　　9、《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8月4日），國家計委社會發展研究所社會保障室主任楊宜勇談話中所引數據。 

　　10、《南方周末》（1997年2月14日）。 

　　13、李緣元：“三個龐大群體壓向就業市場”，《中國婦女報》（1995年4月5日）。 

　　14、《粵港信息日報》（1996年1月7日）。 

　　15、《經濟問題探索》（1996年第10期）。 

　　16、《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4月19日）。 

　　17、新華社1996年7月23日電，中國人民銀行公布第二季度金融統計資料。 

　　18、這方面有一個公式計算：個人儲蓄率＝每年個人新增儲蓄額÷每年個人可支配收入。當年可支配貨幣收入的儲蓄存款率從1978年的1.8％上升到1991年的17％，近兩年如加上各種有價證券和手持現金，儲蓄率平均達30％以上。但這些必須考慮到不是每一戶家庭都有如此高的儲蓄率，而且不少家庭還在為購買住房存款，所以這種儲蓄具有周期高峰的特點。 

　　19、據國家統計局透露，改革開放16年來，中國收入分配格局發生很大變化，居民個人收入增幅最大，農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增長分階段有所不同，各種所有制經濟收入增長也有一些差別。從1978年至1994年，居民個人收入和集體收入呈上升趨勢，特別是居民個人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49.3％上升到61.7％；集體收入比重由19.1％上升到23.8％。在城鄉收入方面，1978年到1984年，收入分配政策主要是向農村居民個人傾斜，農民收入增長較快。1985年到1994年，這個階段的收入分配政策主要向城鎮居民個人傾斜，城鎮居民收入平均每年遞增21％。（見《深圳商報》1995年10月16日）。 

　　20、《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4月29日）。 

　　21、熊海濱：“全民逐富：中國‘大洪荒’”，《經濟潮》總第三期。 

　　22、鄭家亨：“轉軌期經濟與統計數據失真問題”。 

　　23、《中國市場經濟報》（1995年5月15日）。 

　　24、“亞洲近來的社會趨勢與發展”，載于《亞洲與遠東經濟通報》第19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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