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文匯 貓頭鷹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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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頭鷹的翅膀
朱學勤
  法國革命以來的這個二百年,人類第一次產生了這樣的社會成員,他們從“解釋過去”變為“預言未來”,再變為“能動”:頭朝下,造出一個世界來。真不知是福,是禍,還是“惑”?
  這里并不是反對啟蒙理性,而是想反思啟蒙的另一面:人的理性有限,以有限追無限,殆乎?
  嚴復說:百年中國受禍于好人者多,受禍于壞人者少。這句話觸目驚心,但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壞人為禍,一私欲耳,了不起袁世凱八十三天皇帝夢,一命嗚呼。而好人犯錯誤,不巧手里又還有權,他是要發動社會改造的,那就要闖出滔天大禍。從18世紀啟蒙理性發動,二百年英雄輩出。但問題出在哪里?
  黑格爾有言:密涅茲的貓頭鷹總是在暮色來臨時才張開翅膀。他總結的是以往人文知識活動,都是“解釋性”體系:某一段歷史行程將近走完,智者的理論總結才開始出現。黑格爾不敢設想人文知識還能“預言”,更不敢設想根據“預言”,還有“能動性”:頭朝下,造出一個世界來。這就為他的學生馬克思詬病:以往的哲學都是解釋世界,但問題卻是要改造世界!黑格爾沒有看到,有一群公共性知識分子要誕生了,從巴貝夫到圣西門,空想社會主義要出現,人類從此有了“預言性理論體系”。貓頭鷹的翅膀要在拂曉時分張開了!
  知識獲得“預言”性格,最多是災禍的預兆,尚不是災禍本身。馬、恩總結其理論貢獻,是把社會主義從空想“預言”發展到科學。因為他們畢竟是“富革命”理論:某一生產關系蘊含的生產力在釋放完畢之前,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社會主義革命只能發生在資本主義最為成熟的西歐各國。他們是在“預言”,但還沒有“能動”,而且反對知識分子把自己的觀念從外部灌輸進歷史。
  馬克思畢竟是唯物主義者,認為經濟領域里的技術性變革比理論的能動性更有意義。比如他說,蒸汽機是比布朗基還要危險的革命家,要耐心等待蒸汽機開過來。但是孰知世間還有比蒸汽機跑得更快的,那就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傳播:蒸汽機是在地面跑,思想卻可以跨越國境飛翔,因為脫離萬有引力,就比蒸汽機跑得更快。
  “預言性理論”飛向東方,到了俄國人那里,經濟條件落后多了,思想卻一變而為“能動性理論”:先革命,再創造出能夠發生這場革命的歷史條件。最厲害的是這句話;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產生社會主義,只能依靠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進去!于是就有了電影《列寧在十月》里的那句著名臺詞:先把政權奪過來,交到沒有準備的工農兵蘇維埃手里,然后再問它怎么辦!
  從俄國到中國,地理上更為東方,經濟上更為古代,但是知識分子的觀念也可以比蒸汽機跑得更快。這一次連俄國式的準現代產業也沒有,卻不妨礙知識分子向更后面的一個階級——農民兄弟灌輸社會主義觀念,“富革命”變為“窮革命”,而且越窮越革命,人民公社、大躍進、三年餓死成千上萬人。知識分子從外部灌輸進去的“為窮人主義”,相比窮人自發產生的“窮人主義”——“小生產者每天每時都產生資本主義自發性”,哪一個危害大?“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禍端就是這樣發生的。
  工人、商人、農人蕓蕓眾生,生活于經驗世界,天然疏離觀念活動,最多產生工聯主義、投機倒把或者三十畝地一頭牛,雖庸俗而危害有限。怕就怕人文知識分子為教士后裔,天然具有救贖沖動。啟蒙理性推倒神,又允諾哲學家可以代替神,既然能完美解釋過去,為什么不能預言未來?
  于是從“解釋”一變為“預言”,再變為“能動”,宗教救贖從彼岸走到了此岸,化成了世俗形式。從此就不是歌德所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而是“能動”者所言:理論常青,生活之樹是曖昧的,即使有顏色,也要從外部灌輸進去,把它弄成另一種顏色!法國革命以來的這個二百年,人類第一次產生了這樣的社會成員,他們的觀念傳播早在愛因斯坦之前就獲得了“光速”,真不知是福,是禍,還是“惑”?
  我這里并不是反對啟蒙理性,而是想反思啟蒙的另一面:人的理性有限,以有限追無限,殆乎?
  “豈有文章覺天下,忍將功業誤蒼生”,就是說的這個道理。有此自覺,或能想通我們這個世紀的左禍根源。它可能是從法國啟蒙運動起源,又經過好幾個外國,其間總是錯過有效梳理,混混沌沌,才流到了文化大革命這一站。算起來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吧?恰好與人文知識分子的救贖性格同步——很可能就藏在你我內心深處。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朱學勤 2013-08-22 2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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