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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從本世紀十年代中期五四運動前夕起，中國思想界掀起了一場持續達十多年之久的關于中西（或作東西文化）比較的論爭，比較兩種文化的差異，闡述其特點，并評議其高下優劣。這場論爭名為中西或東西文化的比較，實質上并沒有比較中西文化發展的全過程，只是比較了中國封建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也就是說，主要不是中西或東西的對比，而是封建與資本主義社會文化對比；比的主要是不同社會發展階段的文化，而不是不同地域、的文化。這種討論逐步引導人們注意到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什么性質，因而到了二十年代后期，中西文化的討論隨即為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所取代。整個中術界不談中西文化比較差不多已有六十年之久。解放前，大學里都還開有“中國文化史”一課，解放后，連這門課也撤銷了，在中國通史、斷代史課中，一般也都側重于、、軍事而忽視文化。這對于正確、透徹地認識我們這個國家、民族的和現狀當然都是不利的。近幾年來，風氣有所轉變，又有人談論、探索中國文化的特點和中西文化的比較了，本次討論會（1986年1月6日至10日由復旦大學主辦的國際中國文化學術討論會。）也以此為主題，這是很可喜的。

不過，我覺得我們現在再來討論中西文化（東西文化）比較，首先對中國文化、中西文化或東西文化這幾個詞義的認識應該和六十年前有所不同，更要正確一些，緊密一些：

1．無論是評議中國文化還是，都應該包括其全部文化發展過程，“中國文化”不應專指中國封建時代的文化，“西方文化”不應專指其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最好能將雙方全部文化發展過程進行對比，不能的話，也該以雙方的相同發展階段進行對比。這要比過去那種以不同社會發展階段進行對比合理得多，有意義得多。

2．中國文化不等于全部東方文化，西歐文化不等于全部西方文化。不宜將中國和西歐文化的對比看作是中西文化的比較，更不能視同東西文化的對比。

3．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為一體之前，各有本族獨特的文化。所以嚴格地說，在采用“中國文化”這個詞時，理應包括所有歷史時期中國各族的文化才是。只是由于漢族占中國的極大多數，整個歷史時期漢族文化較其他各族為先進，所以通常都將“中國文化”作為漢族文化的代名詞，這等于是習稱漢文為中文，為中國話一樣，也未始不可通融。但是，猶如講中國通史不應局限于中原王朝的歷史一樣，今后我們開展中國文化的研究與討論，或編寫一部中國文化史，切不可置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于不問，專講漢族文化。

4．姑以“中國文化”專指漢族文化，漢族文化幾千年來是在不斷演變中的，各個不同時代各有其不同體貌，也不能認為古往今來或整個封建時代一成不變。中國文化各有其具體的時代性，不能不問時代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

5．姑以“中國文化”專指歷代中原王朝境內的文化，任何王朝也都存在著好幾個不同的文化區，各區文化不僅有差別，有時甚至完全不同。因此，不能把整個王朝疆域看成是一個相同的文化區。也就是說，中國文化有地區性，不能不問地區籠統地談論中國文化。

五四前后一般認為中國文化就是思想，就是的學說，就是綱常名教那一套，我看不能這么說。儒學孔教從來沒有為漢族以外的兄弟民族所普遍接受，例如藏族早先信苯教，后來改信藏傳佛教即喇嘛教；蒙族本信薩滿教，后來也信了喇嘛教；維吾爾族在蒙古高原時本信摩尼教，西遷新疆后改信佛教，宋以后又自西向東逐步改信了伊斯蘭教。所有少數民族都各有其獨特的信仰與文化，只有少數上層分子在入居中原后才接受儒家思想。

那末能不能說儒學、禮教是以漢族為主體民族的歷代中原王朝境內的占統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呢？我看也不能。這一方面是因為幾千年的漢文化在不斷變化，有時代差異，另一方面是因為同一時代漢民族內部文化又因地而異，有地區差異，所以不存在一種整個歷史時期或整個封建時期全民族一致的、共同的文化。本文想專就歷代中原王朝范圍內的文化簡略陳述一下兩方面的差異，希望能引起研究中國文化的同志們的注意。

一

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這幾乎是讀史者人所共知的常識，本用不著我在此辭贅，但也不妨概括地指陳一下：

1．上古姑置不論。自孔子以后，經戰國、秦到西漢初期，儒家學說一直未取得思想界的支配地位；戰國是儒、墨、道、名、法、陰陽、縱橫等百家爭鳴時代，秦代尊尚法家，同時又盛行陰陽神仙之術，漢初則以黃老為顯學。

2．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此后的兩漢號稱為儒家的經學極盛時期。但經學大師董仲舒、劉向所宣揚的實際上是以陰陽五行附會儒術的一套，大談其天人相應、禍福休咎、災異，與孔孟以仁政、禮教為核心的學說已大異其趣。至西漢末乃發展為虛妄荒誕的讖緯之學。一般儒生治經專重章句，支離破碎，一經說至百余萬言。所以兩漢經學根本談不上弘揚了儒家思想。當時人們頭腦中的主導思想是鬼神、符瑞、圖讖。王充在其《論衡》里痛詆這一套世俗虛妄之言，讀其書者頗為之折服。但王充是僻處江東的會稽人，《論衡》這部書是直到漢末建安中才由會稽太守王朗帶到中原的許都后才得到的，所以王充其人，《論衡>>其書，對東漢的思想文化發生不了多大影響。

3．魏晉時代思想界的主流是玄學，先是何晏、王弼祖述老莊，并用老莊來解釋儒家的經典《周易》，使之玄學化，《老》《莊》《易》遂并稱三玄。既而發展到嵇康阮籍“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其時佛教已初步得到傳播，道教開始形成。儒家經典盡管仍為京師及地方各級學校里的必修課目，但支配人們精神世界的，釋、道、玄的勢力已壓倒了儒家的禮教。

4．到了東晉十六國南北朝時代，佛道大行。梁時單是首都建康就有五百寺，由于僧尼不登戶籍，“天下戶口，幾亡其半”。梁武帝、陳武帝、陳后主，都曾舍身佛寺為奴，由群臣出錢贖回。北魏孝文帝時，“寺奪民居，三分且一”。東西魏、北齊周對峙時期，兩國僧尼總數達三百萬左右，占總人口數的十分之一。茅山道士陶弘景是梁武帝的“山中宰相”。北魏自太武帝信奉寇謙之的天師道后，后此諸帝初即位，都要去道壇受符篆。南北世家甲族如南朝的瑯玡王氏、北朝的清河崔氏，都世代信奉天師道。儒家的經學在南朝的國學中“時或開置”，“文具而已”，“成業蓋寡”。北朝在北魏盛時重視學校與經學過于南朝，至孝昌以后，“四方求學，所存無幾”。北齊時國學“徒有虛名”，“生徒數十入耳”。儒學在這個時期顯然已極度衰微。

5．隋唐時期佛道二教發展到執思想界之牛耳，一時才智之士，往往以出家為安身立命的歸宿。儒學亦稱昌明，孔穎達的《五經正義》，是一次經學注疏的大結集，舉世傳習，歷久不衰。統治者三教并重，一統政權并不要求思想統一。民間信仰則趨向于佛道。

6．是宋儒所創立的新儒學。自宋以后，這種新儒學對社會上層分子的思想意識確是長期起了相當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學雖以繼承孔孟的道統自居，其體系實建立在佛教禪宗和道教《參同契》的基礎之上，以儒為表，以釋道為里，冶三教于一爐，所以無論是程朱還是陸王，宋明的理學絕不能與孔孟的學說等同起來。宋以后儒者主張排斥二氏者盡管代有其人，那是極個別的所謂“醇儒”，多數士大夫則都是既讀圣賢書，同時又出入甚至篤信佛道。綱常名教這一套固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人們所畢生追求的卻是功名利祿，他們所頂禮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賢，而是佛、菩薩、玉皇大帝、十殿閻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代理學之盛不亞于宋，且看謝肇瀏所撰《五雜俎》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贏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吝，見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稱善士矣，我未之見也。（卷十三事部）

可見當時極大多數士大夫嘴上講的盡管是修、齊、治、平、仁、義、，頭腦里卻無非是富貴、鬼神、錢財、女色。

北京是當時的首都，江南是當時最發達的地區，而蘇州為其都會，按理說，北京、蘇州兩地的風尚，即便不能完全遵守周孔的禮教，總該相去不遠，實際情況卻大相徑庭。

“京師風氣悍勁，其人尚斗而不勤本業”，“士人則游手度日，茍且延生而已”。“奸盜之叢錯，駔儈之出沒，蓋盡人間不美之俗，不良之輩，而京師皆有之”。“長安有諺曰：‘天無時不風，地無處不塵，物無所不有，人無所不為。”’

姑蘇“其人儇巧而俗侈靡。士子習于周旋，文飾俯仰，應對嫻熟，至不可耐。而市井小人，百虛一實，舞文狙詐，不事本業。蓋視四方之人，皆以為椎魯可笑，而獨擅巧勝之名”。（卷三地部）

在這兩個封建文化最發達的城市里，謝氏似乎并沒有聞到一點點忠、孝、仁、義、溫、良、恭、儉的周孔之教的氣息。

如上所述，可見中國文化一方面隨著時代的演進而隨時在變，各時代的差異是相當大的，決不能認為存在著一種幾千年來以思想為核心或代表的一成不變的文化。另一方面，五四以前，無論是從以詩書禮樂教三干弟子以來的二千三四百年，還是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的二千年，還是從宋儒建立以來的七八百年，儒家思想始終并沒有成為任何一個時期的唯一的統治思想。兩漢是經學和陰陽、五行、讖緯之學并盛的時代，六朝隋唐則佛道盛而儒學衰，宋以后則佛道思想融入儒教，表面上儒家思想居于統治地位，骨子里則不僅下層崇信菩薩神仙遠過于對孔夫子的尊敬，就是仕宦人家，一般也都是既要參加文廟的祀典，對至圣先師孔子拜興如儀，更樂于上佛寺道觀，在佛菩薩神仙塑像前燒香磕頭祈福。總的說來，控制當時整個社會精神世界的，是菩薩神仙，而不是周公孔子孟子。《五雜俎》里有一條對這種情況說得極為精采明白：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于關壯繆，……世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大帝、碧霞元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子，或未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天地俱悠久矣。（卷十五事部）

除了崇信菩薩神仙之外，還有形形色色數不清的各種迷信，如算命、看相、起課、拆字、堪輿、扶箕、請神、捉鬼等等，無一不廣泛流傳，深入人心。甚至如近代史上負盛名的進步思想家魏源，也是一個堪輿迷。他在江蘇做官，在鎮江找到了一塊“好地”，竟不惜把他已在湖南老家安葬多年的父母骸骨，迢迢千里遷葬過來．我們怎么能說五四以前中國封建就是孔孟一家的儒家思想呢？

二

中國史上自秦漢以后中原王朝的版圖都很廣大，各地區的風土習尚往往各不相同。任何時代，都不存在一種全國共同的文化。過去研究文化史的同志們，對這種文化的地區差異一般都沒有予以足夠的注意，在此我舉幾個朝代為例，簡要指出各區間的顯著差異。

（1）在漢武帝獨尊儒術約百年之后的成帝時，劉向將漢朝全境劃分為若干區域，丞相張禹使僚屬朱贛按區敘次其風俗，后來為班固輯錄于《漢書·志》的篇末。根據此項資料，其時全國只有齊地“士多好經術”，魯地“其好學猶愈于他俗”，三輔（京都長安附近，今關中平原）的世家“好禮文”，此外各地區全都沒有提到有儒家教化的影響，相反，到處流播著各種不符合儒學禮教習俗。例如：

三輔“富人則商賈為利，豪杰則游俠通奸”。“瀕南山近夏陽多阻險，輕薄易為盜賊，常為天下劇”。“郡國輻湊，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列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尤崇奢靡，送死過度”。六郡（今甘肅東部、寧夏、陜北）則“不恥寇盜”。蜀士以文辭顯于世，但“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以上為秦地。

中原的河內則“俗剛強，多豪杰侵奪，薄恩禮，好生分。”周地則“巧偽趨利，貴財賤義，高富下貧，喜為商賈”。鄭地則“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陳地則“其俗巫鬼”。南陽則“俗夸奢，上氣力，好商賈”。宋地雖“重厚多君子，好稼穡”，但沛、楚“急疾顓己”，山陽“好為奸盜”。

河北的趙、中山則“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廂，游媚富貴，偏諸侯之后宮”。太原、上黨“多晉公族子別、，以詐力相傾，矜夸功名，報仇過直，嫁聚送死奢靡”。鍾代以北“民俗懻忮，好氣為奸，不事農商，……故冀州之部，盜賊常為它州之劇”。燕地則還保留著戰國以來“賓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之俗。

楚之江南則“信巫鬼，重淫祀”。吳人以文辭顯，“其失巧而少信”。

就是儒教比較最昌盛的齊魯二地，齊“俗彌侈”，其士“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魯地“去圣之遠，周公遺化銷微，孔氏庠序衰壞”，“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祭之禮，文備實寡”，也不能算是風俗淳厚的禮義之邦．

（2）《隋書》的《志》本為《五代史志》，以南北朝后期梁、陳、齊、周和隋五代為論述對象。其《地理志》將隋煬帝時全國一百九十個郡按《禹貢》九州編次，各于州末略敘其風俗。

九州之中，兗、徐、青三州十五郡（今山東和河南河北與山東接境的一小部分，江蘇淮北部分，安徽淮北的東部）被肯定為教化最良好的地區。兗州五郡，“有周孔遺風，多好儒學，性質直懷義”。徐州四郡，“賤商賈，務稼穡，尊儒慕學，得洙泗之俗”。青州四郡，“多務農桑，崇尚學業，歸于儉約”；但齊郡（今濟南）“俗好教飾子女淫哇之音”，東萊“樸魯少文義”，是其缺失。

尚儒風氣次于兗、徐、青三州的是豫、冀二州。豫州十六郡（今河南大部分、安徽淮北的西部、山東西南的一部分、陜南東部及鄂西北一部分）基本被肯定為“好尚稼穡，重于禮義”，獨帝都所在的河南（洛陽）則被譏為“尚商賈，機巧成俗”。冀州三十郡，在今河北中南部的七郡“人性多敦厚，務在農桑，好尚儒學，而傷于遲重”；今河南黃河以北的河內、汲二郡“俗尚于禮”，基本被肯定；惟介在其間的魏郡、清河則被譏為“浮巧成俗”，“輕狡”；在今山西中南部的七郡基本被肯定為“重農桑，樸直少輕詐”，惟“傷于儉嗇，其俗剛強”；自今山西北部北至河套東北五郡和河北北部東至遼西六郡“地處邊陲”，其人“勁悍”“勇俠”，風教異于內郡；惟涿郡（今北京）、太原“人物殷阜”，“多文雅之士”。

以上五州是黃河下游兩岸即所謂關東地區。

自關以西的雍州，即基本為儒家聲教所不及。長安附近關中平原三郡，風氣很壞：“人物混淆，華戎雜錯；去農從商，爭朝夕之利，游手為事，競錐刀之末；貴者崇侈靡，賤者薄仁義；豪強者縱橫，貧窶者窮蹙；桴鼓屢驚，盜賊不禁”。三輔以北以西的古“六郡”之地，比較淳樸，“性質直，尚儉約，習仁義，勤于稼穡，多畜牧，無復寇盜”。自此以北緣邊九郡（陜北、寧夏至河套）及河西諸郡則“地接邊荒，多尚武節”。

秦嶺以南長江上游的梁州，惟蜀地“頗慕，時有斐然”；“人多工巧，綾錦雕鏤之妙，殆侔于上國”；“然多溺于逸樂”，“貧家不務儲蓄，富室專于趨利，其處家室則女勤作業，而士多自閑”；“小人薄于情禮，父子率多異居”；“其邊野富人，多規固山澤，以財物雄使夷僚，故輕為奸藏，權傾州縣”。漢中與巴地則“質樸無文，不甚趨利；性嗜口腹，多事田漁，雖蓬室柴門，食必兼肉；好祀鬼神，尤多忌諱；崇重道數，猶有張魯之風”。漢中以西蜀郡以北諸郡則“連雜氐羌，人尤勁悍；性多質直，務于農事，工習獵射，于書計非其長矣”。

長江中游的荊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喪葬之節，頗同于諸左云”；全州二十二郡中，只有南郡襄陽“多衣冠之緒，稍尚禮義經籍”。

以長江下游為中心的揚州地區比梁州荊州更為廣大，東北起今蘇皖鄂豫的淮南，中間為長江以南的今蘇皖滬浙閩諸省市，南至五嶺以南的今兩廣和越南北部。其中淮南八郡被譽為“尚淳質，好儉約，喪紀婚姻，率漸于禮”。江南嶺北十八郡則大抵“信鬼神，好淫祀，父子或異居”，又分為二區：“吳中”七郡（以太湖流域為中心、西包皖南宣城一帶，南包浙江寧紹金衢）“君子尚禮，庸庶敦龐，故風俗澄清，而道教隆洽”，評價最高；此外十一郡（今江西福建二省及皖南浙西之舊嚴徽二府。浙南之舊溫處臺三府）風教皆不及“吳中”，盡管也“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但豫章等郡有婦女“暴面市廛，競分銖以給其夫”，丈夫舉孝廉即逐前妻，廬陵宜春等郡又往往有畜蠱害人的惡習。五嶺以南十九郡風氣更差，“人性輕悍，易興逆節”，而俚僚則既“質直尚信”，又“重賄輕死，唯富為雄”，“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于子者”，“俗好相殺，多搆仇怨”。

總括《隋書·志》所載，當時被譽為尊儒重禮的，只有中原二十一郡荊揚十七郡共三十八郡，僅占全國一百九〇郡的五分之一；就是在這三十八郡中，也還夾雜著不少違反儒教的風俗。至于其他五分之四的地區（按郡數計），則幾乎沒有受到什么儒教的影響：中原發達地區則機巧輕狡侈靡成俗，邊郡則失之于剛強勁悍；南方梁荊揚三州則普遍信鬼神奸淫祀。長江流域尊儒重禮的郡數已接近中原，這當然是永嘉亂后中原士族南遷的結果。

（3）《通典·州郡典》載天寶年間的三百多府郡，也是按《禹貢》九州分區記敘，州末各記上一段風俗。據此，其時：

冀州的山東（今河北）“尚儒”，“仗氣任俠”，而鄴郡（今安陽附近冀豫接壤一帶）“浮巧成俗”；山西人勤儉，而河東（今晉西南）“特多儒者”；并州（太原及迤北）“近狄，俗尚武藝”。兗州（今冀東南魯西）“人情樸厚，俗有儒學”。青州（今山東濟南以東）“亦有”。徐州（魯南蘇皖淮北）“自五胡亂華，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圣久遠，人情遷蕩”，但又說“徐兗其俗略同”。豫州只說“周人善賈，趨利纖嗇”，而不及他郡。中原這幾州儒學的聲勢，比百五十年前《隋志》所載，大致并沒有什么進展，惟山東、河東多世族，故獨擅儒術。

關中的雍州京輔因“五方錯雜，風俗不一，稱為難理”；其西北諸郡“接近胡戎，多尚武節”；“其余郡縣，習俗如舊”。

長江流域上游梁州的蜀土“學者比齊魯”。下游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如舊，而江東因永嘉之后“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中游荊州“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僚，率多勁悍”。

五嶺以南于九州外別為一區，“人雜夷僚，不知教義，以富為雄”，“民強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輕悍易興逆節”。

總的說來，盛唐時代的儒學興盛地區，北方則山東、兗州，南方則吳中，略如隋舊；惟以蜀土比齊魯，可能比隋代有所發展。

（4）《宋史·地理志》將崇寧時的二十四路合并為十二區，區末各有一段論風俗，較《漢志》《隋志》更為簡略，茲參以《太平寰宇記》、《輿地紀勝》所載，略述如下：

中原諸路中，京東“專經之士為多”，河北“多專經術”，京西洛邑“多衣冠舊族”，文教稱盛。京東二路大率“皆樸魯純直”，“重禮義，勤耕纴”；惟兗濟“山澤險迥，盜或隱聚”，登萊高密“民性惟愎戾而好訟斗”。京西二路“民性安舒”。河北二路“質厚少文”，“氣勇尚義，號為強忮”。此外河東則“剛悍樸直”，“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嗇尤甚”。陜西二路“慕農桑、好稼穡”，“夸尚氣勢，多游俠輕薄之風，甚者好斗輕死”；惟蒲解本隸河東，“俗頗純厚”；被邊之地，“其人勁悍而質木”；“上洛多淫祀，申以科禁，其俗稍變”。

南方的江南東、西，兩浙，福建四路是當時全國最發達的地區，尤以福建為最，多響學，喜講誦，好為文辭，“登科第者尤多”。但這幾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兩浙“奢靡，奇巧”；江南“性悍而急，喪葬或不中禮”；江南福建皆“多田訟”．此外則淮南二路“人性輕揚”。荊湖南路“好訟者多”，此路“俗薄而質”，歸、峽“信巫鬼，重淫祀”。川峽四路“民勤耕作，…其所獲多為遨游之費”，“尚奢靡，性輕揚”；“庠塾聚學者眾”，文士輩出，而“親在多別籍異財”。涪陵之民，“尤尚鬼俗”。廣南二路“民婚嫁喪葬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人病不呼醫服”。

這里有值得注意的兩點：一、兩宋是最昌盛的時代，可是除福建一路的“喜講誦”當即指此外，其他各路記載里竟概未涉及。當然，京東、河北、兩浙、江南和蜀中的“文學”“經學”，不可能完全與理學無涉；要之，由此可見，即使在宋代，理學怕也未必已為讀書人所普遍接受。二、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兩浙、江南、福建，同時又是普遍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的地區，可見宋代的盡管已“冶三教于一爐”，但至少在民間佛道的權威顯然還是比周孔之教高得多。

（5）《元史》、《明史》、《清史稿》的《地理志》不載風俗；元明清三代的《一統志》中《元統志》今殘存已不及百分之一，《明統志》、《清統志》所載風俗一般僅趂錄前代舊志陳言，不反映當代情況。所以中國文化在這六百多年中的地區差別并無現成資料可資利用，現在我只能就明朝一代，雜采諸書零星，略事闡述：

據清人黃大華所輯《明宰輔考略》，自永樂初至崇禎末，歷任內閣大學士共一百六十三人。茲按明代的兩京十三布政使司，表列這一百六十三人的籍貫如下：（內一人待考）

明制內閣大學士皆由翰林出身，所以這張表大致可以反映各地區文化程度的高下：南直、浙江、江西三省共得七十五人，占全國總數45％；加福建省共得八十六人，四省占總數53％，是全國文化最發達的地區。其中又以相當今蘇南、上海的五府得十九人，浙江的嘉湖寧紹四府得二十人，江西吉安一府得十人，福建泉州一府得五人，尤為突出。中原的北直、山東、河南、山西四省合四十六人，占總數28％。此外陜西、湖廣、四川、廣東、廣西共得三十人，占18％。其中陜西二人都是最接近中原的同州人，廣西二人都是地接湖廣、省會所在的桂林人。十五省中，云貴二省全都不出一人。所以全國人才分布的總形勢是東南最盛，中原次之，西北西南最為落后；西北的陜西當今陜甘青寧四省區之地只出二人，西南的廣西和云貴三省也只出二人。

致位宰輔必須經由科舉，應科舉必須讀儒家的經典；但當時的儒學代表人物不是位極人臣的大學士或名魁金榜的三鼎甲，而是以道義名節自勵，講求修、齊、治、平之道的理學家。《明史》將一代著名理學家除少數幾個有事功列于專傳者外，編次為《儒林傳》二卷，共著錄一一五人。茲表列到——五人的籍貫如下：

東南四省占了全國總數76．5％，北方四省僅占16％，此外中南西南三省合占7％。除西南廣西、云、貴三省無人外’奇怪的是，畿輔之地北直竟亦無人，十五省中缺了四省，總的分布形勢基本與宰輔相同，而榮枯之差更大。這應該是由于宰輔出自科舉，科舉各省有定額，故分布面比較廣，比較平衡，而理學的授受則自應由近而遠，僻遠處更難為傳播所及。可見科舉和儒術雖然是兩回事，二者都足以代表當時文化盛衰的地區差異。

為了企求早日完成這篇講稿，我未能為《明史·文苑傳》中人物作出分省；逆料做出來的結果與宰輔儒林不會有多大差別。

多出卿相、名儒、文入學士的地區，一般當然就是儒術禮教最昌盛的地區。如上表，《明史·儒林傳》中的人物以江西為最多，這是與明人著作《文武庫》中所記江西風俗正相符合的。全省十三府，其中南昌、饒州、廣信、九江、建昌、撫州、臨江、吉安、袁州九府，都被贊許為“家有詩書”，“人多儒雅”，“比屋弦誦”，“尚禮崇德”，“力學知廉恥”等等。萬歷中王士性所著《廣志繹》，備載十四省（不及福建）民俗，他省皆不及儒術，獨稱“江右講學之盛，其在于今，可謂家孔孟而人陽明矣”（卷四）。但江右風俗悖于禮教者亦不在少。通省則“少壯者多不務穡事，出營四方，至棄妻子而禮俗日壞，奸宄間出”（《文武庫》）。其外出又不是經營正經業，往往用堪輿星相等術數，賴譚天懸河的辯才以騙取錢財（《廣志繹》卷四）。各府則南昌“薄義而喜爭”，建昌“性悍好爭訟”，瑞州“樂斗輕死，尊巫淫祀”，贛州“好佛信鬼，嗜勇好斗，輕生致死”，南安“多訟”（《文武庫》）。

浙江出宰輔僅次于南直，理學之盛僅次于江西，而紹興一府科名儒學之盛，又甲于浙江。然為顧亭林詈為“天下之大害”，“百萬虎狼”，窟穴于自京師各部至各級地方衙門的胥吏（《郡縣論》），正是浙江的紹興人。

南直的文化中心，首推南京蘇州揚州三處。成書于萬歷晚期的謝肇涮《五雜俎》，痛詆蘇州人的儇巧，已見上文。南京則以秦淮煙月、舊院名妓著稱（《廣志繹》卷二）。而揚州人多以買童女經過一番如何做好姬妾的專業教養后以厚直出售為業，俗稱“養瘦馬”。以致“廣陵之姬”，成為名聞四遠的名產，達官巨賈，“欲納侍者類于廣陵覓之”。且業此者并不限于平常人家，“即仕宦豪門，必蓄數人，以博厚糈，多者或至數十人”（《廣志繹>>卷一、《五雜俎》卷七、《野獲編》卷二三》。三處如此，則南直風尚之多弊可見。

南宋朱熹家居建陽，一生活動長期皆在閩中，故世稱其學為“閩學”，其影響直到明代還很深。建寧、延平、邵武、汀州上四府，有“小鄒魯”之稱（《灰畫集》引《方輿勝略》）。謝肇涮是福州長樂人，自詡“吾邑雖海濱椎魯，而士夫禮法，甲于他郡。…市不飾價，男女別于途，不淫不盜，不囂訟，不逋賦。”但謝氏又承認“今之巫覡，江南為盛，江南又以閩廣為甚。閩中富貴之家，婦女敬信無異天神”。“惑于地理者，惟吾閩為甚”。“最可恨瘟疫一起，即請邪神”。而閩廣人好男色，尤甚于他處；福州又往往“乘初喪而婚娶，謂之乘兇”（《五雜俎》）。丘濬又指出“溺子之俗，閩之建劍為甚”（《大學衍義補》）。沈德符極言閩人之重男色，至以“契兄弟”比之于伉儷；甚者又有壯夫娶韶秀少年，與講衾裯之好，稱“契父子”（《野獲編補遺》）。如此種種惡俗在福建的廣泛流行，可見所謂“小鄒魯”，所謂“最講禮法”，只是一些士大夫閉目塞聽所作的自我吹噓而已。

封建文化最發達的東南四省尚且不能按儒學的要求澄清風尚，其他地區當然更談不上了。看來山東的“士大夫恭儉而少干謁，茅茨土階，晏如也”，河南的風俗有“淳厚質直”之譽，多半是由于地瘠民貧而導致的，與儒學的教化未必有多少關系。所以山東、河南皆多盜，“宛洛淮汝睢陳汴衛”一帶，又有“同宗不相敦睦”，“同姓為婚多不避忌，同宗子姓，有力者蓄之為奴”這一類違反禮教的陋俗。“又好賭，貧人得十文錢，不賭不休，賭盡勢必盜，故盜益多”（《廣志繹》卷三）。中原如此，西南廣西云貴等地民夷雜處，諸夷仍其舊俗，華人什九皆各衛所的戍卒，其不諧于名教更可想見。

三

綜上所述，可見姑且不講全中國，即使未講秦漢以來的歷代中原王朝，專講漢族地區，二千年來既沒有一種縱貫各時代的同一，更沒有一種廣被各地區的同一文化。雖然學說一直是二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卻從沒有建立起它的一統天下，猶如基督教之于歐洲諸國，伊斯蘭教之于穆斯林國家那樣。各時代風俗習尚的地區差異，更充分說明了好儒尚禮的地區一般只占王朝版圖的一小部分，很難到得了一半。而在這小部分地區內，即使能做到“家有詩書，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誦相聞”，支配人們精神世界的，卻不可能是純正的孔孟思想，不雜二氏之說，不信鬼神。他們的行為準則，也不可能完全符合于儒家的標準、觀念。

自五四以來以至近今討論中國文化，大多者似乎都犯了簡單化的毛病，把中國文化看成是一種亙古不變且廣被于全國的以儒學為核心的文化，而忽視了中國文化既有時代差異，又有其地區差異，這對于深刻理解中國文化當然極為不利。今天我在這里講的雖然很粗疏，很淺薄，若能因而引起一些同志們的注意，稍稍改變一下過去那種中國文化長期不變、全國統一的看法，則不勝幸甚!

我強調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和地區差異，不等于我否定中國文化有它的共同性。共同性和差異性是辯證地同時存在的。中國畢竟是一個長期統一的國家，漢族畢竟是一個悠久的具有強烈的共同意識的，不可能沒有文化的共同性。什么是不因時而變因地而變的共同的中國文化呢？這個問題不包括在我今天的講題之內，本可以不講。不過凡是熱情參加中國文化的討論的同志們，大概沒有一人不是在迫切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前途的。中國文化的共同性何在？這是直接關系到中國文化的前途的關鍵問題。

我以為中國在一個國家里，漢族在一個民族里，一貫對待不同文化采取容許共存共榮的態度，不論是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都是如此，因此儒佛道三教得以長期并存，進一步又互相滲透，同時又能接受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其他宗教，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共同性。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特點。因此，中國（漢族地區）盡管發生過三武之厄，佛教皆不久即復興，：盡管在朝廷上發生過幾次佛道之爭，卻從沒有發生過宗教戰爭，即使最高統治者皇帝非常虔誠地信仰某一種宗教，卻從沒有強迫過他統治下的任何一民族一地區的人民改變信仰。盡管有一些和尚道士受到統治者備極尊崇的禮遇，也曾參與治政，卻從沒有搞過政教合一。這種早已形成，長期堅持的兼收并蓄的文化開放傳統，使整部中國史只能出現上的封建集權大一統，任何時期都做不到思想文化的統一。秦始皇不慨漢武帝不能，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也不可能。這些帝王不是不想做，但做不到。秦漢一統王朝做不到，一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專制政權的衰落，使思想文化更得到了自由發展的機會，所以這一政治上的分裂時期，在學術思想上、上的活躍與進步，遠遠超過秦漢。隋唐以一統王朝而能在文化發展上取得豐碩的成果，那是由于輸入、吸收、融合了多種周圍各族各國的文化之故。中國之所以能長期繼續發展，漢族之所以能長期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繁衍為占全國大多數的主體民族，對不同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開放態度，應該是主要原因之一。中國的封建統治在政治上以專制著稱，但從來并不嚴格限制其臣民的思想文化傾向與宗教信仰。范縝堅持他的神滅論；虔誠的佛教徒蕭子良、蕭衍以帝王之尊，無可他奈何。就是到了君主專制發展到最高度的明清時代，統治者也只要求應試的士子在試卷上必須按經義代圣賢立言，卻并不管你所信仰的到底是圣賢還是神仙，是周公、、孟子、程、朱，還是釋迦牟尼、耶穌基督或安拉真主。我認為這正是中國文化的主要優良傳統。今后我們必須繼續遵循這條道路去推進中國文化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健全地向前發展。當前我國在上實行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的政策，理所當然，在文化上也應該采用同樣的政策。文化上的對外開放，就是大膽地接受吸收外國的優良文化；對內搞活，就是真正地做到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本文原載《復旦學報》1986年第2期）

燕南園愛思想 譚其驤 2015-08-23 08:5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