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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將漢帝國理論化的哲學家；董仲舒

　　孟子說過，不喜歡殺人的人能夠統一天下（《孟子。梁惠王上》）。他似乎說錯了，因為數百年后，正是秦國統一了全中國。秦國在“耕戰”兩方面，也就是經濟上、軍事上，都超過其他國家。當時秦國是出名的“虎狼之國”。它全靠武力、又加上法家殘忍的意識形態，順利地征服了一切敵國。

　　　　　　　　　　　　陰陽家和儒家的混合

　　不過孟子也沒有完全說錯。因為秦朝于公元前 221 年建立之后，只存在了大約十五年。始皇帝死后不久，發生一系列的造反，反抗暴秦統治，帝國崩潰了，取而代之的是漢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漢朝繼承秦朝的政治統一的思想，繼續秦朝未竟的事業，就是建立政治與社會的新秩序。

　　董仲舒（公元前約179一前約104年），就是按這樣的意圖進行理論化的大理論家。他是廣川（今河北省南部）人。漢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他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為了儒家的正統而創建基本制度，他也起了重要作用：著名的考試制度，就是從他的時代開始形成的。在這個制度下，進入仕途的各級政府官員就不靠出身高貴，不靠財富，而靠順利地通過一系列定期考試。這些考試由政府主持，在全國同時舉行。對于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敞開大門，只有極少數人除外。當然，這些考試在漢朝仍是雛型，在數百年后才真正普遍實行。這個制度是董仲舒第一個發起的，更有意義的是他主張以儒家經典作為這些考試的基礎。

　　據說董仲舒專精學業，曾經“三年不窺園”。結果寫出了巨著《春秋繁露》。又說他“下幃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就是說，新學生只從老學生受業，不一定親自見到他（《漢書·董仲舒傳》）。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為當時政治、社會新秩序提供理論的根據。照他的說法，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為的根據，一定要在天的行為中尋找。他采用了陰陽家的思想，認為天與人之間存在密切聯系。從這個前提出發，他把主要來源于陰陽家的形上學的根據，與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會哲學結合起來。

　　漢語的“天”字，有時譯為Heaven（主宰之天）、有時譯為 Nature（自然之天）。然而這兩種譯法都不十分確切．在董仲舒哲學中尤其如此。我的同事金岳霖教授曾說：“我們若將‘天’既解為自然之天，又解為主宰自然的上帝之天，時而強調這個解釋，時而強調另一個解釋，這樣我們也許就接近了這個中國名詞的幾分真話。”（未刊稿）這個說法對某些情況似不適合，例如就不適合老子、莊子，但是完全適合董仲舒。在本章之內出現“天”字時，請讀者想起金教授這段話，作為董仲舒哲學中“天”字的定義。

　　在第十二章指出過，先秦思想有兩條不同的路線：陰陽的路線，五行的路線，各自對宇宙的結構和起源作出了積極的解釋。可是這兩條路線后來混合了。在董仲舒那里這種混合特別明顯。所以在他的哲學中既看到陰陽學說，又看到五行學說。

　　　　　　　　　　　　　 宇宙發生論的學說

　　據董仲舒說，宇宙由十種成分組成：天、地、陰、陽，五行的木、火、士、金、水，最后是人（見《春秋繁露·天地陰陽》，以下只注篇名）。他的陰陽觀念很具體，他說：“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所以異于水者，可見與不可見耳。”（《如天之為》）

　　董仲舒所定的五行順序，與《洪范》所定的（見本書第十二章）不同。他定的順序是：第一是木，第二是火，第三是土，第四是金，第五是水（《五行之義》）。五行“比相生而間相勝”（《五行相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之義》），這是“比相生”。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五行相勝》），這是“間相勝”。

　　董仲舒和陰陽家一樣，以木、火、金、水各主管四季的一季，四方的一方。木主管東方和春季，火主管南方和夏季，金主管西方和秋季，水主管北方和冬季，土主管中央并且扶助木、火、金、水。四時變換用陰陽運行來解釋（《五行之義》）。

　　陰陽的盛衰遵循固定的軌道，軌道是經過四方的圓圈。陰初盛的時候，它就去扶助東方的木，形成了春。陽全盛的時候，它就去南方扶助火，形成了夏。但是根據物極必反的宇宙規律，如《老子》和“易傳”所講的，它當然盛極必衰。陽盛極而衰的時候，陰就同時開始盛了。陰初盛的時候，它到東方7 扶助金，形成了秋。陰極盛的時候，它到北方扶助水，形成了冬。陰盛極而衰，陽同時開始盛，于是又有新的循環。

　　所以四季變化來自陰陽的盛衰，四季循環實際是陰陽循環。董仲舒說：“天道之常，一陰一陽。陽者天之德也，陰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時（春、夏、秋）成生，以一時（冬）喪死。”（《陰陽義》）

　　照董仲舒的說法，這是表明“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陰陽位》）也是表明“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以類合之，天人一也。”（《陰陽義》）

　　因此，無論在肉體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為人者天》）既然如此，人就高于宇宙其他一切的物。“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立元神》）人何以成之？董仲舒說通過禮、樂、就是說，通過文明和文化。假使真的沒有文明和文化，宇宙就像是個未成品，宇宙本身也會感到不完全的痛苦。所以他說，天、地、人“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立元神》）

　　　　　　　　　　　　　　 人性學說

　　由于天有其陰陽，人是天的副本，所以人心也包含兩個成分：性、情。董仲舒用“性”字，有時取廣義，有時取狹義。就狹義說，性與情分開而且相對；就廣義說，性包括情。在廣義上，董仲舒有時候以性為“質”，“性者，質也。”（《深察名號》）人的這種質，包括性（狹義）和情。由性而有仁，由情而有貪。狹義的性，相當于天的陽；情相當于天的陰。（《深察名號》）

　　與此相聯系，董仲舒談到爭論已久的老問題，就是人性，即人的質，是善是惡的問題。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說，他說：“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也。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也。米與善，人之繼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為之內也。天所為，有所至于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實性》）

　　董仲舒因此強調人為和教化的作用，只有教化才使人與天、地同等。在這方面，他接近荀子。但是他又和荀子不同，不同之處在于，他不認為人的質已經是惡的。善是性的繼續，不是性的逆轉。

　　董仲舒以為教化是性的繼續，這一點他又接近孟子。他寫道：“或曰：性有善端，心有善質，尚安非善？應之曰：非也。繭有絲而繭非絲也。卵有雛而卵非雛也。比類率然，有何疑焉。”（《深察名號》）問題的提出，代表孟子的觀點；問題的回答，董仲舒把他自己和孟子清楚地分開了。

　　但是這兩位哲學家的不同，實際上不過是用語不同。董仲舒自己就說：“孟子下質于禽獸之所為，故曰性之已善；吾上質于圣人之所善，故謂性未善。”（《深察名號》）孟子與董仲舒的不同，就這樣歸結為兩個用語“已善”和“未善”的不同。

　　　　　　　　　　　　　 社會倫理學說

　　照董仲舒的說法，陰陽學說也是社會秩序的形上學根據。他寫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君臣父子夫婦之義，皆與諸陰陽之三綱，可求于天。”（《基義》）

　　這個時期以前的儒家認為，社會有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董仲舒從中選出三倫，稱為三綱。“綱”字的意義是網的大繩，所有的細繩都連在大繩上。君為臣綱，就是說，君為臣之主。夫為妻綱，父為子綱，都是這個意思。

　　三綱之外，還有五常，都是儒家堅持的。“常”有不變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講的五種不變的德性：仁，義，禮，智，信。董仲舒本人雖然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但是所有的漢儒都共同主張，這五種德性與五行相合。仁與東方的木合，義與西方的金合，禮與南方的火合，智與北方的水合，信與中央的土合（見《白虎通義》卷八）。

　　五常是個人的德性，三綱是社會的倫理。舊時綱常二字連用。意指道德，或一般道德律。人發展人性必須遵循道德律，道德律是文化與文明的根本。

　　　　　　　　　　　　　　 政治哲學

　　可是不是一切人都能自己做到這一點。所以政府的職能就是幫助發展人性。董仲舒寫道：“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于是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深察名號》）

　　王者以慶、賞、罚、刑為“四政”，相當于四季。董仲舒說：“慶賞刑罚與春夏秋冬，以類相應也，如合符。故曰王者配天，謂其道。天有四時，王有四政，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四時之副》）

　　政府的組織也是以四季為模型。照董仲舒說，政府官員分為四級，是模仿一年有四季。每級每個官員下面有三個副手，也是模仿一季有三月。官員像這樣分為四級，又是因為人的才能和德性也是自然地分為四等。所以政府選出那些應該當選的人，再按他們德才的自然等級而加以任用。“故天選四時、十二［月］，而人變盡矣。盡人之變，合之天，唯圣人者能之。”（《官制象天》）

　　天人關系既然如此密切，所以董仲舒認為，社會上政治的過失必然表現為自然界的異常現象。陰陽家早已提出這種學說，董仲舒則提供目的論的和機械論的解釋。

　　從目的論上講，人間的政治過失必然使天生氣，發怒。天怒的表現，是通過自然界的災異，諸如地震、日蝕、月蝕、旱災、水災。這都是天的警告，要人主改正錯誤。

　　從機械論上講，照董仲舒所說，則是“百物去其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物固以類相召也”（《同類相動》）。所以人的異常必然引起自然界的異常。董仲舒認為這完全是自然規律，毫無超自然的因素，這就與他在別處所講的目的論學說矛盾了。

　　　　　　　　　　　　　　 歷史哲學

　　在第十二章，我們已經講到鄒衍如何以五德終始的學說解釋改朝換代。某個朝代，因為它用某德，必須用合乎此德的方式進行統治。董仲舒修改了這個學說，認為朝代的更選，不是根據五德運行，而是根據他所說的“三統”順序。三統是黑統、白統、赤統。每統各有其統治系統，每個朝代各正一統（《三代改制質文》）。

　　照董仲舒的說法，在實際歷史上，夏朝（傳說在公元前2205一前1766年）正黑統；商朝（公元前1766？一前1122年？）正白統；周朝（公元前1122？一前255 ）正赤統。這形成歷史演變的循環。周朝以后的新朝代又要正黑統，照此循環下去。

　　有趣的是，我們看到，在現代，也用顏色表示社會組織的各種不同的系統，也正是董仲舒所用的那三種顏色。按照他的學說，我們也許可以說，法西斯主義正黑統，資本主義正白統，共產主義正赤統。

　　當然，這只不過是巧合。照董仲舒所說，三統并無根本不同。他認為，新王建立新朝代，是由于他受命于天。所以他必須作出某些外表上的改變，以顯示他受了新命。這些改變包括“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董仲舒說：“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改制之實。”（《楚莊王》）

　　改制并沒有改變基本原則，董仲舒稱之為“道”，他說：“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董仲舒傳》）

　　王者受命于天的學說并不是新學說。《書經》中已有此說，孟子則把它說得更清楚。但是董仲舒把它納入他的總體的天人哲學中，使之更加明確了。

　　在封建時代，君主都是從祖先繼承權威，即使是秦始皇帝也不例外。創建漢朝的劉邦則不然，他出身平民，卻勝利地取得天下，這需要某種理論根據，董仲舒就提供了這種根據。

　　他的王者受命于天的學說，既為行使皇權提供根據，又對行使皇權有所限制。皇帝必須注視天的喜怒表現，依照它來行事。漢朝的皇帝，以及以后各朝皇帝也或多或少地是一樣，就是用這一點檢驗他自己和他的政策，一旦出現災異使之不安的時候，就試圖改正。

　　董仲舒的三統說也對每個朝代的統治有所限制。一個皇家，無論多么好，其統治時間是有限的。終點一到，它就得讓位給新朝，新朝的創建者又是受新命于天的。儒家就是用這樣的一些措施，試圖對專制君主的絕對權力加以約束。

　　　　　　　　　　　　　 對《春秋》的解釋

　　照董仲舒說，直接繼承周朝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漢朝。他斷言，實際上是孔子受天命繼周而正黑統。孔子不是實際的王，卻是合法的王。

　　這是一個奇怪的學說，但是董仲舒及其學派竟然堅持它，相信它。《春秋》本是孔子故鄉魯國的編年史，卻被他們（不正確地）認為是孔子的重要政治著作。他們說孔子在《春秋》中行使新王的權力。孔子正黑統，按照黑統進行了一切改制。董仲舒以解釋《春秋》而著名，能夠引用《春秋》來證實他的哲學的各方面。實際上，他不過是引《春秋》以為他的權威的主要來源。他的著作題為《春秋繁露》，原因就在此。

　　董仲舒分春秋時代（公元前722一前481年）為三世：孔子所見世，所聞世，所傳聞世。據董仲舒說，孔子作《春秋》時，用不同的詞語記載這三世發生的事件。通過這些不同的“書法”就可以發現《春秋》的“微言大義”。

　　　　　　　　　　　　　社會進化的三個階段

　　以前有三部重要的解釋《春秋》的書。即“三傳”，從漢朝起這三傳本身也成了經典。它們是《左傳》（可能本來不是整個地為解釋《春秋》而作，到后來才歸附上去），《公羊傳》，《谷梁傳》。三傳都是以據說是作者的姓氏命名。其中以《公羊傳》的解釋，特別與董仲舒的學說相合。在《公羊傳》中有相同的三世說。東漢后期，何休（129一182）為《公羊傳》作解詁，進一步對這個學說進行了加工。

　　照何休的說法，《春秋》所記的過程，是孔子在理想上變“衰亂世”為“升平世”，再變為“太平世”的過程。何休以“所傳聞世”與“衰亂世”相配合，這是第一階段。在此階段，孔子集中他的全部注意于自己的魯國，以魯為改制中心。何休以“所聞世”與“升平世”相配合，這是第二階段。在此階段，孔子已經治好了本國，進而將安定和秩序傳到“中國”境內的其他華夏國家。最后，第三階段，何休以“所見世”與“太平世”相配合。在此階段，孔子不僅將安定和秩序傳到諸夏之國。而且開化了周圍的夷狄之國。在此階段，何休說：“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公羊傳》隱公元年注）。當然，何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事孔子都實際完成了。他的意思是說，如果孔子當真有了權力、權威，他就會完成這些事。可是，即使如此，這個學說也仍然是荒誕的，因為孔子只活在《春秋》三世的后期，怎么可能做前期的事呢？

　　何休闡明的道路，是孔子從本國做起，進而治平天下。這條道路，與《大學》闡明的治國平天下的步驟相似。所以在這一方面，《春秋》成了《大學》的例證。

　　這種將社會進化分為三階段的學說，又見于《禮記》的《禮運》篇。照《禮運》篇所說，第一階段是亂世，第二階段是“小康”之世，第三階段是“大同”之世。《禮運》篇描述的“大同”如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竊切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雖然《禮運》篇作者說這種大同是在過去的黃金時代，它實際上代表了漢朝人當時的夢想。漢朝人看到的單純是政治統一，他們一定希望看到更多方面的統一，像大同那樣的統一。

馮友蘭 2013-08-26 15:4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