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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史綱》是臺灣作家柏楊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也是近代以來中國作家著史的最杰出代表作。該書完成于監獄之中，以近八十萬字的篇幅，講述和評論了從盤古開天地的神話時代到二十世紀第一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整部中國歷史。全書文字舒展漂亮，如行云流水；評論尖銳深刻，可洞幽燭微。

 中國人共同的家族史、最好讀的中國通史
柏楊名著《中國人史綱》，代表的是作家寫史的一個高度，是平民治史的一個高度。在將歷史寫得精彩好看又不乏深刻洞見方面，至今無人可以逾越，甚至可以說，連個堪稱及格的競爭者都沒有。
在體例上，本書有至少以下突出的特點：
灑脫自在、游刃有余的表述。作者常常開門見山又一針見血地進入歷史中最重要的事件和最關鍵的人物，分析勾勒，寥寥數筆，便使歷史中那些老朽的事件和人物神采頓生，也使隱藏在歷史積塵下的規則與真相昭然若揭。
每章最后的“東西方世界”一節，別具匠心和視野。宋明之后，尤其是十六世紀開始，西方政治文明突破性地發展起來，科技之光興起，中西方的發展遂于此分道揚鑣，并終于導致十九世紀以后中國社會的不堪收拾。今天的人在扼腕嘆息之余，更應該明白到，不僅僅從中國來看中國歷史，和不僅僅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未來的發展，是多么必要和意義非凡。
本書特有的以世紀分章和以問題分節，不以帝王年號而以普遍的公歷算法來紀年，和將一個世紀分成十個年代來分別表示，等等做法，都使得全書脈絡清晰，重點主題一目了然，大大地方便了閱讀。
富于文采的白話文字，這可從《史綱》里面不多的幾處古詩翻譯就可以看出，其用詞之妙與精準，絕對可讓作者躋身于一流白話文大師之列。
大量地以表格來代替冗長敘事的方式，既簡潔明了，也大大地增加了閱讀的愉悅感。
我們的國家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我們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不以當一個王朝人為榮。當中國強大如漢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時，我們固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當中國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時，我們仍以當一個中國人為榮。中國——我們的母親，是我們的惟一的立足點。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國的王朝，所有的國，都是中國的另一種稱謂。
——柏楊
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它的出版，不但使我振奮，也更使我期待。
——柏楊
柏楊先生生命之作，最好讀的中國通史。
我們是從哪里來的？中華民族是怎樣形成的？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之路又是如何走過來的？

柏楊（1920～2008），人文大師，當代華文世界不朽的閱瀆圖騰，自稱是“野生動物”。
據說，出生于1920年。
河南輝縣西關人。
不知道出生日期，最被認可的生日是3月7日，以紀念1968年被捕入獄的日子。
一生念過很多個學校，但從沒有拿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
歷史學家唐德剛有這樣一句話：“柏楊的生平，在他呱呱墜地之日始，便構成傳統中國社會里一宗標準化的形象——他是受‘晚娘’虐待的一個小孤兒。”
1949年，到臺灣。1953年，發表平生第一篇文字。1960年，開始以“柏楊”之名寫作雜文專欄。
1968年，因“大力水手”事件，被判處死刑，后改判為有期徒刑12年，后又被減為8年。1977年4月1日獲釋，實際被囚禁9年又26天。影響兩岸中國人數十年的人物，人文大師。從1950到2004年，十年小說，十年雜文，十年牢獄，五年專欄，十年史學寫作，十年人權，有華人處，就流傳著柏楊的作品。

現在比三十年前更應該讀柏楊
雷頤
上世紀八十年代，柏楊先生的《丑陋的中國人》在華人世界激起了軒然大波，自然也沖進了國門初啟的中國大陸。此時，“文革”結束不久，從思想界到普通民眾，都在反思這場巨大的浩劫為何會持續十年之久，為何幾乎全民陷入那種瘋狂之中。人們從反思政治、經濟、體制起，進而反思思想和文化因素。由此，形成了80年代的“文化熱”，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國民性都作了嚴肅認真的思考和嚴厲激烈的批判。
然而，承担這種文化、傳統反思批判重任的，其實大都是學術剛剛起步的中、青年學人。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一代人的學養明顯不夠，學力確實不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柏楊先生的《丑陋的中國人》傳入大陸，引起強烈反響。他對中國人的“國民性”作了深刻、尖銳的解剖與批判，語言犀利尖刻，但后面卻有深厚的學術背景為支持，稍后引進的他的《中國人史綱》證明了此點。此時臺海兩岸暌隔已久，經濟、政治、社會制度迥異，文化氛圍也非常不同，從日常生活到書面語言，甚至許多詞匯已經不同，雙方接觸之初，均有“隔”的感覺，曾經造成不少誤解、笑話。然而，讀柏楊的書不僅沒有任何閱讀障礙、理解困難，沒有“隔”的感覺，反而都能感到他的尖銳深刻、痛快淋漓，感到他“說的就是我們”！因此，他的著作才能在大陸一紙風行，洛陽紙貴。這也說明，他對中國文化、中國人國民性的分析超越了政治、經濟制度的層次，確實深入到了兩岸、甚至世界華人靈魂深入共同的“深層結構”。
“文化醬缸”是柏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著名比喻，人們往往因此將他作為“全盤”“激烈”反傳統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的觀點并非如此簡單。他認為，所謂“文化醬缸”是因為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像長江大河，滔滔不絕。但因為時間久了，長江大河里的許多污穢骯臟的東西開始沉淀，使水不能流，變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個醬缸，一個污泥坑，發酸發臭。因此他對中國傳統典章制度、文化藝術的許多創造與輝煌都有客觀的分析、評價和肯定，認為中國悠久而光輝的文化發展，像一條壯觀偉大的河流。公元前二世紀西漢政府罷黜百家，獨尊儒家時，開始由燦爛而平靜。十二、十三世紀宋王朝理學道學興起時，開始沉淀；到明代，這河流終于淤塞成為一個醬缸，構成一個最龐大最可哀的時代。也就是說，他認為明代以前中國文化并非“醬缸文化”。他指出，文字獄與八股文是明王朝使中國文化淤塞成為“醬缸”的兩個工具。文字獄是外在的威嚇，而八股文是內在的引誘，將讀書人拖拉進官場，并且做官成為人生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而讀書人進入官場之后，就與民間成為對立狀態。人性尊嚴在封建官場中被嚴重歪曲，這正是醬缸文化的特征之一。
柏楊先生不是“學院”內的學者，能寫出種種洞察人性、洞察歷史的巨著，不能不說與他的特殊經歷大有關系。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尚未“解嚴”時期，他曾受十年無妄之災，幾乎被槍決，所以有人說他是一個“看過地獄回來的人”。老黑格爾曾經說過：同一句話，從未經世事的年輕人口中說出和飽經風霜的老人口中說出，涵義大不一樣。那么，對更加豐富萬端的人類歷史、人性的善惡丑美，不同人、不同經歷者的敘事，涵義則更不一樣。長期艱難的獄中生活磨煉，使他對歷史上各種制度的優劣、政策的得失、社會的興衰、人心的向背、人性的善惡有著超出常人的洞察力。因此，他的洞見，恰是許多高頭講章式的“學術著作”所缺乏的。
柏楊先生著作剛剛引進大陸的時候，我們的改革開放起步不久，也是我們剛剛“睜眼看世界”的時候，無人不為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方方面面的巨大差距所震驚。柏楊先生的著作，當時是力促我們深深自省的警世之音。近三十年過去，中國社會的飛速發展令世人瞠目，取得了巨大成就。如今，已不是中國能否“崛起”，而是中國如何“崛起”、“崛起”后對世界會有何種影響的問題，“中國的崛起”，已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在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情況下，一種虛驕之氣勃然興起：有人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有人說五百年來一直是西方制定世界規則、現在是中國為世界制定規則的時候了，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化，只有中國文化才能救世界、為萬世開太平……這時，其實更應該看一看國民性素質究竟提高了多少，我們的“文化”是否已擺脫“醬缸”。因為一個強壯但驕橫自大、沒有謙卑精神、缺乏自我反省的人，對人對己，都未見是好事。所以，現在比三十年前更有認真讀柏楊的必要。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有《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等。

柏楊 2013-08-26 16: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