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華北事變”發生后，中國的學生表現出了極大的憤慨，他們驚呼“華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935年12月9日，北平數千名大中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反對華北自治。北平當局派出軍警鎮壓，學生與軍警發生沖突，許多學生被捕和受傷。次日，北平全市學生舉行總罷課，以抗議當局的暴行。12月16日是原定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日子（后來是在18日成立），這一天學生再次發起示威游行。這以后，全國各地學生的愛國游行接連不斷，運動波及幾十個城市、幾十萬學生。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運動”，直到現在，很多大學、中學在每年的這一天仍要組織“一二·九長跑”以為紀念。

1933年熱河淪陷后，日軍于當年4月策動內蒙部分王公在赤峰舉行“王族大會”，9月18日內蒙古德王和云王領銜發出自治通電。南京政府為應對變局，于1934年4月在綏遠百靈廟成立蒙古地方自治委員會，任命德王、云王等24人為委員，并以何應欽為指導長官，使內蒙局勢略顯緩和。1935年10月，德王等在日本的支持下，來到綏北滂江。1936年2月，南京政府改組蒙政會，會址遷至歸綏。5月2日，在日本的扶植下，內蒙軍政府在察哈爾省嘉卜寺成立，德王出任軍政府總裁，李守信任蒙古軍總司令。隨后，內蒙軍政府組成“大漢義軍”，在綏遠百靈廟囤積武器和糧食，積極備戰，準備奪取綏遠。

1936年11月，“綏遠抗戰”爆發，內蒙軍在日本軍官的指揮和日本空軍的掩護下分兩路進攻綏遠東部，企圖奪取歸綏，截斷平綏路交通。駐扎在綏遠的國軍傅作義部奮起阻擊，將蒙軍擊退。11月24日，綏遠省主席傅作義率部攻克蒙軍后方基地百靈廟，殲滅守軍大部。12月3日，蒙軍向百靈廟發起反撲，同時還派騎兵進攻烏蘭花等地，與國軍展開激戰，結果蒙軍兩路均被擊潰。12月9日，蒙軍兩個旅在錫拉木倫廟投誠，并將日軍顧問擊斃；20日，又有蒙軍宣布起義，綏遠抗戰終告勝利，日本建立內蒙偽政權的企圖隨之破滅。

以前在介紹中原大戰后國民黨內“反蔣斗爭”情況的時候曾經提到過，蔣介石因大搞獨裁專制、扣押胡漢民而遭到了國民黨監察委員的彈劾，兩廣實力派人物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也通電反對蔣介石，并于1931年5月底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后來，因“九一八事變”爆發，國民黨內各派系為停止內斗、一致對外而開始談判，并約定“寧粵雙方各開四大，各選中央委員，然后聯合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此后廣州政府即可取消。”。此間，已被釋放的胡漢民也南下廣州主持大局。最后，一切進展的還算順利，蔣介石被迫下野，四屆一中全會也得以召開，國民政府改組，國民黨宣告統一。至1932年1月，按事前約定，廣州政府宣布取消。不過，從那時起，兩廣便處于獨立或半獨立狀態，其黨政大權皆為陳濟棠、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所控制，胡漢民則成為兩廣名義上的領袖。

此后，蔣介石在圍剿紅軍的過程中，不斷將中央的影響力深入西南各省，對地方各實力派步步緊逼，加劇了他們與中央之間的矛盾。1936年，桂系李宗仁公開發表“焦土抗戰論”，攻擊蔣介石在軍事上的“不作為”，令中國進入“不死不活”的狀態，并聲稱全中國必須“焦土抗戰”。李宗仁此舉，雖含有對日本侵略的強烈不滿，但也有攻擊蔣介石不斷對地方實力派進逼之意。隨后，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發表文章，攻擊蔣介石對抗日之不作為，并聲稱地方實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同時，桂系還暗中與共產黨相呼應。

另一方面，蔣介石執掌的國民政府堅持“攘外必先安內”，一定要到全國真正統一后，才肯全力反擊日本侵略。為此，蔣介石多次派人游說粵系陳濟棠，意圖策反這位桂系的盟友，使之與中央聯合消滅桂系。1935年末，陳濟棠派人前往南京述職，蔣介石向來者透露了解決桂系的方針政策，并要求陳濟棠配合，同時驅逐廣東境內一切反蔣勢力。陳濟棠得知后，甚為懷疑，認為唇亡齒寒，一旦桂系失敗，粵系亦不能避免被蔣介石吞并之命運。因此，陳濟棠不但沒有助蔣，反而積極主動聯絡桂系，一同反蔣。

1936年5月12日，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國民黨元老、反蔣派代表人物、兩廣名義上的領袖胡漢民因腦溢血在廣州去世，西山會議派鄒魯也離開廣東出國。一直處心積慮要消滅兩廣割據勢力的蔣介石趁機宣布了五條建議：一、取消兩廣的半獨立地位；二、派人取代胡漢民在廣東省政府之地位，改組廣東省政府；三、原粵系人物愿意到南京工作者隨意，不愿者中央政府資助出洋考察；四、粵軍各軍師長由軍委會統一任命；五、取消廣東貨幣，統一使用法幣。這五條建議實際上是要將兩廣權力收歸中央，因此建議一出，就立即引起了陳濟棠的強烈反對。不甘心坐以待斃的陳濟棠立即聯絡桂系，約定共同出兵，北上反蔣。

1936年6月1日，兩廣地方實力派組成“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并通電全國，攻擊南京政府在抗日問題上的不作為，聲稱兩廣愿與日寇決一死戰，要求蔣介石立即停止對各地方實力派的進逼。南京政府也迅即回電駁斥，聲稱“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御侮”，并斥責兩廣“地方將吏抗命”，同時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嚴令兩廣部隊不得擅自行動。6月2日，兩廣軍隊出師北上，6月5日攻陷湖南永州。6月10日，中央軍搶先占領衡陽，封鎖了兩廣軍隊的北上之路。6月中旬，蔣介石調動大批部隊進剿兩廣，兩廣方面也動員了30萬人馬，100多架飛機進攻湖南。

6月22日，兩廣設立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陳濟棠出任委員長兼抗日救國軍總司令，李宗仁為副司令。這期間，中央軍與兩廣軍在湖南對峙，蔣介石還展開政治攻勢，多次致電兩廣軍各將領，聲明愿和平解決兩廣事件，既往不咎，并希望各將領顧全大局。隨后，兩廣軍中便有親南京的將領開始投誠，7月4日，廣東空軍飛行員40余人駕機飛往南昌，叛陳投蔣；接著，粵軍數位軍級將領紛紛通電擁護南京；同時，又有多位兩廣中央委員離粵北上。見此情形，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緊急會面，商議對策，決定統一軍政、財政，并將軍心已經不穩的粵軍布置在內線，而桂軍布置在外線。

7月10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在南京召開，會議決定撤銷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免除陳濟棠的職務，以余漢謀取而代之，成立國民議會，整理全國國防，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亦為委員參與其中。同時，為分化粵桂，南京方面決定李宗仁，白崇禧的本兼各職不變。但是，桂系并沒有因此就倒向南京，李宗仁等依然全力支持陳濟棠，并要其攜錢糧、武器和可靠部隊退至粵西，背靠桂系對抗中央，同時還準備派桂軍入粵，穩定廣東局面。

7月14日，余漢謀向陳濟棠發出最后通牒，要求陳濟棠24小時內離開廣東，同時出兵向廣州發起進攻；粵軍第二軍不戰而退，準備迎余漢謀以代替陳濟棠，陳濟棠所部軍心大亂。這時，白崇禧電告陳濟棠，勸他不惜血本，以金錢、官職為誘餌迅速穩定軍心，但僅過了一日，廣東空軍便在司令黃光銳的率領下全數北上投蔣，陳濟棠心灰意冷，決心下野，不再理會白崇禧的提議。7月18日，陳濟棠通電接受五屆二中全會的決議，宣布下野，離開廣東前往香港。至此，陳濟棠在廣東的勢力被連根拔起，數十萬軍費歸桂系所有，其余一切全部被余漢謀接收。

陳濟棠倒臺后，蔣介石轉而全力對付桂系，數十萬中央軍從廣東、湖南、貴州、云南四面將廣西包圍，桂系也積極備戰，并驅逐軍中所有日籍教官、顧問，以爭取輿論支持。桂系與粵系不同，桂軍內部十分團結，蔣介石的分化收買政策對其無效；此外，桂系還盟友眾多，東北軍、西北軍，甚至共產黨都在此時通電聲援。同時，桂軍還利用西南各地方實力派與蔣介石的矛盾，不斷進行游說和分化，使黔軍，湘軍等都觀望不前，在閩變中下臺的蔡廷鍇還出資為桂系組建了一個師，作為外援。

為爭取道義上的主動，桂系緊抓“抗日”的旗幟不放，意圖在輿論上陷中央軍于不義。自6月以來，在桂系的默許下，廣西接連發生多次抗日示威游行和集會，聲勢十分浩大，大批文化界、新聞界人士也被邀請來桂，使桂系在輿論上占了上風。7月底，出于對日本侵略的強烈不滿和對桂系的同情，全國各界和各地方實力派開始傾向桂系，馮玉祥親自上廬山勸告蔣介石和平解決兩廣事變，就連蔣派內部的程潛，劉斐等人也公開聲稱抗日第一，再加上當時東北軍張學良、西北軍楊虎城已經同中共秘密達成了停戰協議，因此蔣介石急于調兵北上剿共，兩廣事變的和平解決漸露曙光。

8月初，蔣桂雙方的代表不斷派人互相試探，劉斐、程潛等人也不停往來于南寧和廣州，勸說雙方各退一步。最后，桂系提出：中央停止進逼地方，維持廣西現狀，日人如更進一步，則立即全面抗戰，戰端一起，廣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礎上，桂系宣布服從南京中央領導，不再爭奪中央名器。8月11日，蔣介石飛到廣州；9月4日，南京政府下令，李宗仁、白崇禧及桂系大小官員職位不變，桂系官員隨即在南寧高調就職，并宣布服從中央。9月17日，李宗仁和蔣介石在廣州會晤，言歸于好，從而結束了兩廣與南京政府的對峙狀態。

這便是所謂“兩廣事變”的全過程，在事變發生的三個多月里，雙方共出動80余萬軍隊對峙，但最終仍和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