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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線與朝鮮戰爭密切相關，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然而，三八線究竟是如何劃定的?劃分三八線本身到底說明了什么?三八線與朝鮮戰爭之間內在的和本質上的聯系在哪里?這些問題在歷史上都有不同的說法，其結果對于分析戰后遠東局勢的走向又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和探討的。
　　中日甲午戰爭之后，朝鮮這個曾在某種程度上依附于中國的王國便受到了日本的統治。1910年日本帝國主義吞并朝鮮，使它成為一個被征服的省份。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時候，盟國首腦在商議戰后國際安排時也談到了朝鮮的命運。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蔣介石和丘吉爾共同簽署的《開羅宣言》對朝鮮問題是這樣說的：“我三大國軫念朝鮮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決定在相當期間，使朝鮮自由獨立。”[1] 在緊接著召開的德黑蘭會議上，羅斯福又與斯大林討論了朝鮮的前途問題。斯大林說他看到了《開羅宣言》，并說朝鮮應該獲得獨立。他還同意在朝鮮能獲得完全獨立以前，需要有那么一段準備時間，也許需要40年。[2] 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再次談到朝鮮問題。2月8日羅斯福與斯大林舉行會晤，在兩人談過蘇聯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以后，羅斯福提出討論領土托管問題，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鮮人民做好自治的準備之前，“朝鮮要由一個蘇聯代表、一個美國代表和一個中國代表實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大概是鑒于英國外交大臣艾登曾拒絕過美國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戰后對朝鮮和印度支那進行托管的方案，羅斯福認為“沒有必要邀請英國參加朝鮮的托管”。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議還是應該邀請英國參加托管。于是，戰后由中、美、蘇、英四國對朝鮮實行臨時托管的方案便在雅爾塔會議上確定下來。但會議文件并未具體談到托管朝鮮的問題，只是在提到對哪些領土將實行托管時說，“這將是有待以后達成協議的事情”。[3] 杜魯門繼任美國總統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見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沒有改變四國托管朝鮮的政策。[4]
　　然而，由于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引起了遠東軍事和政治局勢的突然變化，于是在四大國尚未就朝鮮的托管問題達成具體協議之前，首先要解決美國和蘇聯分別在朝鮮半島對日本軍隊進行受降以及實行軍事占領的問題。這時，便引出了三八線的劃分問題。
　　北緯38度線原本是一條自然的和地理的劃線，雖然在朝鮮境內的這條長約300公里的無形的劃線將朝鮮半島分為面積大體相同的兩部分，但是其本身并沒有任何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意義。人為地從軍事或政治上利用這條劃線，最早是由日本和沙皇俄國提出來的。1896年日俄密謀瓜分朝鮮，日本曾向沙俄秘密提出以三八線為分界線。1904年日俄戰爭前夕，沙皇也曾做出決定，俄國只控制三八線以北，聽憑日本在三八線以南任何地方登陸。但這兩次劃分均因雙方利害沖突而未能實現。
　　真正使三八線成為從軍事角度利用的分界線，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朝鮮駐軍的兵力部署進行調整時實現的。1945年2月，日本把部署在朝鮮半島的日軍以三八線為界劃分為兩部分，北部的軍隊歸關東軍指揮，南部的軍隊為大本營所屬。后來，針對蘇聯可能參加對日作戰的情況，日本大本營提出了把全部駐朝日軍劃歸關東軍指揮，并由朝鮮總督兼任關東軍總司令官的方案。但5月7日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帶著這個方案去見裕仁天皇時，遭到天皇拒絕。[5] 這樣，三八線在實際上就為后來蘇聯在中國東北和北朝鮮對日本關東軍作戰，而美國則在南朝鮮和日本列島與大本營直接指揮的日軍作戰提供了客觀依據。
　　然而，三八線事實上被美蘇兩國加以利用，又有其突然性和偶然性。在蘇聯出兵對日作戰之前，美蘇兩國沒有就各自的作戰區域進行明確劃分。在1945年7月的波茨坦會議上，美英蘇三國軍事首腦曾同意，在蘇聯參加對日作戰以后，應當在朝鮮整個地區就美蘇兩國的空軍和海軍的作戰范圍劃一條界線。其目的顯然在于避免在戰爭中發生誤會而混淆各自承担的責任。至于在地面上的作戰或占領區域問題，則根本沒有討論。對于美國來講，太平洋戰爭的核心是解決日本問題。因此，盡管當時的三軍參謀長馬歇爾要求杜魯門授權麥克阿瑟在戰爭結束后的短時間內，派一個師在釜山登陸，此外還應占領漢城和清津，但那都是在結束對日作戰之后的事。在波茨坦會議上，蘇軍總參謀長告訴馬歇爾，蘇聯在對日宣戰后將進攻朝鮮，并問美軍是否可以為配合這次進攻，在朝鮮海岸實施軍事行動。馬歇爾明確回答，在日本未被摧毀，日本在南朝鮮的軍事力量未被消滅以前，美國不準備對朝鮮實施兩棲作戰。[6] 據杜魯門回憶，那是因為當時沒有人想到，不管是美國的或者是蘇聯的地面部隊，會在短期內進入朝鮮。杜魯門確信，國際會議上從來沒有討論過以三八線作為在朝鮮的分界線這個題目。[7]
　　蘇聯突然宣布對日作戰和與此同時日本天皇決定無條件投降這兩件事，[8] 使情況發生了急促變化。當蘇聯軍隊向滿洲和朝鮮的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時，距離朝鮮最近的美國地面部隊還遠在600英里以外的沖繩島。因而日本戰爭機構的突然崩潰，在朝鮮半島造成了真空局面。正是在這種緊急的情況下，由美國方面迫不及待地提出了美蘇雙方分別占領朝鮮和接受日軍投降的具體分界線問題。
　　至于把三八線作為分界線問題的提出，有幾種不同的說法。
　　韓國外交協會會員金基兆提供的情況是：1945年8月10日凌晨6時左右，美國竊聽到日本大本營發出的電報，電文內容是日本御前會議決定接受無條件投降宣言。不久又截獲駐朝日軍司令官發給大本營的電報，電文說：“蘇聯軍隊正大批進入朝鮮。如果美軍進入這個地區，全體日本軍隊就可能向美軍投降”。馬歇爾獲知這種情況后，立即召見作戰局長赫爾及林肯準將，命令他們劃出一條蘇聯攻入朝鮮時南下的界線，并指示美軍也要即刻制訂向南部朝鮮進軍的計劃。據說林肯準將接受命令后回到辦公室，偶然地從《紐約時報》上得到了劃定三八線的啟示。因為，《紐約時報》在報道蘇軍進攻情況時刊登的那幅地圖，只畫出了三八線以北的地區。于是，美國將軍這個偶然的發現，便成為美國提出以三八線為界的根據。[9]
　　施納貝爾提供了另一種情況：日本突然投降促使美國迅速起草關于投降程序的“總命令第一號”，而這個命令的第一段便涉及到受降區域的劃分問題，陸軍部作戰局為盡快搞出一份文件，一直工作到8月10日深夜。討論的結果是盟國應在遠東分幾個區域受降，并且明確規定這些區域地理上的界線。政策組的負責人博尼斯蒂爾上校只有30分鐘來起草命令第一段，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正在急切地等待著結果。最初，博尼斯蒂爾曾設想按朝鮮的行政區劃來劃分受降界線，但身邊一時沒有資料。后來他注意到北緯38度線差不多從朝鮮中部穿過，而且漢城及其附近的集中營都在三八線以南，于是他決定用三八線作為受降區域的分界線。[10]
　　還有一種說法是：在得知日本決定投降和蘇軍已對日宣戰并大舉“涌進”朝鮮半島的消息后，8月10日深夜，美國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在五角大樓舉行緊急會議。主要議題是在朝鮮的受降問題。出席會議的有助理國務卿鄧恩、陸軍部助理部長約翰·麥克洛伊和海軍部高級官員巴德等五人。會上，鄧恩提出美國軍隊應趕到盡可能北面的地區去受降。但馬歇爾的一位年輕參謀人員迪安·臘斯克上校指出，軍方缺乏可供立即投入使用的兵力，加上時間和空間的因素，美國軍隊在蘇軍進入朝鮮北部地區之前抵達北部縱深地區有困難。這時，麥克洛伊便請臘斯克和另一位上校查爾斯·博尼斯蒂爾到第三休息室去，要求他們搞出“一條盡可能向北推進”，但又不致“被蘇聯拒絕”的界線。于是，三八線就這樣在一次會議上，匆忙地由兩位美國上校提出來了。[11]
　　從資料來源看，第三種說法的真實性更可靠一些。不過，這些細節上的差別對于我們分析問題沒有本質的影響。總之，這個關于以三八線劃界的建議迅速得到美國軍方和國務院的同意，[12] 并于8月14日為杜魯門批準。次日，杜魯門便給斯大林發出密電，通報了已經杜魯門批準的給盟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有關日本武裝部隊投降細節的“總命令第一號”，該命令的內容之一即是以三八線為分界線，確定了美蘇雙方在朝鮮半島的受降區域。8月16日，斯大林復信表示，“基本上不反對命令的內容”，對于有關朝鮮分界線的問題也沒有提出異議。9月2日，麥克阿瑟在東京灣密蘇里號艦上舉行的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后，發布了“總命令第一號”，其內容根據斯大林提議略有修改。命令提到：“駐北緯38度線以北的韓國、滿洲、庫頁島、千島列島等地的日本軍高級指揮官以及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蘇聯遠東軍最高司令官投降；日本帝國政府大本營和駐日本本土及其周圍諸島以及駐北緯38度線以南的韓國、琉球列島等地的日本軍高級指揮官以及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美國太平洋地區陸軍最高司令官投降。”[13]
　　就這樣，三八線作為美蘇兩國在朝鮮受降和實行軍事占領的分界線便被明確地規定下來。受降命令傳到戰地時，分兵進擊的蘇聯軍隊已經越過三八線，正沿著公路向漢城運動。但他們一接到關于分界線的命令，就迅速撤回到三八線以北。9月8日，首批抵達朝鮮的美國軍隊第7步兵師在仁川登陸。這是美蘇兩國在朝鮮半島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名副其實的合作。
　　這條約300公里長的分界線斜穿朝鮮半島，它截斷了75條小溪和12條河流，以不同的角度越過重山峻嶺，穿過181條小路、104條鄉村土路、15條道際公路和8條高級公路，以及6條南北鐵路線。[14] 顯然，對于行政管理和經濟發展來說，以及從地理的角度來看，三八線都是一條極不合理的分界線。但是，這并不表明匆忙劃出的這條分界線沒有政治上的考慮。
　　盡管美蘇兩國軍隊進駐朝鮮半島時曾一致聲明，三八線僅僅是兩國軍隊在朝鮮駐扎時所劃定的界線，并不具有政治意義。[15] 但是事實上，特別是后來歷史的發展表明，三八線對于所謂受降的軍事意義只是表面的和暫時的，美蘇兩國對三八線的確認本身已經包含著深遠的政治意義。
　　很多研究者認為，三八線的劃定只具有軍事意義。如金基兆就認為，“以北緯38度線把朝鮮半島一分為二的決定性因素”，是“為阻止蘇軍南下”。他還引證說，駐南朝鮮美軍司令官約翰·霍奇1947年10月27日和11月7日曾說過，以三八線分割朝鮮半島，是由于駐朝日軍的編制和部署所致；美國陸軍部作戰局局長沃爾特在1949年6月16日也說過：分界線是在日本軍隊的兩部分之間劃出來的。[16] 原蘇聯學者斯拉文斯基也斷言，“接受日軍投降是把朝鮮一分為二的唯一目的”，后來在冷戰中，三八線才“成為南北朝鮮的邊界”。[17] 俄國朝鮮問題專家托爾庫諾夫和烏菲姆采夫在剛剛出版的一部專著中仍然認為，三八線的劃分“是一種非常性的臨時措施，其目的是徹底擊潰盤踞在那里的日本部隊，并接受他們的投降”。[18] 如此來說明美蘇兩國對三八線的劃定只是從軍事意義上考慮的，顯然不能說服人。美國提出以三八線劃界，首先考慮的是阻止蘇軍南下的軍事意義，這一點無可置疑，但這不是最終的也不是決定性的考慮。如果不是孤立地或表面地看問題，那么就應該指出在軍事意義背后隱藏著的政治意義。
　　第一，正如我們在前面講到的，美蘇等盟國對朝鮮問題的考慮，本身就是從國際政治角度出發的。只是由于當時沒有想到日本會立即宣布無條件投降，才在形勢突變的情況下倉促提出受降及實行軍事占領的分界線問題。
　　第二，美國方面在提出朝鮮分界線時就是有政治考慮的。早在1944年3月美國就開始考慮在朝鮮的軍事占領問題。盡管朝鮮問題不是羅斯福戰后遠東政策的核心部分，但是他必須阻止蘇聯戰后在朝鮮發揮統治作用的意圖。羅斯福力圖通過外交途徑來實現這一目的，他曾對國務卿科德爾·赫爾說，朝鮮可以置于國際托管之下，由中國、美國以及其他一兩個國家參加。他還曾向英國提出了這一建議。而美國國務院的計劃甚至走得更遠，它要求戰后由美國對朝鮮實行統治，這意味著美國應該在武力解決朝鮮問題上發揮決定性作用。國務院的一份文件指出：美國參與在朝鮮及其周圍地區的軍事行動將大大加強它對朝鮮內部事務和對臨時政府實行國際監督中發揮主要作用。該報告預計美國可能要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對朝鮮實行軍事占領，而且可能會與將占領這個國家相當一部分面積的蘇聯共同實行軍事占領。5月，國務院的另一份文件警告說，如果蘇聯獨自占領朝鮮，美國認為這將會危及未來太平洋地區的安全。這份文件及其他文件都提議，任何占領必須通過一個由各方參加的中央政府實行，而不是幾個區域性政府分治。[19] 可見，美國在考慮軍事問題的時候，首先想到的是它的政治后果。
　　第三，美國在提出以三八線劃界的方案時，絕不僅僅像金基兆所說，是“起因于一個美國軍官的偶然發現”。盡管三八線的提出帶有偶然性和突然性，而且也確實是首先針對受降問題的，但是這并不妨礙人們從政治角度考慮問題。事實上，美國陸軍上校們在劃定分界線時，前提是要滿足國務院的“政治方面的考慮”。[20] 三八線的劃定，恰恰將朝鮮的舊都漢城和仁川、釜山兩個重要港口都包括在美軍受降的南部地區之內，這不是偶然的。提出三八線方案的臘斯克上校后來談起過這件事，他在1950年7月的一份備忘錄中承認：“如果這條線為蘇聯所拒絕，美軍按實力并不可能到達這些地區。但我們認為把朝鮮的首都包括在美軍管轄區內是很重要的，因此還是提出了這條線。”[21] 顯然，對于首都漢城的考慮與國務院設想的“任何占領必須通過一個由各方參加的中央政府實行”的方案是有直接聯系的。很明顯，如果這兩個考慮都能實現，那么未來朝鮮的臨時中央政府駐地就將在美軍管轄區內。這難道還不具有典型的政治意義嗎?我們將會看到在這個問題上蘇聯是怎樣與美國勾心斗角的。
　　第四，蘇聯在接受三八線為界的方案時，也不是沒有政治考慮的。的確，正如臘斯克估計的，按照當時的軍事態勢，蘇聯完全可以拒絕三八線，提出以三七線甚至更南面的一條線為軍事受降分界線，而美國從實際出發也不得不接受這種修正方案。但是斯大林沒有這樣做，而是毫不猶豫地同意了三八線的提議。這一點，不僅使當事人臘斯克和美國陸軍部感到驚奇[22]，而且也使后來的一些研究者感到迷惑[23]。的確，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蘇聯的軍事實力已經空前加強，以致斯大林可以躊躇滿志地聲稱：“這次戰爭不比從前了。現在是，誰的軍隊到達哪里，誰就占領土地，也就在那里實行誰的社會制度。”[24] 那么，斯大林為什么會接受三八線呢?實際上，作為政治家，斯大林有更深遠的考慮，他在接受三八線的提議時是有交換條件的。人們應該注意到，斯大林在8月16日給杜魯門回電表示同意美國的受降方案時，還提出了兩個重要的修正意見：(1)將屬于日本的整個千島群島交給蘇聯軍隊；(2)將屬于日本本土的北海道北部交給蘇聯軍隊。斯大林還特別強調了第二點，他認為：“如果俄國軍隊在日本本土的任何部分沒有占領區，俄國輿論就會大嘩。”斯大林最后還以強硬的口氣對杜魯門說：“我迫切希望上述的適中的意見不會遭到任何反對。”[25] 顯然，斯大林是試圖以蘇聯對日本部分領土的占領來交換美國對朝鮮半島部分領土的占領。可惜，斯大林忘記了，美國可以放棄朝鮮，但對日本則是志在必得，決不容蘇聯插手其間。在8月18日給斯大林的絕密電中，杜魯門同意了斯大林的第一點意見，即將千島群島劃入蘇軍受降地區，但對斯大林的第二點意見，則巧妙地加以拒絕。杜魯門說，麥克阿瑟將軍指揮的盟國部隊，“包括蘇軍在內”。[26] 斯大林一方面在8月22日復電中對美國拒絕蘇聯的要求表示遺憾，一方面卻在回電之前，即8月20日向蘇聯軍隊下達了命令，要求蘇聯陸、海軍全力進駐日本北海道，理由是北海道位于北緯38度線以北。就在斯大林下達命令的同時，蘇聯駐日代表庫茲馬·杰列維揚科中將拜訪了麥克阿瑟，并聲稱不管美國是否同意，蘇軍將進駐北海道。麥克阿瑟當場以強硬的口氣駁斥道：沒有我的許可，哪怕是一兵一卒登上北海道，就將立即逮捕包括你在內的蘇聯駐日代表團全體人員。[27] 這樣，蘇聯進駐北海道的計劃終于受挫。但蘇聯在此前已同意在朝鮮半島以三八線劃界，覆水難收。于是，斯大林只得接受既成事實，把問題留待以后尋找機會解決。所以說，蘇聯接受三八線也是有政治目的的，只是沒有完全實現罷了。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三八線的劃定，對于美蘇雙方來說，從一開始便有其深遠的政治考慮，雖然表面上問題是從軍事角度提出來的；三八線的劃分，埋下了朝鮮民族長期分裂的種子，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美蘇兩國之間已出現分庭抗禮的趨勢，這顆苦種是必定要發芽的；三八線的劃定為美蘇兩國在遠東和朝鮮半島的冷戰格局奠定了基礎，三八線成為美蘇兩國勢力在朝鮮半島對壘的既定疆界。
　　如果這些結論成立，那么就完全可以推斷說，朝鮮戰爭爆發的最深刻的根源——美蘇勢力在遠東的對抗，就表現為三八線的劃定。歷史證明，后來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以及朝鮮民族的分裂也正是圍繞這條緯線發展起來的。而涉及三八線的軍事行動做為一條主線，也貫穿了朝鮮沖突和朝鮮戰爭的全過程：南北朝鮮的軍事沖突是沿著三八線展開的；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的進攻引起了美國全面卷入戰爭；聯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向北進擊又迫使中國出兵朝鮮；中國軍隊因未接受停火協議而打過三八線，被聯合國扣上了“侵略者”的罪名；麥克阿瑟也因再次主張越過三八線等戰爭叫囂，被杜魯門總統所罷免；停戰談判是沿三八線的停火而開始的；最后，戰爭的結局仍然是大體以三八線做為南北朝鮮的分界線。周而復始，終點即是起點，這就是圍繞三八線而進行的朝鮮戰爭的始末。
　　當然，從邏輯上講，三八線的出現只是為未來南北朝鮮沖突以至爆發戰爭提供了一種可能性。如果沒有美蘇在遠東的對抗，如果朝鮮民族的內部沖突沒有激化，如果世界沒有出現冷戰局面，那么這種可能性就難以轉化為現實性。可惜，歷史是朝著與這些假設相反的方向發展的。
　　發表于《上海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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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407頁。
　　[2]哈里·杜魯門：《杜魯門回憶錄：考驗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三聯書店1974年(據1956年英文版譯)，第374頁。《開羅宣言》是在征得斯大林認可后于12月1日發表的。
　　[3] 《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記錄摘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3～164頁，第225頁。
　　[4] 《杜魯門回憶錄》，第375頁。
　　[5]金基兆：《三八線到底是如何劃定的》，載韓國《新東亞》月刊，1993年12月號。
　　[6]詹姆斯·施納貝爾：《朝鮮戰爭中的美國陸軍》第二卷，國防大學出版社1990年中譯本，第9頁。
　　[7] 《杜魯門回憶錄》，第375頁。約瑟夫·格登提到，美國的軍事顧問曾在波茨坦會議期間向馬歇爾提出沿三八線劃分作戰的界線，因為這條線大致上把這個國家一分為二。參見約瑟夫·格登：《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據1982年英文版譯)，第9頁。但顯然美國未曾向蘇聯提出過這個問題，其原因大概就是杜魯門提到的情況。
　　[8]蘇聯出兵是在8月9日，日本公布天皇的投降詔書是在8月15日，但實際上在蘇聯出兵時，日本天皇已決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筆者在《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一文中對此已有論述。
　　[9]參見金基兆前引文。
　　[10]施納貝爾前引書，第10～11頁。
　　[11]參見 《美國對外關系》（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5年，第6卷，華盛頓特區1969年版，第1039頁；迪安·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據1969年英文版譯)，第302頁；小克萊·布萊爾：《麥克阿瑟》，戰士出版社1983年(據1977年英文版譯)，第315頁；格登前引書，第9頁。
　　[12]三八線的草案送交參謀人員后，海軍曾建議把受降線向北推到39度線。但戰略與政策委員會的林肯準將認為由于39度線把大連和遼東半島劃在了美國占領區，肯定不會被蘇聯接受，國務院也贊同這一看法。于是，草案中仍然保留了三八線。見施納貝爾前引書，第11頁。
　　[13]蘇聯外交部編：《1941～1945年蘇聯偉大衛國戰爭期間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同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通信集》，第2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據1957年俄文版譯)，第262～264頁；南朝鮮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朝鮮戰爭(中共軍參戰及聯合國軍重新反攻)》，黑龍江朝鮮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譯本，第23頁。
　　[14]施納貝爾前引書，第13頁。
　　[15] 《朝鮮戰爭(中共軍參戰及聯合國軍重新反攻)》，第23頁。
　　[16]金基兆前引文。
　　[17]Б．斯拉文斯基：“對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的重新思考”(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53гг.: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ереосмысление)，載《遠東問題》1991年第2期，第80頁。
　　[18]А．В．托爾庫諾夫和Е．П．烏菲姆采夫：《關于朝鮮問題的新看法》(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莫斯科1995年版，第6頁。
　　[19]參見格登前引書，第3～4頁。
　　[20]格登前引書，第9頁。
　　[21] 《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6卷，第1039頁。
　　[22] 《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6卷，第1039頁。
　　[23]美國賓西法尼亞大學教授李庭植就曾撰文提出了這個問題。見李庭植：“斯大林為什么接受三八線?”載《東北亞研究雜志》(Why did Stalin agree for the 38th parallel? )，1985年第4卷第14期。
　　[24]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談話》，世界知識出版社1989年(據1962年英文版譯)，第85頁。
　　[25]蘇聯外交部前引書，第267～268頁。
　　[26]蘇聯外交部前引書，第268頁。
　　[27]蘇聯外交部前引書，第269頁；《朝鮮戰爭(中共軍參戰及聯合國軍重新反攻)》，第580～581頁。
 

沈志華 2013-08-28 10:2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