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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識君按:以下是《中國報道》雜志對周瑞金先生的專訪摘錄。 周瑞金,曾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人民日報》副總編輯,1991年“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和撰稿者。 1991年2月15日,農歷大年初一,《解放日報》刊登《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的評論,署名“皇甫平”。之后,《解放日報》又相繼發表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 在1991年春節前,周瑞金在一位上海市委領導家里,看到鄧小平在上海發表的講話材料,“小平同志的講話材料讓我很激動,這激發了我撰寫評論文章傳播這一談話精神的想法。” 于是在小年夜,周瑞金請了上海市委政研室的施芝鴻、《解放日報》評論部的凌河,三人商討共同合作,形成“皇甫平”寫作班底,在兩個月的時間里連續發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文章。 “皇甫平”系列文章之一 這些評論文章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激發了一場關于改革開放“姓社姓資”的激烈交鋒。 “皇甫平”系列文章,讓周瑞金受到了一年多的“圍剿”,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壓力,直到1992年鄧小平同志發表南方談話,這個“公案”才翻過來。雖然這件事情屢次被問起,他也說過很多遍,但再次說起,他依然很有感慨,“因為‘皇甫平’系列文章,我有‘一失一得’,這正是一場人生的悲喜劇。” 周瑞金本來是要到香港《大公報》担任社長,1990年底上海市委領導就通知他要做好到香港的準備,1991年初港澳工委領導催他早一點到香港,但因為這幾篇評論文章,本來機票都已買好的周瑞金接到通知,不能去香港了。 “當初我很想去香港,是為了見證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這一歷史時刻,了解香港‘一國兩制’的發展歷程。作為新聞人,能夠見證這樣難得的歷史時刻,也不枉我新聞一生。但我最終沒有去成。”周瑞金說這是“一失”。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以后,“皇甫平”系列文章擴大了影響力,“皇甫平”三個字也因此被賦予了更多的猜測和想象空間,成為被歷史記錄的名詞。 “我也因此被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從上海市委機關報調到中央機關報工作,這是‘一得’。雖然我在那里工作只有十年左右的時間,但作為媒體人,在這個平臺上能夠擁有更大的視野,是難得的機會。‘皇甫平’系列文章使我的人生成為評論的人生,也是為改革鼓與呼的人生。” “在中國重要的歷史關頭,我為傳播小平同志新的改革思想、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發揮了輿論先導作用。就這一點來講,我感到非常榮幸,是歷史給我的機會。”今年已經76歲的周瑞金說這些話的時候,露出堅毅的神色,“皇甫欣平”的名字是他接下來繼續“戰斗”的代號。 問:2014年10月,您用“皇甫欣平”的署名發表了引起轟動的《終結腐敗》,為什么會有“皇甫平”到“皇甫欣平”的變化?這個名字有何含義? 周瑞金:因為“皇甫平”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署名,“皇”用我們閩南話就是“奉”,而“甫”就是“輔”,當時的含義是“奉命輔佐鄧小平”,不宜再用了。“皇甫欣平”有新的含義,主要有四個“新”: 新的寫作團隊,現在沒有原來的人參加,而是有新人參入。 新的對象,當初的“平”是屬于鄧小平,是宣傳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今天我寫的文章針對的是新的領導集體,為現在的改革思想和觀念鼓與呼,所以此“平”非彼“平”也。 新的心情,當初面對改革可能走回頭路,心情是很憂慮苦悶的;而現在我們寫終結腐敗的時候,看到十八大以來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很鼓舞人心,這個“欣”是欣慰的意思,也是新的意思。 新風格,原來寫“皇甫平”文章,是傳達性的,也就是把中央的重要精神通過評論傳達給讀者;“皇甫欣平”文章,在傳播手段多元的情況下,沒有必要再去“傳達”,習近平的講話精神都可以很及時地傳達,所以現在是策論式的評論,提出自己的分析和觀點,給中央提供參考。今后我寫作的風格就是這種風格。 問:您剛才說到“奉命”,也說到“傳達精神”,那么“皇甫平”系列評論是受指示撰寫的嗎? 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評論不是受誰指示寫的。“傳達精神”,這是出于我自己的責任感和職業的敏感;奉命,是奉歷史、人民之命,不是奉哪個人之命。 問:在常人看來,您是“退休副部級干部”,也是經常針砭時弊的“政論家”,這二者可能會存在沖突。您如何權衡這兩個身份? 周瑞金:我是個老報人,當然,也是一個有副部級身份的老報人。從復旦大學讀新聞系開始,就是國家和人民培養了我。我在《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干了幾十年,是黨和人民培養了我的這支筆。作為一名老報人,我只有把人民給我的回饋給人民。 周瑞金先生 我的人生價值不在“副部級”,而在“老報人”。工作可以退休,但我的筆是不能退休的。我關心著國家和人民的前途命運,我還要經常的為改革發聲,這是本分,就是損害到副部級身份,我也在所不惜。 問:您覺得當前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改革”依舊是當今的主題詞,您如何看待當前的改革? 周瑞金:改革更重要的是要進行體制改革,30多年來問題的癥結在于體制問題。吏治腐敗、司法腐敗、輿論腐敗,這些都超出一般經濟領域的腐敗,這是制度的腐敗。當然還有社會問題、生態問題,這些問題加起來,形成階層的固化,或者說利益的固化。 現在我們已經有了頂層設計,目標和任務是明確的,但是起步艱難,落實艱難,涉及到真正體制改革的還動作緩慢。 總的來講,新的領導集體,一手抓反腐,這一點抓得很出色,成效有目共睹;另一手抓改革的頂層設計,全面推進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國。這兩個要害抓住了,但還要再等兩到三年看落實力度和效果。 問:那么,要更好地落實改革,您有何建言? 周瑞金:我主要有三個方面的看法:一是對集權的看法,集權是為了克服深化改革的障礙,加強權力執行的有效性。 但集權不能專斷,如果不善于擷取集體智慧就會走向反面效果;集權不能包辦,集權是為了動員更多的人推動改革,如果沒有廣大基層干部和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也是要失敗的。 二是對民主和法治的看法,它們是一體的兩面。全面依法治國,本身就包含著民主,以人民為主體,堅持人民主體地位。而民主沒有法治的話,就是民粹主義。法治不能變成公權來限制民權,要保障民權,限制公權,這才是依憲治國的要義所在。 三是黨要領導改革,領導法治,要起到堅強的領導作用,關鍵的是要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本身,黨不能凌駕于憲法和法律之上。改革必須要觸及的就是政治改革。在一些地方,黨的領導變成了個人的權力壟斷獨攬、包辦一切,這樣的執政方式和領導方式不改革行嗎? 問:您是一位老報人,也是一位為改革鼓與呼的建言者,這么多年來,你有感到過無力和悲觀嗎? 周瑞金:無能為力之感還是有的,但社會前進遇到的問題都是客觀的存在,個人再有憂國憂民之心,社會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你的希望演變。 雖然會有無力之感,但是我從不悲觀。 我們不能只相信《新聞聯播》里的中國,它的光明面太多了;也不能完全相信網絡里的中國,它揭露的陰暗面太多了;我們更要看老百姓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中國。只有把這三個方面結合起來看,這才是真正的中國,這樣的中國在向好的方向發展,因此讓人抱有希望。 問:在這個年紀,回顧走過的路,您有什么感想? 周瑞金:我希望能成為有佛心、道骨、儒表的人。我對國事、社會事、天下事,寧做痛苦的清醒者;對家事、子女事、個人事而言,愿做無憂的清靜者。 自己這一輩子前20年是一個學習做人、接受教育的階段,后來用了15年時間真正熟悉新聞,采訪、報道、評論、拼版都會了,真正發揮自己作用的是改革開放這30多年。我現在76歲了,大概還能干到80歲吧。
共識網 2015-08-23 08:4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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