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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     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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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世紀中葉，美國文化學家克羅伯在總結前人認識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比較為大家公認的文化定義：“文化是一種架構，包括各種內隱或外顯的行為模式，通過符號系統習得或傳遞：文化的核心信息來自歷史傳統；文化具有清晰的內在的結構或層面，有自身的規律。”［①］這樣看來，文化是人自己的生存活動，也是前人生存活動的結果。個體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經落入某種文化環境中了，這是他無從選擇的。每一個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動并參與文化的創造的。支配人的行為的，表面上看是外在于人的事物及其間的關系，但實際上，它們必須轉化為知識、價值、意義才能內在地控制人的行為。前人、他人的生存活動對自己的影響也是如此。因此，文化一方面是正在進行、不可停頓的生存活動，另一方面是寓蘊于這種當下的生存活動中并規范、調節、控制、影響著這些生存活動的知識、價值、意義。
　　文化活動既然是人類的生存活動，這種生存活動的基礎既然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習慣”，那么，文化活動首先就是體現“文化形成的形式和習慣”、傳遞前人生存活動的經驗和教訓的傳統文化。這是人一出生就置身于其間的、不可超越的。這說明，傳統文化一方面是前人生存活動的結果，另一方面也是一種知識、價值、意義，是前人生存活動的智慧的結晶。按照伽德默爾的看法，人作為有限的存在，是處于傳統文化之中的，不管他是否了解這種傳統文化，也不管他是贊成還是反對，他都不可能超越傳統文化的觀念意識。我們始終只能在傳統文化中進行理解。不管意識到與否，傳統文化總是影響并形成我們，始終是我們的一部分。它當然不會是躲在久遠的過去，而是存在于人的每一個成長階段，存在于人當下的生存活動中，存在于這種當下的生存活動的方方面面里。傳統文化是我們進行思維的前提。我們固然也有許多無法控制的成見和思維定勢，但我們必然要調整、修正、剔除和補充它們，在此基礎上展開新的思維活動。這種新的思維活動及其成果馬上就構成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思維轉化為行動，行動產生成果，我們就這樣參與了傳統文化的創造。傳統文化就是這樣存在、發展和延續下來的。傳統文化還是使社會的各個部分、使社會的各個發展階段保持緊密聯系和統一性的東西，是社會發展的基因。它從物質技術、行為規范、精神意識等等層面表現出來，集中表現在語言符號、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等方面。
　　這樣，文化就包含兩部分：作為文化活動的結果的這一部分，是傳統文化；作為對傳統文化進行修正、補充、更新的另一部分，就是現代化。它們作為文化的一體的兩面，是共時態地位居于個人、社會當下的生存活動的方方面面里。換句話說，傳統文化、現代文化共同構成了人的生存活動的本身。
　　 二
　　為此，應該避免陷入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作“時代化”理解的誤區：把現代化僅僅看作一個時間概念、一個歷史時期、一個繼傳統文化之后的時期，而在此前存在、發生的一切事情都必然屬于傳統文化。關于這一點，福柯在《什么是啟蒙》一文中談及對現代化作時代性的理解時曾經指出：我們不應該把現代化僅僅看作一個處于前現代與后現代之間的一個時代，而更應該將其看作一種態度，而這種態度不是誰都有的，也不僅僅局限在某一個特定的時代。這是從個人對生存活動的態度來說的。著名后現代思想家、加利福尼亞大學的霍依教授則說得更加富有哲理意味：“按照我所提出的后現代主義觀，稱福柯為一個后現代思想家并不意味著他的同時代人和幸存者同樣也是后現代主義者或必須成為后現代主義者。歷史的中斷不是同時發生在每一個人身上的，也不是同時發生在所有地方的。同一個人、同一種紀律或設置在某些方面可以是傳統的，在某些方面可以是現代的，在另一些方面可以是后現代的。”［②］這個說法言之成理，而且可以被借鑒來理解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
　　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系作“時代化”的理解盡管簡便，但卻勢必在兩者之間設置一個僵硬的、各執一詞的人為界限，由此導致一系列的混亂和產生很多問題。
　　其一，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作實體化的理解。這有兩種表現：
　　一種表現是企圖到前人遺留下來的書面文獻材料中去尋找傳統文化。這就把傳統文化當作了一堆僵死的、既定的、靜止的、封閉的東西，進而認為，傳統文化是可有可無，最好是不必要浪費人力、物力、財力保存的可拋棄的東西。由此出發，人們還認為：古代書面文獻材料所表述的傳統文化，比我們自己所知道的更清楚、更值得相信。其實，這個觀點不僅只注意到了歷史的描述性而未涉及其解釋性，而且還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古人書面文獻材料所記述的東西，有的只是紙上談兵，有的不過是無法實現的或本來應該實現卻并未實現的理想，有的則是虛偽的或言不由衷的粉飾，還有的只是一家之言或從某種立場出發的、有傾向性的、為某一群體利益服務的主張……。
　　另一種表現是，當對現代化的現實滿意時，就把傳統文化當作現代化的動力和幫手，從而頌揚傳統文化；而當對現代化的現實不滿意時，就指責傳統文化，把傳統文化當作現代化的阻力和障礙。這兩種情況中，尤其以后一種情況在中國近代歷史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即把傳統文化當作現實中的問題、消極的東西、社會的陰暗面、一切不如意的東西發生的原因，總之，把現實中的一切問題都歸咎于傳統文化。在這種觀點的指導下，要進行現代化，就要徹底清除傳統文化，“不破不立”，五四時期的“打倒孔家店”、“消滅漢字”等等口號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諸多做法就是這樣。這種觀點過分夸大了傳統文化的力量，把傳統文化看作文化的全部，把傳統文化視為一成不變的東西，最終必然要導致歷史虛無主義。
　　這兩種表現都忽略了：文化既然就是人的生存活動和內蘊于其中的知識、價值、意義，那么，它就只可能是由不同人的或同一個人的各個方面的生存活動關聯起來的關系網絡，也就不可能是實體。它是具體的、與時具遷、因人而異的，其中的一切都要根據具體的場景、局勢和參與其間的人的情況來確定，根本談不上有所謂最好的文化，甚至也談不上有不錯的文化。
　　傳統文化是“文化活動的形式和習慣”，不是實體，因此只能在現時刻的人們的生存活動中去尋找。這樣，“傳統文化是否有利于現代化”或“傳統文化是現代化的障礙還是動力”等等一類問題，就是大而無當的假問題、不科學的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傳統文化的某一部分是否、以何種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制約著我們特定方面的生存活動？我們怎樣去超越它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局限性？
　　其二，企圖尋找、確立一個唯一的標準以便把所涉及的東西確定地歸類于傳統文化或現代化中。例如，有人把洋務運動、袁世凱的改革、同治中興的一系列舉措劃歸現代化，而另一部分人則堅決反對。有人認為，辛亥革命是現代化的行動，但另外的人則指出，辛亥革命前期思想中的大漢族主義、種族復仇主義的存在說明不能簡單地把辛亥革命歸入現代化。在這些爭論背后，都是企圖尋找一個唯一的判定標準以便把所涉及的東西確定地歸類于傳統文化或現代化中。
　　其實，這樣的標準，如果說存在的話，也不是唯一的。因為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所指，不同的人因立場、審視方位的不同，有不同的界定。
　　其三，企圖對傳統文化進行重新梳理和解釋，使之由障礙轉化為動力。近代所謂的“整理國故”運動和新儒家的“創造性轉換”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實，對傳統文化的理性化、邏輯化、規律化，本質上都是把傳統文化目的化、主觀化。因為理性本身就是近代西方的舶來品，并非西方以外的民族的傳統文化所共有；邏輯雖然原則上說是多元的，但實際上現代人所用的都只是西方所繼承下來的亞里士多德的形式邏輯，而中國古代的邏輯則是墨辯邏輯。各個民族的文化發展都有其特殊性，要找出所有民族文化都共有的規律不是短時間內通過研究一兩個民族文化的發展就能辦得到的。這樣所梳理和解釋出來的東西，當然也只可能是為特定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存活動服務的一種意義罷了。
　　但應該指出，如此固然可以發掘、拓展出一種新的意義的源泉，但往往更加可能遮蔽、損害了既往時代活躍的生命運動和富裕的精神生命。對維特根斯坦后期所主要攻擊的對普遍性的渴望，我們應該不斷地警惕。
　　其四，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關系的若干側面作了二元對峙的理解。這里只談二種表現。
　　第一種表現是肯定與否定的絕對化。這主要是針對傳統文化而言，但批判現代化的也不是沒有。對傳統文化作絕對肯定的，往往主張一切古已有之，只要中體西用、夷為夏用即可。否定傳統文化的，往往認為它是糟粕，主張全盤西化。
　　其實，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作肯定或否定的理解是錯誤的。對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重要的不是通過肯定或否定而比較孰優孰劣、孰重要孰不重要或進行取舍，而是要在人們當下的活動中來探討它們之間的關系。這種探討，就不是所謂整體性的泛泛而論，而是具體的、局部的、深入細致的實踐操作。實踐操作中所涉及到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都不是抽象的，也不是空泛的。這樣，傳統文化是好還是不好，現代化是好還是不好，相對于具體的實踐操作而言，就成為可笑的問題，而且，這也是無從回答的問題。就好比去問一個下棋高手：“請問這世界上最好的一步棋如何下？”再則，傳統文化和現代化既然都是人的生存活動的組成部分，那么，也就不可能只取其一而舍其二，它們都是無從取舍的。
　　第二種表現是認為傳統文化是“源”，現代化是“流”，有了“流”就可以不必再去為“源”傷神費力。從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共時態來看，這種“源”“流”觀是不能成立的。
　　其五，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作整體性的理解。這種觀點實質上是把傳統文化和現代化都視為一個邏輯上周祥嚴謹的、抽象的、統一的整體，每個民族只有一個唯一的傳統文化，而且至少到目前為止就是這個樣子；現代化也只有一個唯一的模式，歐洲社會天然地具有實現現代化的潛力，現代化首先在歐洲發生是歷史的必然，要進行現代化就要在各個方面都以歐洲社會為榜樣來一番脫胎換骨的“革命”。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把文化還原為地理因素和社會因素。
　　事實上，把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關系作時代化的理解，就是假設“時代”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是絕對同一的統一體或前后完全一致的整體。這樣的假設顯然是不能成立的。因為，文化的發展有不平衡性，這包括文化各個子系統發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發展的個體、群體、地域、民族、國家的不平衡性。這樣，文化發生、存在和發展的獨特性就不能被忽視。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作時代化的理解的觀點同時還忽視了：每個民族的傳統文化都是多姿多彩的，遠遠不是一個邏輯上統一的整體。文化既然是人的生存活動本身，那就不可能是抽象的，而只能是具體的。現代化作為文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當然也不可能是抽象的。文化既然是具體的，那么，在不同的國家，由不同的人所進行的不同的活動，其現代化就不會是只有一個模式，同樣也是五彩繽紛、各具特色的。這樣，對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的探討就不能再用整體性的思維模式作泛泛而論，而要在不同的個人、群體所特有的不同的生存活動中進行具體的深入研究。
　　注釋：
　　①轉引自莊春波，《文化哲學論綱》，《管子學刊》１９９６年第一期，第２７７頁。
　　②霍依，《福柯：現代或后現代？》，載Ｊ阿拉克編，《福柯之后》，英文版，１９８８年，第３８頁。
　　 作者系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責任編輯：方真＊
　　
　　
　　
現代哲學廣州71-74G0文化研究孔令宏19971997 作者：現代哲學廣州71-74G0文化研究孔令宏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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