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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朋友畢業之后即創業，等到他打下一片天地，被他的大客戶、某煙草企業看上了，提出收購，否則終止合同。為避免公司倒閉，他只得從了，隨后做了這家企業高管。但他心高氣傲，根本不適應國企的“官場”環境，因此決定移民加拿大。
 這位朋友遭遇的現象，正是張維迎所說的“強盜企業”，對民營企業的蠶食。他們所仰仗的，無非是具有政府背景或者干脆就是政府自己辦的，他們掌握了絕對權力和優勢資源，因此才能夠橫沖直撞、肆無忌憚，直到吃下他們看中的“肥肉”為止。
 而這個現象只是大轉型時代中國民營企業發展困境的一個縮影。眾所周知，過去三十多年來，正是民營企業依靠它們的靈活機制，在市場的廣闊海洋中乘風破浪，攻堅克難，打破了數十年公有制一統天下所造成的經濟低迷、民生困頓局面，取得了驚人的成功，從而拯救了中國經濟，使中國經濟保持了連續的高增長，并使國家綜合實力越來越強，但隨著民營經濟的日益壯大，它們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困難、困惑和困境，以上現象不過是它們中之一而已，而且還不是最重要、最關鍵的。
 一方面，民營經濟促進了GDP的增長，提高了國家綜合實力和競爭力，解決了中國龐大人口的就業問題，在國民經濟中分量越來越重，為廣大民眾解決溫飽問題乃至進入小康和富裕水平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另一方面，民營經濟的高度增長和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正在突破傳統的政治理論，在政治理論和社會現實之間出現了越來越深的鴻溝，同時民營經濟也造就了一大批在市場經濟中如魚得水的業主，培育了一支中產階級隊伍，他們對中共主導的政治譜系和意識形態來說，客觀上是一個重大挑戰。
 如何對待民營經濟背后的政治力量，是中國政府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同樣，這對民營企業主和中產階級來說，雖然他們很多時候為了企業和自己的生存，并不想把自己看作某種政治力量，但他們卻無法消除客觀上的影響以及執政者的戒備。
 正因如此，官方似乎正在面對兩難困境：是繼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并最終讓它自然而然支配國民經濟，承認并接受民營業主在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還是反其道行之，采取措施支持國有企業在更多領域居于主導地位，鼓勵國有企業或者具有政府背景的企業實行企業兼并，收購民營企業，乃至在某種程度上制約和打擊民營經濟繼續發展？
 這是民營經濟所面臨困難、困惑和困境的總源頭：經濟上越來越強，但政治上卻越來越尷尬，由此導致了某些后果。
 我們看到，在全球金融危機的大環境下，政府利用手中的權力和優勢資源，實質上推行“國進民退”戰略，積極扶持國有企業擴大在重要領域的份額，乘機對民營經濟實施兼并，搶占原有民營經濟的陣地。在短短幾年里，國有經濟獲得了長足發展，國家資本主義形態日趨明顯，民營經濟卻風雨飄搖，發展環境惡化，要么被國有經濟吃掉了，要么在被納入了傳統的政治譜系后重獲支持，要么就得宣布破產，當然也有一批在危機中挺過來的。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民營業主感到前景悲觀，上面例子中的業主就選擇了投奔異國他鄉的道路。
 造成民營企業困難、困惑和困境的因素其實也是中國改革在某些領域進入“死胡同”的深刻原因。主要體現于三個問題：如何突破傳統的政治理論，在政治上對民營經濟和它背后的民營業主、中產階級給予明確定位，如何對待這個新興的政治力量？如何區分政府權力的邊界，政府權力到底有多大，政府在何種程度上對經濟施加影響才是合理和有效的？如何實現要素資源的合理配置，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為民營經濟提供平等的市場機會？
 或者，民營業主如何擺脫悲觀情緒，一如既往地參與市場競爭，在做大做強自身的同時，為國家、社會和公眾作出應有貢獻？換個角度說，中國改革如何突破瓶頸，走出“死胡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保持可持續發展？
 其一，應當解放思想，與時俱進，突破傳統政治理論的局限，承認并從政治上“解放”民營經濟所代表的政治力量，給予其應有的地位和待遇，尊重并支持其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發揮重要作用，不僅實現政治權利平等，也要實現經濟權利平等。上層建筑主動適應經濟基礎出現的重要變化，擴大民營業主和中產階級的話語權，為民營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推動國民經濟再上新臺階，創造條件。
 其二，應當大幅度削減政府權力，增強市場機制對經濟的配置作用，并加強權力的監管。在中國的特殊語境里，削減政府權力，實際上等于是說削減執政黨權力。而這正是關鍵所在。執政黨掌握多大權力、掌握哪些權力比較合適？失去權力或者縮減權力，就會失去駕馭局勢的主動權和主導權，其所慮者，莫過于此，而這正是政改始終難以推進、政府權力不是減小了而是增強了、市場機制作用不是加強了而是減弱了的核心原因。
 但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的發展經驗表明，民營經濟活力遠遠強于國有經濟，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因素，因此民營經濟發展，關乎中國的發展，關乎中國的未來。政府體制改革的重點，是削減政府權力、強化市場機制。執政黨應當順勢而為，以國家發展大局為重，放下經濟權力，將它更多地交給市場，并給予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公平競爭的機會。
 應當更廣泛地施行民主，加強權力監管，把權力放進“籠子”里，規范權力運行，減少權力與資本勾結、權力直接運營資本的可能，將國有經濟也推向市場，與民營經濟公平競爭，為民營經濟搬掉發展的障礙，“解放”民營經濟，同時也激發國有經濟活力和創造力，為經濟進一步強勁發展鋪平道路。
 其三，應當營造公平、規范的市場環境，促進要素資源的平等分配，為民營經濟發展創造平等機會。消除國有企業和權貴資本家的“特權”，打破其行業壟斷地位，并采取規范性措施，阻止其惡意兼并行為。
 只有走出“死胡同”，改革才能深入進行，民營經濟才有出路，中國也才能涅磐重生，完成深刻的現代化大轉型，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國家。

丁咚 2012-04-27 03:2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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