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教育及人才培養  >>>

簡體     傳統

---

　　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長河中，民俗研究的歷史和傳統可謂由來已久。眾所周知，民俗是與人類社會相伴而生的，它就像一面鏡子，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個民族悠久的文化傳統。從廣義上講，民俗是指人民大眾在社會生活中世世代代沿習下來的生活模式和文化模式，它與一個民族所處的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民族特性和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換言之，我們可將此四項條件視為民族形成和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現代史研究表明，在席卷全球的新史學和“總體史學”新浪潮的影響之下，當代民俗研究得以重新振興和崛起，從這個意義上講，民俗學(Folklore)也稱得上是一門“新型”學科。早在本世紀上半葉，法國年鑒學派的創始人之一L.費弗爾就撰寫了《民俗學與民俗學家》一文，對民俗研究作了精辟的論述。另一位著名的法國學者M.布洛赫也認為，歷史學研究必須拓寬研究領域，運用跨學科的新方法，在社會史、文化史、種族史和民俗史等方面有所建樹。他進一步指出：“民俗在社會活動中從表面上看沒有什么意義，但在它的下面卻掩蓋和保留著重要意義。”布洛赫的后繼者、歷史學家比爾吉埃爾將生理習俗、行為習俗、飲食習俗、感情習俗和心態習俗等等統統視為歷史人類學研究的重要內容，他完全贊同布洛赫的觀點，也認為歷史學研究必須面對下層民眾，民俗研究的意義非同尋常。
　　毋庸置疑，口述史研究與民俗學研究擁有共同的文化傳統，這是它們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英國著名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認為，口述史學(Oral History，亦稱口述歷史學）的出現和發展，與其說是“發現”，不如說是“振興”。由此可見，口述史學的某些傳統同樣是由來已久的。例如，口頭傳說（亦即民間傳說）可以說是歷史學最古老的形式，它既是口述史學的歷史淵源，同時也是民俗學永恒的研究課題。口述史學是二戰后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在其為數眾多的學科領域當中，許多研究對象往往與民俗學的研究內容相互交叉和重合，這種雙方共有的交叉性質集中體現了當今社會科學整合分化的歷史發展潮流。因此，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口述史學家和民俗學家往往會最終走到一起。
　　然而，口述史學與民俗學之間的界線也是顯而易見的，盡管這種界線有時會因種種原因變得模糊不清，常常使人們誤入歧途。依筆者之見，除了學科性質各具特點之處，口述史學與民俗學最顯著的區別在于，前者注重歷史研究，后者則強調文化的延續性。換言之，民俗研究既注重歷史，也不忽略現實，但從總的方面來看，其研究范圍與口述史學的研究領域是無法比擬的。關于這個問題，下文還將提及。
　　 一
　　前文提到，歷史與文化的交叉點是口述史學和民俗學最為明顯的相異之處，那么反過來講，敘述性則是二者最為顯著的相同之點。毫無疑問，在民俗學眾多的研究領域，敘述性是一種人們公認的傳統因素。之所以稱其為“傳統”，就在于這一特點隨民俗研究的產生而產生，并且在人類社會內部延續了數千年之久，至今仍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民俗學家S.湯普森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民俗學主要是指“沒有文字的人們的文化傳統”（《民俗研究》1996年第2期》）。縱觀民俗學的各個研究領域，如史詩、敘事詩、民謠、民間故事、神話、民間戲劇、傳說、諺語、俗話、宗教儀式、習俗和風格等等，幾乎都是通過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或流傳下來。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人們往往采用民間藝術的形式來保留和發展本民族的文化，文化不發達的落后民族更是如此。從今天的角度看，除了極少數的文獻史料之外，這是保證文化延續性的最為有效的方式。從另一方面來看，由于種種眾所周知的原因，以往的歷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層民眾，因此，占人類大多數的普通人很少、甚至根本沒有留下自己過去的思想、情感、價值觀和世界觀的有關文字記載，而林林總總的民間藝術形式則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由此可見，敘述性是民俗學研究的一大優點。
　　不容置疑的是，敘述性由于其自身的特點已成為口述史學最為明顯的特征之一，它同時也是口述史學當中最為活躍的促動因素。長期以來，國際史學界流行著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歷史研究只能依據文獻史料，人們只能閱讀歷史，“而永遠無法聽到它們”。口述史學則向這一傳統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口述史研究是一種別具一格的治史方法，其特點是以語言形式對歷史現象進行調查研究，這不僅能夠彌補文獻史料的不足，而且還能夠主動地接近和研究歷史。口述史學的這些優點和長處是其他歷史學科所不具備的，其原因在于，口述史研究充分利用了語言的獨特功能，在保留傳統的基礎上不斷有所創新，不斷開拓自己的研究領域，因而能夠在學科林立的國際史學界獨樹一幟。
　　 二
　　筆者曾多次強調，口述史學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而對于民俗學（尤其是民俗史）來說，其客觀性能否經得起人們的檢驗，這的確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口述史學的客觀性可以通過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闡釋。其一，當代口述歷史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現代化的手段向提供歷史見證的有關人員進行口頭調查。從當事人來說，由于他們是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有著親身的經歷和感受，因此，其敘述的歷史事實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實性；其二，就口述史學家而言，由于他們是以觀察者的身份參加取證工作的，因此，他們在訪談和取證時自然地保持觀察者的客觀立場，同時也不會提出新的憑證。這樣，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流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其三，歷史研究僅僅依靠文字史料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為補充，兩者必須相互印證，才能真正地還歷史以本來的面目。只有這樣，口述史研究乃至口述史學的客觀性才能夠得到保證。
　　由于歷史和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原因，民俗學（包括民俗史）的研究對象多以民間藝術的形式出現，因而其內容的可信性往往會受到人們的質疑。例如，許多神話、民間故事和傳奇故事的背面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長而又復雜的人類歷史，這在古希臘、印度、愛爾蘭和中國等國家尤其是如此。然而，這些神話和故事都是從極其遙遠的古代流傳下來的，由來已久的宗教傳統、崇拜英雄的心理活動及其他因素對其產生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假設我們拋開藝術，只談理論，那么，即便是一些與之相關的理論問題，其客觀性和科學性也是人們經常爭論的話題。芬蘭學者塞波·克努蒂拉在1996年4月發表的《地域意識論與民俗學》一文中這樣寫道：“從民俗學文化研究的觀點看，心態屬于歷史研究的范疇。民俗學者并不受下列事實的困擾：在許多方面的歷史研討中，心態被看作是不清晰和非科學的。其實，在人文科學的文化研究領域，任何關鍵性的概念本身也無清晰或模糊可言。文化本身就是一個時常眾說紛紜的題目。民俗學者一直被迫考慮心態的綜合性質及其與精神的復雜性、多變性和獨特性的相互關系。”
　　這段語錄似乎給了我們一個啟示：這其中也許存在著一個誤區。如前所述，口述史學注重歷史研究，而民俗學則偏重于文化研究。這是兩個各不相同的范疇，然而，也是兩個相互重合的圓。
　　 三
　　從某種意義上說，口述史學和民俗學是新史學和總體史學影響下的產物，其鮮明的社會性是廣為人知的。總體史學的代表人物M.布洛赫曾直截了當地說：“唯一的真正歷史，乃是總體的歷史。”“總體歷史”意味著對作為歷史主體的人的全面認識。布洛赫認為，歷史研究必須從實證主義史學和經驗主義史學的封閉模式中解脫出來，走向下層民眾，走向社會生活。他的代表作《11—18世紀法國農村史的獨特性》一書考察了移民方式等一系列為傳統史學所忽視的問題，在總體上揭示了法國農村的歷史特征，從而進一步拓寬了歷史研究的視野。
　　口述研究的主要對象是廣大的民眾，這也是當代國際史學界十分關注的熱點問題。我們不妨以美國為例。美國是口述史研究開展得較為活躍的國家之一，其研究范圍從社會史、婦女史、家族史、礦工史到社區史、人口史和種族史等等，幾乎將各個階層的民眾都納入到歷史研究的范圍。口述史學家毫無隱諱地宣稱，證言也可以來自下層的非特權階級，這樣，口述史學家就向那些被看作是定論的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英國口述史學家P.湯普森指出，口述史學的最大作用在于，“它給了我們一個機會，把歷史恢復成普通人的歷史，并使歷史與現實密切相聯”。總之，口述史學鮮明的社會性給當代史學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與此同時，民俗學研究也將目光投向了來自社會底層的廣大民眾，這也是當代民俗研究的一個突出特點。為數眾多的民間故事、民謠、諺語和俗話等等均取材于民間的現實生活，而這些為民眾所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和內容又掌握在廣大民眾的手中，并且通過口述的形式（還應包括文字資料）世世代代地相傳下去。真可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傳之于民”。風俗和習俗自然也不會例外，它們是各階層的民眾在數千年的社會生活中逐步形成的，集中體現了一種不可逆轉的文化慣性。從歷史學的角度講，人民群眾是歷史的主體，走向民眾（尤其是下層民眾）就能夠真實地再現歷史。毋寧說，失去了社會性這一特點，口述研究和民俗研究的生命也就走到了盡頭，這一點已為史學研究的實踐所證實。
　　 四
　　較之于現代歷史科學的其他分支學科，口述史學無疑是一門典型的具有獨立性質的交叉學科，其研究范圍相當廣泛，幾乎涉及到現代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根據筆者目前掌握的資料，在經濟史、科學史、政治史、社會史、勞工史、文學史、家族史、婦女史、企業史、部落史、宗教史、種族史、城市史、社區史、音樂史、繪畫史、戲劇史、電影史、電視史、軍事史、系譜學等史學研究領域，口述研究開展得較為活躍。
　　口述研究的綜合性質是由其自身的特點所決定的，不言而喻，其敘述性和社會性的特點決定了它的廣泛性。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為現實服務，為解決現實問題提供歷史依據，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和多層次的問題；另一方面，口述史學家搜集史料的方法與眾不同，相對而言（較之于文獻史料），史料的獲取也較為容易。毋庸置疑，這也為口述研究的廣泛性提供了條件。
　　民俗研究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研究范圍也是相當寬泛的。民歌、民謠、民間戲劇、民間故事、寓言、傳奇和傳說、諺語、謎語、俗話、史詩、敘事詩及敘事活動、民間舞蹈、民間繪畫和工藝、民間音樂、系譜、家史、傳記、神話、宗教儀式、各種風俗和習俗等等均屬民俗學的研究范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研究范圍（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學顯然不及口述史學。然而，出于種種原由，民俗學的許多研究課題卻難以成為口述史學的研究對象，如傳奇、傳說、神話、寓言、史詩、諺語和部分民間故事，這也許是民俗學本身所固有的文化傳統所致。
　　 五
　　民間藝術的形式多種多樣，其特點是生動、活潑，具有悠久的文化傳統，易于在民間廣泛流傳。但是，由于這些藝術形式涉及面較廣，因此，其內容顯得十分龐雜，難以形成獨立的體系，這一點與口述史學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在談及這一問題時，西方許多著名的民俗學家著重指出，民俗學的研究對象十分重要，毋庸置疑，這給民俗研究增添了不小的難度。例如，民間創作的隨意性很大，有些藝術形式往往經不起歷史的考驗，僅僅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模糊印象。從另一方面來說，許多經過千錘百煉而得以保存下來的藝術形式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個別形式甚至能夠繁衍出上百種變體，其演變過程同樣是相當復雜的。
　　缺乏第一手資料是民俗學家普遍面臨的十分棘手的問題。民俗學家S.湯普森認為，民俗研究的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原始資料的搜集。然而，民俗研究內容的龐雜直接導致了研究人員的龐雜，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不盡相同，搜集到的口述資料不可能是完整的。此外，有限的文學資料必然顯得雜亂無章，既缺少條理性，也缺乏系統性。最近，筆者有幸參加了一次大型國際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主題僅僅是民俗研究的一部分內容。與會的專家和學者分別來自各個研究領域，其中包括歷史學家、文學家、民俗學家、語言學家、人類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藝術家、畫家、攝影家、工藝美術家等等。這些來自方方面面的專家在民俗研究的旗幟下“最終走到了一起”，這種現象確實值得人們深思。總而言之，劃定學科范圍，選擇研究方法，確保第一手資料的完整性和系統性，所有這一切是民俗學界的當務之急。
　　口述史研究與民俗學研究有所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首先表現在資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學家往往要制定出較為詳盡和目的明確的訪談計劃，計劃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資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因而也就顯得較為完整和系統。總之，口述憑證的獲取是以資料翔實為基礎的。除此之外，如果訪談取證的結果不盡如人意，口述史學家還可以擴大范圍，圍繞同一個主題進行多次調研，直到獲得滿意的結果為止。這樣一來，口述史學家便能夠主動地接近和研究歷史，而不是僅僅依靠有限的文獻和其他文字資料，這就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那種傳統的研究模式。
　　 六
　　早在本世紀初，英國的人類學家便提出了“文化遺留物”的理論，在他們看來，現存的民俗可以被視為遠古文化的遺留物。今天看來，這種觀點顯然失之于偏頗。眾所周知，民俗乃歷史的積淀，一個民俗學家必然是文化學家，因為民俗集中反映了民間的文化。一個民族的文化的發展是極為緩慢的，但文化有其特有的慣性，因此，文化的延續性是不容置疑的。從嚴格的意義上講，民俗學家關注的是整個文化的發展進程，即注重歷史，也不忽略現實。巴西民俗學家埃絲特·巴羅尼斯·卡爾文斯基教授指出：“民間文化的定義、觀念和研究領域，依國家和地區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范圍也可大可小。……無論理論定義如何，民間文化都反映了生活的本來面目。”顯然，這一論點與上述觀點不謀而合。民間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盡管它不是一個十分清晰的概念，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它是歷史與現實的統一。
　　口述史研究是歷史科學研究多元化的產物，口述研究的目的是與文獻史料相互印證，從而真實地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是口述史學本身的客觀性所決定的。例如，家族史既是民俗學的主要研究對象，又是口述研究最為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一般而言，普通民眾的家庭（包括家族）很少留下見諸于文字的歷史記載，而現存的文字資料又往往具有一定的傾向性。因此，其客觀性便大打折扣。由此可見，口述研究所起的作用是其他研究所不可替代的。在家族史研究領域，許多案例研究主要取決于有關口述憑證的搜集和整理，換言之，家族史研究的質量主要取決于口述史料本身的質量。然而，在同一個研究領域，民俗學則側重于研究民間流傳下來的家族史。肯尼亞學者米維卡利·基埃蒂認為，家史的特征并不存在于書面的形式，在所有講匈牙利語的地區都可以發現家史。家族成員通過講故事的形式將家史傳給下一代，這些故事往往能夠刻畫人物的完整個性，塑造人物的傳奇人生。朱莉安娜·奧爾西博士更是直截了當地說，家史記錄也是一種藝術形式。總之，這類家族史一般都具有傳奇色彩。
　　 七
　　方法論研究是科學研究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依筆者之見，理論框架及其模式、概念分析和研究方法是學科構建的重要環節。正是由于不同的研究方法被引入各個研究領域，為數眾多的分支學科才能夠最終確立自己的“合法”地位，民俗學（現代意義上的民俗研究）和口述史學自然也不例外。民俗研究經常采用的研究方法有實地研究法（亦稱“田野作業法”）、民俗調查法、口頭咨詢法、“采風”等等，并伴之以現代化的技術手段（其中包括音像技術）。當然，這些研究方法多為“舶來物”。值得一提的是，人們萬萬不可忽視對文獻資料的分析和利用，這一點已為民俗研究的實踐所證實。如果不借助文獻，而僅僅通過口述資料，人們自然無法知道民間藝術形式的原型，無法了解這些原型的變化規律，無法知曉風俗、習俗乃至藝術形式的發展趨向。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民俗研究也就無從談起。
　　口述史學的研究方法較為獨特，簡而言之，它采用和綜合了多種方法。除了綜合分析方法和比較方法之外，人類學、社會學和信息學的若干研究方法也被人們廣泛利用。就口述史研究而言，口述憑證的搜集是整個研究工作的基礎，訪談則是口述史學家和其他歷史學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此外，還有幾種可供選擇的方法。歷史學家可以從現存的各種各樣的文獻資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這種方法常常能夠使歷史學家輕而易舉地獲取他們所需要的有關歷史資料。另外，利用報紙專欄開展征詢調查，也是一種搜集口述史料的有效方法。英國歷史學家H.梅休認為，這種方法既能夠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還可以擴大社會調查的范圍。
　　除了史料搜集工作之外，口述憑證的整理和利用對整個研究工作來說也是至關重要的。整理的目的在于利用，為有關的歷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據。對于研究人員來說，這是一項難度很大的工作，同時也必須采用多種研究方法。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搜集工作還是整理工作，先進的音像技術和現代化的通訊手段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工業發達的西方國家尤其是如此。
　　 八
　　民俗研究的實踐表明，現代民俗研究不僅繼承了古代研究的傳統，而且為適應新的歷史條件不斷創新和改進，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時至今日，國外的民俗學組織已遍布世界各地，相關的學術成果也屢見不鮮。民間文化集中體現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知識，這種文化必須長期保持和發揚光大，因此，民俗學研究的意義非同尋常。
　　口述史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從創建到今天屈指數來不過半個世紀，但其影響卻是巨大和深遠的。口述史學的問世表明，史學領域出現了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究其原因，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加以概括。首先，絕大多數歷史學家長期以來都將目光投向文獻史料，而口述史學的出現則打破了這種舊有模式，向幾千年的傳統史學觀念提出了挑戰；其次，口述史學是現代歷史科學長期發展的必然產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研究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具有頗為濃厚的“后現代”色彩；再者，以往的歷史研究很少提及下層民眾，正所謂“英雄創造歷史”。隨著社會的進步，時代呼喚著史學研究出現新的變革。從另一個角度講，人民大眾是歷史的主體，因此，那種無視普通民眾的史學研究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從這些意義上說，口述史學的影響無異于一場革命。毋寧說，這一革命還在繼續。時至今日，我們已經看到了這場革命的結果。
國外社會科學京31-36K1歷史學初雪19971997本文就口述史學與民俗學的性質、對象、目的和方法等問題作了比較分析。作者在談及這兩個鄰近學科之間的界限時，力圖說明和闡釋二者的理論框架及其模式。口述史學和民俗學是社會科學多元化發展的產物，就其本質而言，二者的性質和目的各不相同，但研究內容多有重合。口述史學的問世表明，史學領域里出現了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民俗史 民俗學 口述史學 新史學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信息中心 作者：國外社會科學京31-36K1歷史學初雪19971997本文就口述史學與民俗學的性質、對象、目的和方法等問題作了比較分析。作者在談及這兩個鄰近學科之間的界限時，力圖說明和闡釋二者的理論框架及其模式。口述史學和民俗學是社會科學多元化發展的產物，就其本質而言，二者的性質和目的各不相同，但研究內容多有重合。口述史學的問世表明，史學領域里出現了一場深刻的、根本性的變革。民俗史 民俗學 口述史學 新史學

網載 2013-09-10 20:50:5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