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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226(2007)06-0070-05
　　古代對宋玉的批評，肇始于兩漢，西漢有司馬遷、劉歆、揚雄對宋玉的批評，東漢有班固、王充、王逸對宋玉的批評，然而漢代的評論者并沒有將宋玉作為一個獨立的批評對象，也未能完全從文學的價值取向歷史地客觀地正確地評價宋玉及其作品。延及魏晉，對宋玉的批評，仍然囿于兩漢詩教理念的文學批評觀，并無新見，不過值得一提的是，故楚舊地的人們對本土的辭賦家宋玉極具鄉情，習鑿齒于《襄陽耆舊傳》中首次為宋玉立傳。盡管這篇傳不屬于正史，又距宋玉時代較遠，但參考價值是不可忽視的。及至南北朝時期，對宋玉的批評，才有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突破，這主要表現在劉勰《文心雕龍》的有關宋玉批評之中。
　　劉勰的文學觀念，雖然也主張“原道”、“征圣”、“宗經”，但已同漢儒有了明顯的不同，而是發展了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文學觀，認為“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文心雕龍·序志》）。這里的“文章”是魏晉人的概念，既包括“文”，也包括“筆”，所謂“論文敘筆”（《序志》）[1]727是也。《文心雕龍》涉及到宋玉批評的篇章有：《辨騷》、《詮賦》、《雜文》、《諧隱》、《比興》、《夸飾》、《事類》、《時序》、《才略》、《知音》諸篇，這些篇章均屬于對“狹義文學”的論述。因此，我們可以說，劉勰的宋玉批評，是出于文學視角的批評，這對于兩漢魏晉的宋玉批評來說，應當說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一、騷體文學辨析中對宋玉的批評
　　劉勰《文心雕龍》卷一《辨騷第五》是一篇有關騷體文學的專論，文中論述了騷體文學的產生與發展，揭示了騷體文學的特質，評述了騷體文學作者的風格與得失，旨在辨析漢人對騷體文學的誤評和后世作家在繼承上的偏差。在《辨騷》中，劉勰是在騷體文學發展嬗變中評述宋玉的：
　　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附，雖取镕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游》《天問》，瑰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艷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致；《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艷，難與并能矣。自《九懷》以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郁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代也。[1]47
　　關于騷體文學的開創者，劉勰認為是屈原，所謂“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郁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后，奮飛辭家之前。”屈原而后，能承繼屈原衣缽者唯有宋玉，劉勰不僅將宋玉的《九辨》、《招魂》與屈原《離騷》、《九章》等作品并提，而且強調“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并且指出屈宋共同影響了后世的騷體文學，“衣被詞人，非一代也。”然而后世的騷體作家，或“追風以入麗”，或“沿波而得奇”，僅學到了屈宋的某一創作特點，而不能全面繼承，登堂入室，這無疑是舉例說明前面“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的論斷，進一步評述屈宋所創造的騷體文學的高峰是無人企及的。在《辨騷》中，劉勰首次將屈宋并稱，這是前所未有的。在漢人的眼中，宋玉無論從哪一方面說都不能與屈原相提并論。在人格方面，司馬遷認為宋玉不如屈原忠耿，“終莫敢直諫”（《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在承繼《詩經》傳統方面，揚雄認為屈原之作是“詩人之賦麗以則”（《法言·吾子》），符合儒家美刺的法則，而宋玉之作是“辭人之賦麗以淫”（同上），過度地追求辭藻；在騷體文學的創作成就方面，班固認為以宋玉為首的后世辭賦家，雖“騁極文辭”，但“自謂不能及也”（《離騷序》）；在文學地位與資格方面，王逸認為“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楚辭章句·九辯序》）。至于魏晉之人，更將宋玉視為離經叛道的禍首，“宋玉之徒，淫文放發，……風雅之則，于是乎乖。”（皇甫謐《三都賦序》）那么，劉勰在騷體文學創作上為什么將屈宋并稱呢？究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漢魏之人將“騷”與“賦”混為一談，統稱為“辭賦”，劉勰則分而別之，《文心雕龍》中《辨騷》、《詮賦》可證。其實，這是對漢以來辨體不精的一個糾正，也是暗示不分“騷”與“賦”籠統地批評宋玉作品必然導致認識的偏頗。就宋玉《九辨》、《招魂》兩篇騷體作品而言，并無多少漢人所謂的“淫”的瑕疵。二、以《辨騷》而論，劉勰首先認為漢人的屈騷批評“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鑒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其次，他提出“將核其論，必征言焉”的實證原則，并具體地分析了屈騷的作品（其中含有宋玉《招魂》的分析），認為屈騷既有“同于風雅者也”，也有“異乎經典者也”，從而得出結論，屈騷“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之英杰也”，作出了比較恰切的定位。再次，劉勰指出騷體文學的特點是，“取镕經意”，“自鑄偉辭”，已具有不同于《詩》的個性。這就是說，用“則”或“淫”乃至“諷諭”來評價騷體文學的優劣是不切實際的。三、劉勰避開了人格、地位等問題，僅從作品的內容與藝術切入。這在今天看來，文學即是人學，如此則定有缺失，而在追求形式之美的齊梁時代，這種缺失又是不可避免的。當然，劉勰將屈宋并稱，對宋玉在騷體文學領域地位的提升，雖然有足夠的理由，但也并非無懈可擊，然而“屈”前“宋”后的排位，如不從生年先后而從成就大小上來理解，是可以讓人接受的。事實上，劉勰的屈宋并稱得到了后世評論家的普遍認同。
　　二、賦體文學詮釋中對宋玉的批評
　　劉勰《文心雕龍》卷二《詮賦第八》是對賦體文學的全面詮釋。文章先釋定義，次述萌芽與產生，再次歷數秦漢以來賦體的發展與興盛，及其體例特點的確立，最后描述先秦兩漢十大賦家的特色及魏晉賦家的得失，并分別加以評論。在文章之中，劉勰對宋玉的批評有兩處，一是在敘述賦體文學產生中的宋玉批評：
　　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蒍之賦狐裘，結言短韻，詞自己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也。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遂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詩之原始，命賦之厥初也。[1]134
　　劉勰說，賦“受命于詩人，拓宇于楚辭”，似乎認為賦的產生是多源的，雖語焉欠明，但其意識已接近于今人賦之產生的多源說，比起班固《兩都賦序》所說的“賦者，古詩之流也”，更為接近事實。這一觀點的理論前提是劉勰將“騷”與“賦”視為兩種各具特點的不同文體，從而厘清了屈原與宋玉各有不同的文體創建，屈原作騷，宋玉作賦，這是完全符合文學史實際情況的。劉勰說：“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認為荀子和宋玉是賦體文學的創造者，是他們給這種文體冠以了“賦”的名稱，使這種文體具有了與詩不同的個性特征，更使這種文體流行于世。在總括荀子賦和宋玉賦的共同特點時，劉勰說：“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考查荀子《禮》、《智》、《云》、《蠶》、《箴》諸賦和《文選》、《古文苑》所收的宋玉諸賦，宋玉賦除《笛賦》而外都極其明顯地具有“客主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的特點，至于《笛賦》，雖未用客主問對的結構體例，但在“極聲貌以窮文”方面卻相當鮮明，而荀子賦則“客主以首引”之結構突顯，但“極聲貌以窮文”之鋪采摛文則略遜一籌。看來，劉勰的總結雖兼顧荀子、宋玉兩家賦作，但理當以宋玉賦為主要概括對象。這大概因為劉勰注意到了漢以來散體賦成為了賦體文學主流的事實，而宋玉正是散體賦的創始者。至于荀子之賦，后世鮮有繼之者。劉勰將荀子排名于宋玉之前有兩種可能：或認為荀子長于宋玉；或以為荀子為大儒，所謂“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固巨儒之情”（《才略》）[1]398。
　　劉勰在文章中的另一處宋玉批評，是在他描述先秦兩漢十大辭賦英杰時出現的：
　　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艷；賈誼鳥，致辨于情理；子淵洞簫，窮變于聲貌；孟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云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含飛動之勢：凡此十家，并辭賦之英杰也。[1]135
　　在劉勰的這段評述中，宋玉于十家中排名第二，僅次于荀子，表現了劉勰對宋玉的充分肯定。這里有個問題需要說明，這就是對宋玉賦的“淫麗”之評，乍看，這一評語似引自揚雄《法言·吾子》語：“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細細品味，揚評含有貶意，而劉評卻是肯定的，劉勰以宋玉為“辭賦之英杰”足以為證。以此知，劉勰雖借用了揚雄的評語，但涵義有別。劉勰認為“鋪采摛文”乃賦之本性，所以“立賦之大體”，是“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詞必巧麗。麗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劉勰評宋賦所說的“巧談”、“淫麗”的含義，大概與之接近，旨在強調宋玉開創的散體賦的文學特質。
　　三、“雜文”、“諧隱”述評中對宋玉的批評
　　劉勰《文心雕龍》卷三《雜文第十四》論述了“對問”、“七體”和“連珠”三種文體。在論述“對問”之體時，劉勰認為宋玉是其創始者：
　　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申其志，放懷廖廓，氣實使之。[1]254
　　考宋玉傳世的對問體作品，有《對楚王問》（《文選》）、《高唐對》、《郢中對》（《清抄本〈宋玉集〉》），研究者認為《對楚王問》為宋玉所作，而《高唐賦》《郢中對》乃古本《宋玉集·序》的佚文[2]，劉勰所指即為《對楚王問》，與劉勰同時的蕭統所編之《文選》收有是篇全文，考之文本與劉勰之評述正相吻合。關于宋玉“對問”對后世的影響，劉勰歷數了西漢、東漢及魏晉的十位作家的作品，無論其是“屬篇之高者”，還是其作品“無所取裁”者，都源出宋玉“對問”，“迭相祖述”。除所舉者外，“斯類甚眾”。可見“對問”一體在兩漢魏晉也曾大為流行。關于“對問”一體的文學特征，劉勰指出：
　　原茲文之設，乃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于情泰，莫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1]255
　　盡管劉勰的“對問”體文學特征的概括，是針對其優秀作品整體而言，但是也可視為對宋玉《對楚王問》一文的點評。
　　劉勰《文心雕龍》卷三《諧隱第十五》論述了“諧”與“隱”兩種文體。劉勰認為這兩種文體，或“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或“遁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也”，實“可相為表里者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大有空談戲謔之病，然而“茍可箴戒，載于禮典”，有用于世，“亦無棄矣”。行文之中，劉勰在論述“諧”體文學正面意義時談及了宋玉及其作品：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楚襄燕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并譎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1]270
　　在這段評述中，宋玉和他的《登徒子好色賦》是作為例證出現的，劉勰肯定了《登徒子好色賦》的思想意義，認為它與淳于髡的“說甘酒”都有“意在微諷”之旨。但問題是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并不是“諧”體文學作品，宋玉本人標題稱賦，蕭統的《文選》在收錄該文時也將其列在“賦體”之中。然而，劉勰為什么在談論“諧”體文學時以之為例呢？細讀《諧隱》之文，有兩處評述，可啟發我們的思路：一、劉勰說：“于是東方枚皋，糟啜醨，無所匡正，而詆嫚媟弄，故其自稱為賦，乃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在這里，劉勰認為東方朔和枚皋的賦，雖名之為賦，但實為俳優之“諧隱”之作。考之宋玉《登徒子好色賦》關于登徒子之妻的描寫，確有極盡丑化之詞和登徒子與之共生五子之譏，諧辭之中實具悅笑的成分，然而這段描寫在全篇中所占的比例不大，而宋玉東鄰之說和秦章華大夫之論則決無諧辭，無論誰人，是不會把《登徒子好色賦》劃為“諧”體之作的，劉勰當然也不會。二、劉勰說：“荀卿《蠶賦》，已兆其體。（指“隱”體文學）”這里劉勰承認《蠶賦》為賦體，但它之中的“結隱語”（《詮賦》），已有了“隱”體文學的征兆，這是強調荀賦對“隱”體文學的影響。通過對劉勰上述話語的分析，我們認為，劉勰雖用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賦》為例，但并沒有把它看作是“諧”體之作，僅是因為宋玉此賦有“諧”的因素，如按“荀卿《蠶賦》，已兆其體”的表述推理，劉勰在以宋賦為例之中當含有宋賦影響了“諧”體文學發生的深層寓意。
　　四、“創作論”和“鑒賞論”中對宋玉的批評
　　按照現代《文心雕龍》研究者的分析，《文心雕龍》第二十六至第四十三篇屬于創作論，第四十四至第四十九篇屬于鑒賞論。在這二十四篇文章中，涉及到宋玉及其作品的文字有七條，其中有三條是被劉勰拈來舉證的，它們是：
　　1.宋玉《神女賦》云：毛嬙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麗辭第三十五》）[1]589
　　2.宋玉《高唐》云：纖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比興第三十六》）[1]602
　　3.然而俗監（鑒）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知音第四十八》）[1]715
　　前兩條說明在宋玉的作品中有為劉勰激賞的修辭出色的句子，可見宋玉作品在劉勰的眼中具有典范性。后一條則作為貶低世俗不懂“陽春白雪”的例子，對于宋玉批評無實際意義。下面討論另外四條。
　　劉勰《文心雕龍》卷八《夸飾第三十七》是討論修辭方法夸飾的專論。劉勰認為“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若夸飾能做到“夸而有節，飾而不誣”，就可以取得“發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的效果。在這種語境中，劉勰批評說：
　　自宋玉景差，夸飾始盛。[1]608
　　結合此句的下句“相如憑風，詭濫愈甚”的評述，劉勰對宋玉之夸飾頗有微詞，但并不認為宋玉之夸飾太過，尚未達到“詭濫”的程度。這種評價照比揚雄對辭人之賦不加分析地作出“麗以淫”之說，是較為中肯的。此評與《詮賦》中“宋發巧談，實始淫麗”，是前后呼應的，既指出了宋玉所創之散體賦的文學特征，也直言不諱地揭示了這一特征在后世文學中引發的夸飾“詭濫愈甚”的“麗以淫”的不良傾向。①
　　劉勰《文心雕龍》卷八《事類第三十八》是討論修辭方法“事類”（今稱引用）的專論。劉勰將“事類”分為“略舉人事”與“全引成辭”兩種，并強調此兩種“事類”方法“皆后人之范式也”。在談論戰國至兩漢的“事類”運用情況時，劉勰談到了屈宋：
　　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辭。[1]615
　　劉勰認為，屈原和宋玉的作品多用“略舉人事”（今稱引事）之法，而不取“全引成辭”（今稱引言）之則。從此句下文所舉分析，賈誼、司馬相如多用“全引成辭”之法，而不取“略舉人事”之則，直到揚雄、劉歆才二者兼用，“漸漸綜采矣”。劉勰的評語是在批評屈宋在運用“事類”之修辭方法時，未能“明理引乎成辭，征義舉乎人事”，未能將“事類”的修辭功用盡數發揮。考之宋玉的作品，若《九辯》多引《離騷》、《九章》之成辭，《釣賦》多用堯舜禹湯之人事，并無偏廢。劉勰此評未免偏執。
　　劉勰《文心雕龍》卷九《時序第四十五》是討論時代與文學關系的專論。劉勰認為，“時運交移，質文代變”。他在談到戰國文學時說：
　　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郁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風云。觀其艷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1]672
　　在這里，宋玉是作為劉勰評說戰國時楚文學例證出現的，但對宋玉“交彩于風云”之評，形象而生動。宋玉《風賦》對雄風、雌風的描寫文采飛揚，《高唐賦》對朝云的形容栩栩如生。其中，“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的判斷，也能從時代文化的視角研究文學風格的形成，雖尚不全面，但也難能可貴。
　　劉勰《文心雕龍》卷十《才略第四十七》是評論歷代文學家的專論。范文瀾注引紀評曰：“《時序篇》總論其世，《才略篇》各論其人。”[1]702劉勰在評論戰國時期文學家時說：
　　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睢上書密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世，則揚班儔矣。[1]698
　　在這里，劉勰再一次以屈宋并稱，而且強調并稱的依據是在“楚辭”的文學成就方面。我們可以把此處評論與《辨騷》中“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的評論參互理解，這里所說的“楚辭”就是《辨騷》中所說的騷體文學，可見劉勰將屈宋并稱，并非偶然為之，為行文之便，而是他的一種理性認識。
　　五、劉勰對宋玉的批評確立了宋玉的文學史地位
　　劉勰是南北朝時期齊梁間杰出的文學評論家，他的文學評論著作《文心雕龍》是先唐體系最為完整，結構最為嚴密的文學批評專著。與劉勰同時代的大文學家沈約認為劉勰之作“深得文理”而“大重之”；昭明太子蕭統對于劉勰也“深愛接之”，他所編《文選》的文體分類基本上是遵循了《文心雕龍》的文體分類。劉勰的《文心雕龍》不僅在他生活的時代名重一時，而且在后世更為人所重，被稱之為“藝苑之秘寶”[1]2。因此，劉勰在《文心雕龍》中的宋玉批評，無疑在文學領域發生過巨大的影響。
　　綜合前面的介紹與評析，劉勰的宋玉批評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肯定了宋玉創制新文體的功績；二、揭示了宋玉文學創作的成就；三、確立了宋玉與屈原并稱的文學史地位。關于創制新文體，劉勰指出，宋玉與荀子共同開創了賦體文學，獨創了對問體文學，同時也影響了“諧”體文學的產生。我們認為，其中，對賦體文學的開創意義尤為重大。賦在后來，不僅成為有漢一代的代表性文學文體，而且綿延至清，歷代有作，經久不衰。劉勰對此也有一定認識，他說：“于是荀況《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蔚成大國。”其“與詩畫境”是說賦取得了與詩并行的地位，其“蔚成大國”是對賦盛極一時的描述。宋玉的這種開創之功，顯然不能同與詩、騷、樂府、史傳、論說之外的文體同日而語。關于文學創作成就，劉勰指出：在騷體文學方面，“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宋玉步武屈原也登上了騷體創作的巔峰；在賦體文學方面，宋玉不僅是此體的開創者，而且名列十大“辭賦之英杰”之前茅；在藝術表現方面，“宋發巧談，實始淫麗”，造成漢代辭賦的“夸飾始盛”，可見宋玉是一代文風的開創者，雖這種文風備受后人指責，但劉勰頗能辯證對待，他以為“自天地以降”，“夸飾恒存”，只要“麗詞雅義，符采相勝”，“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亦可謂之懿也”。關于宋玉的文學史地位，劉勰在《辨騷》、《事類》、《才略》諸篇中將“屈宋”并稱，在《時序》中將“屈宋”并提，這是劉勰之前所未有的。品味劉勰之意，主要是依據屈原和宋玉在騷體文學（或曰楚辭）上的成就來評論的。其實，若不論人格品位，僅以文學而論，將“屈宋”并稱是完全可以的，若將宋玉的賦體文學成就也納為比對的內容，宋玉與屈宋并稱的資本會更大些。因此，我們可以說，按照劉勰認定的宋玉創制新體的功績和文學創作的成就，他將“屈宋”并稱，理由是充分的，是符合文學史實的。
　　在上述三個方面的宋玉批評中，劉勰“屈宋”并稱的提法影響最大，流傳最廣泛，也最為人們所認同。這一提法最簡明、最直觀地概括了宋玉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假如你翻檢唐詩、宋詞、歷代詩話詞話、歷代散文，“屈宋”一詞隨處可見，不勝枚舉，于此可見劉勰“屈宋”并提之影響之一斑。
　　當然一位文學家，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如何，至少有兩個必要條件：一是文學家的文學創作確有成就，經得起時代與歷史的考驗；二是文學家的文學作品必須被人們所認識所接受，且能流傳于世。在中國文學史上，有的文學家既名顯當時又流傳千古，如李白；有的文學家雖名顯當世但曇花一現，如魏晉玄言詩的作者；有的文學家雖生前名聲不顯，但后世為人推重，如陶淵明；有的文學家時而被推重時而被謫貶，如永明詩人；甚或有的文學家在當時當世或某一時期為人褒貶不一，如屈原之于漢代。究其原因不在文學家本身，而在于接受者的審美情趣。就宋玉而言，實屬于后世才為人推重者，因為在漢魏之際，雖然評論者并不否認他的文采，但卻譴責他“沒其風諭之義”，是“淫麗”之風的始作俑者，直到齊梁時期才被劉勰所推重，才有了與屈原并稱的新提法，才提升了宋玉及其作品的品位，同時劉勰的這種文學批評導向產生了巨大影響，得到了歷代文人騷客的認同。劉勰及他的《文心雕龍》在宋玉批評史中具有著里程碑的意義。
　　［收稿日期］2007-08-25
　　注釋：
　　①《六朝麗指》引汪容甫《述學》說：“《文心雕龍·夸飾篇》：‘言高則峻極于天，言小則河不容舠。’嘗引詩以明夸飾之義。吾謂‘夸飾’者，即形容也。”汪氏之言可信，讀《文心雕龍》之“夸飾”，切不可簡單地理解為今之修辭格——夸張，而應理解為汪氏的釋之“形容”，即鋪張開來，用各種修辭手法（如夸張、比喻、比擬）去描寫。因此，劉氏所謂的“夸張”與“淫麗”有關，一指行文的方法，一指修辭方法造成的語言效果。
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70～7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剛20082008
劉勰/文心雕龍/宋玉/文學史地位
劉勰《文心雕龍》對宋玉的批評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肯定了宋玉創制新文體的功績；二、揭示了宋玉文學創作的成就；三、確立了宋玉與屈原并稱的文學史地位。劉勰的宋玉批評確立了宋玉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作者：沈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70～74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劉剛20082008
劉勰/文心雕龍/宋玉/文學史地位

網載 2013-09-10 20:5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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