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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意識，是社會心理學的術語，就是指人們對自己身心狀況的認識、評價和控制。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早在《詩經》中就萌發出朦朧的自我意識。到了漢末就更加突出了。具體表現為對生命短暫、人生無常這一古老命題的深刻認識，對人生價值的執著追求。文學史進入魏晉時期，自我意識算是真正地覺醒了。文學從儒家經術中完全獨立出來了，不再只是為“厚人倫，美教化”（《毛詩序》）而立言，而是為文人自己“聲名自傳于后”（《典論·論文》）而奠基。故當時的文人在創作中極力表現自我，發展個性。王粲、曹植等人策足于前，阮籍、嵇康等人繼踵于后。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公然蔑視禮教。要求人格獨立，明確指出：“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主張不應損害自己的個性，而應讓個性自由發展，自覺完善。魯迅先生認為“曹丕時代可以說是文學的自覺時代”[1]，正是從自我意識覺醒的角度來說的。魏晉以后，雖有陶潛、李白等人也強烈要求個性自由，但畢竟是巨聲孤響，影響不大。魏晉時代剛覺醒的自我意識，被傳統的功名思想所取代。“大中以后，詩衰而倚聲作。”[2]詞是在城市經濟比較繁榮，商業比較發達的基礎上興起的，因而詞具有早期市民文學的特征。在詞中，文人的自我意識以一種新面貌出現，即對精神享受的強烈欲求，對個性解放和性愛自由的渴望。這種自我意識到了柳永筆下有了新的發展。
　　在柳永詞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嶄新的、具有抗爭性的自我意識，它表現為詞人對現實自我的不滿和對理想自我的追求。這個理想自我最大的特點是：要求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極力滿足個人的種種需要，對個性自由和人格獨立的孜孜以求。具體表現為：
　　 一、沖破封建道德觀念的束縛，追求精神上的享受
　　翻開《樂章集》，我們目接的是醉人的歌舞酒色，縱溢橫流的情欲。在封建理性占絕對統治地位的社會中，聲色情欲被視為亡國亡身的禍源。充滿儒家正統思想的士大夫君子對此無不深惡痛絕，視為毒蛇猛獸。柳永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縱情于聲色酒樂之中，力求從中找到理想自我的歸宿和人生的真諦。因此，柳永長期浪跡于秦樓楚館，與狷子娼妓為伍，成為聞名一時的風流浪子，如宋代曾敏行的《獨醒雜志》卷四所說：“柳耆卿風流俊邁，聞于一時。”他要求個性絕對自由，精神享受能夠極大限度地獲得滿足。這種浪子思想在《傳花枝》一詞中表露得十分明顯而集中：
　　平生自負，風流才調。口兒里，道知張陳趙。唱新詞，改難令，總知顛倒。解刷扮，能＠①嗽，表里都峭。每遇著，飲席歌宴，人人盡道，可惜許老了。 閻羅大伯曾教來，道人生，但不須煩惱。遇良辰，當美景。追歡買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斯好。若限滿，鬼使來追，待倩個，掩通著到。
　　這首詞是柳永放浪生活的真實寫照。從詞中，我們可以看到詞人的人生觀，那就是“道人生但不須煩惱，遇良辰，當美景，追歡買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廝好。”把“追歡買笑”看作是人生最美好的事。他的理想是希望能夠長期“顛倒”于聲色酒樂之中，盡情享受精神上的刺激和快感。從表面上看去，似乎是消極頹廢，格調低下，然而，其深層卻蘊含著更豐富的內涵。它是一曲浪子之歌，表現了一個流落在社會下層的失意文人的思想感情和人生態度。從中不僅可以看到詞人風流自負、樂觀曠達的精神和及時行樂的思想；而且從字里行間還表露出懷才不遇，老大落魄的牢騷，以及對傳統的禁欲主義思想的沖擊和對封建道德觀念的恣意踐踏。
　　柳永在落拓的一生中，始終沒有放棄歸宿于羅綺叢中的愿望。如《笛家弄》：“別久，帝城當日，蘭堂夜燭，百萬呼盧，十千沽酒。未省，宴處能忘管弦，醉里不尋花柳。”如《夏云峰》：“越娥蘭態蕙心，逞妖艷，昵歡邀寵難禁，筵上笑歌間發，舄履交侵。醉鄉歸處，須盡興，滿酌高吟。向此免，名韁利鎖，虛度光陰。”在詞人的思想意識里，認為人生最大的意義就是宴處有管弦，醉里眠花柳，而“名韁利鎖”卻是“虛度光陰”。因此，詞人將自我存在的價值與聲色酒樂緊密聯系在一起，把精神享受擺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把所有妨礙個性自由的訓條統統置之腦后。
　　 二、對封建功名思想的蔑視，努力完善理想自我
　　由于柳永設計了一個理想自我，因此，他的一切行為都是以實現理想自我這一目標為出發點的。在柳永詞中，我們可以看到詞人為沖破傳統意識的牢籠所作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在詞人踏入仕途以后的作品中表現得更為集中。
　　在封建社會中，封建士子誰不想博取功名以光宗耀祖，封妻蔭子呢？有的人為考取一個進士，不惜皓首窮經；有的人在宦途上雖屢遭打擊，歷盡坎坷，但仍然忍辱負重，以屈求伸。當然，這不能橫加指責哪一個人，主要是由于積久的、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和功名思想的誘惑和圈囿所致。它把封建士子的心靈給腐蝕了，柳永也曾被腐蝕過。他曾數次參加科舉考試，但連連落第，以致“及第已老”。然而又正是由于柳永仕途的坎坷，長期混跡于社會的下層，才使得他能夠發現人生的價值并不在受到“拘檢”的“名宦”之中，而在那逍遙自在的歌樓舞館之中。當詞人的自我意識覺醒后，便對個性自由和人格獨立表現出更為強烈。更為執著地追求。如《尾犯》下片所寫：
　　似此光陰催逼。念浮生，不滿百。雖照人軒冕，潤屋珠金，于身何益？一種勞心力。圖利祿，殆非長策。除是恁，點檢笙歌，尋訪羅綺消得。
　　又如《看花回》：
　　屈指勞生百歲期。榮瘁相隨。利名牽惹逡巡過，奈兩輪，玉走金飛。紅顏成白發，極品何為？ 塵事常多雅會稀。忍不開眉。畫常歌管深深處，難忘酒盞花枝。醉鄉風景，攜手同歸。
　　綜合這兩首詞來看，有三層意思：一是嘆老，感慨光陰無情，人生短暫，表現出一種濃厚的生命憂患意識。二是對功名利祿的鄙薄和蔑視。雖有“照人軒冕，潤屋珠金”之榮華富貴，又于身何益呢？雖有“極品”，又何用呢？這兩個反詰句，強烈地喊出了詞人心中長期淤積的壓抑之情。三是表達了詞人的希冀。詞人十分渴望跳出束縛重重的宦海生涯，去“醉鄉”和“羅綺”中尋找真正的、自由的人性，去覓求超越現實自我的理想自我。
　　柳永在設計理想自我的同時，必然會看到現實自我。當他發現現實自我并非按照自己所設計的理想自我的標準去行動是，也必然會對現實自我產生極大的不滿。如他在《滿江紅》中深沉感嘆地說：“游宦區區成底事，平生況有云泉約。歸去來，一曲仲宣吟，從軍樂。”詞人嚴厲地責問自己：如此為名利而忙碌奔走究竟是為了何事？成了什么樣子？居然把平生的希冀——云泉之約也給忘了。勒令自己速速歸去，宦游之事不可久為。又如《長相思》：“又豈知名宦拘檢，年來減盡風情。”深悔痛惜之情溢于言表。
　　詞人既然產生了不滿和悔恨，就必然導致其抗爭。目的就是要將現實自我與理想自我之間的矛盾調整和統一起來。但由于現實的嚴酷，詞人無法實現這一目的。盡管進入暮年的詞人還說過：“晚歲光陰能幾許，這巧宦，不宜多取。共君把酒聽杜宇，解再三，勸人歸去”（《思歸樂》），但他遲遲沒能歸去。其原因就是，北宋時期，“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思想成了上層社會最普遍的意識。開科取士之風大盛，每次開考取士之多，超過了宋以前的任何一個朝代。就以宋仁宗景ｙòｕ＠②元年來說，“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3]共取進士四百九十九人，諸科四百八十一人。[4]封建士子們都醉心于科舉之業，因為只有考中進士，在仕途上才有出路。封建家長們也是望子成龍之心迫切。柳永偏又出生于一個仕宦書香門第。祖父柳崇“又兢嚴治于閨門”，“諸子，諸婦勤修禮法。”[5]父親柳宜及幾位叔父皆科舉出身。在這樣一個具有深厚儒學傳統的家庭環境中，柳永從小就致力于舉業的學習。他在早年所著的《勸學文》中就說過：“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6]表現出濃厚的功名思想。由于社會與家庭兩方面的原因，迫使柳永只能去順隨流俗，成為現實自我，難以發展為理想自我。盡管如此，在柳永追求理想自我的努力中，卻表現出一定的叛逆性。
　　柳永的自我意識的覺醒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這一過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萌芽階段，表現為對精神享受單純而又強烈的追求。這可以以其早期詞《如魚水》為標志：
　　帝里疏散，數載酒索花系，九陌狂游。良辰對珍宴惱，佳人自有風流，勸瓊甌。絳唇啟，歌發清幽。被舉措，藝足才高，在處別得艷姬留。
　　浮名利，擬拚休，是非莫掛心頭。富貴豈由人，時會高志須酬。莫閑愁，共綠蟻，紅粉相尤。向繡幄，醉倚芳姿睡，算除此外何求。此詞不僅是詞人對自己年輕時“數載酒索花系”的“狂游”生活的一個總結，也是詞人年青時的人生觀和生活理想的綜合反映。詞人所追求的不是功名富貴，相反地，他要把“浮名利，擬拚休。”他所追求的是：“綠蟻”（酒），“艷姬”（色），“清歌”（聲），并公開表示：“除此外何求！”這就表明，詞人對聲色酒樂的欲求并非只是出于生理本能的需要，而是受諸理智的驅使，具有明顯的自覺性。其目的就是想于歌酒紅粉之中覓尋心靈上的慰藉，爭取一個獨立，自由，完整的理想自我，以擺脫傳統意識和傳統生活規范的束縛。
　　這一階段，詞人的自我意識還僅僅是停留在對聲色酒樂的單純迷戀之上。只表現對封建名利思想和封建道德觀念大膽而又簡單地對抗，還未上升到對整個封建意識的叛逆。
　　第二階段是發展階段，表現為對封建功名思想和科舉制度的公然嘲弄，開始與封建意識發生自覺性的叛逆。可以以其落第詞《鶴沖天》為標志：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云便，爭不恣游狂蕩。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據南宋吳曾說：“進士柳三變……嘗有《鶴沖天》云：‘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仁宗）及臨軒放榜，特落之，曰：‘且去淺斟低唱，何要浮名’。景ｙòｕ＠①元年方及第，后改名永，方得磨勘轉官。”[7]此詞本為柳永的落第之作，后又因此詞而落第。可見柳永的宦運仕途是何等的維艱。原因就是這首《鶴沖天》嘲弄了封建科舉制度，使宋仁宗龍顏大怒，將柳永除名黜落。詞人一生皆為詞名所累，“奉旨填詞柳三變”[8]的自許聲中，雖帶有一定的諷刺意味，但更多的是詞人的憤懣和酸楚。這首詞的上片抒發了詞人落第后的牢騷和懷才不遇的憤慨。下片表現出詞人決心歸宿于“煙花巷陌”、“丹青屏障”，與封建道德和功名思想相對抗的叛逆精神。他把“淺斟低唱”與功名對立起來，并毫無猶豫地選擇了前者。決意到“煙花巷陌”中去尋訪“意中人”，到“丹青屏障”內去覓求“平生暢”的“風流事”，到下層妓女中去尋找理想自我的歸宿。這種行為對于封建道德和傳統思想來說，是不可容忍的，受到“留意雅儒，務本理道”的統治者的黜落。但我們應該看到，柳永這種離經叛道的精神，在封建社會里是難能可貴的。
　　第三階段是覺醒階段，表現為與整個封建意識背道而馳，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追求對現實的超脫。可以以其宦游詞《鳳歸云》為標志：
　　向深秋，雨余爽氣肅西郊。陌上夜闌，襟袖起涼＠③。天末殘星，流電未滅，閃閃隔林梢。又是曉雞聲斷，陽烏光動，漸分山路迢迢。 驅驅行役，苒苒光陰，蠅頭利祿，蝸角功名，畢竟成何事？漫相高！拋擲云泉，狎玩塵土，壯節等閑消。幸有五湖煙浪，一船風月，會須歸去老漁樵。
　　在此詞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詞人鄙夷功名利祿，厭惡宦游生涯的心情，并發出了“畢竟成何事”的感慨和“漫相高”的棒喝。對荏苒而逝的光陰，等閑消損的壯節，感到深深的痛惜；對“拋擲云泉，狎玩塵土”的現狀感到沉痛的悔恨。全詞反映出詞人因誤入歧途，夙愿難償，自由的個性和獨立的人格為嚴酷的官場戒律所束縛和扭曲而產生的苦悶心情。詞人多么渴望能象春秋時的范蠡那樣，攜西施而去，泛筏江湖，過著與漁樵為伴，與風月為友的自由生活。因為北宋仁宗的時期，朝廷嚴格規定官吏不準“逾濫”，即不準與妓女發生性愛，否則，就要受到罷官除名的處罚。[9]因此，進入仕途后的柳永，就不得不拘檢行為。壓抑個性，“拋擲云泉”了。但習慣于迷戀花酒，流連坊曲而又以之為理想自我之歸宿的柳永是難以忍受這種壓抑的，因而他力求尋找一個超脫的境界——“五湖煙浪，一船風月，會須歸去老漁樵”以圖解脫。盡管柳永最終沒有歸隱于江湖山林，但他敢于否定封建功名思想，要求與上層社會決裂，維護個性的自由，人格的完整，從這點上看，確實為一般的封建文人難以企及。
　　柳永自我意識發展的三個階段并非直線上升的，他雖迷戀歌舞酒色，并聲稱“除此外何求”，但他對功名還是很追求的，如《柳初新》一詞，就表露出詞人中第后的狂喜心情。他雖曾大膽宣言：“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但事實上他仍遲遲不舍得換，而且在及第以后，還強烈希冀進用。陳師道在《后山詩話》中曾記：“仁宗頗好其詞，每對酒，必使侍從歌之再三。三變聞之，作宮詞號《醉蓬萊》，因內官達后宮，且求其助。仁宗聞而覺之，自是不復歌其詞矣。”柳永為官也很清簡，頗有政績，故祝穆稱他為“名宦”。[10]這一切正反映出柳永的自我意識中充斥著理想自我與現實自我的矛盾沖突。也正是這一矛盾的沖突，才導致了柳永一生的悲劇結局，同時也鑄就了柳永的不朽。他獻給當時和后代大量的優秀作品，以滿足人們審美的需要，并取得了“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11]的榮盛之譽，博得了人們的仰慕和懷念——“吊柳會”。[12]這正是柳永自我價值的最大實現。在文學史上，能象柳永詞這樣流傳之廣，影響之深，恐怕還為數不多。
　　毋庸諱言，柳永的自我意識，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浪子式的反抗意識，帶有一些消極的因素。譬如，他在發泄自己懷才不遇的憤懣和不平時，用的是一種偏激，甚至是走極端的方式，即用縱欲主義的思想和行為去與傳統禁欲主義思想，乃至整個封建意識抗爭，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容易引導人走向消沉頹廢甚至墮落，更不可能激起人們對封建制度的憤慨和懷疑。況且，封建的倫理道德中畢竟還有一些合理的因素。從這點上說，柳永的叛逆精神有時確實走向了極端。然而，我們又必須看到，這種享樂思想并不是孤立地出現的，與當時市民意識方興未艾的社會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其意義不能與沒落階級的享樂意識等同視之。
　　生活在封建理學興起時代的柳永，為什么能夠出現嶄新的自我意識呢？這主要是由于社會和個人兩方面的原因所致。
　　從社會原因來看，是時代造就了柳永。北宋時期，經濟普遍趨于繁榮。尤其是汴京（開封）不僅是全國最大的都市，而且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據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記載：當時汴京有內外兩城，內城方圓二十里許，外城四十余里，出了外城仍是一派繁榮景象。“新封丘門大街兩邊民戶鋪席，外余諸班值軍營相當對，至門約十余里。其余坊巷院落縱橫萬數，莫知紀極。處處擁門各有茶坊、酒店、勾肆、飲食、市井經濟之家。”“夜市直至三更盡，才五更又復開張。如要鬧市去處，通曉不絕。”[13]隨著經濟的繁榮，商業的發達，市民階層也迅速地壯大。據周寶珠先生考證：“北宋后期，東京約有一百五十萬人左右。”[14]估計在柳永所處的時代也不會過多地少于這個數字。其中絕大部分當是市民。在生活富裕的前提下，整個市民階層，乃至整個社會都在追求物質和精神的雙重享受。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序言中說：“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干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馳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整弦于茶坊酒肆”。由此可見，柳永對歌舞酒色的迷戀，是受時代風尚的影響。
　　隨著市民意識的加強，反映市民要求和愿望的市民文學也產生了。市民娛樂的場所——勾欄瓦肆、歌樓舞館也紛紛出現了。如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所描繪：“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瓦肆中表演的節目也很豐富，有說書、小唱、嘌唱、雜劇、木偶劇、雜技、散樂、影戲、諸宮調、說唱等。[15]這些都是反映市民生活情趣和審美理想的民間通俗文藝，表達出市民階層要求個性解放、性愛自由的愿望，如《碾玉觀音》、《金明池吳清逢愛愛》之類的作品。它以一種浩蕩之勢，向傳統的思想意識和封建道德觀念進行沖擊。如宋代吳自牧在《夢粱錄》卷十九《瓦舍》中所說：“瓦舍者……不知起于何時，頃者京師甚為士庶放蕩不羈之所，亦為子弟流連破壞之門。”一些受封建意識束縛較弱的文人，在這種沖擊下，必然要受到震動，進而對自我存在的價值產生新的認識，其人生觀也在發生新的轉變，以致其自我意識獲得更進一步地覺醒。因此，在他們的作品中表現出一種反傳統意識的新意識。如《樂章集》、張先詞、歐陽修詞、晏幾道詞。
　　北宋時期，封建理學已經興起，到了仁宗朝，號稱理學先驅“宋初三先生”的胡瑗、孫復、石介都廣泛招徒講學，其勢方熾。他們特別推崇董仲舒、韓愈，大力宣揚儒家道統——倫理綱常，主張用儒家之道來束縛人之情欲：“是喜怒哀樂合于中也，則就之；是喜怒哀樂不合于中也，則去之。”[16]所謂“中”，就是中和，被理學家們視為道之極致。“宋初三先生”的理學思想深受統治階級的贊賞。他們在朝廷重臣的推薦下，都參政于朝廷。這樣一來，封建理性占據了思想領域的統治地位。當時的文人在巨大的思想重壓下，必然引起分化。有的樂意接受理學思想，并從中推波助瀾；有的因精神壓抑而感到苦悶傍徨，他們往往在詩文中表現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而在詞中卻變得情意纏綿，甚至哀艷動人；有的不甘受封建理學的奴役，在這一思想高壓下產生了強烈的逆反心理和抗爭意識。他們運用詞這一新興的文學樣式來抒發自己要求個性自由、人格獨立的愿望。但在強大的封建意識面前，他們的抗爭往往是失敗的，因而他們常常發出痛苦的呻吟和哀嘆。柳永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
　　再從個人方面來看，柳永身上存在一些內在的能動因素。他有放蕩不羈的性格，“風流俊邁”[17]的氣質，“善為歌辭”[18]的才華；“好為淫冶謳歌之曲”[19]的情趣愛好。這一切都是與封建理性格格不入的，是導致柳永與傳統意識相背離的先決條件。再加上柳永在仕途上的失意落拓，使他對功名感到心灰意懶，從而驅使他“多游狹邪”，[20]浪骸于秦樓楚館之中，在不幸的下層妓女身上尋找解脫，尋求理想自我。
　　由 于客觀和主觀兩方面的原因，使柳永由一個仕宦書香門第的紈绔子弟成了封建社會的不肖之子；從一個受過儒家正統教育的士子，成為一個輕薄功名，蹂躪封建道德的浪子。雖然受諸歷史條件的限制，柳永并沒有完全成為封建社會的叛臣逆子，只表現為一定程度上的叛逆，但他敢于沖破傳統意識的束縛，追求自我存在的真正價值，是值得稱贊的。
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80-8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龍建國19971997柳永 自我意識 現實自我 理想自我 叛逆精神龍建國，男，1957年生，1988年畢業于貴州師范大學中文系，獲碩士學位，現為信陽師范學院中文系副教授，著有《唐宋詞藝術精神》、《柳永詞譯注及集釋》等。（信陽市 464000） 作者：信陽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80-85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龍建國19971997柳永 自我意識 現實自我 理想自我 叛逆精神

網載 2013-09-10 20:5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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